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管理改革》：温教授，您是著名的经济学家、“三农”问题专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先后担任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副会长、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执行院长等职务，长期从事经济理论、“三农”问题研究。请您在中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背景下，谈谈您对乡村振兴的理解。

温铁军：过去谈到乡村振兴，其重点是国家的生态文明转型。因为城市一般来说是反生态的，容易使用标准化的建筑设计体系，变成了“水泥的森林、柏油的沙漠”。城市建设尽管代表着工业文明的成果，也意味着资本在城市的高度集中，离多样化的生态也渐行渐远。

而对于乡村振兴，如果多样化是生态文明最重要的内涵，那多样化是自然存在于乡村的。因为乡村的生产、生活与自然环境本身就是多样化的生态。中国的地形条件复杂，大部分国土面积是山区高原等，不同的村社存留在了多样的自然界。因此，如果一个国家想转型为生态文明，需加强乡土社会的建设，以乡土社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作为基础，生态文明的多样性内涵才能存在。

《行政管理改革》：许多人认为中国的崛起正在改变世界经济政治秩序，在经济发展方面，您如何理解中国道路与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

温铁军：谈论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首先需要从历史维度、国际背景比较等方面出发。二战期间和二战后迅速崛起的国家，基本上采取发展主义的路径实现现代化，即宗主国通过殖民扩张形成原始积累。当时，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都以这样的现代化为目标。然而，所有沿着发展主义道路前行的发展中国家，从二战结束到现在，很少能够实现成功发展，很少能够实现如西方宗主国一般的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模式。这些发展主义中存在的问题需要一个合理的解释。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成为发展中国家中工业化产品最丰富、产量最多、产业门类最齐全的国家。同时，也有很多人认为中国工业化发展超前、城市化发展滞后，但很少有人提及部分城市化超前的发展中国家深深地陷入了“城市化泥潭”和“城市化陷阱”。目前，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困境给主流发展主义理论提出了挑战，比如，按照发展主义理论，大家认为工业化一定会带动城市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结合一定创造内需拉动增长等。事实上，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速度越快越难以进入工业化。最典型的就是已陷入严重危机的委内瑞拉，以及拉美地区的许多其他国家。

不同于殖民化大陆，亚洲是维持了几千年的原住民大陆，具有独特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等，不能简单机械地根据西方的理论、西方历史中形成的概念来分析亚洲社会。中国是一个有着长期历史延续性的乡土社会，因为男耕女织的家庭分工，客观上降低了成本、有效地配置了劳动力资源。内部化的要素配置比外部性的要素配置更为有效，家庭内部化的分工是高度有效的。如果财产占有最终体现为收益分配，家庭内部因为财产关系的同一性而分工明确却并不产生收益的倾斜。农村内部的生产生活状态叫做“百业”，而当用发展主义的制度路径去解释时，才将农业作为第一产业——农业。在漫长的一万多年的农业发展过程中，农业从来不是第一产业，而是三产结合。农村社会因不同的生态条件而形成了不同的生活，不同的生活依存于不同的资源，对这些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就是农业。因此，在国际学术界长期有定评，中国的乡村社会，因为其自身的内部化形态而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并用最少的资源支撑了世界最大规模的人口。

关于乡村社会的发展，现在一直在讨论一个问题，农民为什么穷？简单的答案是因为农业收入上不去，而这个答案是不完整的。如果将农业局限于第一产业，农民很难增加收入。在金融资本时代，当金融资本主导经济发展的时候，完成一个金融交易仅需0.04秒，完成一次结算仅需0.6秒，都是以零点几秒为计量单位，但农业却需要一年才能完成一个经济周期，因而，按照一般的经济规律，资金作为追求流动性的要素就会离开缺少流动性的农业。这就是明显的产业目标错位，其现状就是所有商业化的金融机构把农民的存款像水泵一样抽走。经济学是不讲道德的，如果按照教科书般的经济发展规律，是不能处置这些问题的。

怎么理解这些情况呢？农业本不是第一产业，农民也不是第一产业的生产工人。我们讲三农问题，农民应该摆在第一位，现在的问题是部分农民难以拥有自主的发展权，不能自主地处置和自己生活相关的周边资源性资产，这些资产要被资本来处置，之后资本再将农民变成雇佣工人，所以中国三农问题中的核心问题是农民，怎么让农民重新获得自主发展的权利。

