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6月

本报告提出的逻辑起点和一个关乎国家未来命运的重要判断是，依托不可再生资源的工业文明已经到了历史的拐点，从战略层面对国家发展模式的反思和重新选择已是当务之急。在当前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关头，在我国不可再生资源濒临枯竭、而世界上也已面临危机的资源大部分还掌控在霸权主义国家手中的条件下，仍然延续工业化的框架来谋划中华民族复兴的百年大计和规划国家的各项发展，无疑是不可持续的。

执政党应当站在历史自觉的立场上，把不可再生资源和可再生资源的问题作为战略决策的基本依据，主动地从以消耗不可再生资源为特征的工业化发展道路，转轨到以依托可再生资源为特征的新型工业化也就是生态文明发展战略上来，引领一场由中华民族掀起的全球生态文明浪潮，推进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

“中国梦”是民族复兴之梦，更是中华民族面对未来之梦。时代呼唤全民的智慧与力量，时代呼唤民族复兴的大战略。

一、关于大战略目标

习近平同志指出，“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能实现”。它鲜明阐述了“中国梦”的涵义和传递出执政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崭新局面的高度自信与百年追求目标，更是对全国人民和全人类作出的庄严宣誓。

我们认为，当下中国发展战略的大战略目标，仍然是毛泽东提出的反霸保和平、台湾回归、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三大主题。核心是实现现代化。

（一）反霸保和平

首先，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当今世界的时代依然是和平与战争的时代。列宁指出，资本主义发展就是靠掠夺别人的财富，其主要手段往往就是战争。帝国主义就是战争之源。从三百多年前进入工业文明开始，帝国主义发起和参与的全球范围内的战争、军事冲突从未停止过，它们通过战争进行跨国跨洲的资源掠夺，将地球上有限的资源据为己有。当今，资本主义社会拯救自身危机、推行西方价值观也是主要以战争的方式进行的。我们周边地区，如阿富汗、中东以及东南亚、南亚地区的情势，无非就是民族解放战争被新的资源掠夺的新殖民战争所取代，无非是通过政权代理人的更迭对资源实行掌控，追求的就是对全球不可再生资源的独家占有。过去人类工业文明早期发现的不可再生资源的主要代表——石油集中在中东，于是中东是世界争夺的中心。随着非洲油气的发现，非洲的地位不断上升，成为列强新的战略争夺的重点地区。

当今，列强通过霸权，围绕争夺资源与市场的角逐，进一步使世界局势变得更加动荡、竞争更加激烈。过去，因为资源和市场的原因，中东和欧洲是世界战略角逐的中心。后来，逐渐发展到亚洲。现在，由于发展中国家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新兴市场的规模也在逐步扩大，非洲也被纳入国际市场的版图，非洲成为新的市场掠夺的中心。如今，赖以维持工业化的不可再生资源日益枯竭，对不可再生资源的掌控便成为影响国际战略格局的中心。这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相比，虽然情况有所变化，但无非是外延的扩张。

发达国家完成工业化后至今，资本主义经历了商业帝国主义、产业帝国主义直到今天的金融帝国主义、网络帝国主义。战争形态，也从传统战争发展为传统+非传统战争形态。资本异化为非实体经济的金融形态，霸权从直接的政治意志表现和军事战争延伸到了货币霸权、网络霸权，非传统战争为主，传统军事威慑加传统战争手段为辅的新布势。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金融业作为发达国家现代化以后，脱离实体经济的资本的异化产物，迅速兴起并空前发达，很快便成为帝国主义对世界进行积累掠夺的新手段，其高级表现为货币战争。就其本质而言，依然是对日益枯竭的不可再生资源的霸权争夺。欧美经历了高消费、借贷消费、超前消费的发展过程，现在这种模式走不下去了。为了维持景气，采取“强货币”政策，在没有增税空间的情况下，背负着主权债务。用过度货币宽松政策维持强货币，争夺市场硬通货的霸权空间，掠夺转移发展中的新兴国家的社会财富，维护自己的经济霸权。

