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的提出

本文以 “复兴中医，再拓伟业” 为主题，提出的核心观点是：在未来五至二十年的发展过程中，推行一系列复兴中医的战略安排，为国家开拓出一个广阔的战略发展空间。

复兴“中医”，何以承载开拓国家伟业的重任？

古人云：上医兴邦，中医治国，下医保家和。中医一问世，就带有了强烈的济世特征。中医是解病的手段，也是一种生活理念，同时更为一种治国的思维方式。炎黄千年历史，中医文化闪耀着明显的人文科学精神，当为国器，当为传承。长期以来，国家倡导中西医结合，把它作为一种治疗疾病的传统方式予以应用，在此方针指导下，虽国家医疗体制得以长足发展，然而，中西结合的结果，对应当前的社会现状，应该说并未能使祖国医学这一伟大的人类宝藏真正发扬起来，光大起来。

而在中国大陆之外，以日韩两国为首的许多亚洲国家和地区，借道“中医汉方”，竟然在全球创建了一个高速发展的产业市场，仅欧洲地区年利已达300亿美元，造成这一不俗业绩的原因仅仅是一个政府对1000多个汉方认知制度的实施，作为中华子孙，我们面对这个“墙内开花墙外香”的现实，个中滋味，实在耐人寻味！

中华医学源远流长，是中华民族当之无愧的国粹，是呵护中华文明得以生生不息的一个生存之源。一场“非典”来袭，搞得全世界人心慌慌；禽鸟感冒，人类为“禽流感”大惊失色而不知所以；牛吃牛骨粉而发疯，已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竟如临大敌……超越一般意义上流行病学的争议，需要反思的是，我们应怎样才能主动驾驭一个一个突如其来的健康危机？

中华医学博大精深，崇尚“上工医未病”，以追求“不生病”为最高理想，医而次之。然而以微观精确的角度观察中医，和以宏观归纳的角度观察中医，可能南辕北辙。超越中医在施诊和用药等应用层面来观察中华医学，中医在本质上无疑是一种思维方式、一种生存和发展的方式、一种以“和谐”为核心的战略思维方式。

2006年4月胡锦涛主席在耶鲁大学的演讲中阐述科学发展理念的时候说：“中华文明是世界古代文明中始终没有中断、连续5000多年发展至今的文明。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独具特色的文化传统，深深影响了古代中国，也深深影响着当代中国。现时代中国强调的以人为本、与时俱进、社会和谐、和平发展，既有着中华文明的深厚根基，又体现了时代发展的进步精神。”

按照胡主席对中华文明史的高度总结，如果我们将中医在最近的这个百年逆境，释放到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来观察，我们不难发现，中医历史的流变，不仅深深影响了古代中国，也深深影响了当代中国，贯穿在中医历史中“和”的思想根源，与当前建设“和谐社会”治国方略的思想根源一脉相传，也是中医历经劫难而仍然生生不息的原因所在。

迷惑顿悟之时，潜藏在中医文化中，那些我们还没有触及的战略宝藏便逐渐延展开来了。

既如此，我们不妨将“中医”这个概念的内涵递次扩展为“中华传统医学”、“炎黄国医组织体系”和“中医文化遗产”三者，并概括统称为“中华国医”，开展一次旨在“发现中医战略价值”的规划和推演。

几个月来，经过本会对“以科学发展观统领中医发展”这一命题进行的一系列反思，联系我们对中国发展“战略产业”的思考和研究，联系本会十年来自行创办“炎黄国医馆”、对中医战略发展实行试验性运营的得失经历的总结，一个涉及到开拓中国未来二十年发展新空间、可使国家获取全球经济主导权的战略构想，逐渐凸现出来。

复兴中医的战略起点

正当中国迎来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令我们难以接受：我国国力增长的艰难时刻已经来临。更为严峻的是，这个来势比我们原来预想的要快，程度比预想的要严重得多。我们不妨择其要害为以下四者：

（1）我国快速发展的社会和经济增长，需要庞大的资源消耗来支撑；在国家地幅之内，能源和水的资源体系已经被极度耗费，必将难以承受人口增长和生活质量提高而产生的巨额负担；

（2）支持国民经济运转的生产力要素和生产条件，如耕地资源、劳动力资源、资金和技术资源等，正加大强度向城市流动。最近有学者提出，当前与“三农问题”同样严峻的外贸、外资和外企“三外”问题日渐突出，已造成“三农”与“三外”两个问题同步僵持的困难局面。中国农村在向城市大量输血的同时，通过“三外”额外向国际市场输血的情势正在加重，而同时，党和国家向农村实行调养和补充的机制还远远没有建立起来。

