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8月

改革开放以来的“走出去”，是基于经济全球化和统筹国内发展、对外开放的要求作出的决策。我国企业及其对外投资与贸易、对外经济合作是走出去的主体和主要领域。通过参与多样化的对外经贸实践，积累了经验，锻炼了能力，取得了不少成绩。二十多年过去了，在当今国内外情势已发生重大变化、全球资源危机与文明转型均已无可回避的条件下，从战略的全局审视走出去的历程，运筹谋划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走出去发展的战略部署，应当是党和国家面临的一项十分紧迫和重要的任务。

一、将企业及其经贸市场行为的走出去尽快转变为战略上走出去，应是国家亟待提升和确立的重要战略部署

二十多年来，在对外开放思想指引下，一批批企业在海外试水投资和开展多种形式的经贸合作，应当得到充分肯定。从那时起，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从未停止过。这种以企业为主体、经贸为内容的对外投资合作活动，也几乎成了走出去的标签注释。就其本质而言，它仅是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行为，是市场经济在国际自由市场体系的延续，表现的是经贸机会主义。它可以实现诸如对外直接投资、办实业拿矿产、取得一定的国际市场份额等一系列市场经济指标。其次，由于与国际接轨等因素，伴随着大量的企业自发的自由主义市场行为。这些行为必然不可避免地带有商业资本主义在发展阶段所具有的原始属性，主要是逐利而为，基本上是短期短视和投机的，即使是在资源产业领域，也因其没有中长期考虑与安排，当产业资本还处于萌芽状态时，即可被国际上的风吹草动所终止，产业发展自然得不到累积和不可持续。第三，作为孤立的经济行为，参与企业及经贸合作本身的抗风险能力就偏低，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中，碰壁的现象屡见不鲜（如，最近中电在柬埔寨电站工程和中缅输油管道工程的搁置，中石油在伊拉克的石油项目等）。

显而易见，这些企业市场行为的“走出去”，完全不是国家战略意义上的“走出去”，也不能构成国家走出去战略的基本路径。

通观全球政治经济形势及我国发展大战略所需的客观条件，我们认为，新时期战略上走出去应当是：由国家利益为主导，以保证和扩展民族生存与发展利益为根本，以支撑文明转型和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为内涵，以营造与我有利的资源配置及经贸格局为手段，通过组织起来协调一致的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多元一体化的战略步骤去追求国家间（地区间）的互利共赢的共同进步的新型国际关系。

因此，新时期战略上走出去不仅是关系建立有利的全球资源及经贸布势的大事，更是关系国家生存与发展利益、现代化战略目标实现的大事，也是关系中华民族引领全球生态文明浪潮、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大事。

二、战略上走出去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开拓民族复兴战略新局面的时代要求，对于国家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实现现代化和建设社会主义生态化强国具有突出重要的战略意义

如果说过往的走出去，是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形势和国家“两头在外”的战略补充以及对外开放、调整进出口贸易结构的需要，新时期战略上走出去则是以文明转型为时代背景的实现国家利益持续发展的一种新的战略选择。

（一）只有战略上走出去，最大限度地扩展国家生存与发展利益边界，在经略周边共同体的同时，扩大我家园市场幅员，才能达成国家现代化战略目标。生态文明背景下的新兴工业产业的发展，依托的是可再生资源的充分利用，在我国自有的国土上应该可以满足发展的需要。但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兴起的全球化，特别是近三十年来我国长期执行两头在外的发展战略，在全球一体化的国际市场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格局已然形成，断然回到固步自封、闭关锁国以自我发展的格局之中是很难做到的。

怎样才能摆脱市场与资源严重依赖国际市场之被动局面，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降低发展战略转型的成本，怎样才能取得在全球文明转型中的历史先机，走在全人类历史发展自觉的最前头，做人类新文明进步的最大推手，认真地重新制定走出去的新战略布局，重新确定在当今时代的背景下，我国发展战略的外交目标，是一个争取战略主动的必然选择。

我国是土地、水、化石能源等自然资源人均水平均处劣势的国家。人口总量实际超过了14亿。按联合国的标准，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能够实现现代化的人口最大容量是11亿。从这个角度上看，中国很难达到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水平。因此，我们必须追求改善生存空间。在一个国家地理空间（领土范围）无法增加的情况下，在全球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可以通过“走出去”，在周边谋求经济共同体，发展经济协作区，通过区域化运作经济国土，建立多民族的人民经济主权，有效地稀释饱和的国土人口，实现国家安全边界的扩大和家园市场幅员的扩张。经济国土及其家园市场幅员的扩大，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以我为中心的亚洲地区性共同体国家，共同跨入世界文明的现代化人口的增加和致富。