可见，战争在冷战后之所以没有终结，其根本原因在于，在冷战结束后，霸权主义并没有结束而且霸权扩张更加肆无忌惮。因此，我们对战争的必然性和长期性不能有丝毫的懈怠。

今天，反霸保和平依然是中国共产党的战略任务。争取世界和平，是保证达成发展战略目标的任务环境的必然要求，是保证地球人类获得公平公正发展的必然历史条件。只有有效地反对和制约霸权，才有可能实现和平的外部发展环境。和平与战争将是我国在新的发展时期不可回避的历史性主题。我们必须继续高举反霸保和平的大旗，努力为全人类的解放，为世界和平发展担当起一个大国应尽的历史责任。

（二）台湾回归

实现祖国统一，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要条件。在经历了数十年阻隔和多次跌宕起伏的风波之后，台湾的前途也系于祖国统一，已成为两岸有识之士的共识。追求台湾的回归、实现祖国统一，需要从战略上创造条件，这是一个历史过程，也是战略展开的过程。中间可能会经历几个战略阶段的转换。台湾问题受制于国际格局的变化，特别是美国的霸权部署，使得回归变得异常复杂。

要追求强国之梦，就必须使国家统一。大国政策牵动所谓的地缘政治。一个大一统的国家将拥有显效的地缘政治优势，反之则无。如果中国也和前苏联一样被肢解变成邦联制，不是一个统一的大国，大国的地缘政治优势就会削弱。美国坚持两岸的对立，就是一种地缘政治分化策略，始终让台湾和大陆不能统一，使我不能发挥或失去应有的地缘政治优势。

实现祖国统一，是我国经营亚洲，富强发展，成为国际社会举足轻重一极的需要。我国要在短期内成为世界强国还不太现实，特别是按照国际上现代化的标准，我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最大人口容量是十一亿，人口的超饱和，是追求现代化的一大难题。但是追求“东亚共同体”，实现中（包括中国台湾）日韩的联合，形成一个共同市场，相当于欧洲的欧盟、北美的美加墨共同体，通过建立共同体，扩大中华民族的“家园市场”幅员，通过周边经济协作区的开发营造“经济国土”，延伸“经济主权”，进而把亚洲经营起来，使整个亚洲共同富裕、共同发展，促进国家的强大强盛，从地缘政治上化弱为强，化小为大。从这个意义上说，台湾的回归是我们强国的必然选择。

（三）实现四个现代化

三大目标的核心是实现四个现代化。

当前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决策无疑是正确的。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就是建设“四个现代化”。强国与民族复兴都离不开四个现代化。

我们认为，在当前全球不可再生资源危机导致的传统工业之路不可持续这样一个新的历史条件下，四个现代化的发展结构安排，要以农业现代化为中心，通过农业的新型工业化带动工业现代化，促进科技、国防的现代化；工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反过来促进农业现代化。城镇化也应该通过农村的城镇现代化来实现，要摈弃工业文明并村建镇、扩城升市的同质化套路，不再追求城市化规模发展，而应依据新兴新型产业的布局和产业发展，自然聚集形成新的国土城镇发展群、城镇带，实现农民市民化和离土不离乡的新型生态化布局。

应当指出，改革开放30多年我国的经济领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GDP为经济发展的指标和衡量功过的重要标志，西方的价值观和市场的规则已经深入到中国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绑架着中国发展的主观价值系统，对四个现代化目标的途径产生着很大的影响。这个市场途径完全可以达到不同的彼岸。正因为此，执政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需要适时地审时度势，冷静清醒地把握历史的自觉，不断适时地作出正确的战略抉择。

反霸保和平、台湾回归和四个现代化之间是有机联系不可分割的目标整体。只有反霸，才能争取自身发展的最佳外部环境。而只有自身实现了四个现代化，强大起来的中国，才能为世界的永久和平，为全人类的和平发展作出最大的贡献。

需要强调的是，大道理管着小道理，国家大战略目标，决定着国家下一层次各组成部分目标的界定，如国防、经济、外交、社会、文化等。大战略目标之间有着明确的主从关系，下一层次的各组成之间，也有着明确的从属关系，比如，内政决定外交，经济是政治的基础等，明确了大战略的目标，国家各条战线、各个组成部分的目标得以明确界定，国家的发展成为有机的整体，国家执政力就能得以整体地最佳最大程度地发挥出来。

二、关于战略环境

资源危机与文明转型将使世界发生巨大的变化。我国大战略的实施展开，将处于何等的战略环境中，如何判断战略环境，如何判断机遇和挑战，这是大战略展开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

