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春节期间，经农业农村部新闻办指导@中国三农发布、新华网、微博联合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传媒调查研究中心联合发起“2023回乡见闻”问卷调查。最后回收的有效问卷104917份，涵盖了中国34个省级行政区，其中农村地区占问卷总数的54.6%，城市地区占问卷总数的45.4%。

根据我们的调研，农村正在发生一场深刻的变革，一种新生活方式正在形成，生活危机也在蔓延。

我们发现，“农二代”的生活方式已经中产化了。越来越多的超龄农民工选择在城市栖居，他们哪怕是过年也不返乡。乡情人情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据的位置越来越边缘。我们也发现，许多男性青年正面临终生单身的问题。他们在婚姻市场上已经被淘汰，很可能不再有机会结婚。但这些乡村地区男性单身青年仍有较强的结婚动力。对他们来说，若父代无法有效支持，便很可能无法缔结婚姻；哪怕缔结了婚姻在城市安家了，也可能因为生活无法维系而出现婚姻解体。

随着城乡融合时代的到来，一种新型的城乡社会形态初见雏形。城乡分割越来越不可能，乡土社会正在离我们远去。

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

1948年，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指出：“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一直到十余年前，这个判断还是基本有效的。乡土社会有三个主要特征：一是在经济上，人们被束缚在土地上，家庭再生产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二是在社会上，人们在血缘和地缘关系上建立了家族和村庄共同体，并以此规定人们的社会交往行为；三是在政治上，农村普遍存在地方性规范，自下而上的地方性规范和自上而下的国家规则相互交织。

2011年中国内地城市化率首次突破50%，达51.3%，意味着中国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中国城市化进入关键发展阶段，“城乡中国”有了人口学基础。到2022年，城市化率更是达到了65.22%，“城乡社会”形态不仅有了人口学基础，更体现在一系列的社会事实上。

中国农村的小农经济在发生深刻的变化。绝大多数农村家庭不再束缚在土地上，农业收入并不是农民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我们调查了全国耕地抛荒现象，按地级市对各地的情况进行统计，发现绝大多数农村地区在不同程度上存在土地抛荒现象，部分地区的抛荒情况超过50%。受自然条件影响，南方的山区和丘陵地区要比北方平原地区抛荒严重，但中西部地区的抛荒情况远比东部地区严重。珠三角和长三角等东部城市带的农业生产，主要服务于城市对农副产品的需求，完全告别了传统意义上的小农经济。

在中西部农村地区，中青年劳动力基本上已进城务工，留守老人从事农业生产。“老年农业”导致两个结果，一是耕作条件不方便的田地被抛荒，二是农业生产主要服务于老年人的“自养”需要，具有自然经济属性。对于大多数农民而言，城市和乡村在栖居的意义上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空心村”是中西部农村的普遍事实。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2年外出农民工17190万人。从微博数据上看，超60%的网友认为本地外出务工人员较多或非常多。第一代农民工普遍推迟了“退休”时间，2022年“超龄农民工”成了社会广泛关注的话题，城市建筑工地、环卫、物业等领域广泛存在高龄或超龄农民工的就业岗位，这也客观上延迟了农民工返乡时间。

大部分一代农民工还是会选择返乡退养。从微博数据上看，绝大多数农村地区的水、电、路、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完善，且很多地区在乡村振兴过程中也配套了文体设施、进行了改水改厕，甚至还建设了公园等。我们调查发现，绝大多数一代农民工还保留了农村退路，比如田地尽量不荒芜，低价甚至是无偿流转给别人耕作；小菜园还保留着，老屋和宅基地也保留完好。他们中的大多数每年还要返乡照看老人，且乡村的人情往来也继续维持，保留了完好的社会关系。

这几年乡村别墅在农村开始流行，那些在城市有所成就的农民工开始在乡下建别墅。乡间别墅的建筑样式比肩城市，且注重花园、车库等配套设施，还讲究和周围山水园林的匹配。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农民的休闲娱乐方式除了棋牌、看电视等传统休闲娱乐活动外，广场舞、刷短视频、钓鱼等新生活方式也已经普及。甚至随着汽车时代的来临，住在乡下的农民到城市逛商场、到旅游景区旅游，已经成为风尚。一些地区老年人还会自己组团或参加旅行社组织的老年团，到全国各地去旅游。这说明农民已经习得了城市生活方式，对生活质量有了较高要求，建立在新技术和较高物质条件基础上的生活方式具有了广阔空间。

