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战争制胜的因素有很多，最不容忽视的就是统帅者在战争中的用兵领导才能——军事指挥艺术，这是诸多制胜因素中的战略因素，在战争的进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四渡赤水”是一个鲜明的例证，战争物质基础条件始终处于劣势地位的红军，得益于决定性战略因素的发挥，最终取得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重大胜利。

关键词：毛泽东军事思想；四渡赤水；决定性战略因素

毛泽东的军事实践活动是他一生中最富传奇色彩的华章，其卓越的军事指挥艺术是夺取战争胜利的基石，在风起云涌的革命大潮中一次次将令人叹为观止、不可思议的战果，推送到世人面前。

即便是他各个时期的各色敌手们，其中不乏对之恨得咬牙切齿的敌手，最终也不得不低头承认毛泽东打江山的本领。

这个本领的核心就是——用兵神奇！

神奇在什么地方？

神在战略战术的灵活运用，奇在调兵遣将的精巧排布。

“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就是毛泽东军事指挥艺术最高境界的喻义。

军事理论家约米尼在《战争艺术》中认为：“综合的说来，战争并不是一种科学，而是一种艺术”。但自1838年此书成著以来，恰恰是反其道而行之，战争向着越来越科学的精确方向发展，特别是热兵器系统各个门类的层出不穷，火车、飞机、电报等工业技术成果的大范围应用，更是把战争的天平偏向于物质化的装备竞赛。近百年间的战争逐渐成了兵力数量、武器质量等硬指标的力量对决，作战指挥员和参谋们在司令部里倾向于密度、宽度、深度、速度等有关数据的公式演算，统帅者的军事指挥艺术乏善可陈，几乎没能给此阶段的世界军事史铭刻过独有的印记，更遑论起到过深远的影响了。

这个时期的战争规模空前、样式各异、次数频繁，两次世界大战都历经其中，难道在堪称人类战争史上极为特殊的年代里，就没有与之匹配的具有卓越军事指挥艺术的统帅者吗？

梳理既往战史，仔细研究和比较后才会发现，唯有雄才大略的毛泽东在世界东方把西方兵学大师的论断变成了现实，将人类战争中的军事指挥艺术推向了一个新高度、新境界，在世界军事史的巨卷中为中华民族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须知这一切都是毛泽东及其率领的军队始终处于战争物质基础的劣势地位，在艰难奋战的境地中每每以弱斗强、以寡敌众、以少胜多而取得的。放眼全球，这种辉煌的成就显得弥足珍贵。

历史的峥嵘岁月中，在毛泽东为我们展开一幅幅波澜壮阔的战争画卷里，“四渡赤水”之战是他独具匠心的杰作，也是其将指挥艺术发挥到极致的真实写照，成为举世公认的最为光彩夺目的篇章。

《辞海·军事分册》对“四渡赤水”的定义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央红军长征中，在贵州、四川、云南边界地区，摆脱国民党军围追堵截，争取战略主动的作战行动。

《中国军事大百科全书》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分册，对“四渡赤水”除了作出与《辞海》几乎相同的定义外，还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词条的内容中，将其列为一个主题专门加以详尽的介绍，标题为：“中央红军转战川黔滇，摆脱数十万国民党军围追堵截”。

其他一些相关战史军史的文献资料，也都是类似的定义、分类和内容叙述。

概括归纳后，可以肯定的结论是：“四渡赤水”是由一系列战斗、小型战役以及六次战役机动、三次战役佯动等作战行动组成的，为达到预定的战略目标而逐步实施完成的、各类要素完整的大型战役。

“四渡赤水”绝不仅仅是指四次渡河行动的本身，而是整个战役（或者是“中央红军转战川滇黔”时期）约定俗成的代名词。

战争是制敌求胜之道，制胜成为终级追求目标。制胜的因素有很多，最不容忽视的就是统帅者在战争中的用兵领导才能——军事指挥艺术，这是诸多制胜因素中的战略因素，在战争的进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1935年1月19日至5月9日近4个月的111天里，在云贵川三省交错的崇山峻岭中，对于身陷覆灭险境的红军而言，领导者卓越的军事指挥艺术作为制胜的决定性战略因素，无疑在此时此地显得尤为突出，贯穿于整个战役的始终。纵观全程可以清晰地看出，是毛泽东使蒋介石剿灭红军于川黔滇地区的计划如同泡影般彻底破灭，在万千重围中率众扬长而去，赢得了不可否认的重大胜利。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毛泽东卓越军事指挥艺术的本身对党和红军的巨大历史贡献。