（一）外部环境

当今世界面对全球不可再生的资源危机。以霸权帝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一方面在原有的资源和市场方向进行更加激烈的博弈和争夺。一方面面对危机，霸权主义甚至可能重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搞垮苏联、东欧的方式，来搞垮我国，以转嫁自己深重的危机。另一方面，列强还在不断地瞄准新兴资源和新兴国家市场，开辟新殖民主义的掠夺行径，以满足自己复苏的需要。

美国，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继续竭力维持衰落中的全球霸权。中美存在许多迫在眉睫的摩擦点，其介入中国周边事务是影响中国战略环境的最大变量之一。特别是美国不可能眼睁睁地看到在全球经济最具活力的东亚地区形成一个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共同体，挑战美国和美元霸权主导的规则体系，必将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全领域作出重中之重的应对。中美关系将呈现紧张不断和愈加复杂的局面。应当看到，现阶段，美国因国内问题所困，处于战略防御阶段，但出于摆脱被动争取主动拼命维持霸权的需要，加上我周边的美国同盟国家反华行当相继出现，我们在周边问题、国际事务等方面渐入艰难的历史新时段。而另一方面，由于战线过长，摆脱被动，恢复内力尚需时日，周边国家出于完全不同的发展阶段的各自需要，各持一心，相互提防，这也正是我利用矛盾，杀出重围，打破僵持，赢得有利条件的难得机会。

欧盟，仍将处于消化因扩大过快、内部整合在短时间内难以完成所带来的种种问题的时期，特别是欧盟在政治上面临如何应付俄罗斯与美国的艰难抉择，在经济上面临危机及多重压迫难以自拔，影响力将进一步严重削弱，其自顾不暇的状况将持续下去。

俄罗斯，正在经历从对西方盲目崇拜到民族主义回归的国家力量恢复过程，重返世界大国行列的渴望强烈。特别是在原油交易中迅速崛起，将不断表现为对外民族利益扩张的强势。其传统资源的优势尚存，对外的市场扩张重心应该还在欧洲，并将在反对霸权的斗争中与美国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并将与之不断争夺在欧洲的市场。我国应清醒地认识与俄罗斯的相关利益与矛盾，在反霸保和平的目标追求中不断协调出同盟的效应。

亚太地区，潜在矛盾将加快凸显。在历史与现实双重状况交织下，领土争端、海洋权属纠葛、战略资源争夺、民族等问题面临发酵升级和逐一或多事同发的局势，对我国发展和安全利益带来多元性威胁。

北非、中东，地区动荡将进一步对国际社会造成不小的冲击。近年来这些地区的社会动荡包括政权更迭，反映着大国对战略资源的争夺与反争夺斗争，对战略要地的控制与反控制斗争，带给国际社会的影响广泛而深远。非盟、阿盟等发展中国家区域合作慑于强权可能分化削弱。这一地区动荡和政权更迭风潮对我国社会形成的冲击和影响值得高度警惕。

非洲等地其他发展中国家，我国未来的出路应在于这些国家。特别是非洲可能是我国新的历史时期发展的真正桥头堡，应将其视为极为重要的战略优先地区。在非洲的争夺集中在不可再生的资源上，我国在非洲的作为，将体现在资源掌控程度，从而影响世界传统工业化需求以至战略格局的牵动力上。

此外，世界性的医疗卫生的巨大成本问题，正在成为国际社会发展的重大障碍。包括欧美及所有发达国家深感国力不堪重负无以为继。这已经发展成为整个人类需要面对的重大民生问题，既给我国发展现代医疗保障体系带来重新审视的机会，也为大力振兴中医中药创造出光明的前景。

总之，当今世界正在经历一场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全世界工业文明由于赖以支撑发展的全球不可再生资源的日趋耗尽而陷入空前危机，工业文明进入转型轨道。一方面，工业文明仍在继续，围绕着不可再生资源的霸权与反霸权、交易与反交易的斗争仍在继续，传统战争与非传统战争的风险愈演愈烈，战争与和平的斗争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复杂激烈。另一方面，新兴文明的力量正在兴起，对可再生资源的开发利用已在全球范围日愈展开，霸权主义的触角在称霸传统资源和市场的同时，也在潜移默化地向新兴工业新兴市场渗透。两种文明的交替悄然却残酷地展开。多年来，我国发展“两头在外”，经济对外依存度超过了56%，战略上的“利害循环变换线”，其外线已经大大跨越了亚洲，已至达到美大区、欧洲，世界资源危机深刻影响到我国发展利益的边界，外线自然要注意收缩，内线也要从周边向内陆转移。

