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一

对人类来说，21世纪是一个关键时期。这一时期将决定人类是否能作为文明继续存在，以及人类能否在地球上可持续地生存下去。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上，文明崩溃的可能性从未如此之高。世界正在跌入一个新的时代，它将充斥着大规模贫困、社会动荡和暴力、资源冲突、地区分裂、流离失所、战争、部落主义以及野蛮化。

论二

自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世界资本主义就已陷入了持续性危机。如果未来的历史学家谈到我们所处的时代，大概会认为这是一个被漫长危机笼罩的时代，就像我们谈论1873年到1896年那场漫长的大萧条一样。2007年的金融危机，2010年的欧债危机， 2015年的移民危机，随后，新冠疫情造成的经济衰退、乌克兰危机与加沙战争，危机持续不断。全球资本主义面临的持续性危机包括六个维度：经济领域（过度）积累[(over-)accumulation]带来的全球性危机；社会再生产危机，有时会表现为性别关系危机；资本驱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和福利国家式微相互作用，进而导致的社会凝聚力危机；代议制和自由主义民主的危机；生态可持续性和气候变化的危机；世界秩序和美国霸权的危机。2007年以来，全球性危机之所以持续不断，正是因为这些维度中每一个都潜伏着剧烈的不稳定因素，相互之间还会诱发连锁反应。每当一个具体的危机看似已被控制住，它又会在来自其他方向和维度的危机的影响下被重新点燃。因此，全球金融危机不仅揭示了金融化作为经济增长引擎的脆弱性，还暴露了将金融化作为处理寻求高利润投资回报的剩余资本的渠道的缺陷。新冠疫情同样也揭示了离岸外包、全球准时化生产和新自由主义医疗政策的脆弱之处。

论三

21世纪主要的冲突就是美中之间的对抗，这场对抗已经对国际社会产生深刻影响，甚至已经波及到了国际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的微观层面。这场斗争发生在衰落中的美帝国和崛起的中国与世界南方国家之间，美中两国针对高科技领域的对抗就是这种斗争的具体表现。问题的关键是，美国是否会持续遏制中国，通过强行将中国限制在全球劳动分工中的从属地位以维持霸权，以及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是否准备好接受多极化新世界的到来。

论四

全球金融危机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回顾过去，不难发现中国共产党所推行的国家干预政策，在应对金融危机时，比美国和欧盟所采取的紧缩政策更加有效。这一政策选择，使得中国在众多面向未来的技术领域中都建立起了强大的竞争优势，这些领域包括：人工智能、5G、6G，以及各类绿色科技（尤其是可再生能源、电池技术、电动交通工具）。

论五

面对来自中国的强劲挑战，西方国家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是运用一切手段抵制中国（包括所有军事和非军事手段），还是效仿中国。事实上欧美已经采取了与中国类似的产业政策，具体来说，美国出台的《芯片与科学法案》《通胀削减法案》、欧盟的《芯片法案》等新的产业战略，以及对跨国芯片制造商（如台积电和英特尔）的大规模补贴，都是对中国产业政策的效仿。但由于西方不具备像中国那样强大的中央规划能力，这些政策的实施存在困难。实际上，由于每个国家都在历史中形成了独特的结构，并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最佳实践和通用模式。并且，这种效仿战略在政治上也很脆弱：对跨国资本采取大规模补贴的另一面，是对普通民众实施紧缩性财政政策。2023年欧盟对财政规则框架的改革则进一步强化了这一状况。

论六

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精英之所以对中国充满警惕，是因为中国崛起在历史上没有先例可循。美国基本上必须像二战后把西德、日本和韩国纳入“西方阵营”那样，将中国整合进美国的帝国体系中。但现实的问题是，当年这三个国家被整合时的历史处境和现在完全不同：彼时是二战后，美国在经济金融、政治军事和意识形态领域都处于无可匹敌的地位。而现在，美国想要整合中国所能动用的权力资源却少了很多。更重要的是，西德、日本和韩国在二战后都处于战败或被军事占领的状态，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主权；但中国则是一个主权完整的国家，并且正在经历民族复兴的进程，发挥着5000年文明积累下来的巨大文化潜力。尽管中华文明也曾受到欧洲殖民主义的侵扰，但从未像拉美和非洲文明那样，被殖民者彻底摧毁。更重要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口是美国的四倍之多，西德、日本、韩国的人口却要比美国少得多。

论七

由于美国此前对中国的遏制政策都已失败，美国对中国的焦虑情绪日益增多。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政府希望通过实施中东战略来控制石油生产，以压制所有潜在竞争对手，但最终走向失败。早在这一时期，美国政府就已经将中国列为未来的竞争对手，尽管那时中国人均生产总值只相当于海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也才只有两年。小布什政府的战略在伊拉克的泥潭中失败了，进而导致整个地区陷入动荡，并导致了“伊斯兰国”的崛起。之后的叙利亚战争以及随之而来的欧洲难民危机则促进了欧洲极右翼势力的发展。奥巴马政府则试图重新控制海洋，推出了“前沿部署”（Forward Positioning）战略，将部署在西太平洋的军事力量提升到自194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公开在中国南海和马六甲海峡用海军封锁来威胁中国。然而，201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后，中国对国内市场投入了更多的关注；之后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及使得中国获得直通印度洋的渠道的中巴经济走廊的建立，都挫败了美国通过“重返亚洲”战略对中国进行战略讹诈的企图。这一情况下，新上台的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发动贸易战，企图用贸易战阻止中国获取芯片技术。但中国已经日益建立起从原材料到制成品的完整生产体系，加之离岸生产等的发展，让特朗普政府的战略目标未能实现。事实上，中国在追逐台积电和英特尔的技术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突破。