可是，也有另一种现象与正确的历史评价逆向而行，即是完全出于利己立论的目的，模糊与虚化军事指挥艺术作为决定性战略因素的史实，推导形成较为肤浅的非理性认识。

因此，近年来在四渡赤水战役制胜的决定性战略因素的问题上，泛起了多元论调，基于不同的需求，强调和突出其他因素的作用，甚至将这些因素上升为制胜的决定性战略因素。对真正的制胜决定性战略因素，即毛泽东卓越的军事指挥艺术，却极力回避和弱化，割裂毛泽东军事指挥艺术与战役胜利这一基本事实的必然联系。

这些多元的制胜决定性战略因素说主要有以下三种：

一是政治工作制胜因素说。此说认为党的政治建军原则，彻底使红军克服了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由此建立和逐步完善的政治工作制度，更是行之有效地一扫过去军队中的旧风气、旧习惯、旧行为，红军迅速成为一支迥异于旧时代的，具有自身鲜明特性的新型人民武装力量。

军队政治工作首先让红军认识到群众工作是必须坚持的任务，并且始终义不容辞地投身其中。红军每至一地总是不失时机地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善于发展任何一地的群众成为红军持久而强大的依靠力量。

红军政治工作效力的充分发挥，使全军上下普遍产生和树立了为信仰牺牲、奉献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可以视之为红军在装备简陋、后勤缺乏等作战要素不健全的情况下，居然以较强战斗力跻身于当时各支军队前列的精神源流，养成了“胜不骄纵，败不溃散；攻则冲杀不顿，守则至死不退；动如脱兔般敏捷神速，静如处子般沉稳泰然；遇利守义相助，见危博命相救”等堪称楷模的优良战斗作风。正是凭着这个坚实的基础，成为红军即便身处极端艰难的境地，还能敢于实施超远距离运动作战的重要原因。

综上所述，红军政治工作所产生的强大驱动效能既是作为特定历史时期区别于其他军队的重要标志，也是聚变成为推动胜利进程所独有的法宝。

二是情报工作制胜因素说。此说认为情报工作，主要是红军对无线电通信侦译的情报工作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例如一渡赤水之前，红军发起土城之战。在战斗胶着难以迅速达成预定作战目的，且周边之敌趁机而动渐成合围态势，整体战局不利于红军之时，军委二局通过技侦手段，及时知悉各个方向的敌军动态，使毛泽东准确地把握了判断处置的节点，指挥红军迅速地西渡赤水，摆脱了合围受歼的被动局面。

比如二渡赤水后发起的遵义战役，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均以军委二局提供的准确情报为前提。其中尤以击溃吴奇伟第1纵队的战斗为范例。在吴奇伟派出主力师向遵义反扑进攻之际，军委二局不失时机地掌握了吴奇伟纵队指挥部以及预备队兵力部署的准确地域，毛泽东果断指挥红军实施迂回兜击，既分割了敌预备队兵力，又封堵了敌主力师的退路，逼敌只能实施全线撤退，红军随即又在乘胜追击中使其彻底溃败。

又如三渡赤水前，在苟坝召开的中央负责人会议上，对于是否在打鼓新场实施对黔军的作战行动，发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毛泽东正确的建议在会上没有得到响应，反而遭受质疑，值此紧要时刻，军委二局及时截获了敌军电文，综合其相关部署调动的情报，用事实有力地佐证了毛泽东对战场局势的正确判断。

再如四渡赤水，也是得益于情报工作，红军准确地掌握了解对手的兵力部署，大胆与其相对而行，把几十万敌军甩在身后，又一次跳出了重兵猬集的攸关存亡之地。

根据战史资料记述，负责无线电通信侦听破译情报工作的中革军委二局，在情势万分危急的险恶环境中，克服各种困难，不负众托，成功破译战役地幅范围内蒋、湘、桂、贵、川、滇各系之敌的密码94个，通过获悉大量的无线电通信内容，及时掌握了相关敌军兵力部署及其行动的适时情报，巧妙实现战场动态单向透明，为红军实施正确的作战行动提供了强有力的情报保障，成为战役制胜不可或缺的又一法宝。

三是利用各方矛盾制胜因素说。此说认为中央军阀与地方军阀之间、地方军阀与地方军阀之间存在的现实矛盾，是红军游刃其间最终得以脱离险境的重要原因。

避战行为是军阀们为保存实力而形成的思维定势。避免与红军作战，尤其是避免与红军打硬仗成为军阀保存实力的根本理念，以堵防、尾追为主而少有主动出击的作为，既能减少兵力、兵器的损失，又使已有地盘免受侵蚀。这成为军阀们惯用的作战方式，客观上为红军在战场上掌握主动权，便于灵活机动提供了“帮助条件”。