更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的农民家庭选择在城市买房，其生活空间已经脱离了村庄。汽车的普及也意味着人们的社会交往空间已经实现了城乡融合。我们的调查显示，“一动不动”（在城市拥有一套房、一辆汽车）是很多农村地区年轻人缔结婚姻的基本要求。这说明年轻人哪怕自己没有条件在城市生活，但在农村父母的支持下也提前实现了都市的生活方式。他们在城市完成结婚、生子、抚育等家庭再生产任务，且很多年轻父母都依照精细化育儿的方式教育小孩。他们的社交也已经不局限于原有的村庄，而是在县城经营业缘、趣缘关系，且更加注重交往的质量。

客观上，“农二代”的生活方式已经中产化了。与此同时，有部分老年人也开始随子女进城。比如，越来越多的超龄农民工选择在城市栖居，他们哪怕是过年也不返乡。华北的某些地方，年轻人住在小区套房里，而一部分老年人则住在小区车库改造的住房里。他们在小区居住，一方面是依托子女养老，另一方面也是在城市寻求低端就业机会。

当前，城乡分割越来越不可能，乡土社会自然也就越来越难以维系。而随着城乡融合时代的到来，一种新型的城乡社会形态初见雏形。在城乡社会中，乡土社会和都市社会两种形态并存，人们在两个生活系统中穿梭。尤其是以县城为载体的城镇化过程中，农民家庭一方面保留了村庄的生产资料和社会关系，另一方面又积极嵌入到城市生活系统中，践行新生活方式。

单身社会来临

中国社会在发生深刻变迁。在乡土社会中，家庭以及扩大的家庭是社会细胞。第一代农民工以及很多第二代农民工，哪怕是离土离乡到城市务工，但其在城市栖居仍然保留着乡土生活习惯，如生活较为节俭，工作的取向并不注重个体舒适而是以赚钱为目的，服务于农村的家庭再生产。某种意义上，农民工的城市务工是服务于乡土逻辑的。

但在城乡社会时代，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农民离土离乡主要是为了融入都市生活，获得个体生命体验，乡情人情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据的位置越来越边缘，家庭的归宿和港湾的意义也在不断弱化。

无论是问卷数据还是网友的博文反映以及我们的田野调查，多方数据都显示，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30岁以上未婚的情况非常普遍。未婚男性青年的占比在城市和农村相近，而未婚女性青年数量，城市地区的占比远高于农村。不过城市和乡村的单身情况有显著不同。城市社会是普遍的男性青年和女性青年晚婚的问题；而乡村社会则是普遍的男性青年面临终生单身的问题。在30岁以上乡村未婚男青年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在婚姻市场上已经被淘汰的对象，极有可能终生不婚。

但是，乡村地区男性单身青年仍有较强的结婚动力，其最重要的动力是父辈主导的家庭再生产需求。本次调查的结果反映：83.4%的农村调查地区，家乡年轻人结婚必须在城里买房。与这样一种现象相对应：有高达48.3%的地区反映，本地农民在城里买房的百分比超过50%；有55.4%的地区反映，农户购买小轿车的占比超过50%。绝大多数年轻人进城买房，是在父辈支持下实现的。而父辈之所以尽其所能（如延长在城市务工的时间）为子女进城做好准备，主要还是源自于“恩往下流”等传统观念以及“人生任务”等代际责任，他们的行为是具有鲜明的乡土性色彩的。

南方某地，在结婚难和本地婚偏好的共同作用下，催生了发达的媒婆市场。这几年的市场行情价是男女双方给媒婆共三万，一般男方是女方的一倍，即男方给两万，女方给一万，在确认订婚后支付。彩礼标准是一般人家二三十万，好一点的五十多万。一些有钱人家彩礼高，媒婆甚至按彩礼10%的价钱收提成。有一对新人彩礼一百多万，媒婆想收十万多的介绍费，新人都觉得太高，最后砍了几万。

青年人享受父代所提供的都市生活条件，主要还是个体体验的需要。从各地的调查案例看，进城农民家庭在城市维系正常生活，每月需三千元左右开支。由于大多数农民家庭买房买车都有贷款，家庭透支现象也极为普遍，因此，刚刚成家的青年农民进城生活几乎都要依靠父代的支持。可以这么认为，年轻人的都市生活方式以及顺利完成家庭再生产，取决于其父代家庭的支持程度。一旦其父代无法有效支持，年轻人便很可能无法缔结婚姻；哪怕缔结了婚姻，在城市安家了，也可能因为生活无法维系而出现婚姻解体。

在这种情况下，一种关于“单身”也是好生活的意识在城乡社会中蔓延。在城市，很多单身青年男女是主动选择的结果。“结婚/谈恋爱不如搞钱”，这一看法看似是调侃，却是不少年轻人的生活实践。有些都市青年明确表示多玩几年，等玩够了再结婚。在县城，相当部分体制内的女性虽然有结婚意愿，但由于优质的男性较少，又不愿意屈就，所以还没有结婚。

