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举世闻名的战略家，他在领导党和人民缔造并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进程中，根据世界各种基本矛盾、政治力量及国际格局的变化，根据中国的历史和现状，提出一系列国际战略思想。这些思想对我国外交方针和政策的确立起着重要指导作用。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包含极其丰富的内容。本文仅将新中国诞生后，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并依照历史发展顺序试析三个阶段国际战略的确立、演变、基本内容和得失。

一、联苏抗美的“一边倒”的国际战略

新中国诞生前夕，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明确提出站在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之内的“一边倒”的国际战略。毛泽东为什么作出如此抉择？这与新中国面临的国际格局有直接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严重削弱，美国成为超级大国；社会主义由一国胜利扩展到多国胜利，形成以苏联为核心，不仅在政治上、经济上，而且在地理上也连成一片的社会主义阵营；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很多国家相继取得独立。由于各种国际政治力量对比发生变化，世界形成了以美苏为中心两大阵营对抗的新格局。面对这样的国际格局，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如何着手建立外交关系，能否在对抗的两大阵营面前不作倾向性的选择？中国的历史和现状表明，这种可能性是不存在的。

第一，要么走社会主义道路，联合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要么走资本主义道路，依附于帝国主义阵营；此外，中国没有第三条道路可供选择。“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1]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治方案早已被中国的历史所淘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又决定了胜利后必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种政治信仰和社会制度上的倾向性，决定了新中国外交战略上的倾向性，必然是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

第二，面对美苏对峙的态势，要获得强有力的国际援助，必须表示明朗的外交态度。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从战时的盟国走向敌对，成为主要竞争对手。面对美苏的尖锐对立，想采取左右逢源的外交政策，显然行不通。保持中立，在美苏激烈竞争的国际舞台上，也难以立足。只有明朗的外交态度，才有可能赢得强有力的国际援助。

新中国需要国际援助，对此毛泽东十分明确。他认为：中国是大国，但还不是强国，经济十分落后；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首要的任务是进行经济建设，但我们对经济建设不熟悉，应该向外国特别是社会主义苏联学习；建设需要有稳定的和平环境，而新中国诞生后，帝国主义不甘心失败，有可能进行武装干涉。这些情况便决定了中国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方面获得援助的必要性。没有这种国际援助，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不能巩固。这是新中国安全和建设所提出的客观要求，也是毛泽东在外交上提出与苏联盟的一个重要依据。

第三，第二次大战后，中国与美苏的实际关系决定了新中国在当时只能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

鉴于中苏美英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合作背景，中国共产党曾一度真诚希望各抗日盟国、尤其是美国能帮助中国避免内战，促进战后中国的和平民主建设，然而，这种愿望很快被美国采取的扶蒋反共政策所打消。伴随美国对国民党政府大规模的援助和国共内战的持续发展，中国共产党同美国进入了一个深刻的对抗时期。1949年春夏，中国共产党又一度怀着希望同美国外交官进行短暂接触，仍因美方的无理而以失望告终。[2]由于美国长期顽固地坚持错误的对华政策，把中国推向与美国对抗的地位、倒向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与之相反，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奉行共同的意识形态，自建党以来一直在外交上采取与苏友好的立场。对于苏联采取的和平外交政策，以及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援助，毛泽东念念不忘。他曾例举说：“在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先生召集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和在其后进行北伐战争时，苏联是当时唯一援助中国解放战争的国家。在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开始以后，苏联又是第一个援助中国反对日本侵略者的国家。”[3]新中国成立后，也是苏联第一个承认中国并互派大使的。可以说，“一边倒”的国际战略正是中国共产党与苏一贯友好关系发展的必然结果。

显而易明，毛泽东提出联苏抗美的“一边倒”的国际战略，绝非主观臆断，而是根据当时国际格局及中国历史和现状作出重大决策。应该说明的是，这一国际战略在政治上的倾向是十分明朗的。正如建国后，毛泽东和周恩来在谈及此举意义时所说：“我们提出‘一边倒’，是意味着在政治上必须同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团结起来，同社会主义国家站在一边，不能一脚跨在社会主义方面，一脚又跨在西方资本主义方面。所以‘一边倒’就表明我们在政治上同资产阶级国家断然分开，打消一切西方国家的幻想。”[4]但对此绝不能作出形而上学的理解，即理解为无条件地倒向苏联一边，或是与美的绝对对抗。事实上，中国在联苏的同时，始终没有放弃独立自主的原则立场；在抗美时，也存在一定条件下讲和的一面。“一边倒”的国际战略所包含的外交方针和政策是全方位的，毛泽东并没有把这一时期的外交方针和政策仅仅局限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之内，而是分为三个层次：