指挥混乱是军阀们为保存实力而产生矛盾的具体体现。蒋系中央军与各地方派系军阀头目，基于自身利益、出于利己目的而下达的作战命令，常常会发生冲突。这让直接带兵作战的各派系下属将领无所适从，难以切实执行命令，势必会让将领们在盘算和讨价还价之中丧失战机，从而使红军有机可乘。

作战行动缺乏协调是军阀们为保存实力而导致的必然结果。坐看友军被歼，互不救援是常态，这也成为红军在局部形成兵力优势，取得各个击破之有利战果的基础之一。

名为一体的国民党军，实为一伙各成体系的军阀集团。军阀集团的利益集中点就是地盘，各自手中的军事实力就是保持地盘与扩张地盘的重要工具，也是自身在国民党军内部有无地位或地位大小的关键。军阀们在经年的拼杀争夺中深谙生存之道，将“有枪便是草头王”视为不二法则，将维护自身利益视为最高信条。因此，保存实力是军阀们用兵行事的出发点和立足点，由此产生了诸多消极后果，积聚汇成可资红军利用的另一大法宝。

诚然，以上三说均不失为战场制胜的因素，也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三个因素，但却都不是制胜的决定性战略因素。赢得战役的关键，还是毛泽东高人一筹、胜人一步的卓越军事指挥艺术，其中也包括对以上三个因素综合有效地运用。

事实上，三个重要因素的存在，不单是毛泽东于红军身处危机四伏境地而重掌指挥权以后才有的，而是从第四次反“围剿”后直至此次战役前都长期存在，甚至三个因素中的各项条件还是以前的更好。

比如政治工作因素。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之前，中央红军已发展到13万余人，作为党绝对领导之下持有坚定信仰的武装集团，政治工作渗透于红军的各项工作之中，其地位牢固而不可动摇；在鼎盛时期面积逾8.4万平方公里、人口约440万的苏区根据地内，党的各级地方组织健全，对民众的宣传、发动很深入。在强大的政治工作影响和推动下，中央苏区已经构成军地一体与兵民一体的战争体系，中央红军在这个体系内累积形成的作战能力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也是党在当时所掌握的最大一支方面军力量。

但是当红军指挥权不再由毛泽东掌握的时候，不懂得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这一干人，将脱离战争实际的战法，盲目、机械地推行于当时的战场，指导红军进行反“围剿”作战，必然给中国革命战争带来如同伤心之悲与剜心之痛的惨烈后果。

比如情报工作因素。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军委二局对国民党军密码破译工作的效率极高，先后破译了各系各类密码352本，几乎是每天破一本，无论是蒋介石的最高指挥机关，还是配有无线电通信的师旅以上司令部，只要通过电报联络，高层决策者就能及时知晓其内容。

长征初期，在中央红军连续通过三道封锁线后，对于敌军在湘江上游地区集结重兵张网以待的作战部署，红军通过无线电通信侦译也知晓得十分清楚。

但同样是这一干人，对情报却不会用、用不好。提供情报保障的军委二局主要破译人员，曾经将第五次反“围剿”的情报运用情况，形象地比喻为“变玉为石”的蠢举。在最清晰可靠的情报面前，他们顽固坚持既有的方式，屡屡作出被动挨打的部署和处置，最后造成被迫放弃中央苏区根据地突围长征的失败局面。

对于敌军布阵第四道封锁线于湘江的情报，他们也未能正确地予以应对，特别是没有坚决地实施精干队伍的轻装缩编，以提高整体机动效率，结果红军遭到兼具优势兵力、火力的敌人围攻，被迫陷于血战求生的战场之中。是役，红军的有生力量锐减5万余人，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损失。

比如利用各方矛盾因素。第五次反“围剿”部署完成之际，“福建事变”爆发。蒋介石随即进行兵力调整，迅速抽调9个师返身入闽讨伐十九路军。此举无疑为红军扭转战局、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

还有在第四道封锁线上，湘桂军阀联合防守的湘江防线曾经出现形同虚设的情况。先是桂系军阀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贸然弃守防务，尔后湘系军阀也出于维护本身利益的考虑，同样置防线于不顾。至此，从全州到兴安之间的百里湘江两岸，一度没有敌之主力师旅防守，给红军留出了一条大路朝天的生路。

但又是这一干人，先后两次丧失有利于已的时机。前次拒绝联合十九路军，坐视其失败，等着蒋介石腾出手来“围剿”自己；后次不能及时指挥红军迅速机动前出湘江岸线，再一次错失避免红军力量损失的良好时机。

