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华民族的文化源远流长，中医学就是民族文化孕育的硕果。中医学的哲学思想，深受《易经》的影响。根基深厚的民族文化，为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黄帝内经》、《八十一难经》、《伤寒杂病论》和《神农本草经》这四部经典集合了医与药的基本理论，成为中医学理论体系初步形成的重要标志。

关键词：中医学；民族文化；《易经》

文化，是人类社会实践和智慧积累的结晶，也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源泉，又是一个国家、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更是民族血脉所系和存在的根基。从传统到现代，任何一门分科之学无不脱胎于文化并打上特定的文化烙印。因此，要了解中医学，首先要从了解中国的文化开始。

混沌初开，天地化成，万物之灵的人类姗姗而来，等待他们的并不都是风调雨顺。他们必须面对四时季候变化带来的种种影响，必须面对不期而至的自然灾害，必须面对随时发生的疾病困扰，必须面对可能给他们带来灭顶之灾的一切苦厄。

远古先民为了生存和发展，他们必须了解和掌握天地四季变化的规律，必须了解和掌握日月朝汐带来的各种突变，必须了解和掌握如何抗御各种自然灾害和疾病的方法，以便能够趋利避害，与天地相安。对于最早进入农耕社会的炎黄先民而言，尤需如此。

“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包羲氏没，神农氏作……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易经·系辞下·第二章》）从此，先民们也把中华民族带进了文明的门槛。

由伏羲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经文王演《周易》，至孔子作《十翼》，乃使“群经之始，大道之源”的《易经》，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总源头，也构成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思维方式和最为稳定的深层心理结构。

《易经》以“阴阳对立统一、五行生克制化、天人合一”为理论，以“简易、变易、不易”为原则，以“理、象、数”为法则。其核心要义就是了解人的本质，了解人与天地宇宙关系的奥妙。《易经》教授世人以一统万象万法，万法悉归一源，归源就能究竟。

《易经》云：“一阴一阳谓之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易经·系辞上·第五章》），“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易经·系辞上·第十一章》）可见，浩渺宇宙，“一气分阴阳，阴阳化生五行，五行既萌，遂含万物”（民国·门星桥：《河洛原理》）。是故，阴阳运动是宇宙的根本规律。

《易经》又说：“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易经·说卦传·第二章》）亦即，天有天之道，天之道在于“始万物”；地有地之道，地之道在于“生万物”。人不仅有人之道，而且人之道的作用就在于“成万物”。天地人三才统一，虽各有其道，但又相互对应、相互联系。这不仅是一种“同与应”的关系，而且是一种内在的生成关系和实现原则。天地之道是生成原则，人之道是实现原则，二者缺一不可。

《易经》还说：“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圣人以顺，则刑罚清而民服。豫之时义大矣哉。”（《易经·彖传上·豫》）即天地之运动有其自然规律，有日升月落、四时交替，井然有常，绝无偏差。人类社会活动也有一定的客观规律，但必须服从天地运行的规律。顺之则会刑罚清明而万民信服，海晏河清，政通人和；反之，违背规律而为，就会遭到自然规律的惩罚，国将不国。恰如王诩所云：“持枢，谓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天之正也，不可干而逆之。逆之者，虽成必败。故人君亦有天枢，生养成藏，亦复不可干而逆之，逆之虽盛必衰。此天道、人君之大纲也。”（战国·王诩：《鬼谷子·持枢》）

最后，《易经》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凶，先天而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易经·文言传·乾文言》）遵循自然的变化规律，顺应天时而动，可谓“天地变化，圣人效之”（《易经·系辞上·第十一章》）。故积极进取方能“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易经·象传上·乾》）；“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易经·象传上·坤》）。人只有履行“仁与义”的责任，使天地人“和合”而不违，世间才能成为美好的“桃花源”。

圣人作《易》，旨在“以此洗心”（《易经·系辞上·第十一章》），引导世人“崇德广业”（《易经·系辞上·第七章》），“遏恶扬善”（《易经·象传上·大有》）；恪循“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春秋·老聃：《道德经·第八十一章》）。是故，应培育“独立不惧，循世无闷”（《易经·象传上·大过》）的品格，谨守“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尚书·虞书·大禹谟》）的十六字心传，并“自稽厥志”（《清华楚简·保训篇》），惯以始终。

