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下面请第三位发言的先生，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研究员李津逵先生，他发言的题目是“城市化与和谐社会建设”。
(2006-02-18 10:40:19)
[李津逵]:
   谢谢主席，尊敬的各位，在城市化过程中间如何构建和谐社会是世界的难题，也是中国当代的使命。
   我首先提几个问题，然后说几个危险，最后提几建议。
   关于城市化有这样的问题，首先，我们现在说的城市化是作为经济要素向城镇地域集中的这样一个经济现象还是全民族享受现代化成果的一个社会变迁？
   第二，我们是城里人的城市化，还是包括了农民的城市化？
   第三，我们是政府推动的城市化，还是可以包括民间参与的城市化？
   这样三个问题。
(2006-02-18 10:41:07)
[李津逵]:
   因为各位都知道，我们被告知说中国在2005年的城镇化已经达到了41.8%，不可逆地进入了城市城镇化的加速阶段，让我们想到了弗里德曼说的城市化1和城市化2，他说的城市化1是经济积聚的过程，城市化2是农民向乡村普及的过程。这两个过程中间我们看到，今天按照我们统计得出的41.8%的城市化率实际上仅仅是一个经济的城市化，而不是社会的城市化，如果按照社会的城市化，按照田成平2005年的估计，2006年的城乡社会保险，我们没有一项保险覆盖的人数是超过2亿人。比较我们全国人口和城镇人口，我们的各项社会保险覆盖的人口都非常低。
(2006-02-18 10:42:25)
[李津逵]: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以往口径的户籍人口的城市化中间，在2000年由于改变了统计口径，我们有1亿左右的人口在没有任何生存条件改变的情况下，一夜之间就被统计为城镇人口了，这样就出现了在2000年的时候城市化统计的一个飞跃，好象超前了。但是2006年社会显示的数字，我们看到社会保险口径的社会城市化是一个滞后的过程。这样一个过程，这样一个差距，就好象拉满了弦的一张弓，这当然对推动社会进步有一个推动的效应，但是如果拉的过满，就会发生社会的剧烈的动荡。
(2006-02-18 10:43:29)
[李津逵]:
   第二个问题，我们是城市人的城市化还是农民的城市化。因为，在全球化过程中间，中国的城市已经加入到全球的城市竞争中间，竞争中间的城市政府就要提高自己城市公共经济的效率。在这种过程中间，就很容易收益内化。中国城市经营与全世界城市公共关系最大的不同，我们是处在一个城市化过程中间的地方公共治理，我们和别人不一样，人家的公民可以用脚投票，而对于中国的农民来说，几乎是无可选择地选择，他只能进城才能改变他的命运。因此，当前在城市经营过程中间的这种政府公司化、城市公司化，对进城的农民工经济上吸纳、社会上拒入已经成为很严峻的现实。
   大家看到，在深圳打工的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民工，他们的月收入可能是几百块钱，一千多块钱，他们每天工作12个小时，构成了流动人口。（大屏幕展示）这两个小孩，出生在北京，但是上学的时候，必须交暂住费，他们没有北京户口，这样的小孩在北京已经有第三代了，谁为这1.3亿流动人口分配人大代表名额？谁管他们的经济适用房、廉租房，他们的子女择校费、赞助费？当生命发生危险的时候，人身损害赔偿的标准都与城市人不同。
(2006-02-18 10:45:35)
[李津逵]:
   这是去年夏天南京长江大桥上的一幕。
   为了降低城市里的噪音，连农民卖西瓜的拖拉机都不准进城。
   这几年，大家都知道，城市资产负债结构通过城市经营进行的优化，最重要的就是公共资源方面政府大有作为，在这种大有作为中间，市政投资综合三个五年计划中间大步攀升。但是，我们要看一下这个钱从哪里来？政府的收入是租、收费，费来讲，各部门收费，变成各部门的经费，但是税已经成为各个地方政府的吃饭财政。巨大城市建设的资金缺口从哪里来？实际上就是新的资金来源，就是土地出让金。我们看看土地出让金哪里来的。
(2006-02-18 10:48:03)
[李津逵]:
   政府把土地交给房地产公司开发取得的土地出让金，当然，政府也把一部分土地作为基本建设投资，土地出让金回来以后，就变成政府在土地上的投入，一方面对农民的征地，一方面是城市的拆迁。土地经营的收益就等于出让金减去征地拆迁和整理的成本，在政府的财务边界内，成本越低，收益越高，城市经营的效率就越高，这个账上，农民是被排除到政府账之外的。我这个话不是武断地说的，有一本书叫《城市经营宝典》，讲到了二十多位市长和市委书记讲话的时候，有19位讲到土地开发等等，没有一位谈到对征地农民、失地农民的补偿问题。
(2006-02-18 10:49:50)
[李津逵]:
   伴随着民间造势的风风火火出现了政府的冷冷清清，大量的挥霍无度，不当的空间，没有纳税人和旅游者领情的城市的大广场和宽马路就出现了，也出现了非常挥霍的建筑。这种建筑中间，中国已经变为全世界最大的建筑浪费国和拆迁浪费国。过度的拆迁激化矛盾，而且这里面最重要的是，排斥了城市居民参与城市化的可能性，主要是剥夺城市居民的财产权。
   我们一有句话说，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就有这样的城市领导人认为，私有房屋占有的国有土地的使用权不能予以补偿，而且在这样的城市里，他的高级法院可以作出这样的司法解释，剥夺公民就拆迁问题的诉讼权。
(2006-02-18 10:51:32)
[李津逵]:
   刚才有许多的前辈专家讲到失地农民的城市化问题，这里看到的是奥运村范围内十多年前的失地农民，他们现在是租住着别人的房子，在这个租住的房子前面贴出的标语说“我们的财产到哪里去了”？这样的失地农民有六千万，每年新增五百万，其中60%处于困难的境地。
   在珠江三角洲这样一个镇，政府为了发展工业区，把所有的土地征了，把所有的反还地也购了，最后农民除了货币什么也不剩的情况下，什么人进这个村呢？卖白粉的，开赌场的进去了，放高利贷的先行进入。这样一个村，六点钟的时候，我在村里的大排挡拍到这样的照片，农民在聚赌。
   我们在城市经营过程中，在城市化过程中，农民是不是以他的财产加入到城市化过程中并且分享城市化的过程，是我们大家必须要关注的一个问题了。比如说，现在，全国各地有七千多个村在五年之内改成了居委会，而这个村改居的过程中间，是一个民政的行为。但是，按照国家的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只要一村集体全部成员转为城镇居民，原属于城镇集体所有土地就自然属于国家所有，这样巨大的漏洞正在被许多政府充分利用。
   我们看到的这个村子，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在一个月之前，这个村子一个星期之内一万多外来人口被驱逐，村子被夷为平地。这个村长当时跟我说，城市化是什么？对我们来说，城市化是南亚海啸。这样一种“背对农民、排斥居民参与”的城市化，城里人的城市化已经变成集体无意识。城市化本科专业课程设置中间，我们看不到一个农村、农民的“农”字。
(2006-02-18 10:5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