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的视角出发，对全球重大问题提出独到看法

中国在前一轮的全球化中，还是处于边缘地位，是后加入全球化的国家。在此之前，我们对于全球化的进程更多的是一种追随，而很少进行主动的引领或者创新。中国学者的研究，在刚改革开放时更多是从参考西方人对于全球化的论述中，提出自己对于全球化的观察角度和观点，很少有自己主体性的看法。我们作为后来者，如果要对于全球化问题提出自己的独特评论，人家往往不屑一顾：你也配吗？

朱云汉先生在他的近作《全球化的裂解与再融合》中，从一个中国人的角度，对全球化的趋势提出了自己系统的思考和理论探索。实际上，近年来中国大陆的一些学者也在做相同理论探索。这些探索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以“天下观”来看待全球化，以中华文明为主体的研究视角。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为中国学者打开了一个新的天地，使很多学者在这样的时代基础上，有条件做出有益的理论创新，他们既是受益者也是开拓者。朱云汉先生在这方面做了非常好的尝试。

对朱云汉的著作，我是有很大共鸣的。从方法论角度讲，他是从问题出发，从时代角度出发，而不是从某个现成的原理、或是从哪一位西方名家说过的某一句话出发，也不是局限于引述西方哪个大学者说过什么，而是从问题出发，是基于对于时代的观察、分析和思考。

在这个基础上，云汉先生首先提出了五大不确定性：全球化的前景高度不确定，西方世界主导的国际秩序的前景高度不确定，中美关系的前景高度不确定，中国在后西方世界秩序中的角色前景不确定，人类社会对于如何驾驭科技革命的潜力充满不确定。可以这样认为，现有的全球秩序框架及其基础，以及未来的前景，都是充满不确定性的。

第一，从对问题的观察出发。以此为出发点，朱云汉不是从西方人的视角，而是从全球视角，以及一定程度上从中国的立场、中华文明的立场去观察，提出了五个不确定以及四重历史趋势的判断。他认为，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开始式微。这个判断具有比较大的批判性，因为现在西方的一些学者对于世界问题的观察，几乎还没有得出“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开始式微”这一判断。他们或者提出美国开始式微，或者说欧洲开始式微，但要他们作出“整个西方世界开始式微”的判断就不太容易。这是需要站在一种全球的、时代的、也是中华文明的立场上去观察的。

第二，中国为首的非西方国家开始崛起。这个判断也是很难被理论界、思想界那些现在持西方中心论的人所接受的。

第三，全球化的发展潜力依然存在。全球化的融合能量正在超出裂解的能量，就是说全球化还要继续延续。中国模式和美国模式面临竞争，全球治理面对新的挑战和新的机遇，亚洲国家有可能构建形成新的经济共同体。中国主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将可能得到更多的认同，未来世界有可能走向“天下为公”和“世界大同”。朱云汉提示，孙中山先生提出的“天下为公”和孔夫子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回溯我们改革开放的历史，再追溯中国革命史、1840年以来争取民族独立自强的历史，乃至再往前推溯到5000年中华文明史，都可以追寻到“天下为公”这一思想脉络。

在分析这一次全球化的裂解和再融合时，朱云汉强调当前世界出现了四重历史趋势：一是美式单极霸权开始式微；二是自由民主体制走下神坛，人类政治文明走向多元并举的常态；三是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原则的超级全球化失去动力，包容性增长为动力的新兴全球化蓄势待发；四是人类历史走向后西方时代。这些都构成了对于当下全球历史进程的重大研判，这就充分体现了关于全球化的思想内核和价值。

两个重要的创新性结论

冷战结束之后，一些西方学者提出“文明的终结”这一命题，表达了对今后世界趋势的一厢情愿的判断。从那时以来，西方学者对全球化发表过不少新的意见，包括近两年新冠疫情以来也有许多议论，但很少有全景式的、真正把全球当作“天下”出发的观察。从这个意义来讲，朱云汉先生的研究是有开创性的。我认为其中最大的创新，在于他得出的两个重要结论。这个结论在书名中已经体现出来了。

第一，全球化正在裂解。具体而言，就是由欧洲人开启的、美国继承的、由西方文明主导的、镶嵌式的全球化正在裂解。

关于对“全球化的开启”从何起步，是有过争论的。比如有一种意见认为全球化可以追溯到5000年前甚至更长。但是现在各国具有共识性的意见是，全球化是1500年前后的大航海时期开始的，因为在此之前缺少一种真正具有全球意义的、打破了地理隔绝的各个文明密切互动的情况出现。

