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365 次 更新时间: 2023-09-07 05:5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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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铁军:中国生态文明转型与社会企业传承
·温铁军
标签: 生态文明 社会企业 乡村振兴

摘要:中国生态文明新时代要求对山、水、田、林、湖、草等空间资源做全域系统化开发。这就需要改变工业文明时代把经济资源脱嵌于自然与社会、仅作为生产力要素来推进资本化的制度体系。由此也要求把追求“利润最大化”作为唯一目标的私利性企业改革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社会企业。国内研究主流大致沿袭西方在21世纪遭遇连续危机之后提出的“企业社会责任”到“社会企业”和“社会企业家”的演变脉络,忽视了中国在19世纪末期就已形成的以“实业报国”为目标的社会企业的历史经验。本文论及的代表人物,一是坚持“村落主义”、搞“在地化”综合发展的社会实业家张謇及其创新的“大生集团”,二是长期坚持生态化和社会化,并且大力支持乡村建设事业的卢作孚及其创办的“民生集团”。他们都因各自坚持20年以上的经验而可以作为中国社会企业历史传承的研究样本。

关键词:生态文明;社会企业;乡村振兴

一、生态社会企业与乡村振兴

当前正值我国进入生态文明新时代的战略转型期,也是以往发展主义路径在多重生态和社会危机下的转折点——随着2012年以来中国遭遇第二次“生产过剩”,以及2014年工业供给侧改革和2016年农业供给侧改革相继推出,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正式把“乡村振兴战略”作为“建设生态文明”的载体。这个政策演变,标志着从国家战略层面由工业化发展模式向生态化可持续发展模式的转变。而不同的发展模式意味着对生态资源的不同认知,也由此而内在地形成企业的不同类型。能够体现山水田林湖草的全域系统性开发、实现人文社会多样化综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是近年来国内有关“社会企业”的讨论逐渐成为热点的重大背景。

201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南考察时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如果说,工业化阶段的生态资源要素更多被作为工业生产原料而进行分割使用进入市场的话,在生态文明阶段,山水田林湖草多元化资源则要以系统的、整体性的视角来看待。鉴于生态资源是不可拆分的,身居其中的所有人需要共有才能共享这种具有社会性的公共品,需要以全域系统的视角进行整体性开发和收益共享。生态文明的可持续发展内在地要求企业应以追求生态完整性和社会可持续性为目标,不能不考虑资源的公共品属性、经营的社会属性。因此,生态文明阶段,对企业的社会性目标具有内在的规定性要求。

生态文明的主要空间载体为乡村区域。乡村的社会经而呈现多样性,多样性正是生态文明的重要内涵。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并确定“产业兴旺”为五大振兴目标之一。2017年12月28日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鼓励在乡村地区兴办环境友好型企业,实现乡村经济多元化。农村一二三产融合,关键是完善利益联结机制”。这意味着从政策层面,过去认为农业生产只是“第一产业”的单一化产业思维被打破,乡村“产业振兴”促进发展升级的方向,是中央一号文件确立的农村一二三产多元业态融合才能达成的绿色生产方式。

中央在确立“城乡融合”的指导思想的同时,还强调市民下乡与农民联合创业。因为多样化业态的三次产业融合新型农业,本身即意味着更多元的社会主体(不仅是农民、企业家与地方政府)的包括市民的投资、投技、投智等共享式的参与。这种更广泛的社会参与,要求的不是资源资本收益被某些大企业垄断获得,而是流转于诸多参与主体之中,共同经营与调配。在实现乡村产业发展经济目标的同时,实现农民利益共享的社会目标,促进乡村或本地社会的良性综合发展。在“三位一体”意义上说,乡村经济业态的多元性、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以及生态条件下的人文社会生活的多样性是一致的。这些国家政策相继提出,也优化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企业发展的外部条件。

所以,生态文明所要求的社会企业与乡村经济,特别是多样性的乡村经济本身,紧密相关。维护乡村社会发展、维护自然资源的可持续性,不但是乡土经济的义务,也是其在乡村社区中持续经营的基础。可以说,“社会企业”作为一种追求社会整体效益最大化的企业组织类型,适用于推动乡村产业发展和社区建设。

国内社会企业研究虽然尚在早期,所涉及的概念内涵与外延都非常丰富,在不同语境、不同地域中也有不同的界定方式。本文不专门对社会企业的概念进行辨析,而是聚焦于其社会建设的根本性目标指向。它谋求怎样的社会目标?怎样以经营的方式实现社会建设的目标?特别是在处于社会基础位置的乡村社区,又怎样与本社区的社会生态有机结合?这是本文关注的问题。

