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看资本的作用

改革开放的历史性突破，是党按照“三个有利于”的标准，认识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然存在，从过去排斥，转变为承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历史必然性和巨大作用，不仅对境外资本开放，也鼓励内地的非公民营经济的发展，形成了“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人们常用“5、6、7、8、9”来概括非公经济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贡献，即最近10年，民营经济在GDP中的占比从5成上升至6成以上，并贡献了5成以上的税收、7成以上的技术成果以及8成以上的城镇就业岗位。民营市场主体占全国市场主体的比重高达98%。党关于毫不动摇地发展非公经济的方针正是确立在此基础上的。非公经济和资本已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改变了原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定义，并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的展开，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一个重大问题。近年来资本无序扩张的几大事件，使人们深刻地认识到对民营企业和资本的发展不仅要鼓励和支持，同时也必须要引导和规范，这是对“两个毫不动摇”方针的重要发展。

但仅此并不够。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并不只是经济建设，按照“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还包括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党的建设，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如果不从这些建设的角度来全面地考察，就不能取得民营企业和资本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中作用的完整认识，也不能更深刻地认识中国式现代化本身。

资本对政治建设的影响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指经济基础决定着国家、政党的制度的形成及运行，并影响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决定着社会发展的方向。在我国，政治建设主要集中于党和政府的建设。在改革开放中，市场经济成为一种普遍的生产资源配置方式，资本取得了在经济建设中的正当性，并以民营资本为典型的载体。随着以资本为主体的生产方式壮大，它也必然按照自己的逻辑去改变现有的政治条件：把公权力的行使规则变为按利益的等价交换进行；在公权力的执掌者中寻找自己的代理人；以金钱为手段来获取公权力。所谓“腐败”，核心是资本对公权力的“围猎”。

在党的二十大的记者招待会上，国家监委副主任肖培披露，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464.8万余件，其中，立案审查调查中管干部553人，处分厅局级干部2.5万多人，县处级干部18.2万多人。肖培还指出：“受贿和行贿是一体两面，十八大以来，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行贿人员6.3万人，全国检察机关共查处行贿人员3.6万人……划出五类重点：一是多次行贿、巨额行贿、 向多人行贿，二是党员干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搞行贿，三是在国家重点工作、重大工程、重大项目中搞行贿，四是在组织人事、执法司法、帮扶救灾、教育医疗等领域搞行贿，五是实施重大商业行贿。”

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取得了压倒性胜利。但从政治建设的角度来看，这只是个阶段性的胜利。腐败问题归根到底植根于经济基础。只要存在资本的生产方式，就必然存在产生腐败的土壤。最近笔者在基层调研听到的反映是：腐败分子抓了一些，但产生腐败的土壤和钱权交易的游戏规则并没有变化，只是在反腐的强大压力下，资本与公权力交易形式变得更隐蔽了。因此，只要资本的生产方式存在，就决定了在政治建设和党的建设中反腐永远在路上。

资本介入政治的另一种方式是直接用钱来买政治权力。根据媒体的综合披露，在2011年辽宁省委常委换届选举、2013年辽宁省两会换届和辽宁省全国人大代表选举、第十二届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选举中，都出现了拉票贿选等破坏选举的犯罪活动。辽宁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选举中，有45名当选的全国人大代表拉票贿选，有523名辽宁省人大代表涉及此案，被取消代表资格。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发生在省级层面，严重破坏党内和人大选举制度的重大案件，总共955人受到查处，其中包括辽宁省委原书记、人大常委会原主任王珉等中管干部34人，涉案人数之多、性质之恶劣、情节之严重，触目惊心。

几乎在同时，湖南衡阳、四川南充也都在人大选举中出现了拉票贿选案。“毋庸讳言，拉票贿选案的主角多是官员和商人，关键在政商关系。”它赤裸裸地反映了资本对政治权力的渴望，并企图来左右党和国家权力机构的产生，达到凌驾于政治权力之上的目的。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是党巩固执政地位、实现执政使命必须解决好的重大课题。”这些“考验”与“危险”，都植根于现实的经济基础，与资本的作用密不可分。

党的宗旨与社会主义制度要求公权力为民、清廉、勤政，与资本力图使公权力为自己服务，甚至凌驾于政治之上的逻辑，在我们这个时代长期存在，成为政治建设、党的建设中贯穿始终的基本矛盾。

资本对文化建设的影响

一个国家文化建设的关键是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党的十八大提出：积极培育和践行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是中央根据我们国家的性质、国情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需要所提出的文化建设的内容。

然而，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并不只取决于执政者的要求，而是由经济基础及之上的社会关系共同作用下形成的。资本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它也必然借助市场经济水银泻地般地向整个社会推行它的核心价值体系：一是把每个个体都变成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二是用一般等价物——货币来衡量利益，使人们的欲望无节制，力图尽可能多地占有物资财富与政治权力和社会资本；三是粗暴地把等价交换作为人际关系的普遍准则，把亲情、朋友、同事、老乡等人际关系都简化为利益算计；四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逻辑一旦失去约束和抑制，必然导致把个体利益凌驾于国家的、集体的利益之上。