《行政管理改革》：随着中国的崛起以及对世界影响力的不断加大，部分国家将中国视为威胁，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温铁军：大家普遍认为目前的“中国威胁论”缘于贸易，其实我们应该从更广泛的视角去解构这一现状，关注自2008年美国发生金融海啸之后的一些变化。金融海啸爆发之后，东北亚被称为西太平洋的美元湖。东北亚是指中国、日本、韩国，这三个国家是世界最大的美国债务国、贸易盈余地区。巨大的贸易盈余转回来去投美国国债市场，由此形成了美国国债的利息率比较低。这得益于中国、日本、韩国的巨额贸易盈余向美国长期的投资。当金融海啸爆发之后，三国都意识到危机，于是出现了东盟+1。因为中国的区内贸易很大，东盟+1意味着我们能用自己的本币做结算。随后，韩国跟进成立东盟+2、美国跟进成立东盟+3，之后，当亚洲各国特别是东亚这一片工业化地区准备用自己的本币做结算，也已经开始讨论何时推出亚元时，美国开始高调返回亚太，中日之间的钓鱼岛、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南海争端等开始变得频繁。

亚洲本来具有区域化整合的条件，2013年，中国开始提出“一带一路”倡议，100多个国家纷纷与中国签订双边货币协定。然而，在这个过程中，美元作为世界结算货币的地位可能受到潜在影响。由此，贸易摩擦关注的问题不仅是贸易，真正有意义的谈判是中国在多大程度上能够配合美国继续维护美元作为世界结算货币或世界储备货币的地位。

2008年金融海啸以后，美国连续推出三轮量化宽松，结果是向世界输出通货膨胀，而世界通货膨胀的发生最终会反过来引发金融资本的危机。沃勒斯坦理论提出，世界在资本主义的历史阶段中分为核心、半核心、边缘地区。在金融资本遭遇到核心地区的危机后，难道金融资本不会自主地调整吗？当然会，否则我们就小看了金融资本。2013年10月31日之前，以美国为首形成了西方六个核心经济体（美国、英国、日本、加拿大、欧盟、瑞士）并建立了本币之间的近乎于同盟的关系，形成了金融资本的新核心。其功能是，六个国家中的任何一个国家发生流动性短缺、存在金融资本危机的时候，或即将爆发危机之前，所有其他核心经济体本国的流动性都会共同成为这个资金短缺国家的流动性，也就是说，经济体同盟的任何一方都不会再出现因流动性短缺而爆发的金融危机，并且利率以没发生流动性短缺的国家的利率为标准。这就意味着即使中国减少了对美国国债市场的投资，即使美国拥有的外国投资总量下降，美国是可以依靠与六国签订的协定保证其流动性不发生短缺，维持其在国际金融资本中的主导地位。

《行政管理改革》：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下，中国如何更好地应对、更好地实现自我发展？

温铁军：应对这种情况，中国已经有过一些经验。1997年金融风暴之后，我们同样面临着外需陡然下降的情况，当年外贸对GDP的贡献超过一半以上，同时，国内出现过第一次生产过剩。北京大学林毅夫教授提出，中国面临着生产与劳动力双重过剩中的恶性循环，建议借鉴罗斯福新政，比如通过用国债投资新农村建设促进经济发展。在此情况下，中央紧急启动投资拉动发展的战略，对于中国在世纪之交走出一条不同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道路有一定积极意义。

我们遭遇到的第二次生产过剩危机也是外部因素引发的，随着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2010年欧债危机爆发、2011年和2012年原材料生产国原材料价格下降等事件的出现，中国经济发展面临下行风险。在全球危机爆发之际，正值新一届政府上台，面对的恰恰是第二轮生产过剩。这要从中国如何变成世界工厂说起，中国从1998年开始大规模投资基本建设，而1999年中国就开始被部分西方国家视为威胁，中国经济在那时能够实现快速发展，除了自身因素，也恰逢世界经济环境的变化。2001年，美国爆发经济危机，大量资本流出，而当时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中生产要素价格最低、基础设施条件最好的国家，因此吸引了大量的外资流入。尽管中国在1998年遭遇严重经济危机，但是随着美国新经济泡沫的出现，2003年中国成为了外商投资第一的国家，中国有着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外部投资可以直接进入中国并且把装备制造业搬进中国，便于就近占领中国市场并形成完整的工业体系。在此条件下，中国大力发展总部经济，经济形势逐渐好转，这就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过程。2008年，华尔街金融危机爆发，中国在工业化发展的高涨时期，却突然遭遇全球需求的下降，导致了中国的第二轮生产过剩危机，并在2012年以后爆发。