生态文明下乡村社会企业追求的社会建设首先就是其自身所在地这个社会的建设。从而形成在地化的社会化目标。同时,这种在地化社会建设需要有生态可持续、人文社会多元化的发展目标。微观经济意义上,以乡村社区为基础的社会企业,其决策、劳动分红、利润分配机制,与“新型集体经济”及综合性合作社原则有一定的内在参照性。这些构成了乡村生态社会企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基础。以社会企业的方式,对接外部多元投资主体、发展绿色社会化农业、改善村庄治理,将是乡村生态产业发展的有效组织创新。一方面,在深化改革层面上,社会企业可以是以城乡融合为桥梁、以社会多元化主体参与式的“混改”创新,推进多种经济成分的共同兴旺发展;另一方面,以社会化企业为载体,在生产方式上是对传统乡土社会“百业兴旺”的包容式超越。在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企业可以是强农业、美农村、富农民的创新组织载体,是“治理有效”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习近平新时代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的乡村振兴战略发展中,乡村新型集体经济建设与民营企业的重要创新方向。

二、海外社会企业的形成背景与条件

当前使用的“社会企业”概念流行于欧美国家,首先需要认识清楚它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应对于什么样的社会问题和历史条件,是要解决什么样的危机与困难,从而演变形成了现有的社会企业制度设计和操作模式?进而才可以分析,中国发展社会企业,是在什么样的历史、国际环境、社会经济背景下,是要应对什么样的本土问题与危机。而不能简单直接地将西方当前已有的社会企业规范模式学习套用到中国的环境中。

社会企业这个词诞生于19世纪西方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反思与经济危机的自救探索过程中,也由此形成了民间社会组织方式的创新,以及企业经营方式的创新。例如1800年欧文开始进行的企业试验,是社会企业的重要源头之一,也是空想社会主义的起源。但大多数此类企业存续时间比较短,尚不足为据。到20世纪末,随着全球性经济危机的日益深化,旧有的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首要目标定位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受到了诸多批判与反思。很多国家开始出台不同形式的社会企业相关法律法规,跨国公司在被广泛诟病的压力下开始更多强调企业社会责任的承担,社会组织开始以社会企业转型的方式应对更趋复杂的社会问题。

人们认识到,金融资本时代的私利性企业都不得不追求短平快的流动性获利,从而主动进入以高新技术为支撑的金融竞争。这样的少数人获取暴利的经济模式,不仅会大量排斥劳动者,也排斥获利周期长的实体经济,成为反社会的企业制度,所派生一系列的经济危机、社会危机、生态危机,相继在这样的畸形发展土壤中,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国家地区生长出来。对此,西方开始更多地强调企业社会责任,并进一步转型推出社会企业或者企业社会化。不再追求简单粗放的利润最大化,而是追求企业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当今,中国已经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国家,但也已经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环境和社会关系的破坏。当外向型企业发展模式遭遇障碍,企业的创新升级就必须转向对本土资源与市场的重新认识与有效开发,这就需要向社会企业转型。

与西方社会企业形成的背景不同。中国近代的社会企业诞生于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和瓜分中国的危难之中,甫一问世即与西方靠海外扩张殖民地形成资本的孕生逻辑和发展环境截然不同。很多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企业发展,是从全球获取收益在本国重新进行分配的背景下产生的。而中国是一个原住民占主体的大陆型国家,在面对全球资本主义挑战时,既没有西方模式的外部殖民地收益支持、也非很多被殖民化国家的对外依附状态。在未被全面殖民化的中国,近代社会企业家直面全球资本主义的竞争,采取“在地化”策略是他们提升市场竞争力、应对全球殖民依附体系困境的内生性努力。实际上,他们更主要依赖的是对中国乡土社会中本土资源和本地市场的优化配置、并低成本地构建了在地化社区治理与社会服务体系,从而实现企业与本土社区的良性互动发展。

这是独具特色且在全球经济危机背景下具有可推广性的中国经验。

具有参照意义的是东亚19世纪末期形成的乡村“综合农协”,或可认为是延续了历史上东亚社会长期稳态的、以村社为单位的社会企业模式。东亚的综合性合作社百年传承,本身就具有和自然生态及人文社会结合的特征。在数千年延续的原住民为主体的东亚乡土社会中,内涵着生态可持续目标的乡土经济,符合社会企业本地化特征。