国家利益表现为一是生存利益，一是发展利益。生存利益边界通常是由国家主权领土边界来界定的，发展利益边界则由执政集团依据价值取向和行为的实施来决定。当前，我国发展“两头在外”，资源大部靠海外，国家生存利益边界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变化。依靠订单发展贸易，以消耗国内自有资源和大部进口资源，进行加工出口获取外汇的方式，决定了我国发展利益的边界是向国际社会蔓延且不稳定。随着国家对外界资源的依存度持续攀升，这就意味着我自有的不可再生资源作为一个世界加工厂的优势消耗殆尽，而完全依赖国际社会的不可再生资源市场，国家发展的命脉自然被外人所制。目前，关乎我国重大国计民生的28个产业中已有22个被外资所控，在很大程度上标志着我国工业化发展的生存线被外部的势力和利益，挤压到了一个非常狭隘的空间，意味着我国发展战略上内线作战的局面已经十分被动。内线被压，给外线发展带来的负面效应，也是不难想象的。

因此，从战略上走出去，调整和改善内线与外线的关系，化解在生存与发展利益方面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是当前摆脱被动、争取主动的一个必然选择。

（二）只有战略上走出去，占据新旧文明交替中的有利先机，构建第一与第二发展空间互为支撑的格局，才能赢得新文明发展的主动。在我国周边发展经济共同体，建设经济协作区，是战略上走出去的第一发展空间。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随着苏东解体，世界进入一强多极的新格局，为了突破美国霸权对欧洲的控制，欧洲出现了区域化发展的新事物——欧盟。美加墨共同体、东盟共同体、非洲经济共同体也先后问世。从某种意义上说，作为一种反霸自强的经济政治模式，共同体的思路确乎具有地缘政治的重大战略价值。如果在90年代初、或1998年世界金融危机、再或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发生时，我国能充分利用难得之战略机遇，在外交战略上着力推动中、日、韩、俄等组成东亚共同体，从而成为世界之一强极是完全可能的。以现在的美日韩状况，再兴东亚共同体将十分艰难。但乘美日危机尚未复苏之际，启动中缅柬老泰之东南亚经济共同体、中亚五国经济共同体还是完全可能的。因此，将走出去的第一发展空间作为我国当前外交战略目标应该是现实可行的。

非洲、美洲等地与我有着传统友谊的国家，是走出去的第二发展空间。要先机占据这两个发展空间中尚未被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占领的资源领域，恢复毛泽东等老一辈领导人打下的国际政治格局和发展新的互利合作关系，争取这些区域的不可再生资源，在世界资源格局的战略博弈中与霸权主义对垒，获得最佳的战略发展布势。

当前，两种文明矛盾交织。一是旧文明的延续，一是新文明的崛起，这两者利益转换中间，旧老霸权既要维持既有的霸权地位，又要试图在新生产业中间，争取新的霸权位势。在霸权与反霸权，旧文明与新文明交替的复杂、残酷的大变革中，通过走出去，争取新生的、未被控制的不可再生资源，目的是保护地球资源，参与传统利益格局的博弈，占据新的生态文明发展的先机主动。

（三）只有战略上走出去，谋求广泛的战略资源和优质的全球市场配系，才能自由调度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保证现代化建设有持续足额的生产资料供给。尽管文明转型已在全球悄然兴起，依赖不可再生资源发展之路必将被依托可再生资源发展的新路径所取代，但在我国工业化冲刺面临资源危机而不得不实施战略转型的过渡阶段，依然需要开发利用好国际大市场，特别是关系原有工业化布局所需的矿产资源、化石能源、新兴产业和重点领域的经贸合作等，仍然是要通过走出去获得。依托各类企业及民间资本，在全球开展广泛的对外投资、对外经济合作、对外贸易活动，将是我们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长期任务和常态样式。通过将国内过剩的生产能力、发展成熟的项目、长线产品、新兴生态经济等向新的经济协作区转移，向国内提供关乎经济发展全局的基础资源产品及服务，充分利用和开发经营好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从而掌控国际市场竞争的主动，以满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资源、市场需求，是我国新时代实现现代化目标的战略需要。

三、实现战略上走出去的几点建议

新时期战略上走出去的实践路径，不能限于对现有走出去方针政策的修修补补，需要着眼新的历史条件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战略的全局，由国家强力主导和进行战略层面的规划部署，通过全民有组织和步调一致的行动，不断探索新领域、创造新经验、建立新规则、取得新成效。

（一）坚定不移地实施走出去，并尽快对现行走出去体系进行重大的战略性调整。实践表明，只有走出去才能赢得有利的发展空间，这是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坚定不移地实施走出去应成为中华民族发展壮大的长期、基本的国家战略。确立新时期战略上走出去，不是去辨析既往走出去的是非功过和对现行走出去进行局部的修补，而是在总结与借鉴既往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前瞻性地提出一种服务于国家大战略的全新外交战略，并依此作为新旧文明交替特别是生态文明背景下走出去战略的新方针、新思路、新目标和新途径。

