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我们，正处在一个新旧文明交替更迭的历史时期。新的代表最先进生产力、代表最先进社会制度、代表最先进技术力的生态文明正向我们奔涌而至，正在悄然而迅速、由里而外地彻底改变着我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已经发生并终将影响和改变我国乃至人类的历史发展方向，人类的文明史已经到了重要的转折期，这就要求我们要长远、全面而深刻地重新审视、调整、创新我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来一次凤凰涅槃，重塑文明体系，大步向生态文明迈进，进而成为人类新文明的开创者和拓荒者。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生态文明转型有着得天独厚的制度优势、政治基础和生产条件

从人类文明交替进程看，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经原始文明（渔猎社会）、农耕文明（农业社会）、工业文明（工业社会）三大阶段。原始文明时代，借助石器的人类生产力水平很低，人们敬畏、顺从自然。农耕文明时代，借助铁器的人类生产力水平较高，与自然界大体上保持了和谐状态，能更多地利用自然，后期还试图改造自然。工业文明时代，借助蒸汽机、电力等的人类生产力水平极高，不断地试图征服自然，想成为自然的主宰，并在不知不觉中肆意破坏着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从历次文明转型中，我们不难找寻出一些共同规律。即，每次转型不仅是产业（生产力）的转型，也是社会（生产关系）的转型；都有标志性的新技术、新工具开启转型进程，逐渐形成新的生产方式；彼此相衔接的新旧文明之间，都有一个过渡时期，其间新文明一边在旧文明中孕育，一边开始对旧文明的替代。过去的原始文明、农耕文明、工业文明间转型，一个重要背景都是旧文明的生产力相对于时代的需求日益明显地表现出力所难及，所以一旦有标志性的新技术、新工具（如石器、铁器、蒸汽机等）出现，就会极大地提升生产力，并推动生产关系作出相应调整，最大程度地使生产力获得释放。新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组合，就逐渐构成了新的文明形态。然而，生态文明转型还具有与以往转型不同的特点。当今的现实已使人们意识到，生产力的进步是迅速的、无止境的，而人类生存和可持续发展这一根本需要又决定了生产力进步的后果必须是有边界限制的、不能无约束的。这个边界限制，就是自然资源与环境的红线，也是人类生存的红线。在这一不可逾越的大前提下，向生态文明转型，既与以往的文明转型同样需要生产力层面的重大技术发明，但又不像前几次转型那样，有了石器、铁器或蒸汽机这样的标志性新技术新工具就能推动起来，这次转型必须要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必须围绕人类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主动自觉地做出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全面配套调整。

从现阶段历史时期看，当前，人类社会借助不断改进的传统工业文明生产力及新兴的信息技术等，人类的生产力水平已达到前所未有的发达程度，总体上已濒临突破自然资源与环境的极限承载能力，在有些方面、有些地区甚至已经突破，比如碳排放问题、化石能源枯竭问题、工业生产污染问题等。结果，一方面工业文明带来的生活保障水平提高使全球人口大幅增长，并且对生活品质和经济发展有更高要求，这些又进一步刺激着生产力的不断改进；另一方面，自然资源和环境的极限若继续被突破，则会直接危及到人类自身的生存安全，这又完全违背了发展生产力的初衷。在这种矛盾情况下，人类的前途就取决于是否能主动寻求到可与自然界和谐相处、做大自然朋友的生产生活方式。不幸的是，工业文明是建构在资本主义制度基础上、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对应的。而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动力，在生产上是无限度地追求利润，在生活上是无止境地追求奢华。工业文明体系内的生产组织与生活追求，都是围绕着资本主义以利润为核心的价值观而存在的。资本主义唯利是图的本性，决定了它不会为了整个人类的前途而主动终结自己，那么它所主导的工业文明也就无法给自己动手术，以解决生产力与自然资源、环境危险冲突的深刻矛盾。而当资本主义在工业文明框架内发展成为金融帝国主义，达到了其生命周期的最巅峰时，就注定了其必将无路可走。虽然现在依靠对不发达国家人民的掠夺，还在维持着表面上的强大，但从文明的高度审视，资本主义已从其当年取代封建主义时革命的、进步的力量，彻底蜕化为落后的力量，必将被历史发展规律所淘汰。它所主导的工业文明也行将完成历史使命，让位于崭新的文明形态。

从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看，与生态文明相匹配的社会制度，是社会主义及其高级阶段共产主义。当生态文明的胚胎在工业文明的机体内孕育生发时，社会主义也已在资本主义的体系内诞生了。社会主义能破茧而出，是因其相较于资本主义制度，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方面具有更多的先进性、更大的优越性，而这些因素，还将决定谁会是未来生态文明征途中的胜者。社会主义的理论，与生态文明的理念相契合，两者的生产目的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物质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这些需要的内涵随着时代的发展还在不断丰富着，从注重温饱到全面关注自身与环境的健康；社会主义的制度设计，出发点就是要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及长远利益，这也是生态文明追求的目标和境界；且社会主义制度的生产目的，从根本上保证了它与未来生态文明社会的高度兼容。就是说，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适合生态文明形态下有计划调控的生产力发展。近一个世纪以来，社会主义制度在一些国家的积极实践，有力证明了其总体上是适应生态文明对生产力、生产关系性质与结构的要求的。所以说，社会主义既是当今新旧文明过渡期承上启下的制度桥梁，也是人类走向可持续发展未来的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中国，客观上早已为率先探索向生态文明的转型做好了理论与制度基础的准备。对此，我们应有充分的制度自信。

