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8月31日

（本文是根据秦朝英同志有关工业文明依赖不可再生资源，生态文明倚重可再生资源转换，必须自觉地进行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转轨的一系列思想、谈话，综合而成，并作为“首届中国绿色论坛”的主旨发言。会后，中战会联合九三学社中央、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向中央报送了专报）

中战会和许多学界同仁经研究认为，世界将面临重整乾坤的巨大变局，人类正面临存亡续绝的重大抉择，人类社会文明发展已经到了一个历史的拐点。历经三百年的工业文明，在创造了人类文明的空前辉煌之后，盛极而衰。新兴的生态文明已润物无声地在世界范围内勃然兴起，这个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正是当今中国亟待确立新的国家总体战略的时代背景，工业文明解放出史无前例的巨大生产力，创造出前所未有的丰富的物质财富，但是在它推动文明飞速进步的同时，却日益凸显出各种不可避免的弊端。它的过度开发、过度掠取、过度消费造成了不可再生性资源的枯竭，地球环境的污染，生态平衡的破坏，贫富两极分化的加剧，各种矛盾和文明冲突的激化，二战之后局部战争的连绵不断。2008年以来此起彼伏的世界性金融危机更是暴露出西方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并引发出各种深重的社会危机。这一切的根本症结概源于地球资源的绝对有限性，源于以不可再生资源为依托的工业化道路无以为继。无论从世界观上看，还是从方法论上看，工业文明都不可持续发展，所谓资源危机、生态危机说到底，实质上是人类的生存危机。

我国目前仍在这样一种历史环境下延续工业化道路，尤其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现正进入工业化的冲刺阶段，因而面对的现实要更加严峻。由于产业结构不合理，致使一方面产能过剩，一方面内需不张，以贱资源、贱劳力和高耗能、高污染为代价，形成的失衡性外向经济结构转型迟缓。两头在外，使我国的贸易依存度高达71%，对国内紧缺而又不可再生资源的过度依赖，令我国经济很难避免出现瓶颈甚至梗塞。仅以工业化发展方式所需的核心能源石油为例，我国现探明的自有石油储量在不远的将来即告罄。现在每年要进口两亿多吨石油，超出消耗总量的50%，大大超过国际警戒线，能源安全已切实威胁到国家的战略安全。在战略层面上对国家发展模式的反思和重新选择，已成当务之急。发达国家也面临着同样的难题，前些年许多发达国家已纷纷关注发展服务经济，很多关于哥本哈根碳交易、低碳经济的说法都是人类发展步伐发生改变的产物，表明人类在发展道路上的彷徨、思索和抉择。今年包括中国、美国、俄罗斯、日本等在内有69个国家的领导人换届，这在世界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种政治现象折射出不同经济利益集团对政治命运不同的诉求。深陷各种危机的一些发达国家面对工业文明留下的沉重包袱，既需要固守工业化的游戏规则，维持自己的既得利益，同时他们也在困境中看到了生态文明的端倪。欧洲率先提出不依赖石油这种不可再生能源，限制一切与之相关的消费。发展清洁能源，建设生态城市等思想都肇始于欧洲。许多发展中国家在被国际市场捆绑剥削的痛苦中，在发达国家一再发生危机的前车之鉴中，也意识到应在工业化发展的路径之外，寻求自身自主经济和生态经济的发展。

正是在这样的世界大背景下，中战会提出了生态文明发展战略，我们认为悄然兴起的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更高阶段。它是以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皆和谐发展为宗旨，以循环利用可再生资源为基础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它不仅必将决定着未来生产力的水平，催生新的经济增长点，影响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影响着社会结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及生活方式，甚至决定着人类在大自然，在宇宙中自身的重新定位，决定着人类未来文明的整体层次。

1992年，我国首次把可持续发展战略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长远规划。1998年以来，党中央再三强调，绝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短期的经济增长。2007年党的十七大正式把建设生态文明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可见工业化后发的中国和中国共产党人对生态文明有种天然的灵感，可能成为这种新型文明的先知者和先行者。一是中国在60或30年间，短期集中领略到了工业文明的阴阳两面，对这种文明形态不可持续发展的短板有着特别尖锐和深刻的体会。二是中国作为工业化的后发国家，工业文明的包袱还不是很重，文明转型需要克服的惰性还不是很大，弃旧图新的成本不高。三是中国共产党对工业文明带给人民群众和子孙后代的负面影响，其感受比任何阶级、任何政党都更痛切，因而对文明发展形态的选择和转换更有历史责任感，更加自觉。四是中国具有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这种古老智慧的文化底蕴和文明传统，使中国人对生态文明具有潜意识的亲近感和民族感悟，使中国在文明转型的国际竞争中可能提前布局，有望抢占先机。面对这一历史转折，中国共产党人应该像毛泽东主席所说的，要站在历史自觉的立场上，自觉地、主动地从以消耗不可再生资源为特征，以片面发展经济、盲目追求高增长、高消费为目标的工业化发展战略，转轨到以倚重可再生资源为特征，以实现全社会就业、教育、住房、医疗、养老等综合目标和谐发展，三大差别逐步消失的生态文明发展战略上来。力争在全球文明转型中捷足先登，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生态化强国，这是关系中国乃至人类长远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抉择，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历史留给中国共产党人的重大挑战与机遇。