现在的全球化，正是沃勒斯坦所说的“现代资本主义体系的全球化”，它具有经济的掠夺性、政治的垄断性、精神的排他性等特征。许倬云在朱云汉这本书的序言中专门讲到了关于西方文明的一神论的排他性问题。

就是这些特性，构成了以西方文明为主导的全球化的中心和边缘地带。在此之前，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仍处在全球化的边缘地带。而现在全球化出现的裂变和分裂主要是两方面：一是不同国家之间，即包括大约十几亿人的发达国家群，和六七十亿人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的鸿沟，这是一个大的分裂，是从国家主体的角度发生的分野。另一种分裂是从财富分配的角度看。当然发展中国家的财富分配也是边缘化的，而即使是发达国家内部，也存在着99：1的分裂。比如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十亿人口中间，真正的富人只有百分之几，其余多数也是相对贫困人口。

正是这两个分裂，导致了现有的全球化模式很难延续。这就是朱云汉先生所说的“镶嵌式”全球化。这并不是真正的一体化，因为在财富的分配和再生产中，不同人群是有鲜明界限的，所以这种全球化走到了今天，也就走到了尽头。

第二，新的全球化的再融合进程开始启动，包含了多种文明、多种模式的融合型的全球化正在萌生。

纵观500多年的全球化历史过程，可以把西班牙主导的时代看作1.0，荷兰主导的时代看作2.0，英国主导的时代看作3.0，而美国则是全球化4.0。在此之前的全球化进程，是由欧洲推动、美国继承、以西方阵营主导的全球化。而今天的全球化进程，有性质上的不同：如果之前的全球化进程按照朱云汉所说是“镶嵌式”的，那么现在全球化具有一种新的趋势，具有融合性的特征。

之所以出现这种融合性的特征，就在于有中国这样继承了中华文明、融合了传统和现代的国家，开始加入全球化的进程，甚至成为新一轮全球化的主导性力量。因此，如果以前的全球化进程是机械式的权力中心的转移，目前这一次变化则有迭代式的特征，是生命体的进化，是新生力量替代之前充满缺点的传统势力的全球化。这种全球化的最大特点，就是能够形成多元并存共生的模式。

倡导多元并行的全球化

从目前中美博弈态势看，包括拜登政府对于中国态度的某种调整，似乎他们也看到绝对性的排斥、不给中国留活路的全球化是走不下去的，中美共存是必然的。当然，拜登政府所设想的“共存”，是希望以不损害美国价值观和美国利益前提的共存，他们主张的全球化是自己要尽可能地占最大利益的全球化。

当然，这是一种政治让步。但是至少应看到这种趋势：未来的全球化不会是由美国一家主导，甚至也不会由西方来主导。中国和它所代表的中华文明会更多地介入，作为多元化世界中间的一元存在。正如孔子所说的“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我们希望能够教化融合，天下一家。

1840年之后的109年中，中国是在被动挨打的形势下，强制性地进入全球体系，那时的中国是被帝国主义打击和蚕食的对象。1949年新中国建立，经历30年节衣缩食的工业化建设，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再次进入全球体系之中。中国作为建设者、追赶者，到今天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对世界经济发展贡献最多的经济体，因此成为具有某种引领性的主体。我认为这是当今全球化内生的一个重要变化。它具有“再融合”的特点——它不是强迫性的、排他性的、替代性的、意图争夺世界霸权的，在战略上也不是所谓自我收敛，而是主张“君子和而不同”。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中华文明在全球化中间应该有一席之地。我们不想侵占别人的一席之地，但是也不允许霸权主义侵袭我们的一席之地。要维护中国人的权利，要维护中国的发展成果，这就是中国未来在全球化中间的定位。朱云汉很好地阐释了这些看法。

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和拜登的一次电话会晤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表述。他说：中美两国是两艘在大海中航行的巨轮，我们要把稳舵，使中美两艘巨轮迎着风浪共同前行，不偏航、不失速，更不能相撞。习总书记强调了三个原则：互相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地球足够大，容得下中美各自和共同发展。

中国不是在美国这艘全球化轮船上烧锅炉、在甲板之下卖苦力的。中国和美国是两条船，这两条船是迎着风浪共同前行的，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是并行的。当然全球化也不会排斥欧洲这条船、不会排斥俄罗斯这条船，也不会排斥非洲这条船，大家都是多元并行的。在这一点上，我觉得这体现出未来的全球化和世界秩序的发展的重要方向。

朱云汉全景式地分析了世界现状，指出了未来发展的可能性，提出了重大问题，也展现出中国的视野、中国的襟怀，汲取了中国的使命和担当的答案。

（王湘穗，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

来源：《经济导刊》202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