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利益”一词，近十余年间频频见诸于各类报刊。它一般被用来表述两种类型的意识形态，一是作为表述经典国际政治理论的观念，二是专用于解释政治纲领口号的内容，成为宣传时常用的单纯的政治概念。作为一种战略研究的思维逻辑方法，尤其是作为战略决策过程中的能动的价值系统来加以运用的情况，则较为少见。

一、战略研究

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人类实践与认识活动的日益高级化、智能化、科学化，人类从事战略决策的思维和认知也不断地从行为空间的层面提升出来；在人类对其所在的宇宙可能性空间的认识能力不断扩大和深化的同时，特别是随着工业文明的进步，一个介于可能性空间研究与行为空间研究之间的可行性空间研究日益发达起来，成为一个日趋专业化的能动的认知层面，这就是战略研究。战略研究把民族国家这一决策主体在快速发展、竞争激烈的责任环境下所面对的各种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发现，包括大至宇宙小至原子结构、远至古代未来近至眼前分秒，以各种学说、主义、思想等形态存在的大量浩繁的可能性探索空间信息收束起来，又从具体面对的行为需求的信息中加以时空的扩大，形成一个有一定行为时空范围，包含一定的可行性变化与发展展开过程的，有关信息扬弃判研的研究领域。从人类社会行为的探索分工来说，可能性空间的研究提供行为主体主客观环境所包容的理念或各种意识形态成果；可行性空间的研究提供行为主体各种行动的战略、策略、方案，从而使主体行为具有方向性和可操作性；行为空间的研究最终完成主体行为的决心选择，即战略目标的确认和界定，并将达成目标的途径、手段、步骤（阶段），即其实现目标的具体操作方案最终精致起来。国家利益的利益需求系统和价值结构系统则是可行性空间研究，即战略研究重要的思维逻辑组成部分，其结果将提供战略选择所必须明确的目标区间限定、目标的合理分解及最终形成的战略目标系统。对国家利益从战略研究角度加以理性阐述，对于提高民族国家主体自觉、提高战略研究决策水平、制定科学合理的发展战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国家利益

一般说来，国家利益是一个国家的统治集团利益、民族利益、在人民民主专政国家里的人民的整体利益在国际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外在表现形式（对于具体不同的国家，这三者可以是同一的，也可以是单一的），是一个主权国家在开放的国际关系竞争格局中，其决策主体所认定的物质与精神的生存需求与发展需求的总和。

这里应该说明：

1、国家利益只限于主权国家，也只有主权国家才有完整意义上的独立的战略行为；

2、国家利益限于国际环境，国内整体利益的集中体现可以是人民利益，可以是统治集团利益或者是多社会阶层利益的联合体，但这些利益不等于国家利益，只有进入国际环境中才成为国家利益的一个组成部分。从结构意义上讲，人民或者社会各阶层利益从国内制衡机制角度可以制约、影响甚至规定国家利益；

3、国家利益基本上是一种整体的利益，当存在多种性质的诸利益集团时，这种整体的色彩尤为重要，从理论上说，不能以某一集团利益来取代国家利益；

4、国家利益从精神与物质两方面都只有两种基本的需求，即生存需求与发展需求。这两类需求利益有着不同的特点。生存需求，顾名思义，是维持国家的存在的需求，它们一般表现为不可或缺、不可替代，或替代性很小，也就是选择性很小；而发展需求则表现为替代性强、选择性强、利益需求的弹性较大。生存需求与发展需求是一对相对的范畴，其时空性很强，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国家发展的需求，随着时间的推移就可能转入生存需求的范畴。越来越多以前被认为是国家发展的需求转化为生存需求，证明着国际社会的进化。从哲学的角度来说，人类作为一个发展着的族类，其生存条件是不断提高的。但在一定时期内生存需求与发展需求之间有着较为明显的分野。