（3）而城市和经济区域之间人口和资金大跨度的快速流动，国内资本外流和国际资本向国内快速流动，正在加速瓦解建国以来比较稳定的社会结构，而为适应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快速变革的新型社会结构，我们也还远远没有建全起来；

国家最新的经济普查资料显示，30年改革开放历程中，国家以最低成本获取的一个最大的社会成果，即微型经济群体如个体户、家庭作坊、前店后厂等最活跃地渗透在城乡经济领域的庞大的“经济草根”，当前正处于大规模消亡的前夜。这股被称之为“经济砖瓦”的力量趋于沉寂的一个后果，将直接加重社会就业负担，甚至危害社会稳定。

（4）在思想和文化意识形态领域，原有的流行文化和道德规范受到强烈冲击。随着当前社会结构迅速分化，新的利益群体和新利益集团逐步成型，新的价值意识迅速渗透和瓦解原有的社会价值观念，是非不明、荣辱颠倒、急功忘义等可能引发国民道德体系崩溃的危险情势，似有加快和加强到来的动向。

以上四者，无一不对党在新时期的历史使命形成严峻的挑战。其情亦觞、其势亦迫，当前复兴中华国医的战略需要已经形成。

复兴中医的战略四策

2003年以新一届党中央执政以来，站在历史和发展的高度，提出了我们党和国家构建“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和前进方向。基于“和谐社会”的战略发展轨迹，我们认为，复兴中华国医可堪承载建设“和谐社会”总体战略目标的要求，现提出以下四点建议，作为复兴战略的战略起点。

第一策：复兴中医是党和国家在新形势下“开辟新战场、再遣先锋队”的政治机会

以“复兴中华国医、保障国民健康”为政治口号，确立“国民健康保障总体战略规划”为当前和未来一个较长久（5-20年）的历史时期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其战略目标为：从大力宣讲“心身并重、未病先防”的健康幸福理念开始，引发全体国民对中华国医历史文化进行一场大规模的思想反省，有重点的引导和延展为全民对千年炎黄国医体制的深刻对比反思，将不以为然的反文化传统的国民意识疏导到建设性的反省轨道上来，为实现进一步的战略目标奠定社会思想和意识形态的人文基础。

何为炎黄国医体制？自炎黄两帝建政以来，构建在中医基础上的国家医疗体制，为中华文明的社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和保障。概言之，“国医”组织体系具有明显的三个特征：

（1）推崇“治疗不如诊疗、诊疗不如食疗、食疗不如养生”的健康保障意识，推崇筋骨协调、身心兼顾的大健康观，推崇亦药亦农、食药同源的农业种植和农村生产方式，构建为一个避免医事建设与自然环境争夺资源的组织安排，构建为一个流行瘟疫无法在全地域内风行传播的差异化的生存环境、构建为一个没有重大医疗毒害发生的社会环境；

即使在战争和大规模人口迁徙的历史事件里，中医也主张“服水土”而顺服自然，就地取材通过食疗为主、用药为辅的办法解决健康危机事件。深处贵州深山中的茅台酒，在红军伤病最为危急的时刻为长征提供了最生动和最震撼人心的医护保障，即为以最小的成本维护健康的著名事例；

（2）中医历来被称为“行医”，以“医者行走上门、患者家庭静卧”为基本诊治方式，而非集中建设方式推行现代社会的“中心医院”体制来保障国民健康。换言之，就是变当前以大中城市大型医院为中心而形成的患流现状，为以中小城市、社区健康服务中心为多中心的“医流”布势。中华历史上从无大规模动用国家财力大兴土木、以耗费国力“建设医院”之事，国家医疗事业的基本定位为服务全民的“社会公益性第三产业”，取之于社会，服务于公益，以民养民，而非以国养民，最适当的调配了国家医疗资源和社会需求之间的关系。

（3）传统中国的国家医疗事业，设立在以济世为中心的“医德”的基础之上而非市场交易基础之上；以师徒传承方式组建医疗服务机构而非国家行政力量组织医事、实行“医药分离”制度来配置医疗服务和医药产品两个大的社会产业，按照医疗服务公益化和医药产品市场竞争化的产业设置，可使国民保障健康的成本历史性的保持在低廉的公众承受力之内；

当前，无论什么样的原因造成了医患关系颠倒、医疗道德沦丧、医疗行业见利忘义和医疗资源长期严重短缺等严重的社会问题，站在历史和发展的角度观察，对千年国医体制的反思和借鉴，古为今用，并推演为推进“和谐社会”伟大政治理想过程中的一个治国策略，为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开辟一个惠泽全民、并借之为一个以深刻改革国家和改良社会的工具，使中国共产党成为一支新时期的新的先锋队，其功概莫大矣！