看清形势，追求主动，摆脱被动，积极占据历史自觉的先机，是大战略不争的重中之重。

（二）内部条件

经济，经济的核心是追求效率，经济的终极目标是分配。当前国内经济形势忧过于喜；贫富差距过大的现实；受不可再生资源枯竭和超过56%对外依存度、全球经济危机所困，长期以来，促成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投资、消费、出口三大动力结构，面临全面萎缩，我国国内经济发展速度持续下降；由于国际财团的借贷投资、热钱撤出等结构性原因，战略性通胀（30年以上）已经出现；经济泡沫累积严重；产业结构区域经济结构调整滞后；资源及环境多产业约束加大；经济发展的社会成本如土地、房价、原材料、传统能源、环保、人才、普通劳动力、资金、知识产权、物流、税费、交易成本等通体上涨；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进一步恶化，通胀输入、对我境外资本阻截、我国在世界市场的份额遭封杀和订单明显减少等，一旦危及外汇储备安全，可能引发更严重的经济危机以致促成人民币崩盘；同时，产能过剩、内需不足等结构性矛盾和教育、医疗、住房等重大民生难题积重难愈，资源、生态等问题会进一步恶化；对土地财政的过分依赖导致房地产业泡沫化加剧，将给未来的发展带来巨大的阻碍。

从社会问题看，我国老年人口高龄化的趋势十分引人堪忧。目前，我国高龄老年人口以每年5.4%的速度增长，据估计，到2020年将达到2.48亿。随着20世纪中期出生高峰的人口陆续进入老年，可以预见，21世纪前期将是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最快的时期。我国用不到十年时间从劳动力富余变成了劳动力短缺的国家，劳动力成本大大增加。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老龄化速度快，具有突发性规模大，超前于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这必将给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严峻的挑战。同时，我国贫困及低收入人群庞大。现在至少有三分之二的群众生活在国际消费标准的指数之下，其中，一天只有1美元即6元多人民币收入的有1.28亿，加上城镇无依靠和留在乡村的老弱病残，贫困人口达到数亿。

从执政实力看，取得新中国新政权属于“打出来”的一代人，已经完全退出历史舞台；进入和平时期，50年代参加工作的，继承“打出来”的一代人的治国模式和经验，属于“跟出来”的一代，也已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十八大到了历史的转折点，传统的政治格局打破以后，形成了“闯出来”的一代人全面执政。这代人善于独立思考，没有执政包袱，他们身上既有领导管理者的才能，又有第一代革命家的素养，还有着不比寻常、饱经磨难的经历，他们对中国国情有着切身体验，同时具有广博的国际视野，决定了他们完全有“再造改革”的可能。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需要一个绵延不断的发展过程。大时代需要大智慧，用钱学森同志的话，新时代需要有聪明的大战略，也要有战略的大聪明。

从发展潜力看，由于我国尚未完成工业化进程，因而，我们具有可再生资源的优势、人口的优势，特别是文明的优势。中华民族历来是创造人类历史奇迹的民族。世界四大文明只有黄河文明是硕果仅存；我们以占世界耕地不到7%的土地养育了占世界20%的人口；在中国这样一个生态复杂、多民族的国家，几千年来没有发生过宗教战争，表明华夏文明有着很强的亲和力、兼容性和伟大的创造力；还有着人类文明独有的历经五千年不衰的中医文化，中华民族由弱到强、从小到大，成为曾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最大的民族，中医功不可没。中医是中华文明、东方智慧、东方文化中最生生不息、最具活力的部分。中医“天地人和合”的理念、辩证的思维和人文哲学特质，可为执政理念创新提供强大的启示。

同时，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应对困难和挑战的有力思想武器，其独特的“利害循环变换线”的战略概念，阐释了扩展和捍卫生存与发展利益边界、克敌制胜的战略思想，对于打破霸权主义的地缘包抄、运筹大战略、破解发展中的诸多难题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此外，我国国防力量的提升、强大的爱国凝聚力和国民对西方文化的了解、认知，也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支持和保障。