了解了资本的价值体系，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原来温情的家庭会变成冷冰冰的利益关系；为什么资本进入了文化产业，一方面文化产品喷涌而出，另一方面迎合人们低俗趣味，宣扬奢靡生活方式、拜金主义的文化产品也大行其道，公共文化传播机构也出现把经济利益凌驾于社会利益之上的趋向，电视台片面追求收视率，无节制地插播广告，网站以流量为王，决定着文化产品的传播；为什么资本进入教育领域，就通过办民办学校、教培产业把应试教育推向极致。

更重要的是，这种价值体系通过市场经济和资本的生产方式无孔不入地渗透到人们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改造人们的价值与行为。它不仅造就了党内一批“两面人”，也无时无刻不在社会上塑造着见利忘义、缺乏社会责任的人。

在这个历史阶段，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所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资本借助于市场经济而推行的价值体系并行，表现为价值观的多样性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复杂性。

资本对社会建设的影响

在多年的实践中，党形成了建设一个团结、稳定、和谐，共建共治共享、走向共同富裕的社会建设目标。经过不断努力，也在各民族和各宗教群体之间的团结、社会治理体系逐步完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全覆盖、各项民生事业不断发展，使全体人民都能分享改革开放发展的成果方面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所瞩目。

在分配领域，我们国家的指导思想经历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公平与效率并重”的不同阶段，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并列，上升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迈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进一步深化分配制度改革，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收入分配体系。

另一方面，资本为牟利而侵犯劳动者利益、逃避社会责任的现象还很普遍，引发许多新的、尖锐的社会问题，甚至危及社会稳定，劳资矛盾尖锐一度引发多起大规模罢工事件。2014年4月，世界上最大的运动鞋代工厂商——台湾宝成公司在东莞投资的裕元鞋厂，因长期未依法足额缴纳五险一金，工人进行了历时20天，规模最大时达5万人的罢工。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工人群体性抗争中规模较大的一次，典型地反映了当时劳资之间的矛盾。

根据美国马萨诸塞大学私企社会欠账课题组的报告，长期以来，中国的私企依靠低廉劳动力在全球市场取得竞争优势，很多企业没有对劳动者的超时劳动做出应有的补偿。这种转嫁给劳动者的潜在成本，既是对劳动者的社会欠账，也是私企超额利润的来源。根据计算，2003~2009年中国的私企社会欠账总额估算达到4.1万亿元，占同一时期利润总额的9%，占劳动报酬总额的6%，相当于2009年GDP的14%。如果去掉这部分利润，私企与国企的利润率大致相当。这种社会欠账除了对超时劳动的应有补偿，还包括对劳动者社会保险缴付的欠账、凭借对法律资源掌握的不对称对劳动者工伤赔偿责任的逃避。随着2008年《劳动法》颁布以及我国劳动力从几乎无限供给转向招工难，劳动力成本增加，劳动密集型企业外移，大规模的劳资冲突虽不再发生，但资本逃避社会责任的现象依然突出。许多非公经济的头部企业都在开曼群岛注册；拥有巨额财产的企业主不是在海外买酒庄、城堡、海岛，就是把财产都转移到海外建立信托基金，移民海外。一些电商的头部企业和知名演艺界人士逃税漏税。在民营，包括部分外资的快速发展过程中，也伴随着一次分配中资本以其所具有的经济的、政治的、法律资源上的优势，野蛮地、迅速地不断扩大着社会收入的差距。

社会建设的重点是民生建设。改革开放以来，原来城市以单位、农村以集体经济为主的民生保障体制被打破，经历了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制的重建。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以“幼有所育、学有所教、病有所医、劳有所得、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为目标，党和政府对民生建设持续用力，人民的生活得到全方位改善。在这个过程中，非公资本也通过“光彩事业”、慈善捐赠，以及参与脱贫攻坚等方式发挥了积极作用。

但是，因改革中把市场机制引入教育和医疗事业，资本的逐利性扭曲了公共服务事业的本来性质。近年来，通过对教培行业野蛮生长的整顿，把民办学校统一纳入义务教育的管理规范，教育领域的问题正在得到规范。

在医疗领域，一方面，医疗保障以不同的方式基本做到了对全体人民的全覆盖；另一方面，医疗领域又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资本的严重影响。近年来，国家通过对基层社区卫生院财政全额保障，确保其公共卫生服务的性质；通过对药品和医疗器材的大部分实行集中采购，大大压缩了药价虚高的空间。但二、三级公立医院仍沿用了财政投入为辅，以医养医为主的经营模式，民营医院实际以营利为目的，医疗行业成为高盈利行业。在这种体制下，经济收入成为医院内考核的最重要指标，医院实际成为按照资本营利模式运营的机构。它造成了医院对病人过度检查、过度医疗、小病大治、开大处方，甚至出现极个别像刘翔峰那样没病也要病人开刀的案例。

按照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的分析，资本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本身就占有天然的优势，必然会在分配中占有越来越大的份额。加上资本在初次分配中存在侵犯劳动者合法利益的冲动，在二次、三次分配中存在规避社会责任的冲动，成为拉大社会分化的强大力量，与走向共同富裕的目标相悖而行。在民生建设中，国家提出了尽可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目标，但只要公共服务领域被资本介入，就会被谋取利益最大化的逻辑所扭曲。