第二策：复兴中医是“和谐社会”前进方向的开篇战役

我们认为，复兴中华国医，不仅在意识形态领域符合建设“和谐社会”的前进方向，党和国家还可借助复兴中华国医为国家战略，推行一系列创新的战略部署，对中国社会实行积极的改良。

开篇战役的总体战略部署为：在中国社会现有的各个结构和层次上，建设性的复兴以中医预防、中医诊治、中药养生一体化的“健康服务产业”，并同步培养和升级“健康服务产业”为“中医战略产业”。

其战略推理为：首先确立中西并存、中西结合、西医减负、中医加载的战略方针，即明确分工，如以西医为基础的中心医院体系承担国民医治重大疾病之责任，而新型中医保障体系为国民提供健康保障服务，在战略上为中西医划分战区职责。

在三个重点领域，实施以中医保障为基础的社会行动：

——建立以中医养护为基本功能的城市社区养老机制，为中国已经到来的老龄社会提供一套有效化解社会危机的综合解决方案。

（1）目前我国已有超过一亿人口的老龄人群体，将使中心医院体系在不远的将来不堪重负而引发巨大的社会问题。

有研究资料显示，当前全国城市中心医院大约60%以上的门诊和病床资源被老龄人占用，其中大约一半的病痛属于应久病调养而非必须实行西医手术性医治的情况，也就是说，如果在城市社区设置具有中医养护功能的中医养护机构，或者将现有的社区医院扩展为中医调养功能的养老/托老中心，这样分而治之，即可迅速缓解当前城市中心医院资源紧缺现状。

（2）城市社区养老中心/养老托管中心，应定位为新型的社会事业机构，为承担医药养护、久病调养和开展老人文化活动等多种功能的综合服务机构，具有国家认可执业的中医座诊或上门服务的功能而非医院、具有完备的中医饮食保障功能而非商业性质的餐厅、开展文化活动而实行老龄心理调节而非现有的老龄活动中心，等等。

（3）为建立城市社区养老或托管中心体系，所需创造和提供的基本条件为：实行投资建设和管理运营完全分离的方式。在建设和投资层面，确立养老中心投资市场化、组织网络化、不限量开放运营资格的充分竞争原则，引导各种社会资金特别是医疗人寿保险基金和健康保健基金、劳保基金等进入建设领域；在管理和运营层面，引入公众资源管理而非政府监管模式，如老龄协会/老人自治组织监管、中医民间机构监管、社会保障机构监管、委托监管如委托红十字会、慈善基金等公众机构监管模式，以“医德”为道德约束，加以市场选择的竞争压力，为养托机构提高服务质量、推动服务创新提供内在动力。

（4）国家应认可城市养老养护中心执业中医师本人的专业资历，认可在养老中心通过师徒传授方式所带中医徒弟的专业资历，认可社区中医服务辅助人员的专业资历，鼓励现有执业资格和从事医疗工作的医师、健康退休医师以兼职、非常规工作时间等多种方式向养老中心提供不拘形式的健康保障服务，国家并对此实行额外的资助和奖励，等等。通过有监管的市场化方式，打破现有社会医疗资源与社会资源之间流动的屏障，以改良现有体制为最低成本，以中医低廉的养护成本、家庭保养加上托管养老组合形式，健全组织系统，增加就业人口，开启构建“和谐老龄社会”的序幕。

——建立以中医保健为基本功能的“农村国医馆”体制，为广大农村提供一个综合解决医疗资源短缺的补充性平台，逐渐发展为农村国民保障服务和产业服务的主要载体。

（1）在广大农村，“农村国医馆”是具备多个社会功能的新型健康保障机构，具有乡村医院功能提供小病医疗服务，乡村医生实行“行医”方式活动在田间乡野，网络化的国医馆之间分则个体、聚则会诊，充分体现其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因需制宜的灵活服务特性。同时，镇改院、乡改馆，村改所，以每村数位“赤脚医生”深入农村生活实践兼修诊病、探病、问病、普及健康知识、监管基层疫情、统计通报区域性、传染性疾患情报信息的职能。

（2）国家推行乡村医生教育和执业资格认证制度，认同乡村医生通过“农村国医馆”从业的专业资历，认同国医馆医疗服务辅助人员的专业资历，鼓励现有执业资格和从事医疗工作的医师、健康退休医师以兼职、非常规工作时间等多种方式向农村国医馆提供不拘形式的健康保障服务、技术培训服务和医疗卫生普及等服务，国家并对此实行额外的资助和奖励。乡村医生实行经国家注册的专职/兼职混合职业体制，即采取亦农亦医、按需设置岗位、以职业服务精神为主要纽带的比较松散的执业方式。引导国医馆乡村医生群体以追求“医德”为最高人生理想，获得强烈的社会尊重，国家根据其医疗服务质量和服务数量，实行必要的资助、补贴和奖励。