三、国家利益的特征

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在精神与物质方面的生存与发展需求，是在国际关系复杂系统中运行时逐次展开的，彼此有着形形色色的联系，其方式、联系与作用的强度不同，需求的表现方式自然不尽相同，随着人类需求的总体增长，其特征亦随之日益复杂化。把握住这些需求相对稳定的基本属性，对于准确地把握不同时期的国家需求的内在结构，从而尽可能合理地制定出在处理国际交往中的国家政策立场与原则，制定出合理的国家发展战略是十分重要的。

1、功利性。国家利益是极富功利色彩的，但这里所说的功利绝非个人的功利，而是国家的民族的功利。国家功利是由国家战略的决策者通过决策程序判定的，因而是相对稳定的和相对长久的；在国家处于非稳定状态时，国家功利是以牺牲或舍弃某些因素为条件而实现的，功利一经实现，国家系统即处于一种新的稳定状态；不同国体、不同民族的国家对国家利益和国家行为价值准则的判定是不尽相同的。

2、区域性。国家利益在以往的人类历史中一直是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实现或展开的，国家在国际经济与政治地缘环境中的空间位置，决定着国家利益的具体内容和发展方向，甚至实力水平。处于欧亚大陆上的各个国家，由于人口和资源的素质、密度和开发程度，形成世界战略的实力序列。三千多年来，欧亚大陆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使它的居民能首先最大限度地开发自己所在的地区，然后向地球上开发程度不足的部分扩张，利用那里特有的资源为本国谋利，使中心地带的国家实力大大超出了世界其他地区。

但是，到了近代，由于新技术革命的发展，世界生产力水平的实质性提高，使得世界战略中的实力地位在形成过程中不断分化，科学技术、工业化程度、人口与民族意志的因素越来越取得与地理空间、气候和资源布局同等重要的地位，中心地带反而成为世界战略对抗与争夺的空间和对象。至此，各个国家在世界地理中所据空间位置如何，就决定了其国家利益在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具体环境、内容和方向。尽管大国利益在空间上的重叠使世界战略的利益格局日呈复杂化，但基本的国家利益从根本上说还是受其具体的区域位置所左右，正是这种国家利益的区域性，决定了许许多多的实力单位在世界利益格局中相互作用的空间结构，决定了世界战略角逐中那些最为经常最为基本的风风雨雨。

3、多元性。由于国家系统是复杂的，在与相关国家的相互作用中，主体的生存与发展需求是通过物质与精神上的诸多要素表现出来的，要素决定着系统的联系、结构和功能。因此，国家利益的多元性决定了国家行为的本质。国家系统相互作用的要素或子系统的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民族习惯等等；从工业文明以前（含工业文明）的人类业已经历过的历史情况来看，大致可将国家利益分解为国防、经济、政治、文化四类。所谓国防利益，是指保证主权国家的生存需求，即保证国家主权、领土（领空、领海）、人民生命财产不受其他国家的武力威胁的需要。这里的主权，包括国家的政治制度，这里所隐含的满足或实现国防利益的工具，包括军事力量和其他非军事力量、手段、工具。所谓经济利益，是指保证国家对于正常展开生存资料与发展资料生产活动的需求，其中包括国际间的金融、贸易、科技和广泛的生产合作活动。所谓政治利益，主要是指国家在国际间的政治关系，即建立和维持一种有利于本国国家利益及大多数国家利益的世界秩序。一种相对稳定的国际间政治协商互动体系，能使国家统治稳定地处于其中，并且获取生存与发展的新机会。所谓文化利益，是指满足国家基本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的需要，包括民族所固有的传统价值观念和在发展中不断更新、重建的有代表性的新价值观念。人类进入20世纪90年代，信息产业迅速崛起，推动着人类信息文明的建立与成长，使国家利益的基本结构即将发生极大的变化，经济因素将全面转化为至关国家民族存亡的突出的要素。