至此，“天人合一”成为人与自然一统，天道、地德与人文相应的宇宙观；“道法自然”成为万物和谐共生的生态关系准则；“和而不同”成为立君子胸怀，持坚定自信，谋多元发展的社会观；“悲悯大爱”成为人心和善的道德根本与信仰责任的不二担当；“保合太和”成为追求国泰民安，“生生之大德”的理想目标；这些特质被漫长的岁月演化成了中华民族的人格基因。

迄今为止，易学作为富有辩证思维的“宇宙代数学”，其核心价值仍在启迪国人睿智，振奋民族精神，阐发大同理想，培育独立人格，激发国人驾雷鞭霆、吞吐六合的豪迈气概。

任何一门科学，特别是医学，都离不开促使其形成的客观条件，并以其结果作为形成的标志。中医学的形成条件有三：

一是哲学思想的影响。任何一门自然科学的形成和发展，都离不开哲学思想的支配和制约。正如恩格斯所说：“不管自然科学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们还是得受哲学的支配。问题只在于：他们是愿意受某种坏的时髦哲学的支配，还是愿意受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的支配。”

中医学的哲学思想，正是宗《易经》为源，显微阐幽，并以气一元论和阴阳五行学说为逻辑框架，构建起了完整的医学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医学整体观的研究方法。中医学以整体的、联系的、发展的观点，全面地认识自然规律和生命活动，从哲学的视角阐释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生命的本质、健康与疾病等问题。

二是自然科学成果的互相渗透。在《黄帝内经》的成书时期，我国自然科学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黄帝内经》广泛地吸收、移植、渗透和交融了当时自然科学的先进成果。诸如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历法学、气象学、物候学、生理学、心理学、解剖学等成果，为中医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要素支持。其中，解剖学对中医学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世界学术界公认《黄帝内经》是世界上最早的一本解剖学著作。书中关于人体某些藏器的形态、大小和位置的记载，与现代解剖学的知识，特别是消化器官方面的知识非常相近，这就为中医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提供了形态学的基础。

三是社会科学成就的滋养。中华民族在春秋战国到秦汉这一历史时期，从学术上众彩纷呈的“诸子百家”，进入国家治理呈现“车同轨，书同文”的大一统局面。这奠定了中华民族文化的深厚根基，也为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文化、科学和社会历史基础。特别是一以贯之的“天人合一”与“致中和”的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的形成。

人与自然关系的“天人合一”，人与社会关系的“人伦和谐”这一思想脉络的主轴，在中医学理论里被体现得淋漓尽致，最终形成了“以人为本”、“医乃仁术”的医学伦理观。

如前所述，《黄帝内经》奠定了中医学体系的理论基础和框架；继之，扁鹊编著的《八十一难经》，以大量治疗疾病的经验和理论极大地丰富了《黄帝内经》，不仅为后世所鉴，还创立了望、闻、问、切的四诊法，奠定了中医临床诊断和治疗方法的基础。

张仲景则揽四代之精华，其名著《伤寒杂病论》更是集秦汉以来医药理论之大成，是我国第一部临床治疗学方面的巨著。书中合载经方三百七十五首，且对药物皆有严密而精妙的配伍，至今仍被医家奉为圭皋，更融理、法、方、药于一炉，创“六经、八纲”辨证论治之先河。

《神农本草经》是我国最早的药学经典，不仅记述了几百种药物，还第一个提出了以功效分类的标准，确立了药分上、中、下三品的分类方法。它还提出了四气、五味、七情的中药学理论。上述四部经典集合了医与药的基本理论，成为中医学理论体系初步形成的重要标志。

中医学正是随着中华民族文化的缘起而形成和发展。自“伏羲尝百药而制九针以拯夭枉”（东汉·皇甫谧：《帝王世纪》），经由炎帝神农和轩辕黄帝，及至“伊尹制汤液”，就已经为中医塑造了一个永恒的灵魂。它使得每一位可以进入中医史的人，都必须为之付出毕生的心血。同时，也正是因为这个灵魂，我们才看到了一个个悬壶济世、光焰千丈的医学大师，才看到了一个个忧国忧民、顶天立地的热血男儿。五千年的中医史，就是一曲荡气回肠的颂歌，也是一部气壮山河的长卷史书。

来源：《战略与管理》2020年第3/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