从我国自然条件、历史人文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诸方面看，实施黄河战略应是我国文明转型中的奠基之战。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作为中华文明的摇篮，黄河流域在新型生态文明的发展中拥有若干先天的优势，其流域75万平方公里，有占全国人口总数三分之一的四亿三千万人口，为我国主要产粮区域、能源区域和有色金属长廊，并具有举足轻重的军事地位，是中国的国土中央区域和战略纵深区。它深入内陆，工业化程度比东南沿海及长江流域稍迟，转型包袱较轻，传统文化存续较多，多样性的生态自然区域存留也较多。沿黄河各省区驻有大量军工、高科技企业，产能和人才潜力巨大，把再造黄河辉煌作为建设生态文明的先期主战场，便于最大限度动员全球华人超过两万亿美元的资金资源和众多的智力资源，增强新时期国家的民族凝聚力和自豪感。

黄河流域具有的历史、生态和地缘经济条件，以及黄三角独具的自然区位优势，将使之成为文明转型中整体轻装起飞的首发地区。它的示范效应定能极大地提振整个国家发展的全局。

黄河三角洲作为黄河出海口和我国最后一个尚待开发的大河三角洲，生态理念、新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可以在这里无障碍地展开。应当作为黄河战略的初战之地，在此建立生态特区。并从这个生态文明的战略高地溯河而上，牵引带动黄河流域九省区三十八市，辐射影响华北、东北乃至朝鲜半岛，为在黄河流域和全国推行生态文明积累经验，探索门路。

综上所述，应把这些学界的认知和民间的共识聚焦提炼，尽早升华为国家意识和国家意志。鉴于此，中战会郑重向社会呼吁，向中央建言，尽快将生态文明发展模式明确为我国的国家总体战略，并建议在黄河三角洲建立生态特区，把特区建设作为推行生态文明发展战略的突破口和撬动支点。

实施生态文明发展方式需要重建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发展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我会构想生态特区的内涵主要由生态文化、生态产业和生态城乡等不同的板块组成。

绿色的生态文化，是生态文明的灵魂。推行生态文明的基础是在特区进行深入浅出、家喻户晓的生态文明普及宣传教育，并使特区里从儿童到成人，每个人都明白人道必须合于天道，人类必须善待大自然，人善待自然就是善待自己。同时，亦应伴以人类亏待自然难逃天惩的反面教育，扶持传播宣扬生态文明的文学、艺术、影视的创作及作品。总之，在特区，从家庭到学校，从学校到社会，都应持续不断深入开展生动活泼的绿色教育，推行绿色意识，奉行绿色的文化政策、产业政策和消费政策。政府应鼓励开发水能、风能、太阳能、地热能、海洋能和生物质能等清洁的绿色能源；学界和科研机构应研究和推广无公害的绿色科技；企业应兴办低耗能、低耗水、零污染、可循环的绿色产业；消费者应主动使用可回收、能降解、无毒副作用的绿色产品。在全社会倡导绿色生活方式，在强力推行和潜移默化的双重作用下，经过制度化、法律化、习惯化与风俗化的教养过程，尽快使生态文明成为特区人共同的价值观和荣辱观。

充分利用黄河流域人文历史集中和深厚的文明积淀，发展现代生态文化，培育具有重大价值的战略性民族文化产业。比如在特区规划建设“九宫一殿”黄河生态园文化工程，通过模拟黄河向海的园林建筑群，具象地诠释黄河文明的起源、发展和启示，以及沿河九省区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维护生态、治理生态的不同特长和人文风情。再如依托古代军事家孙子故里，弘扬中华民族特别是山东崇文尚武的优良传统，建立孙子学院及与之毗邻而立的国家军事城，打造体系完善、内容丰富、形式独特、国民教育意义重大的综合性国家级军事文化工程。

建造这些黄河文明标志性工程，既彰显黄河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博大情怀，有效抵消当今社会浮躁奢华的俗风陋习，又能够重振民族精神，提升国家软实力，在全球新文明建设中作出中华民族的独特贡献。