三、关于战略途径

推进民族复兴与发展大战略，很大程度上是人类文明的演进过程，工业文明将向生态文明发生深刻的转变，必然面临着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利益格局变动的矛盾，不可避免地面对一系列思想政治社会各层面的重大斗争。因此，需要我们以大胆魄大智慧大决心，进行系统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大力实践，在复兴之路的探索与创新中，创造和赢得未来发展的主动与先机。

（一）设立“生态文明特区”和实施黄河战略，启动我国文明转型的转折之战。从我国自然条件、历史人文和经济社会发展现实诸方面看，在黄河三角洲建设生态特区，实施黄河战略，应是我国文明转型的转折的奠基之战。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作为中华文明的摇篮，黄河流域在新兴生态文明的发展中拥有若干先天优势。其流域七十五万平方公里，有占全国人口总数三分之一的四亿三千万人口，为我国主要产粮区域、能源区域和有色金属长廊，也是当前我国国防工业和高新科技产业相对集中的地区。并具有举足轻重的军事地位，是中国经济地缘的中央区域和战略纵深区，既是可以轻装起飞、整装转型的地区，也可以是我国新的生态文明发展的中坚与核心。因此，黄河战略作为我国文明转型新的历史起点，具备有利的地缘政治经济优势。

通过实施黄河战略，实现反哺黄河，再造新兴新型工业经济，使之成为新兴文明赖以依托的根据地，将对解决粮食和能源安全、协调区域经济发展、缓解就业和社会管理压力、打造文明转变示范模式等全局性的问题产生重要影响。黄河文明的复兴既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序幕和重点，更能够极大地提振整个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的全局。

黄河三角洲作为黄河出海口和我国最后一个尚待开发的大河三角洲，生态理念、新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可以在这里无障碍地展开，应当作为国家生态文明发展战略实施的战略性首战地域，通过率先建设“生态文明特区”，进行生态文明实践，并溯河而上，牵引带动黄河流域九省三十八市和直接影响东北、华北，为黄河流域和在全部国土上展开文明转型、实现大战略目标积累经验摸索路子。

（二）重启农村社会主义合作化运动，美丽中国从建设美好农村开始。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农业新型工业化、农民市民化和农村城市化的“新三农”，是国家应着力从全局上统筹的基础性战略问题。应确立以农业现代化为中心的国民经济发展规划，特别是以农业机械化带动国家发展，以可再生资源为前提建立和发展农村新型工业、生态大循环产业体系，以集体化、走有组织的发展道路，以农村城镇现代化来实现农民市民化，向农民提供无差别的社会保障等等，解决好占人口3/5的农业人口的现代化，建立起全民同一、城乡统筹的“联勤共治”模式。

对于一些技术已经成熟，前景效益显见的新型工业化农业，应大力扶持，尽早实践。比如，曾被钱学森定义为“第六次产业革命”主战场的“大农业”，是一种包括农产业、林产业、草产业、沙产业和海产业等多种新型产业在内的生态循环经济。它将植物和动物这二维资源结构的传统农业，升级为植物、动物和微生物这三维资源结构的新农业，强调以生态效益为导向的生态、经济、社会三效合一的综合效益。生态循环大农业的产业结构，是上下游耦合配置，几乎不存在“废弃物”的概念，令城乡环保治污耳目一新。

建设美好农村，推行新型生态循环大农业，将是一场全面、综合、系统的农村改革运动，也将以“三农”问题的解决开辟文明转型下的发展战略新局面。

（三）建立以中医药为基础的增殖型“第二国防”，以振兴中医伟业拉开中华民族复兴的大幕。五千年黄河文明孕育的合乎天地人合一境界的中医中药，既是中国独有的国粹，也是人类文明的瑰宝。在依托工业化而建立的现代医疗保障体系资源消耗、资本集约巨大的条件下，我们认为，应将依托可再生资源、以促进人类自然健康为核心的中医药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建立以中医药为基础的护卫全体人民健康安全和中华族群生存发展的“第二国防”，把中医药建设成以可再生资源为原料、可持续发展的新兴工业体系，建立起中医医疗、中医药种植与科研、中医药保健养生、中药保健餐饮、中医药人才培训、中医药文化传媒在内的，为民众提供的一种优化、有效、生态的中医药健康医保方式和全民全寿命健康管理模式。