两权相衡，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段时期的中国革命战争，总是处在一次又一次失败的境地之中，已有的革命事业毁于一旦，红军多年艰难奋战的成果几乎归零。犹如某人手握一把好牌，结果却是反胜为败，究其原因只能说明操牌之人的水平太差太坏，而与其他重要因素无关。

最要害的关键问题，归根到底还是统帅者的军事指挥艺术在层次上的显著差别。其结果直接导致了截然不同的两种局面，使同样的一支军队，形成如此反差巨大的战果战绩。

两相比较，红军在“四渡赤水”之时，对照以前有着更多的不利因素。

困难之大：红军进入新区，人地两疏，处于无后方根据地依托的作战环境，处于流动状态不便于宣传动员群众，不利于及时组织有效的支援，人员、装备、弹药、粮食的补充较为困难，伤员难以妥善安置。

局内之艰：党内错误的政治路线、方针还没有彻底清算，内部争议尚存；新的指挥机制刚刚建成，并未完全确立统一指挥之核心，特别是在决策方案有异议时，还需要做大量的解释说明工作来争取意见统一。这都不同程度地阻碍了作战决策及其执行的时效性。

形势之险：在国民党中央军及五省地方军阀号称40余万重兵的围追堵截下，其中以强悍著称的湘军4个师、桂军2个师布位于围堵的外层要点，使红军失去了多方向实施机动的战略空间；川军遣其精锐11个旅前出长江右岸，坚拒红军北渡深入川中；追截而来的中央军8个师、滇军4个旅久经战阵，不容轻视；纵使战斗力较弱的黔军5个师也占有地利之便。众敌环伺之境况，使红军处于随时都在战斗的状态之中。

力量之弱：突破湘江之战使红军的元气大伤，减员至3万7千余人，其中还有近万名的非战斗人员。连续的失败已使红军高昂的士气明显低落，亟待得到有效的提振。整体评价而言：这是一支新受重挫、迁徙奔走于未知之途、渐成苦战之势的孤军。

战争形势已经恶化到行动之每一步都事关红军安危的地步，进而对统帅者的军事指挥艺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天欲堕，赖以柱其间”。在最危难的时刻毛泽东毅然决然地挺身而出，以其挽狂澜于既倒的伟人秉性，接过红军指挥之任。这是党之幸，军队之幸，中华民族之幸。因为只有这样的历史巨人才能代表国家和民族，穿过充满危险与艰辛、黑暗与苦难的历程，带领人民走向胜利的辉煌。

“四渡赤水”如今已然成了胜利的代名词，成为军史战史上堪称传奇的一页。鉴览战史，蓦然心知，“四渡赤水”并非始于完整的计划步骤，更没有出现演义式的神机妙算，而完全得益于毛泽东运筹帷幄的谋略能力，每临战局，敌变我变，成竹在胸，机敏应对，使红军的运动战如行云流水般地在西南一隅雄壮地展开，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重大胜利。

风散硝烟，忆往追昔，重温毛泽东的得意之笔，我们可以从中领略到卓越军事指挥艺术的宏大风采：

一是战役指挥中的战略全局高度。毛泽东将红军的生存作为战略全局的现实目标，以此来着眼谋划战役的进程，对不管是“向湘西转移与二、六军团会师”，还是“以遵义为中心建立黔北根据地”，以及“创建川滇黔边区革命根据地”、“北渡长江进军川南”等重大计划，都没有机械地去执行，而是紧密围绕战略目标展开作战行动。同时，他对战场态势感知敏锐，能够根据情况变化适时进行部署调整，一旦出现威胁到红军生存的敌情要势，绝不受阶段目标的局限，果断予以中止，另择良策而行。正是基于这样的战略高度，毛泽东以不同寻常的战略耐心，在赤水河两岸、乌江左岸、金沙江右岸相继实施六次战役机动，最终率军跳出大小包围圈，赢取了红军生存乃至发展的宝贵空间，摆脱了围追堵截的不利局面。

二是夺取并牢固把握战场的主动权。“战争的双方，都力争主动，力避被动”。毛泽东出于对主动权的深刻理解，明确强调：“这种主动权即是军队的自由权。军队失掉了主动权，被逼处于被动地位，这个军队就不自由，就有被消灭或被打败的危险”。清醒的认识促使毛泽东指挥红军总是采取“避实就虚”的战法，来夺取和掌控战场的主动权，在战役中每次都出其不意地奔敌之薄弱环节而去，在局部形成战役速决的优势，并将优势顺势演变为下次战斗诱敌、调敌、灭敌的发端，渐成良性循环，成为始终保持战役主动权的基础。他硬是将战略退却前期的被动应敌之劣势状况，扭转为逼敌应对的战场主动态势，实现了稳操主动权的重大转变。