资本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影响

改革开放启动了我国快速工业化的过程，进入世贸组织（WTO）以后，中国迅速发展成“世界工厂”，但由于工业化还是采取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模式，经济飞速扩张的同时也带来了资源高消耗和污染物大量排放。这种高污染的状况与政府为快速发展而不惜牺牲环境的指导思想有关，也由于资本为降低成本，更偏好于粗放化生产，把造成污染环境的成本外部化。

党的十八大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的任务和“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标志着我们国家在发展的指导思想上的一次重大飞跃。随着执政理念的转变和顶层综合设计能力的提高，生态文明建设被融入其他建设全过程，这十年来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在生态文明建设中，资本强烈地冲破生态和环境保护红线的冲动依然存在。地方政府为追求当地发展和被资本收买而常常不认真履职，甚至放任企业破坏生态或违规排放污染。以下是三大典型案例。

1.甘肃省祁连山国家自然保护区的生态破坏案。2017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问题督查处理情况及其教训的通报》，指出祁连山生态环境破坏的突出问题：一是违法违规开发矿产资源问题严重。二是部分水电设施违法建设、违规运行。三是周边企业偷排偷放问题突出。四是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整改不力。

2.陕西秦岭南麓大规模违规建别墅的破坏生态案。对于此案，习近平总书记前后共6次重要批示，才得到整改处理。它反映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官商勾结，存在严重的腐败问题。中央专项整治工作组指出：“从我们这次调查来看，更重要的存在的问题，是管党治党方面存在宽松软。大量的违建别墅，也成了一些干部腐败的重灾区，这也是违建别墅清查不彻底、整而未治、禁而不绝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点出了资本在破坏生态文明建设中起的作用。

3.青海省祁连山南麓木里煤矿聚乎更矿区非法盗采，造成大规模生态破坏案。14年来，兴青集团无证非法采煤2600多万吨，获利超百亿元。大规模、破坏性地非法开采煤矿，给这片原生态的高寒草原湿地生态造成巨大破坏，使黄河上游源头、青海湖和祁连山水源涵养地局部生态遭到破坏。兴青集团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收买了青海省副省长、海西州委书记文国栋，海西州常委、柴达木循环经济试验区党工委常务副书记梁彦国，木里煤田管理局局长李永平等一批干部；在光天化日下进行无证盗采，对多次检查、整改要求不是瞒天过海就是置若罔闻。

这三起惊动中南海的特大案例，也都是官商勾结的典型案例。而在官商勾结中，资本具有天然的动机去攻克一个个执掌公权力的生态环境守护者。2022年4月生态环境部副部长邱启文介绍，从2019年起，生态环境部会同相关省市相继启动了长江、渤海和黄河排污口的排查整治，摸清了长江、渤海等试点地区的排污口底数。其中，发现长江入河排污口60292个，渤海入海排污口18886个，相比各地及各有关部门此前掌握的数量分别增长了30倍和25倍。同时，完成了黄河上游和重要支流大概17000个排污口的排查。而在这每一个排污口背后，都离不开资本的身影。

为什么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发展总体布局的重要部分提出已有十年，还会有那么多明知故犯的顶风案件发生呢？除极少数意外性环境事故外，破坏生态环境事件都可以归结为公权力和资本这两个主体的责任。

公权力一方一是为了地方的发展和税收，二是执掌者被资本收买。资本的动因就是利润最大化，具有破坏生态环境的原始冲动，不惜突破道德、法律的底线，并为了达到目的对公权力执掌者进行围猎。只要在经济基础中存在资本的生产方式，就不可避免地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存在破坏性因素。

全面认识资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中的两重性

改革开放之初，我们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肯定资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发展生产力的作用，这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认识上的一个历史性突破。今天，党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已形成“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而非公经济的作用也已经发展到要用“5、6、7、8、9”来概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资本的作用也必须要有一个新的认识。

从“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出发，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资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中的积极和消极作用这两重性。根据党“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和“三个有利于”的标准，非公资本的所有者和经营者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者，非公经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建设力量。因此，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经济的发展是我们的基本方针，这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但从五大建设领域来看，资本都自发地产生着负面作用，腐蚀着党的队伍，破坏着党的建设，这些也不容忽视。这种负面作用一旦失控，就有可能颠覆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

在新时代，全面认识资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中的两重性，既要分清其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又要全面认识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资本在五大建设领域中的作用及其机制；既防止从僵化的理论出发反对资本，又要防止只看到资本在经济建设中的积极作用而忽视在其他领域的消极作用。加强对资本的领导，是党在中国式现代化中加强党的领导的一个新的大课题。当前，一些领导同志在对资本的认识上还存在只见其一、不见其二的片面性。特别是对于植根于资本的生产方式和市场经济的基本价值体系，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对社会，特别是对党的队伍产生的影响，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在这个意义上，党对资本两重性的认识和领导能力将直接影响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与否，也因此，危险和挑战永远在路上。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中信改革开放发展基金会）

来源：《文化纵横》202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