[李津逵]:
   今天，我们的社会城市化已经滞后于经济化，背对农民和背对农村的城市化，排斥民间参与分享的城市化，叫做国家城市化，是延续国家工业化造成的城乡二元结构。通过保留集体实现土地统购统销，以城市规划实现空间的计划经济，超越发展阶段的城市规划与建设标准。
   大家看，有很多人奇怪，深圳市何以能够在一百万人口的规划的城市中间竟然住进了一千万人？也有很多人说，为什么深圳的城市规划中在法律的层次上有这么多的偏方？恰恰这些偏方由于农民的参与才把九倍于原来规划的人口放进了这个城市。我们大家从这个图上可以看到，深圳一个村子的产权的复杂性，假如这个村子的产权是单一的国有就没有今天的深圳。我们也可以看到，深圳某一个街道办的治安力量，民警在最左边，只有二百个民警，其他都是群防队员、民防队员，都是街道和村集体供养的治安力量。所以在深圳、东莞报案，实际上基层社区管理是二元公共经济，农村集体发挥着重要作用，单一国有化的城市在深圳和东莞我们没有看到。
   简单地说，国家城市化都有哪些危险呢？第一，政府公司化的危险。四川、重庆的一些相关事件，定州事件、汕尾事件都超出了国家赔偿能力。
(2006-02-18 10:55:47)
[李津逵]:
   第二，土地剪刀差的危险。以每亩地城市政府付出10万元计，未来1.5亿亩地进城将为城市政府带来15万亿的预算外收益，从农村减到城市，这样巨大的差别是减去一个农业税就能够反哺的吗？
   第三，社会城市化滞后的风险。最近巴黎郊区大规模骚乱已经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国际化大都市并不是没有阴暗面的远景。
第四，过度消耗资源的危险。重要矿藏在世界储量的占比又非常低，国内能源报告都说国内能源材料全面紧张。
   随着比较高增长率的GDP，我们到底是能够换来一个比较高的财富的积累，还是一个比较低的财富的积累？关键看我们的城市化中间的这种模式。我们到底是以一个狗熊掰棒子的方式还是不断积累的模式来发展我们的城市？
   现在最可怕的事情就是在城市化中间，我们大量采用的是所谓推土机的思维和炸药包的思维。因为我们每年计算到GDP中间的那些建设量可能不是一个简单的建设，可能包含着巨大的破坏。
(2006-02-18 10:59:29)
[李津逵]:
   在加速城市化中间如何构建和谐社会？我们今天进入了加速城市化的阶段，这个阶段社会不和谐。英国在这个阶段出现了恩格斯所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本来想放给大家一段简短的录像，这段录像就是深圳市的一个城中村改造，叫渔农村的爆破。这个房子炸的不是二百年的房子，也不是二十年的房子，是刚刚建成不到二年的房子，看看房子的结构，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炸的并不是一堆豆腐渣工程。这些楼炸倒了以后，都是原封不动的结构。
   加速城市化阶段，英国出现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由此写了《共产党宣言》；在法国的加速城市化阶段出现，由于奥斯曼十八年的改造引发了巴黎公社起义；在美国出现了工人的超时工作引发的“五一大罢工”。
(2006-02-18 11:01:58)
[李津逵]:
   我的建议是，第一全面总结发达国家城市化的经验教训，系统地编译城市科学名著。去年刚刚翻译出版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在很多城市规划的前辈和开发商中都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第二，建议客观监视城市化过程中间的经验教训，比如说小城镇建设、旧城改造、开发区的建设等等，都没有系统的梳理和监督。
   在这个基础上开展城市化战略研究，产业空心化、贫民窟的规律、流动人口等等。
(2006-02-18 11:03:59)
[李津逵]:
   没有监督回顾的过程，我们就会盲目推出新的战略，新的战略到底什么内容都不清楚的时候，中央电视台已经系统地向全国介绍经验了。
   加强中央对城市化的领导。由于是全民族的一个大搬家，一定要协调全国的这种行为，重构各级政府城市化中间对流动人口、对失地农民指出责任，统筹协调法律修编，比如说选举法，流动人口有没有选举法？管理法，村改居是什么关系？比如说税法，打工者，在政府公共支出中什么时间才能享受到应该享受的公共支出？比如说社会保障法等等。核心还是还农民土地发展权，使他们共同分享城市化。
(2006-02-18 11:05:29)
[李津逵]:
   各位，许多年来，西方的福利经济学在如何济贫和发展中有很多新的探索。谢若登认为，济贫的关键在于给穷人留下一块资产，索托说，资本主义在西方成功而没有在东方成功的关键就是东方国家穷人的资产是死资产。中国城市已经有了很多给弱势群体留下一块资产，并且能够盘活的有益探索，比如说昆山鼓励农民发展房东经济，东莞城中村作出的巨大贡献，比如说广东省开始集体用地的流转，探索集体建设用地与国有建设用地的同地同价同权，浙江省千百万工程中还农民宅基地和房地产开发的土地一样的权利。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感觉在我们的基层，在民间是充分有着和谐城市化智慧的。启动这种民间的智慧可能是未来走向和谐城市化的关键。