三、中国本土社会企业的历史源流

经历了20世纪80—90年代强调企业“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唯一目标”的阶段,遭遇了连续危机之后,社会企业的话语在21世纪初逐渐被引入中国。然而,中国社会企业的实践探索,却并不是在西方话语引入之后才开始的,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着以解决社会问题、推动社会良性治理为目标的经济组织,在外部和内部压力的推动下,其往往与本地社区(特别是乡村社区)的社会生活结合更为紧密,从而形成内生的在地化特点。

3800年前,商祖王亥开创农牧贸易兴邦的先河,其通过“立皂市,服牛马”的经营,目的在于“以为民利”。一千多年前,北宋名臣范仲淹在家乡苏州吴县设立范氏义庄,捐田地1000余亩,田地生产经营的收入用于赡养宗族内贫穷成员。范氏义庄一直延续至20世纪40年代,持续经营900年。以“公田”“义仓”“族田”“村学”等为代表的村庄社区共有制、社会综合发展为目标的经济组织、利润回归社区全体成员,体现的是共生、共享的“村社理性”,得以内部化处置“外部性风险”。

本文认为,这种存在于乡土社会的群体理性及其内部化机制千年传承,本为近代中国社会企业成长的土壤。

当前一些关于中国社会企业的研究,主要关注21世纪在西方社会企业发展的影响下,中国民间社会组织或民营企业向“社会企业冶的转型。而即使古代的村社共生经济不纳入企业研究视野,那实际上,中国的社会企业兴起至少也在一个多世纪之前。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企业,是在中国本土社会中成长起来的。我国清末兴办的很多企业,其本身就是社会企业,只不过没有使用“社会企业”这一概念。因为,从1840年帝国主义军事入侵的鸦片战争,到西部地区被鸦片种植挤占粮田造成饥荒、加之“洋教”文化影响而引发的太平天国战争,到饱受20多年战乱之苦的部分清廷官员倡导“师夷之长技以制夷”遂于1870年代兴起军事工业为主的“洋务运动”,都是在探索反抗殖民经济侵略的出路。而1894年甲午战败为标志的洋务运动虽然告一段落,但相继而起的以地方绅商为主体的以“实业救国”为目标的“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的民用工业仍秉初衷。他们办厂经商都在于探索救国出路。有鉴于此,除了依附于帝国主义的买办企业之外,这些清末企业的兴办者无论督抚还是绅商,也都不是一般西方经济学意义上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资本家,而是以解决社会问题为目标兴办经济实体的早期的“社会企业家”。从清末到民国,近代民族工商业在“实业救国”的社会目标下诞生,从一开始就以抵御帝国主义殖民经济入侵、救亡国家培育新民为己任,因此中国没有完全落入殖民依附的经济发展陷阱之中。

绅商为主的民间资本企业中的杰出代表如张謇、卢作孚等前辈,在创业之初就具有鲜明的救国图强、造福社会的目标定位。其通过创办实业获得的大量利润不是简单用于资本再生产,而是用于社会建设,推动产业与地方社会的综合发展。他们以“在地化”的方式,推进乡村社区建设来化解过高的企业投资风险,减少和农民之间的交易成本,并直接参与了在地化的社区建设。在1978年以后兴起的乡镇企业中,也有这种降低交易成本的制度演变,体现了经济与社会达到双赢的社会企业的内涵特征。历史地看,因其植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与本土社会经济环境之中,而具有着更为深厚的社会土壤与现实启示。

以张謇为例,他不忍1894年甲午国耻而于1895年在家乡江苏南通开始兴办“大生纱厂”,以抱定“村落主义”为初心开展综合性地方社会建设,做的就是具有“在地化”性质的社会企业。他在南通发起农会配合农田水利建设,形成农业增量来支持纺织业;接着兴办交通运输、银行和保险,再将一二三产融合经营形成的综合收益,用于投入本地教育、文化和社会福利。通过“大生集团”的企业经营,实质上是在系统地对本地社会和自然资源进行“在地化”的统筹协调,探索出通过产业开发形成收益、返还本地社会文化建设的乡土社会“产业兴旺”带动“治理有效”的新方式。

张謇作为中国首屈一指的社会企业家,其探索并非特例。他的思想和实践一方面是对中国乡土社会本已有之的农工商一体化的民生思想的继承和创新,另一方面,也对民国时期其他民族实业家、乃至解放后民营企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江村”推动地方蚕丝工业的郑辟疆、费达生,以及费孝通的乡村工业研究;无锡的荣氏商业家族;在重庆开办“民生公司”推动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运动的卢作孚、卢子英兄弟等,都形成了极具启发性的经验。