绿色的生态产业，是生态文明的躯干。生态产业的最大优长和本质特征是同环境和谐友好，其资源利用坚持可降解、可回收、可再生、可循环的生态平衡路径，不仅是产业内部、产业之间，而且全社会的生产与消费之间，都是一个协调有序的整体循环再生系统。针对黄三角独有的自然资源，特区尤其适合建立以微藻制油为龙头，以生物质能源产业为核心的生态资源产业链，配套建立海水淡化、清洁燃油、沼气发电、农牧渔养殖、生物原料等生态循环产业体系，形成产业相互哺育、生态链绵长、社会受益宽广这样的一种支柱产业群，并为建设生态城乡，解决城乡就业等提供良性支持。若这样的产业体系经过三五年的孵化、发育和发展，能够全面推开，将为我国找到一条自主主导的战略产业之路。革命性地建立支撑未来的能源制高点，促使化石能源体系在我国一步转为最先进的生态能源战略构型。

同时，大力发展生态循环大农业。上世纪80年代被钱学森定义为第六次产业革命主战场的大农业，是一种包括农产业、林产业、潮产业、沙产业和海产业等多种新兴产业在内的生态循环经济，它将植物和动物这二维资源结构的传统农业升级为植物、动物和微生物这三维资源结构的新农业。强调以生态效益为导向的生态经济社会三效合一的综合效益，生态循环大农业的产业结构是上下游耦合配置，几乎不存在废弃物的概念。上游产业产品之外的产出物就是下游产业的原料，形成循环闭路后，除基建外，该系统自身的生产循环力争实现资源的全利用和无污染的零排放。随之伴生的消化各类污水，生产高燃烧值不排碳的生物燃料生成技术，令城乡环保治污耳目一新。从总体上看，推广生态循环大农业将是一场全面、综合、系统的农村改革运动，也将为三农问题的解决以及另寻生态平衡城镇化道路提供全新的思路和选择。

特区还应发展生态健康产业。进入新世纪以来，维护人民健康已成为国家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战略必须肩负的重大使命。从国策角度看，保护人民生命安全，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是国家的第二国防。五千年中华文明孕育的中医中药，既是中华民族的生命之神、健康之神，也是人类文明的共有瑰宝。特区发展亦应着眼于中国传统医药复兴的全局，倚重国内外现有的名医名药名方，大力推进中医医疗、中药材种植、中药方剂制药开发、中医药保健养生、中医药保健餐饮、中医药人才培训、中医药文化传媒以及中医药其他配套项目等等，逐渐现代化和产业化，使中医药作为我们的民族符号，继丝绸、陶瓷和茶叶之后，成为中国第四个泽被四海，影响世界文明的重大历史贡献。在特区试行构建中医医疗卫生保健养生养老体系，为老百姓提供一种低价、高效、生态的中医药健康医保方式，建立起新兴的全民全寿命健康管理模式。

绿色的生态城乡，是生态文明的空间载体。应当摒弃工业文明并村建镇、扩城升市的同质化套路，保持城乡各自的特点和优长。对城乡开展一体的优势互补的规划和建设，特区建设不应再追求城市化规模发展，而应以原有乡镇为中心，依据产业布局和产业发展，自然聚集形成城镇群、城镇带，走出一条生态城镇化的新路，这样既可使农民离土不离乡，或非农择业，或以农创业，也可避免人口大规模迁移流动，并由此形成新的社会基层组织和管理模式。在城乡建设中，要特别注重保护生物多样性及生态系统的整体功能，加强生态功能区和自然保护区建设，充分发挥大自然的自我修复功能。总之，在生态平衡的原则下，对城乡都应进行绿色规划、绿色开发和绿色管理，生态城乡的建设其实是一场移风易俗的深刻革命，生态特区应力争为建设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社会主义新社区探索可资借鉴的范本。

建立生态特区，推行生态文明发展战略，将会面临如新旧观念、新旧产业、新旧增长方式之间等一系列错综复杂的矛盾，也将面临许多有待开拓创新的领域，需要领导者审时度势，科学决策，做好顶层设计和具体部署。为此，我们建议：

一，研究落实特区的体制编制。似以由中央直辖或计划单列为宜，并赋予相应的行政特权，以便于与中央国家机关的协调和与华东、华北、东北及西北有关地区的协作，也便于后续向黄河流域九省区的辐射发展。

二，周密规划特区的建设方案。其核心是要明确中央可能特批给特区的若干主要的特殊政策。近几年来，我会围绕国家战略转型，对黄河流域特别是黄三角地区进行了深入调研，提出了建设生态特区的初步设想。供有关各方在中央决策后，及时制定总体规划时参考。

三，明确特区建设的筹资方向。建议通过全民动员和动用中央金融资本、央企资产等方式，解决特区的启动资金和其他重大投入问题。但应始终坚持民族资本的主导地位，对关系特区发展及未来国家生态文明发展全局的产业和项目，如生态战略性资源开发，如民族基因研究，如民族文化传承产业等，应慎用国际性招标引商的方法。

以上言不及义和欠妥之处，敬请批评指正，以利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