   谢谢！
(2006-02-18 11:07:12)
[主持人]:
   谢谢李津逵先生，李津逵先生精彩的报告使我们联想到刚刚发言的高尚全院长，高尚全院长的发言中有一个核心，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农民是建设的主体。而李津逵先生提出了一个改变片面国家城市化的思维，而使市民参与到城市化的进程中。
(2006-02-18 11:09:06)
[陈志华]:
   我经常在农村生活，刚才提到城乡建设，特别是农村建设，首先不是造房子的问题。刚才一说乡村建设，大量的注意力就放在了造新房子上。实际上我觉得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是发展经济，这个经济需要很大的创造性。比如说，山东种桃子发财了，于是山西赶快种桃子，等山西的桃子结出来了，桃子已经不值钱了。这种情况太多了，上次在陕西也是这样，别处种苹果发财了，于是很穷的几个县赶快种苹果，是一种很落后的品种，我们说为什么不种富士，他说富士要高中生才会种，俺们不会，所以还种老品种，等到上市了卖不出去了。所以，发展经济是一个很大的、需要研究的问题。我们在安徽也看到了，推广美国的油菜种子，长的又高又大，但是农民的油菜已经这么高了，季节已经过了，一声令下，大家把所有的油菜都拔掉，重新种美国的油菜，季节过了，长不出来了。
   所以，发展经济是第一位，而农业经济怎么发展确实是大的学问问题，非常大的学问问题。这个问题需要深入的研究，而且研究的很具体，究竟农业生产怎么去搞。
(2006-02-18 11:09:41)
[陈志华]:
   农村的发展，除了经济以外，就是一个教育的问题。现在农民竞争力很差，重要的一条就是教育问题。他确实是不懂，搞不清楚，像刚才我说的种苹果，就说俺们不会，实际上就是剪枝的问题。所以，教育是大的问题。不要以为他几辈子种地，真正要发展经济，几辈子的经验还是不够的，需要有新的东西。这里面牵涉的东西就很多了，比如说退耕还林，农民对退耕有兴趣，还林，他把政府给他的一捆一捆的树苗都当成柴火烧掉了，根本不种，这都需要很好的研究。
   第三个是医疗的问题。在山里，青山绿水太美了，离城镇很远，生病了怎么办？牙疼了怎么办？农民怎么回答？说我们这里青山绿水很卫生很少生病，如果生病了怎么办呢？就忍着吧，等着吧。所以说，不是首先盖多少多少房子。前些年，乡村建设的时候有这种东西，比如说造成像兵营似的，全村上百栋都一样，北京郊区也有，江南地区也有，都造兵营式的，最多两三个模式，横平竖直地那样造。我有一个老同学也搞乡村建设，已经退休了，年纪很大了，他是一栋一栋房子地设计，他说很多地区一个地方最多两三个方案就造，造出来很浪费，也不好用。我们说话比较文明，这是兵营式的，老百姓说话不会那么客气，说是人民公社的养猪场，比我们说的难听多了。所以房子建设又是一个大问题。房子建设最可怕的是什么呢？非常容易引起政绩工程，一造一片，因为他造房子快，照相又很快。
(2006-02-18 11:11:50)
[主持人]:
   陈志华先生长期奔走于乡村，了解农村的情况。
   下面请世界卫生组织驻华首席代表贝汉瑞先生，他发言的题目是“二十一世纪健康城镇化展望——中国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2006-02-18 11:14:12)
[贝汉瑞]:
   谢谢，尊敬的代表，女士们、先生们，早上好！
   我谨代表世界卫生组织向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组织这次非常及时以及重要的会议表示衷心的祝贺。
   城镇化一直是一个强有力政治经济社会的动力，它决定了人类的命运，在历史长河当中一直如此。尽管如此，人们常常不能很好地理解或者认识城市化与健康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互动。从历史上来说，城市的发展是和贸易密切相关的，例如早在公元前300年，丝绸之路的两侧就随着跨越中国与欧洲以及西亚之间的黄金宝石、玻璃、玉石、象牙、奇珍异兽的贸易繁荣起来。在战国时代，秦国统一了各国，建立了秦朝，秦朝建都于长安，长安很快发展成为一个大的都市，也就是现在的西安。与此同时，世界还出现了很多规模宏伟的首都，都成为了中世纪各个帝国的权力中心，比如说印度的化石村，古罗马的君士坦丁堡，后来成为了伊斯坦布尔。据估计，公元前一世纪末，古罗马已经有了一百万人口，是唯一达到这个人口规模的城市。历史表明，14世纪的时候，丝绸之路给沿途的城市带来了很多的生机和繁荣，但是同时也给这些城市带来了疾病和死亡。
(2006-02-18 11:14: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