民国时期也有大量乡村社会企业探索,与东亚乡土社会的日韩台综合农协模式有对比性。例如当时从事乡村建设探索的梁漱溟在山东邹平探索的农民合作组织、晏阳初在重庆华西实验区建立的农民合作经济等。同时还有根据地和解放区建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乃至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乡村合作社经济,都具有在乡村社区探索社会综合收益最大化经营的本地化社会企业内涵。

乡村基层的社会化企业探索亦从未间断。1958年起步的“社队企业”、1980年代“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1990年代部分地方的社区股份合作制,2006年立法规范化运行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以及在新时代逐渐具有合法地位的不同形式的农村新型集体经济(2018年允许重新记)等,则属于现当代历史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企业在乡村社区的实践。它们以不同的形式,都在一定程度上延续着扎根于本地乡土社会从事“产业-教育-社会”一体化的地方资源经营。其实质上是在系统地对本地资源进行“在地化”的统筹协调,并探索通过产业开发形成收益、再返还本地社区建设的乡土社会治理方式。

四、当代乡村振兴与社会企业本土化转型

当代乡村振兴社会企业发展的第一个重要背景,是国家从工业化时代向生态文明新时代的战略转型。在生态文明背景下,自然万物是多样性的,人类社会也应是多元化的,企业也就应该回嵌本是多元共生的社会。生态文明转型下的企业生产方式当然就应该体现共生共享、“万众创新”,向体现生态、生产、生活“三生冶结合的社会企业转型,当今社会要求的生态社会企业的形态是多样化的、参与的经营主体是多元化的。

新时代中国的另一个重大变化,就是中等收入群体的崛起。根据社科院2016年10月份的报告,中国已经进入中等偏高收入国家行列。关于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数量,社科院2017年《社会蓝皮书》认为中国中等收入群体家庭人口占比达到37.4%,其中中上收入群体占18.5%,中下收入群体占18.9%。中等收入群体主要集中于城市,拥有较高的收入水平和科学文化素质,追求更高的生活品质,具有多样化、个性化的生活消费需求。他们与西方社会中产阶级的状况具有一定的可比性。在西方社会,与中产阶级崛起相伴而生的是绿色主义消费要求。中国的中产阶级是高度分散的、脱胎于小有产者的中间状态的群体,缺乏一般所说的阶级属性,并不是一个自觉的阶级。但是该群体却在消费层面逐渐进步到“绿色”共识。中产阶级因为财产规模小而有别于大资本,其没有可以和大资本交易抗衡的资本实力,同时又不足以和劳动者,或者说劳动者占有的资源性资产做交易。这就使得中产阶级逐渐壮大成为社会主要消费群体的情况下,会找到一个有利于中产阶级共同认同的目标——绿色生态。在西方社会,绿色主义成了中产阶级的内在凝聚力。那些不人道的、造成污染的、破坏环境的生产方式,是有悖于中产阶级的消费者选择的。哪怕多支付一些费用,也要尽可能保证生产的过程是符合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原则的。在中国,曾经有过度奢侈品消费、炫耀性消费等早期的非理性消费。但是,随着中产阶级群体的壮大和提升,消费水平与理念正在发生改变。生态的、健康的、绿色主义的消费导向成为一个新的消费趋势。这对于一般企业向生态化的社会企业转型也是一个重要的拉力。

第三,中等收入群体崛起带动生态化消费趋势的形成,正在改变乡村业态结构。与生态化农业和乡村资源环境保护高度相关的休闲旅游、养生体验、教育文化等消费需求都在快速增长。这个新业态所要求的休闲养生农业样式,需要体现“三慢”(慢城、慢食、慢生活)特点。同时,也必须符合生态文明的多样化内涵才具有体验功能。而多样化的生态农业中就内生着这种体验功能。这也内涵着促进社会企业转型的要求。

第四,这些乡村新业态拉动下的社会企业也成为城乡关系再造的重要纽带。以社会企业为桥梁的城乡融合,不是户籍意义上的融合,也不是城乡社会空间的融合,而是在城里人与乡村人共同经营的过程中,对乡村社区和乡村生活重新赋值,并赋予新的意义。城市中产阶级下乡创业更多表现出他们的个性化特质,这恰与千差万别的乡土社会特点有机结合,特别是人文资源、旅游资源相对丰富的地方,最具有“后发优势”。