在城市，婚恋现实主义是单身社会的观念基础。年轻人在婚恋选择上越来越注重理性计算，“感情”也被纳入了计算范围。结婚不能降低自己的生活质量，否则单身比结婚更好。在缔结婚姻过程中，女性越来越注重保护自己的婚前财产，不愿意被男方占便宜。而男性也越来越现实，也不愿意被占便宜。对于很多宅男宅女来说，对异性停留在想象层面。女性觉得自己在婚姻中是被压迫的存在，男性觉得“男的想要老婆孩子热炕头，女性想要物质面包。找了女朋友还要哄着，自己活着不好吗”。

而在农村，不少单身男青年因为无法支付婚姻成本，已经慢慢接受了单身的现实，乃至于形成了基于单身生活的生活安排。比如，他们不再考虑承担家庭责任，而是沉溺于自己的生活世界。我们发现，农村年轻躺平光棍的精神世界实际上极其贫乏，社交比较封闭，大都在社交网络或网络游戏中寻找意义。

北方某村有一家兄弟两个，一个28岁，一个25岁，父母打工挣钱，兄弟两个“躺平”。兄弟两个经常以网恋、交女朋友等借口骗父母钱，大都消费在网络直播和网络游戏中，衣食却很简单。大儿子两个游戏账号分别充值了八千元和六千元，小儿子也有一万多的充值记录。

有网友形容，农村一大怪现象是“媳妇成了少奶奶”。“高价彩礼”现象极为普遍，综合数据显示，一般地方的彩礼都在二十万左右，有些地方零彩礼或在十万元左右，但也有不少地方的彩礼高达三十万、五十万，少数地区已经出现了百万彩礼。一些农村年轻妇女手握积蓄，在城市过上了少奶奶似的生活。比如，南方一位在城市生活的陪读妈妈，从抖音、小红书、朋友圈等平台习得小资生活方式和价值话语，在生活中开展功利化社交、健身拍照打卡，将“精致独立”的抖音女郎当作自己的榜样。

如今，农村地区的“断亲”现象正在出现。对于返乡农民工而言，他们需要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人情交往的任务，因此人情交往的范围越来越窄，从五服、三代亲戚的交往，越来越收窄到亲兄弟姐妹的交往范围内。尤其是对于已经进城的年轻人而言，他们普遍不再维系村庄中的地缘和血缘关系，对人情交往不关心，也不愿意“顶门户”。乃至于人情关系也有明显的功利特征，人们都注重“高质量社交”，“有用”的关系会维持，而“无用”的关系则不再维系。

农村年轻夫妇“只生不养”现象甚是普遍。年轻人生育小孩以后，越来越注重精细化养育，强调陪伴。但吊诡的是，爷爷奶奶承担了更大的抚育责任，他们不仅要投入精力帮忙照看小孩，还要在物质上支持年轻父母。在中部某地，年轻妇女的家庭地位很高，在家不带孩子不干活，每天打麻将，然后到县城高消费。老公在外务工，公公种地、打零工，婆婆负责做家务、带孩子、做好饭菜送到牌桌上。很多人自嘲娶回家的不是儿媳妇，而是“皇太后”。

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家庭不再是共同体，更像是合作社。因此，哪怕是组建了家庭，人们也习惯于将个体体验置于家庭事业之上。一旦夫妻双方无法合作，便会选择离婚。因此，单身社会不仅源自于“结婚难”，也源自于离婚率的迅疾提高。在农村，“跑媳妇”现象越来越普遍，有些农村妇女在还没办理离婚手续的情况下，便离开了家庭，多年不返家。而正式离婚也很是普遍，2022年腊月，我们的调研某村一天之内便有22对离婚夫妇趁过年返乡办理离婚手续。以至于多份报告显示，本村范围内不完整家庭比例高达六成以上。在农村单身男性结婚难的情况下，大多数离婚男性无法再婚，这也加快了农村单身社会的形成。

自养秩序的形成

农村正在形成自养秩序。老人往往独居，依靠积蓄和力所能及的劳动所得自己养活自己，他们的生活原则是尽量不给子女添麻烦。中年人则在退养阶段继续从事高强度劳动，为将来的养老生活做好准备。年轻人则对养老没有太多概念，他们的重心在于为下一代创造更好的条件，无暇顾及养老责任。