党的十八大提出就业、医疗、养老、教育、住房“五大战略目标”，医疗和养老直接关乎着全民的健康，其他方面也与人民群众的生活健康密切相关。这在建党和建国史上是第一次。面对当今中医药发展的系统性、制度性障碍，需要像建设国防和国防保家卫国的使命职能那样，将全民健康保障问题摆到国家与国策的层面上进行思考、决策和发展。即，由共产党带领、全民组织起来、国家权力主导。并通过成立国家中医药发展委员会或国家中医药管理总局，用国家意志和治国理念来部署与展开。同时，从宣传发动和把群众组织起来、倡导医流服务患流和树立“治未病”的积极健康观、金融支持、产业发展、教育培训、中医药影响世界等方面，进行制度安排和政策扶持。

通过振兴中医并以此为引领，既能切实维护十四亿人民的健康安全，带来中华族群健康新面貌和医疗、就业、养老的全新局面，更将在民族复兴与文明转型发展中产生和发挥巨大的领率作用。

（四）抢占绿色能源制高点，走依托可再生资源的生态能源跨越式发展道路。资源与环境是文明之基、立国之本和发展之要。特别是对大国而言，国之安危兴衰、民之强弱贫富皆立于其上。因此，建立起独立自主、安全永续的战略资源和环境保障体系，是中国复兴之基。在全球资源加速耗竭的前提下，绿色能源革命是新时期的发展方向，决定世界各国未来命运。生物质能源的第三代（3G）技术——微藻制油是最优选择，这是全球范围内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对中国而言，完成3G革命意义特别重大，有利于环境保护，有利于能源安全，有利于三农发展，有利于国土整治，有利于培育新的巨大增长点。

目前，依据黄河三角洲自然条件而研发的、以微藻燃油为核心的“区域型生态资源产业系统”的方案基本成熟。该系统由微藻能源、分布式电站、现代畜牧、有机农业和海水淡化5个子系统组成。由于各“子系统”的生产废弃物，均能成为关联“子系统”不可或缺的原料资源，从而全系统生产过程近乎零排放，并使能量成本和资源成本大为降低。“系统”归集了20多项不同学科领域具有国际领先水平乃至中国独有的优秀成果，以及大量成熟、广泛在用的技术，并通过有针对性的再设计和系统集成，可达到微藻原料年产能约840吨/亩，折合生物原油336吨，吨油生产成本2900元左右。土地利用率极高，畜牧业饲料成本降低30%，同时，对土地资源形成了长期的回馈机制。此外，“系统”在一个区域，可直接提供30～80万个以上的就业岗位，间接岗位也与此类同。巨大持续的投资建设和拉动相关的深加工产业，以及由此吸引的外部投资转移，都会自然促进建立在实体经济基础上的城镇带形成。其重要意义还在于，新的产业形成将使农村人口实现就地转化，从而有利于土地集约和实现农业规模化、现代化。

建议由国家对此作出专项安排，特别是考虑在黄河三角洲建立“生态文明特区”时，作为基础的生态循环产业予以立项和政策、资金投入，先行先试。

（五）创新和发展产业性金融体系，为生态文明转型发展和生态产业服务。国家经济安全的核心是金融安全。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已经不自觉地成为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核心力量。中国引领和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既是我国提升软实力、建成全球经济金融强国的重大战略机遇，也是维护本国的战略利益，赢得稳定发展的国际空间的紧迫要求。金融业的每项重大发展都离不开金融创新。

围绕我国发展转型特别是步入生态文明建设时期，中央在金融支持生态文明产业的发育发展和创新金融制度方面，需要进行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探讨。可区分轻重缓急，逐步批准或放开以下金融许可：

一是创办专门为国家生态文明发展战略服务的产业银行，如旅游银行、中医药发展银行。这些银行既不同于政策性银行，也有别于商业银行，它以“共有制”为基础，产权多元和利益分享普惠，执行国家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调整政策，重点支持文化、旅游、健康等新兴产业的发展，通过制度安排和规则设计，可将海内外的民资、游资导入规范的投融资轨道，成为扶持生态文明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筹资方式。