4、层次性。首先是生存利益，即与国家危亡直接相关的利益。工业文明时代生存威胁一般只与国防利益直接相关；其次是关键利益，即国家决策者在处理某一国际争端中判定其对本国基本利益的实现直接相关，一旦让步将动摇整个国家的战略部署，影响国家的生存利益，从而决心坚持不渝，甚至使用各种极端手段亦在所不惜。各种利益都可能成为关键利益，当国防、经济、政治或文化利益遭遇挑战，如不采取强烈的对策，就将使国家受到严重损害的，即为关键利益。关键利益从长期效应的角度看来，与生存利益不相上下，但时空特点不同，当关健利益出现时，总是还有一定的时空余地可供寻求对策。生存利益则间不容发。关键利益在发展利益的范畴中属于已经或将要具有生存价值的处于转换状态中的利益；再次是重要利益，一般均属发展需求的范畴。关乎发展而不关乎生存，所以一般不包含国防利益；再次就是边缘利益，在一些开放程度较高的国家里，私人、部门、地方以及涉外公司的利益都属此类。多数情况下，这些关系政治、经济文化利益的边缘利益，尚未生长为国家级发展需求的水平。利益层次区分的关键在于判定关键利益，其依据一般为价值与成本风险两种因素。前者如危险的空间距离、威胁的性质、经济因素、民族与决策人之感情因素、政府的功能、国际权力平衡的影响、国家的威信如何等等。后者如军事行动的经济成本、伤亡数额的估计、战争延长的可能性、战争扩大的可能性、造成僵局或失败的后果、国内反对的风险因素等等。

5、动态性。国家利益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在每一特定的历史时期里，都有其特定的历史内容。因此，国家利益的动态性首先表现为阶段性；其次，国家利益在不同阶段其关键利益的内容是不同的，其他利益在不同程度上要受其影响和制约，这种主从性又随着时间的发展而不断转换，明天可能为主，后天就可能为次；第三，国家利益的内容是不断增长和不断扩展的，随若国家工业化程度的逐步增长，国家实力的不断增强，开放规模不断扩展，国家利益中的发展需求会不断转换为生存需求。国家利益的外延也会不断增长或扩展。利益重重覆盖的程度也会逐渐加剧。

6、竞争性。由于国家的民族性不同，民族主体文化、民族心理、民族习俗各异，各自对于国家利益的认定也因此不同。有不同就有差异，有差异就有矛盾，有矛盾就有对抗，而对抗是现代国际利益格局中竞争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竞争性在国家利益的生长过程中展现出两个不同的方面，一为对抗，一为非对抗性的和平竞赛，两者是可以通融的，即相互转化、相互渗透、相互依存。但不论对抗或非对抗，其目的都是为了在发展中不居人后，力争主动。今天的世人共知，落后就要挨打，落后就要亡国。一旦落后将很难摆脱或松动政治主权、或出让经济主权、或放弃文化主权的处境。

7、同盟性。由于国家利益是在国际交往中展开和实现的，在世界范围的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彼此间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加上多国利益集团各种需求的渗透与交叉，使世界利益的格局呈现多层重叠，又有竞争又有合作的复杂现象。国家与围家、民族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需求在发展过程中时常可以通过交换予以实现。在追求不同目标，使各自实力不断生长过程中，总会产生许许多多满足各自不同需求的机会，适成彼方发展能促进己方发展，即彼此发展互为条件的生动局面，从而使现代国家利益常有了明显的同盟性。在人类社会整体跨越了力求生存需求的“温饱”阶段的情况下，一方而追求发展需求的摩擦不再带有鲜明的暴力抗争的色彩，另一方面在争先恐后的发展过程中，利益摩擦又经常不断，永无止息。

