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身临国际环境起伏不断的对抗和制衡，在沉着应对的同时，关键是要不怕困扰、无惧险阻，始终凝神静气地致力于国家之发展。过去的历程使我们深切地领会到，未来的事业也必然会在曲折中迈进，但“最重要的，还是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

在我国的国家治理中，横向权力架构存在党政上下位权不分的问题，纵向权力架构存在央地上下位权不分的问题，权力架构内在逻辑存在选任与委任上下位性不分的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权力难于被制约，勤政、廉政的动力与压力不足，不利于充分发挥我国权力架构的政治效率优势。虞崇胜、何路社指出，贯彻落实全面依法治国方针，尤其是全面依法治权，实现国家治理法治化，是解决上述问题的根本途径。因此，应当通过制定或修改完善相关法律，切实保障依法行政，依法实施地方治理，以及依法实现选任制与委任制的分开。

在学界鲜有人从军事化与去军事化角度来研究当代中国国家治理及其对国家形态的影响。李月军较好地把握了这个基点，认为改革开放之前的国家治理整体呈现一种军事化格局，国家形态具有卫戍国家的基本特征。改革开放之后，国家主导治理战略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各方面的治理经历了去军事化过程，基本回归到常态，国家治理过程总体上呈现出去军事化趋势，国家形态具有发展型国家的特征。90年代以来，社会矛盾与冲突增多，中国国家治理在消除显性军事化的同时，采用了一些隐性军事化或说是类军事化手段，实施对社会矛盾与冲突的预防和控制，防止各种因素威胁到以政治安全为根本的总体国家安全，从而使国家形态总体上具有了安防国家的若干特征。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已近六载，山今在欧洲从接触到进一步参与该倡议的过程中，观察到欧盟及其相关国家与美国的关系所发生的微妙变化，敏锐地发现中美欧三边战略互动将迈入新的阶段，提出了构建世界新秩序的对策思考，认为我们在未来可以将文明交流与融合作为载体，以经济合作和基础设施建设为抓手，不断丰富“一带一路”倡议的具体内容，处理好中美欧等三边战略关系，以中国的复兴促进世界的繁荣，打造和谐共赢、多极协调、和平稳定的世界新格局。

最近两年，关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等理论问题的讨论又热闹起来。钱宏对此问题进行了重新梳理和澄清，认为人类需要避免陷入对抗思维，走向和解共生。在全球大变局时代，我们需要重建世界秩序，奉行社会优先的全球共生主义。只有这样，才有助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参与社会变革，“追求自己独特的愿景，建设自己充满希望的未来”，从而共襄生成繁荣、和谐的世界，实现可持续发展。

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正式把中国定性为“战略对手”。在如何看待中美关系的问题上，王志军、段景源试图从毛泽东穿越时空的哲学、战略思想、斗争艺术中汲取智慧，提出要正视中美矛盾的必然性，客观评估中美力量对比，洞察政治矛盾是中美之争的本质，坚持“战略持久战”方针，努力提升驾驭全局的能力，取信于民、聚力于民，确保我国竞争力的可持续生成。这样将有助于推动中美关系向着习近平主席所规划的“合作共赢”目标迈进。

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这是我们党着眼于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而提出的新的战略任务。理论和实践均表明，文化产业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养育系统，发展文化产业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引擎。刘金祥指出，发展文化产业应突出重点，注重调整文化产业的投资结构，保护和开发文化资源，发展独具特色的文化产业，实施发展文化产业的人才工程，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改革开放40年来的风云让我们读懂发展才是硬道理，今天站在新时代的起点，面对新任务提出的新要求，再一次真切地感受到，改革没有休止符，永远前行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