从中国现阶段国情来看，一是工业文明尚未退潮，传统工业化的整体水平仍未达到发达国家水准，且发展不太均衡，有些地区、有些领域还在很努力地追赶着，有些地区和领域则已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二是由于各种原因，广大农村还远未实现工业化与农业的有机融合，农耕文明仍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与此同时农村却还要承载着太多工业化的代价，如大量引进工业化产品（化肥、农药、除草剂、激素、地膜、转基因等）搞化学农业，导致的土壤、水、食物污染等。三是工业化本身带来的不可再生资源与环境破坏性使用问题，以及“三农”问题等，都在工业文明框架内得不到解决，甚至还越演越烈，导致人们纷纷开始尝试另寻出路，工业领域清洁能源的兴起、农业领域有机农业的复苏等，都很具有代表性。这些新尝试更大的意义在于，它们意味着生态产业的萌芽，而这种产业的萌芽又是由人们逐渐形成的生态意识自觉催生的。正在悄然发生的这一切，使我们看到了生态文明的光明前景。四是党的十九大如期胜利召开，生态文明作为国家发展、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再一次被提出，并部署要求要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绘就美丽中国蓝图。生态文明转型的政治土壤已经具备。

总之，中国当前正处在工业文明、农耕文明、生态文明三大文明形态并存的特殊期。其中，工业文明最强势，农耕文明最悠久，生态文明最稚嫩，还只是萌芽。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土壤上，生态文明的理论构思、实践探索等因素已经完备，生态产业的种子已经破土发芽，生态文明转型建设的霞光已经显现。

二、生物质能源产业是向生态文明转型的排头兵和急先锋，是转型战役的关键所在

文明转型的制度配套问题，已在制度层面上基本获得解决。现在的关键，是要在技术层面上解决好技术配套问题。要抓住主要矛盾，先要搞清能推动生态文明发育的核心技术、核心产业、核心生产力究竟是什么？如何能将其引导到具体的生产实践中去与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相结合，进而通过先进生产力与先进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创造出先进的人类新文明——生态文明。

生态文明转型的领军产业是什么？习近平主席在G20杭州峰会开幕式上指出：“世界经济又走到一个关键当口。……上一轮科技进步带来的增长动能逐渐衰减，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尚未形成势头。”这段话指出了掣肘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要害问题，即缺乏新技术、新产业的重大突破和带动。如果着眼于文明转型的更大时代背景，这段话就是在说：文明转型，产业先行。具有什么样特征的产业才能对应生态文明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描述一下什么是生态文明。扼要地说，生态文明应是以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全面生态化为核心标志，以可循环利用自然资源的产业形态占据生产力的主导地位，保持可与自然环境和谐共生的生活方式，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分工协作平等互利的生产关系的新型文明形态。进一步说，在生态文明框架中，主要是由生态科技来引领生产力的进步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发展方式要城乡并重，产业相连，生活互融；超长的生态产业链，纵向要能有机地串联覆盖一二三各产业，横向要能并联组织起各类城乡生产力资源，整合资本和市场；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都将成为与自然良性互动及回馈自然的一部分，而不再是对自然的单向索取与毁坏。生态文明的种种本质属性，要求与其相对应的必然是生态产业。那么生态产业中具战略意义的先导产业又是什么？很明显，就是生物质能源产业。

生物质能是什么？生物质能，是由太阳能经植物光合作用，再进行人为加工转化而成，是以生物质为载体的一种化学态能量。随着技术的进步，各类可再生、可循环利用、对环境负面影响较传统化石能源大幅减少甚至几可忽略的新兴能源越来越多，为什么生物质能源可独占新兴能源产业鳌头且具备战略性产业的地位？与生物质能不同，风能、水能、太阳能、地热、核能等新能源，都是物理态能量。它们需要通过复杂的技术和装备才能转化为电与热，不同程度地具有能源产品种类单调、受自然条件影响大、产出不稳定、储能性差、经济性差等缺陷。而生物质能源的加工转化技术与途径多样，产品兼具固、液、气多种形态，不仅全面覆盖电能、热能、燃气、燃油、冷源等核心能源商品，还能生产塑料、生物化工原料等多种非生物基产品，原料易得，储能稳定，随规模增加经济性提升空间大。更重要的是，其生物性导致的与上游农业产业的天然联系，其产出多样性导致的与众多下游产业的紧密关联，造就了生物质能源在一条超长的可循环产业链中的核心引领地位。总体看，以生物质能源产业为核心，可带动一二三产业的联动发展，形成绿色、低碳、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的循环经济综合体，这样一种崭新的共赢发展模式，具备突出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因此，包括我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已开始将生物质能源作为新兴战略产业，大力倡导培育，取得初步成效。