从战略研究的角度观察国家利益的主要属性，对判断战略格局的演化具有十分现实的意义。比如海湾战争的发生，从地理因素说来，美国本土距之甚远，按说美国无须采用武力解决这种看似无关其国防利益、生存利益的问题，但如果从美国国家利益的矩阵角度分析，美国生存所需60%以上的原油来自科威特等中东地区，而伊拉克如果控制了中东，石油也会成为影响美国生存利益的武器。从国防利益上说，中东动荡从某种意义上触及了美国国防利益，从政治与经济利益上说也已深深触及，而且各被触及利益也都达到了关键利益的程度，因此，美国非动武不可也就是必然的答案了。而60年代美、苏对抗时期的古巴导禅危机，事件关乎美国的生存与国防利益，对美国政治利益（北美利益圈）、经济利益的威胁也都超出了重要利益的水平，三组利益处于关键利益程度，而事件发生地远离苏联本土，苏在古巴既无生存与国防利益，又无经济利益，利益冲突只限于重要利益程度上之政治利益，两相对比美国强硬，而苏必然在对抗中妥协，也就成为题中应有之义了。当然国家利益分析的方法远非如此简单，但这种研究的逻辑，仍然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战略研究思维方法。

四、国家利益理论的意义

90年代初，持续40多年的美苏霸权体制瓦解，世界进入一个新旧格局转换、新旧矛盾交替的复杂活跃的过渡时期，国际战略形势和我国周边安全环境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如何认识冷战后国际战略形势中国家利益结构的变化趋势，确定其中的主导因素，对合理地编制新时期国家发展战略、国家安全战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冷战后国际战略形势中国家利益的主要变化

早在冷战时期，邓小平同志就曾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冷战结束，并未使这两大问题得到根本解决。大战的危险性虽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可以避免，但地区性武装冲突连绵不断，尤其是经济问题日益突出，成为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问题。

（1）区域经济联盟推动世界格局多极化不断向深层次发展。

冷战后，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重新调整各自的国家利益矩阵、国家发展战略目标系统，最大限度地利用新兴产业革命的成果，谋求下世纪有利的国际地位。然而，在资金、技术、资本和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对世界上许多国家来说，不借助别人就不可能发展自己，于是各种联盟、共同体应运而生，成为促进世界新格局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因索。目前，以美国为首的美、加、墨共同市场，以德国为中心的欧洲共同体，以东盟9国为基础的东盟共同体等等都在加速成形。日本正加紧向东南亚渗透，东北亚也可以看到韩、朝与俄罗断远东部分加紧经济合作的意向，东欧的独联体世界、中东带有强烈同盟意识的伊斯兰势力似乎都在酝酿组成区域经济共同体，这种趋势正在推动着世界走进21世纪.

在资本主义的原始资本积累过程中，帝国在海外的经济利益扩张与政治利益的结合是十分紧密的，如鸦片故争的发生鱿是海外经济扩张成为国家生存利益的一个组成部分的典型案例。在世界经济日益一体化的今天，国家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的结合更常常是紧密而不可分。在一定条件下，经济利益会通过政治利益加以体现，所以，也可以说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世界经济区域联盟的政治特征，是多极化对峙平衡格局的出现。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区域联盟化的过程，也就是多极化格局形成的过程，这同时又是一个充满了矛盾冲突的过程。每一个发展中国家，无不希望自己成为新的强国，并在多极化的世界中占据有利地位。而现今的少数发达国家则希望未来的世界仍保持大国主宰国际事务的局面。这些愿望冲突无疑会导致新的利益冲突。新的利益冲突将在发展自身国民经济、扩大自身经济实力这一基本点上围绕资源与市场的争夺而展开。

应当看到，这个充满了机遇和冲突的历史转变过程不会延续太久，一个新的世界战略格局，一种新的、多数国家不得不遵循的政治经济新秩序终将形成。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在所有构成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安全问题中，由经济发展和经济安全构成的经济利益，已经成为国际关系和国家生存的首要因素，并正在成为国际利益格局中处于中心地位的问题。