论八

由于上文所提的失败以及来自中国的挑战，拜登政府在原有政策基础上加大对中国的遏制力度。具体来说，拜登政府延续并加强了特朗普时期的贸易战，尤其是对中国太阳能产业、电动汽车等进口商品加征惩罚性关税，并在此基础上结合了奥巴马时期在南海采取的对抗政策，以及开始效仿中国式的产业政策。拜登政府对中国采取了极端的遏制政策，在西太平洋地区改变了对中国台湾地区的政策。对台政策变动主要体现在三方面：第一是作为美国第三号政治人物的佩洛西窜访台湾；第二是拜登政府反复强调，与乌克兰问题不同，如果大陆对台湾地区使用武力，美国将不仅对台提供资金、军事装备，还会直接出动军队支援；第三，美国通过“外国军事融资”项目（Foreign Military Finace facility）对台湾当局直接提供军事武装，并且这一项目的资金直接来自美国的纳税人。尽管美国政府并不正式承认台湾当局，但美国向台湾地区提供军事融资的渠道，事实上也是用于援助乌克兰泽连斯基政府的渠道。

论九

新集团对抗的危险，以及中美之间、“西方”与“南方”之间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危险已经十分严峻。正如美国军方高官本·霍奇斯指出的，这种情况“极有可能”发生。在乌克兰，由于俄罗斯在军事力量上的数量优势，北约和俄罗斯的直接对抗已经成为冲突中不可避免的结构性特征；而在西方的“一个中国”政策问题上，这种危险甚至更加严峻。以美国历史学家格雷厄姆·艾利森为代表的一批人认为：根据历史经验，衰落中的大国（和帝国）往往只能将战争作为唯一的出路。如果不发动战争，和平的国际环境必然会促成竞争对手的崛起。从这个角度来看，对中国来说，维持和平是实现崛起的前提；而美国为了维持霸权，则必须要筹备战争。

论十

由于目前美国霸权和权力资源相对有限，所以美国选择以“跨大西洋合作”的方式来遏制中国，这依赖于美国与欧盟的分工。2016年，英国脱欧和特朗普胜选之后，欧盟领导人开始公开主张战略自主性，要求欧盟在军事力量上更加独立，希望扩大欧盟的政治和军事影响力。这一阶段欧盟所展现出的进取态度，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英国脱欧，因为在此之前，英国在欧盟中一直反对此类主张。但事实上，欧盟主张的所谓“新责任”和提高国防预算，本质上也符合美国长期需要，因为这可以防止美帝国的力量过度展开和分散。按照美国的设想，欧盟的定位是为美国分担压力，即在从乌克兰、叙利亚一直到利比亚和马里的政治紧张地带提供缓冲。如果这种分工成功运行，美国就可以专注于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所提出的“重返亚洲”“美国太平洋世纪战略”等。但问题是，在俄乌冲突爆发前，北约就已经处在危机之中，法国总统马克龙甚至公开宣称北约已经“脑死亡”。一直到乌克兰战争爆发，新的跨大西洋分工才真正实现，这确实是美国人所期待的跨大西洋分工，却是以一种不对称的形式实现的。

论十一

之所以说新的跨大西洋关系是不对称的，是因为欧盟，尤其是德国对美国的高度依赖。具体而言，这种依赖包括四个方面：能源依赖，依赖美国水力压裂天然气；经济依赖，欧盟经济依赖美国国内市场，历史上这种依赖曾被里根、特朗普和拜登等美国总统作为筹码，以及经济疲软，欧盟的能源成本是美国的3倍、中国的7倍；地缘政治依赖，在新的集团对抗中，美国处于优势地位，它是全球六大武器制造商所在地，在全球拥有近800个军事基地；工业-技术-政治依赖，这种依赖源于长期以来美国公共军事研究和民用技术应用之间的转化衍生关系。

论十二

是否会出现新的阵营对抗，世界大战会不会即将爆发？问题的关键在于，在欧盟对美国的依赖下，欧盟能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它能否走上更加独立自主的道路。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明确，欧洲到底是谁？当欧盟处理乌克兰或对华关系的问题时，欧盟和美国的利益在多大程度上一致或对立？许多因素似乎使欧盟在这些问题上采取独立立场更加合理：欧盟在经济上对中国国内市场的依赖；在政治上，欧盟对进口中国（和全球南方国家）的产品存在依赖，欧盟所实施的新自由主义劳动力市场和福利改革导致国内工资保持在较低水平，以至于需要进口来抵消欧盟内部改革的负面影响；欧洲经济的去化石能源化和电气化高度依赖从中国进口的电池、太阳能电池板和原材料（硅、锂等）。而要消除这种风险，只有彻底改造欧盟内部的新自由主义结构才能够实现（鉴于欧盟内部的力量关系，这目前是不可能的）；俄乌冲突以及战斗扩展至乌克兰之外、扩展到欧盟领土的危险；紧迫的政治动荡风险——由于战争带来的通货膨胀等问题，非洲国家正面临着国家失能的风险。

