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日本基于综合国力的稳步提升，政治上以修宪为突破点，谋求逐步摆脱“战后体制”束缚；经济上规模位居全球前列，农业、工业、服务业结构较合理且具有良好发展态势；科技上制定中长期高科技发展规划，研发投入占GDP比重居发达国家之首，拥有大量高科技人才及世界级科研成果；军事上悄然复活军国主义，军力排名远超一些发达国家，军事战略外向性、扩张性日益凸显，已兼具挑战区域战略格局的动机和能力。郭强和关娟茹的文章认为，中国需对深谙韬光养晦之道且危机意识强烈、秉持极端民族主义及冒险机会主义的日本保持战略警醒，防止其在中国力克艰险推动向新文明转型的大背景下突施战略冒险，以极端手段在东海、台海等方向对我国安全利益造成严重威胁。

美国的亚太战略，在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交替主导、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内外互动的过程中不断演化。周超的文章以“双重演变逻辑”为分析框架，通过对冷战后美国亚太战略双重演变逻辑经历的稳定期、初步失效期、衰变期三个阶段的解析，认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推动了美国国内政治经济渐趋现实主义极化，其亚太战略越来越受国内政治斗争的制约，加之中国实力上升带来的国际体系变化、亚太区域多国自主性的提高、世界和平与发展大势对美国国内政治的影响等因素，双重演变逻辑几近失效。拜登政府的亚太（印太）战略正回归冷战式两极对抗，更依赖对外施压转移国内矛盾，因而更具进攻性与危险性。中国应从体系层面、地区层面、自身层面予以妥善应对。

大变局时代，我国海上安全环境面临更多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未来一段时期我国周边的安全风险主要来自海上，海洋安全攸关国家兴衰。为有效应对海上复杂安全局面，捍卫岛屿主权，维护海洋权益，保障海上战略通道安全，提高慑止敌人及保障打赢海上信息化局部战争的能力，必须充分发挥海上后备力量的重要作用。王世伟的文章认为，依据重大危机事件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海上后备力量应急动员须军地、军民深度融合，散则为民、聚则为兵，聚焦动员初始状态、危机发展、路径选择、聚焦核心、效能释放等五个方面的高效运行问题，努力确保形成强大的快速反应能力、组织动员能力和支援保障能力。

2018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定义为“新型基础设施”。201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加强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目标。为配合国家战略和上位规划，深圳市立足于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城市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定位，在“十三五”期间启动了包括网络强市、数字城市、工业互联网、5G+战略等新型基础设施规划。朱惠斌的文章介绍了深圳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战略定位和布局举措，认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促进新经济模式发展，培育高附加值新兴产业，促进城市产业创新升级。为争取建设成为地区性新型基础设施枢纽，深圳需在科研基础设施及创新产业要素、政策环境、支撑条件等方面进一步改善提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乡村振兴目标是包括产业振兴、人才振兴、生态振兴、文化振兴、组织振兴等在内的全面振兴，组织起农民整合运用好农村的各类资源，是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退役军人受党培养、经部队锻炼，是能够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宝贵人才资源。刘良军的文章认为，乡村为退役军人等各类人才建功立业提供了广阔天地。退役军人相对具备很多优势：富于家国情怀，忠诚于党和人民；敢想敢干，不乏开拓精神与实干作风；视野开阔，思维敏捷，善于从战略与战术相结合的角度分析和解决问题；具有组织观念，纪律性强……退役军人投身于乡村振兴，有利于农村社会和谐、农业产业发展、农民生活幸福。各级党委、政府应予支持，社会各界应予协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儒释道三教是中国历史上久已存在的意识形态体系，虽历经兴衰沉浮，但文化传承并不绝对依赖于社会基础和政治基础，而是能以观念化的形态继续存在并发挥作用。当今世界的一大危险因素是资本主义全球化带来的社会解体和文明衰败，中国也深受其害。李寒秋的文章认为，为坚持中华文化本位，规避资本主义导致的文明危机，国家应站在承续传统优秀文化价值观、建设生态文明的高度上，抓大放小，以虚驭实，少花钱甚至不花钱而多办事，正面发挥儒释道三教的文化传承和社会建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