以前基层干部和农民对身边的资源环境、传统文化,大都没有多少价值意识。但是在下乡创业的市民眼里,这些过去不产生GDP的资源可能是更有价值的。市民下乡能够对各种农村资源重新“赋值”。比如一堵老辈人留下的夯土墙,在农民眼里是代表贫困的旧物,但市民看上了就愿意出钱保留并且利用改造成景观墙。这就是对乡村传统资源的重新赋值。例如通过乡村游学等新业态的开发,不仅可以提供城里人需要的舒适,更重要的还可以与本地村民结合,担负起在地文化梳理、合作组织培育、老屋新生等乡村复兴等重要的功能,而这恰恰最具生态文明的价值。

第五个重要的转变是,乡村产业业态创新的背景下,社会企业的经营主体增多,社会参与的广泛度和空间增大。例如,在都市边缘的生态农场,参与者不仅可以是集体经济经营者、城市投资者、中产阶级消费者,还可以包括文化创作者、市民消费者自组织等等。经营业务,也不仅仅是生态农产品,还可包括文旅培训、亲子教育、健康养老等一系列内容,从而形成更大范围的多元社会主体参与共同经营共同享有。同时,游走于城市和乡村之间的乡土“游学冶也是乡村文旅产业的另一种创新业态形式。他们可以引导城市再识乡土,协助村民共建乡土的理念,能够深度挖掘乡土社会的文化、历史、手工艺和自然等资源,据此开发成能够深度体验的游学项目。并有可能通过旅游的引入,将村庄的闲置房屋进行民宿改造,做出“民宿+在地文化体验”的设计,既满足城市中产消费群体周末休闲度假的需要,也带领城市居民去重新发现生态乡村的美好,以此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在这里,农业不仅经历了生态化的转型,更进行了社会化转型,形成了社会生态农业。其多元开发一方面形成了本地社区资源的重新认识、重新整合与生态化动员,另一方面,也以新的乡村产业重新构建了乡村社区的边界和治理结构。

五、结束语

与西方社会企业对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的区分不同,中国的在地化社会企业从一开始就是将经济与社会目标融合在一起的,并未进行严格区分和先后排序。这也与中国的文化社会脉络基础与西方不同有关。中国近代以“实业救国”为目标的民族企业发展核心是“民生”,而“民生”本身就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概念或是社会概念,而是多元一体的。

同时,以张謇和卢作孚为代表的中国社会企业,其在地化特点形成也是基于中国乡土社会的社区生活文化的要求。在小农村社制的乡土社会中,个体是家族和村庄社区的一份子,经济行为、文化行为也需要放在这样的整体单位上进行考量。从而呈现一种“村社理性”,而非仅从个体经济收益角度考虑的“理性小农”。因此,以乡土社区为基础进行经营的本地企业,要想实现社会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照顾到本地村社的福祉,而不能仅追求企业个体自身的利润最大化。

社会企业的成功在地化经营需要采用与中国乡土社会有机结合的资本积累方式,以社会化服务开发本地资源使其重新赋值,以多业态的产业融合方式也需要“回嵌冶地方才能进行组合投资和产业升级。而其社会服务与社会建设的方式不是简单的对外公益捐款,而是将企业集团作为地方社会建设的重要一环而内嵌于当地社会。并以在本地社区开展乡村社会服务的方式来化解过高的企业投资风险,并减少和农民之间的交易成本。社会企业家低成本的在地化社区建设不仅有利于经营企业,更是经营一个由基层社区组成的城市。例如,张謇的大生集团,企业利润的一部分用于支持南通的近代城市社会建设和教育事业,这不仅仅是经济反哺社会,同时也是对企业自身的建设,既有效降低了经营成本,又带来了社会综合效益。从而形成以乡土社会本地资源为基础的双赢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所以,在生态文明新时代,要想实现乡村的产业振兴,只思考让农民“多挣钱”是不够的,这还是传统的单纯经济观点的产业化思路。新时代生态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采用社会企业思路来发展新型集体经济,寻求在地化的社区综合可持续发展。

以社会企业模式促进生态可持续与乡村产业振兴内在逻辑在于,以整体化、多样化的视角看待乡村本地生态资源与人文社会资源的结合,以在地化的方式进行系统开发,动员广泛社会参与,降低交易成本,才能优化配置本地资源、进而带动多业态融合互补、并将资本受益最大化地留在本地。总之,是要通过社区整体发展内涵性地带动农民财产性收入长期增长。

在近代中国,张謇和卢作孚这样的在地社会企业经营模式,曾经在战乱频仍的不利条件下维持了局部地区的稳定和一定程度的可持续综合发展,是中国工业化起步时期就形成社会企业的重要经验。在当今全球化竞争和金融危机加剧的条件下,借生态文明与乡村振兴重大战略转型之机,投资乡土社会发展在地型社会企业,也仍然是一个重要的思路。

注释:略。

来源:《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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