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因素导致欧盟在坚持独立立场上存在困难。除了上文提到的对美国的四重依赖之外，美国的公开威胁也影响了欧盟。此前美国宣称如果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之间发生战争，将会制裁所有仍与中国大陆存在贸易往来的国家。此外，尽管欧洲人民从个人财务稳定、和平等考虑出发，希望阻止新的集团对抗出现，但欧盟国家权力集团的主导力量——也就是跨国资本——具有规避能源成本上升、竞争力和利润下降影响的手段。作为真正意义上的跨国境力量，如果跨国资本想要防范去全球化趋势的风险，或者想要从民族国家制定的法规中获益（例如美国的《通胀削减法案》），只需要将自己美国化或是中国化。巴斯夫（德国化学公司）和大众在中国的情形就是一个例子。（结果是，去工业化发生了，但跨国资本并不反对。）

论十三

正因跨国公司可能会适应新的局势，因此将不会成为欧洲走向独立自主的障碍。与此同时，美国人民和欧洲人民的经济利益将可能阻止新的集团对抗。这一论点可以从美国（以及未来欧盟可能采取的）对中国电动汽车和太阳能电池板加征惩罚性关税的后果中得到体现。在应对气候变化的问题上，新自由主义所使用的主要手段是通过市场调节，例如征收二氧化碳排放税，或者立法要求个人用清洁能源取代石油和天然气作为供暖来源。这些措施把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变成了个人事务，人为地增加了美国和欧洲工薪阶级使用电动汽车和太阳能电池板的成本。从社会层面来说，这是不公正的；政治上考虑，这也是失败的。毫无疑问，它们还阻碍人们采取必要措施，去应对即将或正在发生的气候灾难。

论十四

此外，阻止新一轮集团对抗发生，同样也有助于维护美国和欧洲人民的民主利益。在西方的自由主义叙事中，“自由和民主”“西方价值观”等正在受到外部世界的冲击。新的、自相矛盾的冷战叙事主张“民主对抗威权”。在这种叙事下，西方精英开始推行所谓的“武装民主”政策来打击内部与外部的敌对力量：对外，通过威慑（即大幅度提高军备开支）来抵御外部的敌人；对内则试图对付那些被认为向外敌提供帮助的人。在欧洲和美国，这种主张已经致使政府施政日益限制公民自由，以及公共讨论氛围的非自由化。新一轮集团对抗将导致专制主义、军国主义、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和帝国冒险主义在世界各地抬头。新的集团对抗和军备竞赛不仅有可能引发世界大战，并且也将对自由主义的自由（liberal freedom）和公民权益、民主参与和政府回应性、社会平等与社会福利正义等造成全面威胁。因此，要想捍卫民主和自由，必然要阻止新一轮集团对抗。对各国来说，导致文明退化的最大的危险最终来自国境之内，而非国境之外。

论十五

因此，我们需要一种新的和平共处方式。这种方式应当建立在裁军、控军，放弃改变他国政权的企图，重建互信和科技交流等基础上——简而言之，追求共赢而不是双输。我们需要一种新的缓和政策（détente）——从2008年到2022年，在乌克兰危机中失败的并非缓和政策，也不是“以接触求改变”政策，而是美国、欧盟和俄罗斯三方对乌克兰“你争我夺”的对抗政策——尤其在面对中国和全球南方的崛起时。在新的现实条件与世界形势下，我们需要尽快修改旧的、已经过时的军备条约，比如已经被取消的《中导条约》。通常来说，世界秩序的政治结构会根据国际力量对比不断调整，新的政治变革要体现这种力量对比关系。现在西方需要一种“新-新东方政策”（New New Ostpolitik）。这种“新”需要体现在两个层面：首先，它与西方领导人奉行的主流政策是完全矛盾的；其次，它必须是一个覆盖欧亚大陆的共同安全架构。

论十六

防止新一轮集团对抗符合全人类的普遍利益。要解决全球资本主义所面临的六大危机，需要的是合作而不是对抗。如果说人类还有些许机会解决经济上的（过度）积累、社会再生产、社会凝聚力、民主、生态可持续发展、气候正义、世界秩序等问题，那就必须阻止新的集团对抗发生。虽然控制新一轮集团对抗还不足以解决人类过度攫取地球资源的问题，也并不能停止世界文明程度毫无必要地日益跌落的进程，但要阻止这些，这毫无疑问是必要的前提。

〔英格尔·索尔蒂(Ingar Solty)，德国罗莎·卢森堡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常杰(译)、郝煜东(校)〕

来源：《文化纵横》202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