当经济进入衰退期的时候，是应该进行逆周期还是顺周期调节？逆周期是逆经济周期，其实它是一种政治经济学，体现国家信用的重要性。例如，这个过程中，国有银行执行国家宏观调控政策，银行的资本金80%以上来自国家，国家是银行第一大股东。尽管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但有谁相信80%资本金来自国家的银行会破产？而非国有的中小银行很难吸存，只能做中间业务，所谓的融资乱象是在这个阶段做顺周期了。国有资本金代表着国家的长期信用，为了维持长治久安而采取国债、货币两个手段来扩张国家长期信用。国债代表的是国家政治稳定的长期信用，我们用国债搞建设，尽管负债很高，但我们的负债叫做建设性负债，负债对应的是资产。对应第一轮生产过剩，我们建设了全国高速公路网，对应第二轮生产过剩，我们建设了全国高速铁路网，这都是资产，所以叫做建设性负债，并具有积极意义。比如，中国遭遇到两次输入型经济危机和两次生产过剩，但资本主义一般内生性矛盾没有发生在中国。我们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何能够讲好中国故事，这是我们的历史责任。

大多数顺周期的深化改革政策都在中国面对经济危机的挑战之下出问题了。我们继续坚持吗？恐怕很难。随着虚拟经济泡沫化，房地产的泡沫化越来越严重，这导致地方负债和房地产捆绑在一起。我们说逆周期只有国家使用长期信用工具来增强对私有化的制度挤出才能真正实现，否则私有经济一定朝着顺周期方向发展。

《行政管理改革》：面对经济发展的挑战，中国如何通过金融工具进行宏观调控？中国与美国在金融资本方面的竞争状况如何？

温铁军：金融资本的竞争中，中美两国分别代表两种不同的金融制度。我们的金融怎么制造出来的？金融的唯一来源，是政治权力向纸币体系作赋权。只有国家政治稳定，才有对货币体系作赋权的条件。苏联解体的原因之一在于拒绝货币化，在实体经济阶段，可以直接实现实体经济收益的最大化，所以拒绝货币化。当苏联解体的时候，其采取政治改革优先的措施，而政权解体导致货币体系坍塌，外资大量进入洗结前苏联的实物资产。

中国反思了苏联解体的教训。中国从1992年开始发展期货市场、房地产市场，尽管我们经历了通货膨胀的过程，但中国货币化的速度急剧上升，因而中国有机会用实体资产尤其是资源性资产通过货币化来吸纳货币，实现了快速发展。同时，中国政治信用通过国债和货币两个手段实现扩张，这也是中国崛起的内在。

中国是货币总量和工业产量第一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逐渐增加使用人民币与周边国家推进双边贸易协定，与美国的做法相同。美国是世界最大石油进口国，美国与石油输出国签订协定，使用美元进行结算，并且，原因之一也在于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粮食生产国和出口国，美元具有稳定性。在此情况下，中国与美国在货币使用上产生了竞争。

事实上，中国的金融体系是国家使用政治权力向货币和国债进行赋权而形成的信用体系，而美国联邦储备系统（下文简称“美联储”）是由私人银行家组成的机构，是私人银行家使用个人信用作赋权的体系，主要遵从私有资本规律，国家在其中发挥配合作用。这种情况与中国正好相反，我国建立了金融领域的委员会和中央人民银行，由国家向货币体系赋权。比如，2015年，因为深化改革带动大量资本进入，造成多空大战，我国股市陡然下跌。在此情况下，中央要求国企集中投入股市，这一举措使得很多投机资本被套牢，空头预期的下跌被截杀了，避免了股市危机的发生。这种方法也许不符合传统的市场经济原则，更不符合西方普遍的经济学教科书，但是救了中国，这就是我们的制度。如果中国想加入国际资本俱乐部，当然会有不同制度的根本性碰撞，这种不同可能带来了一定的威胁。目前，中国的四大银行全部排在世界前五大银行之列，五大银行中只有一家是美国的。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各个方面最终都导致中美双方在金融资本的制度竞争上存在对抗性。