二是建立专项基金，如黄河文明专项基金，主要配合和支持黄河战略的研究、黄河文化的挖掘和相关文化产业的发育等。再如，孙子文化及国防教育基金，主要对挖掘、传承和光大孙子兵法思想、阳刚文化和尚武精神的活动予以扶持，并专项投入大型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民族英雄主义及传统教育场所的建设和运作。

三是广泛吸纳民间及海外华人资产，开办一系列服务民族文化和民族战略性产业、主题鲜明、形式多样灵活的金融机构。

四是对新兴产业实行定向货币宽松政策予以大力支持。如世界稀有、我国特有中药原产地的药业产业链，生物科技，我国特有的航天航空高新科技产业，等等。由定向货币宽松政策所增发的货币拥有对应的新兴产业资产项目和股权资产价值，不会稀释全社会货币购买力，相反，还会增加社会生产能力和新产品供给而抑制通胀。更为深层的意义还在于改变我国货币已然由金本位演变为“美元本位”的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再造人民币的独立自主的战略主动权。

（六）大力推行民进官助的对外交往和“走出去”战略，发展“经济国土”和建立高边疆。尽管文明转型已在全球悄然兴起，但我国工业化冲刺阶段对不可再生资源的需求是刚性的。由此，及早进行全球战略布局，获取安全的资源保障和新的文明时代有利的国际战略格局，研究与实施新的“走出去”战略尤为紧迫与重要。

第一，加紧部署以经营亚洲为目标的对外经济协作。扩大经济协作是扩大周边经济空间的运作，而不是国家领土的扩张。应鼓励民族资本积极运作，以共同所有为理论支持，联合周边欠发达地区，共同发展。这一协作开发的经济活动，将有利于扩张我国本土家园市场的幅员，改善我国现有的生存空间。可以充分利用东南亚、中亚五国、东北（包括朝鲜半岛）三大战略方向的既有条件，通过经济共同建设，加以投资移民、技术移民、产业移民、金融移民、组织有规模的劳务出口的方式迁徙人口到周边，取得“经济国土”，进而形成共同所有的共同市场以及扩大人民经济主权而非国家主权。从国防意义上说，这将达到把国家防务的高边疆向境外纵深推进的作用，也可打开至印度洋的通道。

第二，实行民进官助的对外交往。逐步增大民间力量“走出去”的比重，加大我国全球不可再生资源占有率（石油、粮食、化石能源、稀有金属等），为人民币的坚挺和扩大国际影响力打下基础。特别要重视民间组织在对外政治经济往来中的作用和优势，完成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第三，加大对“走出去”的保护。中央政府应该对境外经济团体的经济活动予以关注，全方位发展驻在国法权及变相法权关系，强化合作双赢、互利互惠的功效，鼓励非政府行为积极化解利益冲突，建立新型人民外交关系。

在东南亚、中亚及东北方向，这些地方人口少、政治上弱势，容易建立全新的产业。如，新能源战略产业、中医药战略产业、生态战略产业，在扩展经济国土的同时，追求建立跨国跨地区多民族团结的共荣新区域。高度重视合理合法、有理有利有节地走出去发展，才能真正把握好当前十分有利的时机，占据先机之利。

（七）凝聚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打牢全民思想基础和重塑执政党公信力。中华民族之所以成为人类历史上唯一留存下来的文明古国，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东方文化蕴涵的那股充盈天地的浩然正气。中华民族摒弃肉欲主义、感官至上、丛林法则等西方文化，为人类社会注入的就是这股浩然正气。20世纪中期中华民族能够战胜亡国灭种的历史危机、重新屹立于世界东方，依靠的也是这股浩然正气。

爱国主义是执政的基础，民族精神的复活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前提。在中华民族迈向复兴之路的新时代，消减和抵御当今社会的奢世浮华和众生乱象，重振中华民族之魂和提振民族凝聚力意义非凡。首先，执政党要作为文明转型的先锋队，要鼓励八千万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和中青年党员，身体力行，自觉投身民族复兴事业的最前沿，了解和解决老百姓困苦，融合党群关系。其次，要开发建设一批民族文化战略性工程。如孙子学院、国家军事城、英烈先贤祠、黄河文明园等大型综合性的场所和教育基地，使之成为普及民族传统和进行爱国主义、英雄主义教育的平台，成为应对困难风险、锻炼提高国民素质和新时期军事指挥训练的重要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