生物质能源产业的价值是什么？生物质能源产业对于我国未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对于我国率先探索向生态产业、生态文明的全面转型，不仅具有举足轻重的重大战略意义，而且开辟了一条充满希望的光明大道。地球每年经光合作用，会产生约2000亿吨生物质的能量，而人类目前对此的利用率尚不到3%。我国是农林业大国，仅农林业废弃物每年产出量即约为12.5亿吨，若将其全部作为生物质原料用于生产可再生能源，约可替代7亿吨标准煤，减排14亿吨二氧化碳，带动3000多万农村劳动力就业，并大幅缓解我国的能源安全问题。

然而，生物质能源产业的巨大价值，远不止于解决能源领域内对不可再生及高污染的传统能源逐渐替代的问题。首先，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局面，生物质能源产业的成长是对我国生态文明发展目标的战略性强化，有助于在全社会树立起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并将这一理念注入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领域的改革过程中，促进实现美丽中国蓝图和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其次，生物质能源产业可为我国抢占国际生态产业发展先机，有望扭转长期以来我国产业总体水平处于中低端、对西方持续支付巨额“学费”跟进追赶的被动局面。在国家相关政策法规的支持下，通过业内企业的持续创新努力，我国的生物质能源发电、燃气、燃油等核心技术已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客观上具备了为世界制定行业标准与发展规则的能力。再次，以农林废弃物和边际性土地种植的能源植物作为主要原料来源的生物质能源产业，不与人争粮，不与农争地，引导我国迈入了种植能源的新时代，能源工业从未与农业和农民有过如此亲密的关系，通过在农村建立生物质能源分布式运行与消费模式，以工带农形成涵盖新能源工业、绿色农业和林业的产业循环经济体，既可帮助农民增收，又能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生活条件与环境的改善，直接助力“三农”问题的解决。十九大报告中以“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心再次立下承诺，并要求“做到脱真贫、真脱贫”，天性亲农的生物质能源产业必将会成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生力军。

三、有关建议

实现生态文明的转型，就是要坚定不移地推动生物质能源产业的发展，进而带动整个生态产业体系的健康成长，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终实现国家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战略转型，为全世界全人类提供生物质能源创新技术的“中国力量”，可借鉴的生物质能源产业基地建设的“中国模式”，产业引领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启示”，以及生态文明转型的“中国信心”。为此，我们建议：

一是改进职能、提供配套。在中央设立专门的生态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各省市县设置专门推广机构，把生物质能源产业乃至生态产业的普及推广，纳入各级政府的基本职责范畴，逐步培树政府为高新生态技术企业保障、服务的执政理念，逐步实现全国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生态化，逐步实现对化石能源工业、化学农业等进行系统的生态化改造，逐步实现对生产关系进一步深化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造，使国家的产业与社会全面率先实现向生态文明的转型。

二是示范引领、试点先行。寻找适宜地区（早期可能是县、市一级），开展生物质能源产业化基地试点。采取“政府主导保障、智库顶层筹谋、大型国企支撑、高新技术企业落地”的模式，群策群力、聚力攻坚，在合作形式、建设模式、技术创新、配套政策等方面，探索出可供推广的试点经验，为生态产业未来在全国的战略展开做好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准备。同时，在规划雄安新区这座生态之城时，邀请大型生态企业和智库共同参与，充分发挥政府的政策主导力、智库的战略谋划力和企业的技术支撑力，从体系上、源头上做好雄安新区的顶层设计，真正把新区建成生产、生活、生态和谐发展、相互交融、蓝绿互映的生态宜居之城。

三是加强合作、重视顶层。国家智库、民间智库和高新企业加大合作力度，开展生态文明转型建设的理论研究和战略设计，真正使党中央的设想、部署和要求落到纸上、形成计划、绘成蓝图，并形成“中国方略”，在保持生产技术与运行模式领先优势的同时，着力占领生态文明理论研究、生态产业国际标准体系建设及全球发展主导权的战略高地。

四是创新模式、吸引人才。要立足于我国目前领先于世界的生物质能源核心技术以及正在实践中逐步摸索完善的工农结合产业运行模式，坚持农村的集体所有制经济制度，做强做实农村经济合作社，并赋予新内涵，把分散单干的农民重新组织起来，在为生物质能源产业输送原材料的同时，厚植生物质能源产业的下游产业和附加产业，吸引复转军人、应届大学生和留学生等高素质人才大军投身生态文明建设，进而实现精准脱贫、增加就业、共同富裕、生态发展的多赢格局。

来源：《战略与管理》2018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