《行政管理改革》：您在多个场合强调中国的乡村振兴具有世界意义，请问怎么理解呢？中国如何结合国情发展乡村振兴道路？

温铁军：中国是人口规模最大的原住民大国，在农业领域很难与殖民地大国竞争，因为殖民地大国意味着原住民人口的大规模消减。以美国为例，欧洲人大规模地消灭了原住民，当时，一个原住民的头皮价值35美元，一英亩土地5美分。这也是美国为什么有大农场，为什么美国是世界农业产量最大的国家，为什么美国平均农场规模是我们的许多倍？美国的原住民被大规模消减，最后只剩下52万。我专门到亚利桑那州原住民保留地与他们做过长谈，他们现在仍然认为与美国有过协定，这个国家还是他们的，但对于欧洲人而言，当时占有原住民的财产是天经地义的。在美洲、澳洲，大农场制度基本都在外来殖民者占有资源的基础上形成，并将农业生产称为第一产业。如果我们将大农场作为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发展目标，请问我们是不是太不了解历史了？

我们是原住民大国，维持着一万两千年的原住民农业，能与殖民地大国进行农业竞争吗？过去农村是典型的生态系统，一万多年生于斯长于斯。什么叫做乡村振兴？为什么它是复兴的概念？为什么一定要是乡村？乡是有郎的，村是有财的。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村是木寸两个字，是要一点一滴去积累财产。乡村振兴本身就意味着我们万年农业文明的传承，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文明之所以没有中断，依靠的是乡村。

片面追求农业规模化、把农民变成产业工人的政策倾向是比较教条的。韩国与日本虽然都是现代化国家，但他们仍然是小农制，并在小农制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高度垄断的、六产融合的农业协会，以保护农民利益、防止任何竞争。农协是全方位垄断组织，例如，在日本，至今没有农村之外的企业能够进入农村参与经济竞争。日本的农村金融占全国金融的近30%，但处于高度垄断状态、不允许与农村竞争。同时，国家对农业免税，产生的全部收益50%以上返还农民，尽管农业人口年龄老化，也只允许自然人进入农业。这是适合东亚农村原住民社会的农业政策。另外，宗主国跟殖民大陆一样吗？欧洲的农业政策，欧洲的绿色主义为什么兴起？因为农村基本都是原住民。这些地方不是殖民地，没有被外来殖民者占领。尽管欧洲大量向外输出人口，但农村基本上仍是原住民。因而，我们也不能照搬原殖民地大国的农业政策。

《行政管理改革》：您认为适合中国农村原住民社会的农业政策应该朝着什么方向发展？

温铁军：面对国际上的挑战、国内各类现实问题，中国主要从三方面进行发展，即“一带一路”、亚区域整合、乡村振兴。2005年，我国就提出了新农村建设，基本做到了在行政村一级实现五通，通路、通水、通气、通电、通宽带。现在，乡村振兴要在自然村一级得以实现。我们现在还有300万自然村，这是巨大的空间。这个空间最大的好处是，当实现基本建设的完善时，自然村的资源性资产即生态资源的价值实现形式将呈现多样化的特点。

小农经济通过综合性合作社、集体经济实现农业现代化，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因为资源性资产归属村域范围内的所有村民。如何让村民富起来？只有当资源性资产变得可交易，农民才能真正得到资产收益。资产收益不是占有资产，而是占有资产交易的收益。从这个角度来说，当进一步推进乡村振兴时，只有通过六产融合的发展方式才能带来资源性资产的大幅增值。如果只发展第一产业，农村就只能种地。按照过去的思路，土地只能用于农业、不能干别的，那就没有六产收益，资源性资产就被定为最低的价格。而当土地用于六产的时候，会随着不断的产业升级而出现再定价。每一次再定价都会带来再定价收益。现在已经没有多少农民愿意放弃农民身份、农民户口了。为什么？因为资产是农民的，越来越多的农民感觉身边的山水田林湖草是他们的资产。过去城市的房子是普通住宅楼，几千块钱一平米，但如果地铁修到楼下就变为几万块钱一平米。因而，只要基本建设进入农村，农村大量资源性资产就会得到增值机会，农民会成为所有者主体。让农民重新得到自主发展权利，要靠推动集体经济参股注资的合作社经济。这样就能将现在过剩的金融、产业资产与乡村社会的发展结合起来，变成一个积极的过程，不再是消极的过程。