（3）农村国医馆的建设和投资，应采取与城市养老中心“和而不同”的方式组织建设。关于机构体系的建设投资，除了动用国家财政资金这个选择外，还可选择的另外的三个资金来源有：一是动用当前城市社会保障机构所积累的庞大资金，通过“农村国医馆”这个转移平台，整体上从城市回流到农村，总体上符合建设“和谐社会”的政治要求；二是通过发行彩票方式，向社会公众征募建设新农村国医馆的资金，调节社会资金资源投向农村；三是通过中国共产党强大的组织和号召能力，确立“发展农村国医馆事业、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党在新的历史进程中应勇于承担的重大历史责任，将党资党产转移支付到农村，使党再次成为中国新农村建设的先锋队和实际行动的践行者。

——建立以中医保健为基本功能的军队新型健康保障体制，为新时期军队建设开辟新的发展空间，进一步夯实军队建设的政治基础。

随着社会的发展，军队建设同样面临着开辟新发展空间的历史任务。长期以来，军队由于国防和军事训练的需要，已建设了一套以适应战争需要的军队医疗卫生体系。和平时期，这个体系相对独立，亦同时承担救治社会病员的任务。在缓解社会医疗资源紧张矛盾的同时，在其未来的发展方向上，有必要扩展并赋予军队医疗体系新的战略目标，如将其目标和任务，从为军队官兵医治疾病、提供医疗卫生保障的基础上，扩大为“为军队官兵提供服役期间之全程健康保障管理”的更高层面。

根据军队组织管理体系严密的特点，在军队卫生系统组织中增设“中医保健管理”专业职能化，培训连队卫生员、部队卫生所、卫生队增加中医保健管理职能，使该职能岗位制度化，为新时期军人建立“军人服役健康保障”跟踪档案，跟进军队官兵关于中医食品保健、中医健康诊疗等服役期间全程健康管理，依托中医宏观辨证思维，系统改良军事训练和军事后勤保障体系，利用现有军事学校开展中医健康管理职业教育训练，自成体系，系统改进军人退役后进入社会的保健制度安排，并在此全过程中系统和全面的提供中医教育、中医师承技术培训等文化和技能的训练，建设性的为退役军人成为乡村国医馆、城市养护养老中心、将军新村等建设领域的创业者、建设主体和经营管理者，提供优先机会和巨大的人生和事业的发展空间。

例如，探索全国“将军健康养老新村”建设机制，即推行以提供中医养护、中医养老为国家责任的军队高级干部退役养老制度，为军队高级干部的终身归属提供一个有别于传统离休离任制度的新型制度安排。正本清源，提纲擎领，为军队这个特殊的护国之本，建筑起一道抵御不良流行思想、拜金主义意识侵蚀军队建设的新文明保护屏障。

例如，在探索军队退役军官新型制度安排方面，可按照“管住房管工作管创业、不如管其人生保险和社会保障”的新思路，提供一系列国家鼓励和支持退役军人进入复兴中医建设事业的创业和就业安排，为创新退役军人打开一个新的退役发展空间。等等

由于推行以中医养护军人健康的新型体制，必将在总体上降低国家财政对军费的开支，在军费专业水平总体不变的情况下，节余资金可掉转支持在军队领域推行新型的“军人专项保险和社会保障制度”，并使“军人参保体系”与现行社会保险和社会保障体系接轨，使军人在为国家服役的同时，可清晰的看见人生和未来发展的保险和保障前景，以体制性的专项保险和保障制度，凝聚军队人心，夯实军队建设的政治基础，并可为中国军队“职业化”建设方向实行必要的前期探索。

“和谐社会”是党和国家在新的历史时期，领导国家发展前进的建设性纲领，是凝聚国民、并驱使中国人民为之付出和为之奋进的伟大理想。以复兴中华国医为建设“和谐社会”的开篇战役，我们将不绝于在应对老龄社会、新农村建设和军队建设三个重要领域之外，依次类推、分别演进，牵一发动全身，投一石而激千浪，通过复兴中医而推动中国社会的文明复兴。