建议中央对此予以高度重视，切实摆上国家重大发展问题的议事日程。可指定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外交部等相关职能部门和科研院所及民间智库参加，在深入研讨的基础上，广泛吸纳社会共识和民间智慧，对新时期走出去进行战略设计，形成新的走出去战略。

（二）将发展经济共同体、建立经济主权作为启动新时期战略上走出去的破局之举。在我国周边建立经济共同体，特别是中缅柬老共同体，通过开辟新的经济协作区，是当前走出去可资施行的战略性措施。比如，在东南亚、中亚五国以及中朝俄边境区域，在国家意图的总体运筹下，通过鼓励投资移民、产业移民、亲属移民、商业移民等方式迁徙人口、落户产业、输出文化，特别是推行生态文明发展模式，在我周边建立起国土之外的经济国土和经济主权区域，进而形成共同所有的共同市场以及扩大人民经济主权而非国家主权的广大边疆经济地幅。东南亚、中亚及东北方向，这些地域人口少、本土政治边缘化，容易建立全新的产业。如，新的生态战略产业、民族文化产业、中医药战略产业、人民币金融产业等，在扩展经济国土的同时，追求建立跨国跨地区多民族团结的共荣新区域，从国防意义上说，这等同于把国防边境推到了境外纵深，形成战略上的高边疆，也相当于洞开了我南下印度洋的通道。

在实现“经济国土”的同时，也将实现政治上的“强极”效应，起到在国际社会中成为举足轻重的一级的作用。

（三）应推行组织起来走出去和民进官助、民进国助的良性机制。企业单骑走天下是目前我们走出去发展的真实写照。其结果是抗风险能力弱、竞争力低、失败多。因此，组织起来，就是一种国家力量的整合，分散则难以抵御西方跨国资本及各地各种政治经济环境风险。一是国家（地方政府）要重视提高走出去的组织化程度，做好实实在在的组织、协调以及风险预警、安全保障等工作，甚至应该立法对此进行规范。二是重视民间组织在对外政治经济往来的作用和优势，在敏感地区、敏感项目，目前时节应尽量以民间形式出面，最大程度地调动国内各方面的积极性，最大范围地深入到目标对象各国，最大限度地减少西方抵触及压制，对周边未开发的人迹稀少的广大区域，可以如同美国德克萨斯公司开发建立了德克萨斯州的方式，最直接地融入到共同体成员国的经济利益结构中去。三是走出去首先体现的是国家意志、国家利益，政府应从政策导向、综合实力（外交、军事、商务）等方面，提供官方背景及国家资源支持，构造与所在国各层面的协作关系，支持相应的走出去活动。对我周边发展的经济国土，还应体现民进国助的积极支撑效应。

组织起来，民进官助，民进国助，缺一不可，这应成为走出去战略实施的基本特征和主要方式。其目的是，不断提升重点领域的经贸合作水平，保障与国民经济方针密切相关的资源、产品供给，为国家和共同体地区现代化建设服务。

（四）应重视和关照到的其他战略性问题。主要有以下方面：

一是加强走出去战略问题研究和基础性工作积累。包括二十多年我国走出去实践研究，美国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走出去的经验，日本20世纪80年代走出去的教训以及后期调整战略思维的成功经验；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及方针趋势研究；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现状、文明转型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研究；“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趋势研究。加强对重点地区和国家（特别是走出去目的国）相关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政策法规、文化背景、行业市场、技术门槛、重点人物等信息情报的收集整理，利用多渠道把任务的环境搞透。

二是高度重视合理合法、有理有利有节地走出去发展。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发展愿望迫切，但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落后，政治及社情民意复杂。应根据不同情况，采取区别对待的办法。基本方略是，建立合作自治区域，即，在异国他乡、一定区域和本土人民取得平等地位进行合作与共同发展。在经济主体中形成我中有他、他中有我的格局，实行社会主义的均富政策。这样可以避免在商品经济和利益主导下，本土和外来政治、经济主体之间的差异产生出矛盾和冲突，避免只把成本留在当地，掠走资源和财富的民族侵占行为，避免民族对立情绪由此而生并深刻化。同时，在诸多不发达国家和地区，中央政权统治力相对弱，地方多行“酋长治理”模式。我们可以借鉴我国解放初期向各少数民族地区派出综合工作队、向兄弟国家派驻援外医疗队的做法，扎实系统地改善当地生产生活状况，为当地带去实实在在的利益，扩大走出去的根基和影响力。

三是重视为走出去创造强力的综合条件。包括逐步在多个区域实现人民币主体货币地位，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局域化）。实现祖国统一，强化地缘政治优势，等等。

四是如何创新社会主义性质的走出去。走出去的一个时代的难点，就是如何充分体现社会主义的制度特点。我们知道，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强中国。能够创造性地实现社会主义的走出去，就一定能够实现生态、和谐、富强等目标。美丽中国、生态中国、和谐中国、幸福中国、富强中国，自然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