（2）信息产业是信息时代国家利益质变的主导因素。

发韧于70年代的新技术革命，经过20余年的发展已形成强大的社会生产力，推动着人类社会进入信息文明的新时代。虽然冷战格局的解体结束了工业文明的鼎盛时期，而并未就此开创文明的新格局，而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兴产业确实正在改变着传统工业运作的方式、性质，使人类社会在不自觉中跨入了一个质变的新时期。在这工业文明与信息文明甚至农业文明并存的社会环境里，脱颖而出的信息产业无疑强制改变着国家综合国力的构成，从而也必将使国家的利益结构发生新的根本性变化。至少在当前世界格局的过渡状态中，生存利益在更大更广泛的程度上已经接纳了发展需求的内容，利益冲突的调节工具更多地产生在非暴力领域，人类调节各自国家关系的方式变得更活跃、更丰富、更高级。政治与政治主权的界限在淡化，经济主权和发展的自主空间正在不断地被强调起来，而经济生活中的信息、金融、文化因素也在日趋凸显，成为领率利益结构群体的主导因素，发挥着日益巨大的干预或保障国家战略目标达成的作用。

金融作为百业之王，由于交易和流通而发达起来，进入资本时期，金融开始成为经济实力的代表物。资本积累的规模直接代表实物经济的规模和实力，特别是资本集中所产生的附加价值随着周转速度的增加越来越大，其原始的对应关系开始发生变化，运行时间差所带来的附加效益使规则而非规则运营的主体本身也开始出现价值。现代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完善，使资本的周转集中达到了分秒必争的程度。资本的每一次停留都被人为地加以开发，停留的每一个瞬间都被作为资本的留影而充当价值。这种幻影的迭加大大增加了泡沫的成分，资本在人为的规则之中被利用，从充分发展到过分，虚实之间早已不能真实对应，于是投机和投机运作成为社会交往手段高级化的标志，更随着经济集团的跨国发展成为当今国家利益博弈最活跃生动的领域。

今天的信息产业使许多工业文明时期社会化大生产的不可能一一变成可能，使人类认知可行空间的本领极大地增强起来，正因如此，信息产业一经问世便成为人类发展的战略产业，成为国家利益博弈中的战略制高点。

正是在这充斥着动荡、变化的世界格局过渡时期，国家利益中发展需求向生存需求的转化过程也变得非常活跃。率先完成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新兴产业革命过程而成为新世纪列强的前景深刻地激励着每一个国家。

（3）发展同中国的关系，将工业社会化大生产的产业向中国转移是包括美、欧、日在内的工业化国家的关键利益所在。

在新的信息产业革命浪潮的不断推动下，如何将工业社会化大生产的制造业保值地转移出来，最大限度地回收资本以全力扶植新兴产业的发展，是美、欧、日等先发工业化国家发展的关键利益需求。而处于工业化后发状态中的发展中的大国--中国，正是发达国家谋求产业转移的最理想的着陆国，其幅员之辽阔、人口市场之大，对发达国家制造业需求之直接和迫切，都是发达国家求之不得的。美、欧、日发达国家关键利益的实现，就是看谁能通过各种不同的手段，各种不同的利益交换，完成本国国民经济中的传统工业部分向中国平稳、安全、保值、最大限度地转移。这些国家间关键利益的冲突、磨擦以及分割、交换，在今后一个重要过渡时期里都将围绕着与中国的关系，特别是经济关系展开。所有诸如人权、中国威胁论等等，无非都是表而文章，无非都是打打压压、拉拉扯扯的战术层面的博弈行为。国家利益的关键所在，其国家战略目标的根本要求，都将紧紧围绕着上述所说的关键利益的需求。如果中国能够接受美国的安排，所有其他内容（无论政治、文化、军事等），包括美国对台、对西藏的政策都将可以讨价还价。但如果中国企图跨越工业文明在新兴产业与美国相争，或是争取接纳别国的工业文明而对美国的转移加以拒绝，美国战略中真正强硬的部分就会表露无遗，美国战略的退让底线就将处于完全刚性的立场之。换句话说，当今美国对华战略的基本点就是建立在上述关键利益的基础之上的。如果从生存利益角度来说，中国现在以至今后几十年间，都不可能对美国构成生死存亡的根本威胁，生存矛盾的冲突是不存在的。在当今世界上，中国是美国最可利用的国家，也是美国最应利用的国家。传统机电制造产业转移的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美国与日、欧在新产业竞争中的成败，关系到美国能否保持世界第一流强国的地位，这是美国国家利益中最为关键的一个部分，是美长期战略的重心所在。当然，美国不愿也不甘心看到中国的日益强大，中美之间还会因此产生许多麻烦和摩擦；但美倚重中国的大市场，以及在国际和地区安全等一些重大问题上需要借重与寻求中国合作的利益需要，又迫使它不能不保持正常的美中关系。