第三策：复兴中医是建设性开辟“中医战略产业”，主动突破国家经济固有格局、争取全球经济主导权的需要

近年来，关于战略产业的政策研究很多，而惟独甚少关于中医发展之战略思考。而中医产业的发展又面临诸多的问题，概括为以下三者：

首先将中医与西医对立起来说事。这是中医100年来被扭曲最为严重的一个历史错误。中医以活人经络为本，西医以解剖尸体为初；中医按血气运行原理诊疗、西医按精确手术解症治病；西医200年的历史显示，其壮大的根源在于利用生化技术手段的不断超越而强化了“解病能力”，而中医主要借助于天然的动植矿物炮制品去激发调动人体自身的生命力，提升“健康素质”。在最原始的起点上，中医起始于“顺天应时”的自然主义法则，西医则发源于对物质所构成的分子和原子实行的化学探索；同为解病疗伤，中医可能“发烧不退烧”甚至“头疼医脚，脚疼医头”，讲究因人不同、因症而异的辨证诊疗，而西医则主张直达病灶，药到病除；有资料证明，高达35%以上的疾患属于“药源性疾病”，不断升级的抗生素危机、使用化疗而连带健康肌体一同摧毁、化学提纯药品的毒性困境……如此等等的景况说明，中西医之间的差异，这原本应该是中西文化不同的起点和传承方式的差异，是思想方式、文化和方法论的差异。在“医治疾病”和“健康保障”这两个不完全同等的层面上说，中西医均有其各自发挥能力所长的空间，并不应将两者对立起来。然而在中国，中西医之间竟然纠缠为一种对立的社会意识，真不知是西医之福，还是中医之患？

我们认为，打破这种认识屏障，把中医放在中医本身应有的社会环境中生长，才能扭转诸如中医见效慢、中医是西医的补充等社会偏见，才能为推进中医战略产业打开突破之门。

其次，将中医与技术对立起来说事。技术是服务于人类和社会建设的手段，西医和中西同样注重技术的革新和应用的推广，这个立论的基础不能动摇。而比技术更高的是人的认识。西医在中国的当代社会建设中业已承载了非常艰巨的任务，但是，“医治疾病”与“保障国民健康”并不是一个范畴之内可以简单对等的事情，我们将国民健康保障和社会医疗卫生事业的重任，不适当的等同于建设以西医为基础的城市中心医院体系，不适当的等同于建立以医治疾病为根本目标的、患流集中的医院体系、不适当的将“大力建设医院”等同于保障国民健康。我们在建设国家、改良社会的过程中，在走入“现代技术可以解决人类健康”这种认识误区的同时，完全放弃了采用基于中医保障原理而设计一套用之于全体国民的健康保障体系、放弃了基于中医方法论系统构建社会保障机制的方略，难以承载社会发展对卫生保健和健康养护的强烈需要，在差之分毫之间，不想已失之千里。

再者，将中医产业化庸俗为植物药技术化，其害大矣。

当前，由于全世界华人正全面融入当地社会主流，这个历史性进步所带来的后果之一，是中医“汉方”产业链条初步在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和东南亚诸多地区建立起来了，其经济链条的规模总量已经超过500亿美元，且发展速度很快，显现出成为新的全球战略产业的端倪。

反观中国大陆，由于中医国家战略规划的缺失，各地仓促上马许多的项目，不少地方甚至采用集中开发的组织模式建设中药经济开发区，实行以“中药现代化”、“中药技术化”为主要方向的经济运作。很多违背中医基本规律的做法不一而足，最荒唐的做法竟然是大力推行中药的集约化种植，大量施用化学肥料催生促产，以工业化技术化的制造方式戕害中药、贻误健康，如此以往，又谈何发展中医？

我们认为，跳出“中医技术化”、“中西医结合”、“中医产业化”等诸多认识误区，正确采用“复兴中华国医”的国家策略，推动形成中医战略产业，其大致的战略部署为：

第一战略目标：释放民间能量，激起健康养生巨大经济需求。

其战略推理为：中医强调养生，即在生命孕育、生长、强壮和死亡的各个阶段提供健康保障，也可以为人寿全程提供的健康管理，因此，中医作为一个目标明确的人生健康医疗保障和服务产业，具有在国内和国际两个主要市场范围内升级为国家经济战略产业的基本潜能。

从战略产业的历史发展观察，十七世纪工业革命早期，英国、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以机械制造技术为基础，创建了全球工业体系并获取了世界经济主导权；日本在二战前后，由于迅速吸收消化西方工业化的成果，以精细化的制造业成本战略，凭亚洲之地域，却加入到欧美为主导的经济发达国家队列；美国短暂200年的历史，特别是二战之后，辅助其掌握全球经济霸权的，是其超越了制造业和军事产业的IT技术产业和国际金融战略产业，而真正以单纯出售其国家石油资源为生存之计的许多国家，现实证明，他们却无法拥有全球经济的战略主导权，处于经济布势中的被动地位。

从当前的历史阶段观察未来大约二十年的发展，在相当一个历史时期内，中国在当前主导全球经济格局的五个战略产业领域，即金融产业、能源产业、信息产业、医药和健康产业、黑色产业（军事、赌博、性产业等地下产业的总称）中，我们惟有在健康产业领域可利用中医的比较优势促进产业发育，才有可能与最低成本、最小代价和最广泛的人类对健康的强烈需要接轨，迅速崛起，获得无可替代的战略主动，而为国家经济获取竞争价值。