《行政管理改革》：在城乡融合的过程中，我们如何更好地实现乡村振兴呢？

温铁军：2005年新农村建设以来，我国已向农村投资了十几万亿，相当于两万多亿美元，这在世界上都是少见的。随着国家投资垫付机会成本，大量资本开始下乡。房地产公司大量下乡，只要有一片比较好的山水、田林、湖草的农村，都已经被房地产商选中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农村的景观资源资产。只是由于土地指标的限制，房地产公司不能享有土地所有权，只能选择租赁或不平衡地去交易。

随着互联网下乡、中小企业在农业生产区创业，中国进一步实现城乡融合。在乡村振兴的发展中，可逐渐实现能让中小企业在乡村创业并且形成创新空间的发展过程，创业在乡土社会中发生，企业不可能只是独占利润。同时，中小企业创业也可以分享机会成本，即已经被国家支付过的机会收益空间。这种发展将会引发中小企业转型为社会企业的新趋势。在城市，我们采取降杠杆的策略，而在农村，可以通过集体经济的杠杆化投入在乡土社会实现经济的加杠杆，农村大量资源没有转化成资产，足以让大量资金进来加杠杆。面对经济危机，我们怎么做逆周期？我认为就是在农村加杠杆，集体经济就是加杠杆的空间。

如何让农民成为主体？首先需要补上短板。当下，乡土社会最突出的发展不充分是由于长期去组织化，农民的组织、文化、社会发展不充分。近20年，我们的研究团队一直在研究如何能够帮助农民进行自我组织、自我发展、自我赋权的工作，帮助农民获取自主发展的发展机会。

《行政管理改革》：面对国际挑战，中国要练好内功，发展乡村振兴就是中国经济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的基础，其中的内在逻辑是什么呢？

温铁军：我们要达到中国的双稳态结构，中国在国际竞争中可以真正立于不败之地不仅取决于在国际上的得失，同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内的稳定发展。在社会稳态和经济稳态中，经济稳态是进行大量的基本建设投资扩张实体资产，实体资产的扩张意味着对应的货币资产可以进一步扩张。只要是建设性投资，货币总量就还可以扩张，只要货币资产和实体资产都在扩张，对应的债务就是分子，它就会缩小。因此，不要人为地去做空，而是要看有没有条件进一步扩充实体经济。中国是一个没有完成资源性资产货币化的国家，并且也没有完成企业化资产的资本化。因此，我一直不主张金融开放，希望用中国自己的货币来完成资产的货币化。

目前，我国大量的资源性资产还不可交易。例如，我到南方山区做调研，在一片红豆杉林子，我问农民一年增值多少，发现比资本市场任何投资的增值都要高得多。如果将其发展为一个基地呢？请问资产价值多少，是否可以交易，是否可以将多片林子的资产集合在一起然后上市呢？完全可以。在我们没有完成这些事情之前，为什么要让其他货币来货币化我们的资产呢？如果我们坚持用中国的主权货币来货币化我们的主权资产，完成货币化，那会带来相当大的货币增量。这些增发的货币有对应的价值，价值就是我们的实体资产，它不是虚拟的。因此，中国的经济金字塔可以不断扩大，这样会使社会成为金字塔。我国农民是现金相对贫困而不是真实贫困，他们是有资产的，只要允许将资产变成可交易的，他们就是小有产者，这就是我们的社会基础，这个社会将是长期稳定的。同时，我国的中产阶层正在崛起，他们将引领消费，需要将他们引导到绿色主义上。同时，引导绿色组织发展有机农业、推进生态化建设。

中国要练好内功，而抓好乡村振兴是21世纪中国持续稳定发展的基础，因为乡村振兴能够大量吸纳我国的主权货币，增发信用形成的增量将会被乡村振兴带动的资源转化成资产，资产的价值会实现多样性，最终和资本市场结合。大量吸纳进入金融资本、不断扩张信用资产的过程，是辅助的、能撑得住的过程，这取决于政策安排是否合理。当经济、社会的双稳态结构的目标达成，面对再严重的国际挑战，我们也是有底气的。

来源：《行政管理改革》2019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