在与美国的战略强势的争夺中，在对自身国家利益的追求中，欧共体、日本的情况也同样如此，其对华关系的基本内容也完全相同，所不同的只是规模、强度、方式而已。

（4）发展中国家的利益需求大致相同，我国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利益冲突将是今后一个时期趋于激烈的第一位的因素。

亚太地区发展中国家与我发展阶段相似，产业结构相近，对国际资本与技术资源的需求结构趋同。在这种情况下，我国与亚太地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摩擦与冲突都将围绕经济利益展开，而这种经济利益冲突因地缘和时机条件的关系，都具有可归入生存利益范围的关键利益性质。这种冲突将是我国今后周边国际交往中第一位需要考虑的因素。

例如，冷战后的东盟已加强了经济共同发展的成分，制定了共同市场五年规划，变原来经济上拉中抗美，政治上拉美抗中为政治经济上的拉美抗中。与中国竞争南沙资源为东盟共同体发展之本，这种对抗关系已经十分明显。随着越南的加盟及与印度关系的接近，其对南海资源及国际资本资源的争夺都将上升到一个新的阶段。

需要强调的是，经济竞争和摩擦可能弓发新的军事冲突。冷战后，经济安全已成为各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心，形成于冷战时期的国家间关系正在发生新的变化。处于亚太地区的我国周边一些发展中国家，目前也正从冷战时期与我共同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相互依存、相互支持关系，转化为同处于相当发展水平和阶段，竞争发展优势的竞争对手关系。特别是处于南海周边的东盟集团，出于高速发展经济，占有资源开发权，吸引国际资本的需要，在强化对南海海域的主权要求的同时，也在大大加强对该地区的实际控制。1994年东盟经济部长会议后，东盟加快了政治一体化、经济共同市场化的进程，东盟与中国的竞争态势开始明显起来。此外，东盟国家近年来加紧更新装备，增强军事实力，每年军费增长超过10%。1994年东盟六国军费超过100亿美元，远远超过增强防御能力的需要。可以想见，我国在本世纪末前后与周边国家的主权竞争空间将可能集中在南中国海。

今后一二十年内，我国的能源和资源矛盾将逐步突出，对外需求明显增大，在国际竞争中将面临新的问题，经济安全形势更不容乐观。90年代初期，中国经济增长再次加速，进入重化发展阶段，对外部资源、市场、国际资本、技术的需求进一步上升，我国资源密集型产品将由以出口为主向以进口为主转变。以石油为例，据测算，我国到2010年需要消耗10亿吨，而目前的年产量只有1.4亿吨。由于长期开采，东部大庆、胜利等主要油田到本世纪末将接近枯竭，而新开发的新疆及海上油田由于产量有限又难以完全接替。如果未来中国石油年进口量达到8-9亿吨，则大体上是目前世界全部石油出口量的2/3至3/4。再如铁矿，到2010年中国的钢消费量估计将达到3.5亿吨，铁矿的需求量按1吨钢需要2吨矿石计，至少需要7亿吨铁矿石。而我国目前的产量只有2亿多吨，未来达到4亿吨尚有难度。但是目前国外每年铁矿石的全部产量只有8亿多吨，其中国际贸易量只有2亿多吨。考虑到我国周边发展中国家在发展阶段上与我相同，需求与我相近，经济竞争之激烈将是不难想象的。由资源争夺所引发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争夺，以及因此可能诱发的军事冲突，其危险性将呈上升趋势。但由此引发武装冲突，酿成战争，导致自身承担比经济成本更高的代价，影响内部经济增长、恶化外部条件，动摇外部资本的投入和技术引进，延误民族经济发展等后果，又是这些国家都不愿面对的。因此，在解决与我存在的矛盾和争端的问题上，他们将会采取较为谨慎和克制的态度。