中华医学和中医文化在中国社会具有强大的社会土壤，是一个储藏了巨大民间能量的资源载体，仅需要最小的社会启动之力，即可为产业开发提供几乎无限的可持续开发资源。目前，随着中国城市生活质量的提高，中医在食品工业中的应用、中医按摩服务、中医药种植产业等各个具体的商业经济领域，已经出现了蓬勃高涨的势头，为复兴中医开启了民间市场的大门。从全球范围看，人类对亚健康的忧虑，对西医无法根本解决的肥胖、三高（血压/血脂/血糖）、心理疾病的无奈，对新型传播瘟疫的艰难对抗和被动抵御，为中医的介入打开了历史性机遇的大门。即使在注重环境与社会发展协调得比较好的欧洲发达国家，新的病毒灾害也时常发生，亚非和中南美等发展中和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甚至在广义的全球范围内，在以人的健康，而不仅仅是病患这个基本点上，为那些以中医为基础的产业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增长空间。可以肯定地说，在中国经济即将全面融入全球经济大循环的历史背景下，中医产业在全球增长为战略性产业的历史性机遇已经到来。

第二战略目标：正确采用“农业技术中医化”的策略，提升农业产业附加值，因地制宜、因材制宜、因需制宜、推动农林牧渔产业升级。

其战略推理为：中医理论将人与大自然中的动物、植物、矿物同等对待，在中医历史上有许多“技术改造”种植成果、改造畜牧成果和林业产品的著名案例，即通过在种植和养殖过程中辨证配养具有药用价值的关联种植物，或在农植物生长期间辨证填加药用矿物，驱使农业植（养）物在生长过程中改变果实的内在构成，使之成为具有药用功能的“中药”，而成为新的“顺应天然”的农业产品，往产业下游可进入膳食、可进入药剂，亦可进入更为广泛的化妆品、保健食品和生活服务行业，衍生出巨大的产业经济价值。此其一。

其二，在近14亿人口的压力下，我国耕地分布广泛、多山少地、农田耕种和自然环境抢夺资源的矛盾无从缓解，而山地、湿地、海洋大陆架等大量国土资源又无法通过现代农业实行可持续的、良性循环的利用。在WTO框架下，我们的农业和国土资源利用现状，再难以超越欧美发达国家所主导的种植业结构，新的战略增长点，惟有以农业成果功能化为突破口，才有可能为中国农业开辟出新的产业空间，并有可能利用现有的全球化商业贸易通道，以最高的附加价值提升我国农业在全球市场的战略主导地位。通过对“中华传统医学”这个无限宝藏的科学的、技术性的开发，利用中医在全球经济领域无可复制、无可替代的“农业技术中医化”这个绝对优势，用战略大逆转的方式，将全球的资金和资本、将城市的资金和资本，通过业已壮大的“市场经济”这个大的组织体系和社会平台，吸收到中国广袤的农村大地，为农村和农业大地的进一步环境涵养、环境恢复和农业再生产提供源源不断的支持和支撑。

其三，大力支持和振兴“农村产业中药化”战略，在农村、在乡镇、在田间、在乡野，在一切有人迹的地方，重建新的以中药药品、中药保健品、中药食品为载体的“农村中药产业链”，组织农村和农民以乡村个体、乡村家庭和村镇小规模手工初次加工为初级产品，递次向县城、向中心城市具有高技术生产为能力的制造业提供进一步包装和深加工的资源，或反向吸收来自全球和城市领域的资金和生产制造资源，向农村投入资金、技术和制造工业，点燃中国农村经济增长的熊熊大火，改变以农业资源换取“血汗价值”的现状，实现以中医技术农业换取“环境价值”，实现以高附加值的中药化农业产品吸收利润赢余回流到农村大地，实现中国农业经济历史性的产业大升级，为当前“三农”问题的根本改变提供战略安排。

第三战略目标：正确培育“中医增殖服务产业”，积极主动为中医产业配置资金、技术和全球市场的优势资源，以中医战略产业开拓国家经济疆域。

其战略推理为：国家和民族复兴，除军事实力和战争能力之外，主要体现为经济力量的强盛和文化的复兴。而经济力量的强盛，则取决于是否有一个战略通道，能够长期不间断的汲取国外的资金、技术和其他经济资源，持续补充和强化这个战略通道的扩张，进一步获取更大的资金、技术和经济资源，如此循环长达几十年的战略时期，则国力的提升可支持国家和民族复兴。