当前，农村的老龄化程度比城市更高。这是因为农村大多数中青年劳动力已经进城务工，甚至相当多的小孩也进城接受更好的教育。过去，留守村庄主要指的是“386199”部队，包括留守妇女、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但近些年来，农村妇女和儿童都在教育城镇化的推动下进城陪读和就学，“陪读妈妈”既是年轻人实践都市生活的必然现象，也客观上加快了农村老年人自养秩序的形成。

微博的用户大多数是中青年，从他们的视角看，经济物质资源缺乏、精神慰藉缺乏、日常照料缺乏、各种病痛成为乡村社会养老的普遍问题，而各种病痛则构成乡村社会养老的突出问题。客观上，老年人群体中各种慢性病的流行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医疗资源缺乏、不愿意治疗、不愿意麻烦子女、缺乏有效的医疗治疗途径等是老年人群“各种病痛”普遍流行的重要原因。随着乡村社会预期寿命的延长，老年人群的生命历程中，“病痛期”也在相应地快速延长。

我们的田野调查表明，尽管以上列举的问题都是养老问题的突出现象，但从普遍意义上看，只要老年人还有自理能力，最困扰他们的往往不是慢性病，而是经济物质资源缺乏和精神慰藉缺乏。客观上，农村养老保障水平还比较低，其养老资源的来源还主要依赖于子代的赡养和自己的积蓄。在初代老年人的生命历程中，“养儿防老”还是一个基本的养老规则，其积蓄往往不多。但这些年来，家庭代际关系发生了极大变化，一种以小孩养育为核心的家庭秩序已然形成，核心家庭的主要资源要集中于子女教育，这导致初代老年人所获得的代际反馈不多，由此出现了养老困境。在大多数地区，只要有条件老年人都会从事简单劳动，如通过种菜、养鸡、捞鱼摸虾等来补贴生活，提高自养能力。

自养秩序下，老年人因独居而产生的精神慰藉需求也比较高。看电视仍然是老年人的主要娱乐休闲方式。这几年广场舞在乡村地区也有广泛普及，有相当数量的老年人也通过跳广场舞来休闲娱乐。棋牌是最为传统的休闲娱乐方式，很多乡村地区的茶馆、老年人活动中心都配备有棋牌室，也有利于老年人社交。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数字乡村建设的推行，刷短视频迅疾成为城乡老年人的重要休闲娱乐方式。乡村刷短视频，男女老少皆流行。我们调查发现，短视频app的使用占据了人们大部分的娱乐时间，过年时小孩都窝在自己的房间刷视频或者打游戏，80多岁的一位长辈晚上10点多还躺在床上带着老花镜刷视频。人们在过年走亲戚时，闲聊之余也在刷视频。

老年人的真正危机在于步入高龄，尤其是无法自理、其日常照料陷入困境的时候。核心问题在于，农村老年人普遍没有办法依靠自己的积蓄，通过市场化的方式来解决日常照料问题，而大多数农村地区的社会化养老并不发达，这导致老年人不得不依赖于子女。目前初代老人基本上都有多子女，但哪怕如此也面临困境。有的家庭子女放弃工作，专职来照顾老人，成本很高，家庭压力较大。子女较多的老人，在谁付出更多的问题上还会引起家庭矛盾与争吵，家庭关系变得尖锐和功利。

农村老人的自养秩序建立在老年人有生活自理能力，并且有一定的积蓄和代际支持的基础上。而一旦丧失了这些条件，自养秩序便可能瓦解。有观察发现，农村养老主要由三种类型构成，一是“自保式”养老。很多老年人背井离乡在外务工多年，在完成家庭任务后存一些养老钱度日。二是“自杀式”养老。少数老人遭子女嫌弃，生病后选择喝农药自杀。三是寄宿式养老，弟兄关系破裂导致部分老年夫妻只能分别跟着不同子女过生活，或是轮流在儿子家居住。年龄越是增加，疾病越是严重，后两种养老方式就越是普遍。

中国农村的生活革命，已经渗透到了社会的毛细血管中，每一个群体都卷入其中。总体而言，农村生活革命改善了人们的生活物质条件，农民从匮乏社会进入了丰裕社会，人们的生活逻辑不再是为了生存而奋斗，而是为了美好生活而追求。

在生活革命的过程中，消费主义和理性化进入人们的生活世界，不同群体面对这一遭遇时处境并不相同。一部分优势群体迅速适应了这一趋势，践行了都市化的生活方式。但更多的弱势群体则表现出惊慌失措、无所适从，生活方式危机在婚姻、家庭、养老等各个领域表现出来。生活革命，呼唤新生活秩序。在这个光怪陆离的乡村图景中，我们还需要尽力去寻找一丝社会更加美好的可能性。

(作者系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