2、新时期国家利益观对国家发展战略的指导意义

（1）注意国家利益理论在战略决策中的研究与运用。

冷战时期，国家战略的目标、结构、功能、规模等，在战争需要的背景下是十分明确而且容易界定的。由于国防利益处于中心地位，它能够得到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的支持与配合。冷战结束后，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就我国而言，由于大战威胁的停息，敌对的对抗集团并非总是明确的，国家战略所欲追求的目标、结构、功能、规模与速度，随着和平时期的延续、历史条件的变迁而相应发生改变。比如国防建设，其在国家系统结构中的地位不断变化。在新的历史时期，建军的理论与原则，尤其是目标、功能建设方面的政策尺度就出现难于把握的情况，过则累，短则患。在今天的周边安全分析中，应相对关注其他周边不同实力国家之间的摩擦和冲突上。历史己经表明，发生战争的国家之间，并非总是实力强大的一方扮演战争的发动者。而且，处置危机的手段也并非仅仅是军事力量的极端运用。如果看不到国家利益的整体性以及由此而决定的国家手段的多样性，那么据此建立起来的国防战略，就可能缺乏政策弹性和历史眼光，容易过于强调现时需要、国防需要而纠缠于短期需求与短期效应。国家利益学说既要求明确自已的利益，又要求界定他国的利益；既要求看到现时利益，又要求看到利益的发展与远期的变化；既要求军队其有较强的战而胜之的能力，又要求军队具有制止战争和控制战争的能力。但是，归根结底，新时期国家利益结构对国防部分的需求，就是满足关键利益的需要，服从关键利益的安排。

（2）注意国家利益的结构特征，强调国家发展战略的整体性。

国家利益的分类表明，尽管国家利益对于国家是至高无上的，但是国家利益的内容是由多种单元组成的。国家利益的层次性则表明，国家利益的集中体现，有时是在国防上，有时是在经济上，国防、政治、经济、文化等利益既相辅相成，又相互矛盾，有时可以协调一致地共同发展，而有时又不得不牺牲某种利益以追求另一种利益。但其最终结果，必将是在竞争的背景中民族与国家的整体发展。国家利益导致国家战略行为，引导或转换绝非一朝一夕之功，认清国家利益的演化趋势，是制定明智的国家发展战略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

（3）注重运用国家利益对比分析方法，增强国家战略的对策效能。

对于同一种国家利益，不同国家在不同情况下所给予的重视程度不同。当国际危机发生时，各国出于本身的利害所采取的对策也是截然不同的。于是，形成了国际战略行为的公式，即世界稳态中出现偶发事件，事件导致危机，危机促使当事国（及相关国家）分别对危机将对自身利益产生的影响作出判断，尔后采取或强硬激烈，或和缓妥协的行动；行动造成世界格局的某种震荡，引起世界关注，最终解决危机而重新趋向世界的稳定。其中的关键是对行为与危机本身利害的判定，当敌对国欲采取行动时，我能正确判明其国家利益价值观对其行为价值的判定为有利，则其行动企图之判定可信。同时，我能判定国家在此危机挑战中的利益受到威胁的程度，及我种种反应对敌对国利益可望造成的威胁程度，那么，处理危机的行为方案，就是明确可解的了。一般说来，国际社会当前控制危机的对策思路有三类：一是使对方让步，则必须使其意识到不让步是有害的，靠威慑政策控制危机；二是使对方忙于不急之务，使对方决策者的注意力转移到经过强化的其他信号方面，使其利害不明，难以决断；三是动之以利，引导其在利与害的选择上认定采取缓和之举获利大于受害，必要时还要准备在利益上有所交换。