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已经为我国的“中医增殖服务产业”的建立奠定了重要的基础。第一个基础条件是，中国目前已经拥有巨大的制造能力，能够为中医中药产品的制造，提供充足的能力。换言之，当前中国的经济领域，已经具备了为中医增殖服务产业提供产品制造的市场能力，可以迅速被组织起来，可支持服务业迅速形成和壮大发展。第二个基础条件是，中国目前正处于向全球开放之后即将反过来向外走出去、进入全球市场的关键转折时期，为支持中国经济单元即以个体企业、独资或合资企业进入国际经济领域的思想意识和行为冲动正在加强，中医增殖服务业走出去，走向国际市场为人类提供高附加价值服务的基础历史条件已经具备；第三个基础条件是，为中医增殖服务产业走出国门的市场经济条件，根据国际目标市场需要而进入他国市场的资金、技术和法律规则等国际间产品和服务贸易、信息和人员流动的条件，业已基本成熟，只要通过国家力量稍加引导，即可实现“中医增殖服务产业”在全球迅速蔓延。这也是在当前全球面临金融危机、世界性经济衰退大背景下，我国积极扭转出口结构的重大战略举措。

在这些战略推理基础之上，我们认为，当前中医成为全球性增殖服务业主体的国际市场条件正日趋成熟。我们不妨列举以下四个经济战略线路，推演中医增殖服务业形成、扩大和壮大的基本过程：

（1）在产品市场方面，不断升级中药功能保健食品，使之成为具有保健养生功能的特色农产品，拓展国际间食用产品的市场份额。以中国山东大蒜农产品出口为例，利用技术中医化对大蒜等农产品实行中医药用改造，极大的提高产品的附加价值，国家在产品换代过程中系统的提供地域保护和技术产权保护，如此类推，一个萝卜一个坑，一个产品对应一个需求、一个系列开发对应一个产业市场，以中国农村多样化的国土资源条件，对应多样化的国际市场需求，主动推行中国全地域性农林牧渔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战略推广。

（2）在中医技术拓展方面，在全球推行中国中医“以师带徒”的广泛教育交流，推广以“炎黄国医馆”为教育载体的中医教育和中医师国际认证，其组织形式可参照“孔子学院”在全球大学和文化机构落地、德国“歌德学院”在全球落地等形式，坚持持续二十年（即3-5个教育代际）以上，为全球培养本地化的“外国中医”或“外国华人中医”，成为中医向本地医疗、健康和保健经济市场推行中医增殖服务产业的载体。

（3）通过技术中医化策略，开展中医产品系列“自主产业标准”的开发研制，借道业已形成一定规模和气候的“中医汉方”中药西化市场基础，开展产品效能、商品价格和市场覆盖份额的、国际市场上针对日韩“中医汉方企业”的正面竞争，通过大约5年左右的战略追赶、10-15年左右的战略竞争，实现在大约15-20年后，中医增殖服务产业在全球全面超越“中医药西化市场”，成为拥有绝对主导权的全球产业领导者。

（4）通过中医医疗服务标准体系的研制和全球推广，在大约5年的战略启动时期，推动中医师以个体服务形式进入全球本地医院体系提供健康保健服务，在大约10-15年战略拓展时期启动本地化的、以中医为基础的社区健康保障服务网络体系的建立，在大约20年战略复兴阶段，推使中医诊疗进入全球本地主流社会，使中医被接纳为本地社会结构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为下一个阶段中国经济战略的展开，为打造出一个以中华医药为特色的国际市场而建立更为深远的战略基础。

综合以上四者，我们不难概括为一个相互贯穿的战略方针：

从而不同，顺而取其形——通过产品和技术输出获得市场需要，取得市场的胜利。

同而不从，以形而取势——以市场的胜利取得经济主导权，实现国家战略利益。

综观历史，古代中国曾经以丝绸、陶瓷、茶叶等战略物资为载体，获得了国家经济的巨大发展空间并取得了国家间经济交流的战略主动权；近两百年来，西方以鸦片、军火和先进的工业制造产品，同样从近代中国手中夺取了战略经济主导权。当前，发达国家利用构建在强势美元、欧元等货币之上的金融产业、IT技术产业和强大的装备制造业、航空航天产业等领域的绝对优势，主导全球经济格局而实现国家利益。

我们认为，在当前世界性金融和经济危机的深刻影响下，在改革开放的下一个历史时期，未来中国经济沿着改革开放总体国家战略的基本方向不会改变，在保持和维护和平发展世界环境的条件下，提升中华国医为未来中国二十年的国家经济战略，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我们还将长期在各个领域里被动追赶的过程中，唯一一个可以积极主动取得下一个历史阶段全球经济战略主导权的历史性选择。