三是熟知和运用知彼知已、胜乃不殆的战争原则。在战役中，毛泽东一方面对敌情分析判断准确无误。“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在战役的整个进程中，军委二局、各军团侦察分队以及地方党组织提供了大量的情报。毛泽东没有被众多的、各式各样的、真假互有的情报信息所迷惑，而是以他超人的智慧，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思虑分析，数次作出与众不同、独具慧眼的准确判断。另一方面毛泽东对红军自身的作战能力了然于胸，善于发挥优长、抑避短板，兵力调度运用自如。每次决策前，毛泽东将敌我情况相向叠加，研究双方的力量对比和相互的关系，总是拿出胜敌一筹的高明部署。这与其战场敌手于双方情况一知半解、雾里看花的行径，恰成鲜明对比。

四是坚持运动中消灭敌人的作战方式。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坚持认为不能照抄别人的经验来用，如果丝毫也不变更其形式和内容，就一定是削足适履，要打败仗。他一再中肯地指出：“我们固然应该尊重过去流血的经验，但是还应该尊重自己流血的经验。”有鉴于此，他将“走”的运动方式与“打”的进攻手段有机结合，以最大程度的大范围长距离机动，牵动敌人随之进退，创造寻求有利于我的歼敌战机，从而赢得战役的胜利，成为运动战之典范。虽然上至红军高级将领下到普通士兵，在一开始时都有不同程度的曲解，但是随着胜利的一次次到来逐渐觉悟：原本看似简单而又困苦的“走”，是能把“打”变得迅速与高效的前提。“走”与“打”，两者合一，才是武器装备缺乏之红军的制敌利器，才是克服自身力量不足切实提高效能之势，才是敌强我弱情况下最有效的歼敌方式。这充分反映出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战争现实认识的深刻性和战役指导的精确性。

此次胜利具有非凡而深远的战略意义，如果说遵义会议实现了历史转折的良好开端，那么四渡赤水就是历史转折的完成之战，持久地改变了中国革命进程，甚至是中国历史的进程。

毛泽东在历史转折之战中表现出来的卓越军事指挥艺术，奠定了在党内的军事领导地位，也是其继而身为全党领袖的发端，没有这个基点，就无法铸造后期的辉煌成就。

当时党的主要领导成员、红军将领都是富于理想信念的优秀分子，他们的身上折射出民族脊梁的理性光辉，绝不会屈从于某人、某势力的权谋之下，只有胜利，也唯有胜利，才能团结凝聚这群视政治信仰高于生命的共产党人。就连在遵义会议上最持反毛意见的博古和凯丰，也及时诚恳地转变了自己的错误观点，不再有过动摇和迟疑，究其一生都始终集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之下，为党奋斗到最后一息。

对于革命时期的党和红军而言，从此走上了一条胜利之路，不论征途漫漫还是境遇险恶，总能在毛泽东的指引下奔向胜利的彼岸，使这个党和军队有了一种油然而生的自信感和自豪感，最终开创了天翻地覆的崭新局面。

历史的事实已经向我们清楚地证明，在任何时候都不可否认在重大历史时期之紧要关头的伟人作用。对此，邓小平同志的评价最为准确和客观：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

战争是必须论胜败的，对于统帅者而言，战争的残酷不仅在于过程，更在于战争的结果。在各种情况瞬息万变的战争的面前，只承认一种东西，那就是领导者的军事指挥艺术，具备此种能力素质的人，才会是战争的驾驭者，反之则终局惨痛、恶果自食，只能是一个败军之将，甚至是千古罪人。

四渡赤水战役制胜的决定性战略因素，来自于伟人卓越军事指挥艺术的贡献，这是最事实、最客观、最公正的评价。在同一个历史阶段的统帅者中，将军事指挥艺术发挥到炉火纯青之境界的少之又少。绝大多数统帅者，只是优秀的组织管理者，更多的是依靠国家、军队的总体实力推进战争夺取胜利。纯粹依靠卓越军事指挥艺术树立起历史地位的，如凤毛麟角般罕有。

在这段战场广袤、战事延绵的特殊时期里，统帅者众，名将辈出；披阅战史，不胜感慨！简言之：这些统帅者、名将能打赢的仗，毛泽东都能做到，而毛泽东能打赢的仗，对他们来说却是不可想象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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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战略与管理》2018年第3/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