（4）针对世界国家利益格局的新变化，根据我国国家利益目标的需要，调整制订新时期国家发展战略。

90年代初，我国进入一个以发展经济为中心的新的高速发展时期，到2010年左右，我国将用10-15年时间，充分利用世界经济大发展的良好外部条件，完成工业化补课，实现成为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目标。到本世纪末，我国将结束经济体制改革的最后阶段。根据国家计委研究报告预计，我国到2010年实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中期发展目标，大体可经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90年代中到本世纪末，这一阶段的经济增长速度平均10%，到以2000年人口14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1000美元。钢需求量为1.56亿吨，石油需求量达到3.8亿吨，乙烯产量达到780万吨，发电量达到11800亿度，汽车产量达到550万台，粮食产量达到5亿吨。出口额年均增长12%，本世纪末达到2030亿美元；进口与出口持平。石油进口达到2亿吨，粮食进口达到2000万吨，初级产品进口比重由目前的17%上升到30%。到本世纪末城市个数增加到770座，城市化率达到39%，城市人口总数达到5亿人，平均每年吸纳农村人口2200万人，农业劳动力比重降至50%以下。

第二阶段为下个世纪头10年，经济增长速度仍保持年均10%，到2010年人口15亿，人均GNP为2700美元，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基本上完成工业化。届时，我国钢需求量达3.5亿吨，石油需求量达到10亿吨，乙烯产量达到2800万吨，发电量达到21000亿度，汽车产量达到4200万台，粮食产量维持在5亿吨。出口增长率为年均7.5%，石油进口达到9亿吨，粮食进口达到2亿吨，初级产品进口比重提高到70%。到2010年城市个数增加到1000座，城市化率达60%，城市人口总数达到8.4亿人，平均每年吸纳入城人口3300万人，农业劳动力比重降到30%左右。按居民家庭收入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持平考虑，到2010年城镇居民家庭年收入额将从目前的7800元增加到4万元。住宅、汽车等万元级产品开始出现爆发性需求，中国居民开始进入富裕生活时代。

仅以第一阶段经济发展战略目标计算，我国所需的战略资源如石油、铁矿、粮食就将大部依赖进口，石油进口需2亿吨，是我国产量的约1.6倍，铁矿进口需1亿吨，占国家全部产量的1/2，粮食进口需2000万吨，等于目前世界全部粮食贸易量的1/10。

上述数字表明，我国经济已从一个封闭型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进入到一个开放型的与国际社会密切相关的新形态。我国经济安全边界，早已不在本土，而是已经延伸到全球的广大空间了，粮食的主要进口基地（或主要市场）是美国和巴西，铁矿来源是世界主要铁矿出口国澳大利亚和巴西，石油资源最理想的潜在基地则是我国的南沙海域。到2010年，这些资源进口与我国国民经济、国家战略生命线的相关程度还将大大提高。

届时如果南沙开发控制权不在我手，我国石油将主要依赖进口，在此意义上我们将希望一个我占有份额较多的国际市场。一个相对拥有更多互补成分的多边友好合作的国际关系，对我维护自身的国际战略地位，保证国家战略目标的顺利达成是十分重要的。根据国家利益理论，一个民族国家不断增长的物质与精神需要即国家的生存（需求）利益与发展（需求）利益，是不断发展变化的，随着社会的自然进化，发展利益会不断地转化为生存利益，生存需求的边界就会不断地扩大，国与国、民族与民族间利益的交叉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国家安全的边界随之扩大的问题也就成为题中应有之义。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发展战略事实上已经提出调动国家机器的全部手段维护其目标达成的需求。而且根本不必讳言上述所有这些战略展开所形成的利益态势，应该理直气壮地从共同发展，共同维护和平环境的高度，有分寸地宣传我们的需求。我国国家安全战略必须从仅仅是国土防卫的防御战略的角度，发展成为国家利益的全方位的维和保安型积极防御战略。我国国家力量的保障空间，应该关照到改革开放后的关乎我国经济生命线的全部地区（至少是在主要的战略方向上）。从现在开始，国防、外交、经济、文化战略就必须充分考虑大量进口初级产品所产生的国际影响，对世界经济区域联盟格局的种种牵动效应，从经济安全的需要出发，制定出相关的策略和政策。

来源：《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