第四策：复兴中医可堪承载中华文化复兴大任

当前，党中央既已提出以“科学发展观”来统领全局，不妨，我们也利用历史发展流变的科学辨证思维，来“统领”对中华国医的认识：

中华国医博大精深，“中医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顺同关系，并借用这个基础出发点来组织和建设社会。基本要义在于人与对应的环境、社会结构和对应的社会建设的“和谐”，既如此，中医文化值得弘扬。不可否认，时至今日，中医有不少文化糟粕，然而我们认为，积极和善意的看待，这与中医产生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发展的水平有关。动态的观察中医，我们也不难看到，中医复兴的过程，也必然将是中华文化复兴的过程。与时俱进地继承和发展国粹文化，进退得矩、扬弃得度、矫枉得道。

我们可以回想，在不甚遥远的建国初期，通过风行全国的“赤脚医生”亦农亦医，走千家过万户，因地制宜，因人而异，食疗与汤药并举，一根针一碗汤，竟然以不足2%的国家医疗资源，成功解决了近6亿中国人口的医疗卫生保障问题，抵抗了瘟疫和粮食短缺的严重国家危机。

在今天看来，这种看似“中医救国”历史事件的背后，其本质是“文化救国”，是生长在中华大地上最精华的中医文化对中华文明最深沉的呵护！沉淀在这种历史中的、无处不在的中华文化，以中医这种最智慧、最厚重、最功用的文化成果，促使我们确信，复兴中医，可堪承载复兴中华文化之任。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医文化，既是人文科学，又是济世之学，她是集人类5000年历史经验的总结而凝结而成的对大自然、对社会组织实践的深刻认识，加以对自然和谐共存，发展生息的大智慧而形成独特的炎黄子孙所独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对她的文化弘扬，就是对炎黄文明的历史贡献，也是对当代世界文明的贡献。

复兴中医文化，其基本的战略推演为：

（1）确立中医战略为国策，祭起复兴中华国医的文化旗帜，以激发中国社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启动中国向中医资源开放国家发展空间、向中华传统文化回归的新文明运动，通过巨大的国家文化认同再次激发国民爱人、爱国家的社会热忱，通过对中华文化的弘扬而凝聚建设国家的力量。

（2）通过设立“中医院士”制度，赋予中医人才以应有的战略价值，以国家认同中医文化遗产并鼓励发掘中医文化遗产的态势，引导一系列的文化建设新潮，旨在为国家设立中医科学创新机制、加速中医在新的市场条件下的开发应用，加速推行新的中医执业制度等一系列的战略推进而开辟思想意识和社会意识的新空间，将“院士”制度的设立作为释放中医文化价值一个导火索，一个引发深刻社会改良的“地核裂爆”。

（3）大力推行与城市居民身份证和农村居民身份证挂钩的“国民人口健康保障管理”制度，即组建一个跟踪每个国民的个人健康保障状况的档案信息网络，开辟一个国家实施对每一个国民实行“人生历程健康管理”的历史先河，让每一个国民无时不刻均可享受到党和国家对国民健康的“贴身服务”。幸运的是，通过目前IT网络的技术条件，即可以最低的社会成本实现这个制度的推行。

（4）在中医教育方面，一方面需要在现有的教育体系中加强中医教育的改革和改进，大力振兴中医科研和中医人才的培养，另一方面，复兴中医师徒制度，使中医社区养护中心、中医诊所和乡村国医馆在兴起的过程中，同时承担中医文化和中医诊治技术的教育传承，为中医国家战略储备大量人才，促使中医医师、养护师和中医辅助服务人员等广大的社会就业岗位，成为中医文化和中华文化复兴的播种机。

（5）在国家产业政策方面，应积极鼓励和支持依托中医为增殖服务的第三产业发展，倡导中医化的饮食和中医化的生活，以中医化的生存方式，正确推行新的生活风尚，并通过国民消费在回归自然、回归传统、回归和谐社会方式的大转移中，以强大的内部需求带动出巨大的中医化的消费产业，再通过需求的升级推动生活消费时尚的创新发展。

（6）在对外文化交往方面，创立“中华国医全球论坛”，成为政府间和非政府机构组织之间一个强大的文化交往载体，引领和拓展中医文化和中华文化的全球交流，并激起全球文化对中医文化的长期的、深刻的文化关注，作为中医和中华文化向国土之外扩展的重要战略平台。

世界文明的历史已经证明，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文化复兴作为最高级的国家战略，对民族的复兴起着决定性的支撑作用。我们发现，面对着承载着中华文明5000年历史的中华文化，面对着浩瀚如星河的中医文化遗产，本报告以区区万言，无论如何仍难以详尽和沿展其宏大的战略价值——唯有在我们对党、对国家、对民族发展之责任感的驱使下，才不顾以上战略思考是否妥当，展而述之，概而述之。

以中医国家战略为纲，以中医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战略领域的建设和推进为目，纲举目张，复兴中华国医，可堪承载国家复兴之重任，为大任也。

来源：《战略与管理》200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