一是巩固同苏联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这是我们的基本方针，基本利益所在。”[5]根据这一方针，新中国不经谈判即同各社会主义国家建交，并在此基础上同它们发展友好合作关系。

再就是对亚非国家以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我们应当巩固和发展同它们的团结”。[6]毛泽东认为，有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和亚非国家两种力量的团结，“我们就不孤立了”。为此，新中国在建国初期，十分注意与新兴的民族独立国家，尤其是邻近的民族独立的国家建立和发展关系。

“至于帝国主义国家，我们也要团结那里的人民，并且争取同那些国家和平共处，做些生意，制止可能发生的战争，但是决不可以对他们怀抱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7]因考虑帝国主义决不会很快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中国，毛泽东主张在同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时，要和我国同社会主义及新民主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在办法上有所区别：一是不急于和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二是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在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以前均须经过谈判。其中与国民党断绝外交关系是与新中国建交的一个基本条件。但是，对于平等互利的经济往来，我们并不拒绝。毛泽东还提出要学习资本主义在经营、管理上的长处。

对于美国，毛泽东一直主张采取灵活的斗争策略。建国前夕，他曾明确指出：“如果美国（及英国）能断绝和国民党的关系，我们可以考虑和他们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8]以后毛泽东在与外宾谈话中几次谈到，对美国，一方面我们要争取主动，公开主张与他们和平共处，建立外交关系，解决台湾问题，欢迎他们来中国；另一方面，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坚持斗争。

毛泽东明朗的“一边倒”国际战略和全方位的和平外交方针是不矛盾的，二者统一于为新中国创造较长时期和平环境这一战略目标，这是新中国根本利益所在。建国后，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是严峻的。美国采取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除支持国民党蒋介石盘踞台湾，阻止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之外；还入侵朝鲜，扬言要把战争扩大到中国；并干涉印度支那国家内政，支持法国殖民主义者镇压印度支那人民，对中国南方边陲的安全构成重大威胁。面对来自朝鲜半岛、台湾海峡和印度支那半岛三个方面的战争威胁，新中国必须在国际上寻找强有力的支持，同时又要广交朋友，坚持独立自主的立场，以免受制于人。毛泽东“一边倒”的国际战略和全方位的外交方针，正是基于维护国家安全和独立自主外交地位两种客观需要而相结合的产物。事实表明这种结合是恰到好处的。

总之，毛泽东提出联苏抗美的“一边倒”的国际战略，符合国家安全和建设的内政需要，是正确的。依据这一国际战略，我们成功地建立和巩固了同以苏联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从而在艰难的条件下，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赢得了一个相对有利的国际环境。1956年9月毛泽东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团时非常坦率地说：“苏联给我国的援助是非常大的。苏联革命成功后遭十几国干涉，而我国革命胜利的时候，帝国主义并未干涉我们，并不是怕我国人民，主要是有苏联存在，这对我们鼓励很大。当时若无苏联存在，美国一定要来的。它不仅在台湾，还要到大陆来。”另外，中国在同苏联的合作中，得到了急需的资金、技术、人才、管理知识及各种机器设备和原材料，这对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9]

当然“一边倒”的国际战略作为特定时代的产物，也有一定的消极作用。由于明确了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在对外关系上就不可能不受该阵营的制约，所以在独立自主的行动上多少受到限制。另外，这一国际战略的实施，事实上也形成了中国在外交、外贸和争取经济技术援助上倚重苏联的局面。

二、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反帝、反修”[10]统一战线的国际战略

从50年代末到60年代，毛泽东逐步改变联苏抗美的“一边倒”的国际战略，提出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反帝、反修”统一战线的国际战略。这一时期，从国际上来说，美国仍继续推行其敌视中国的政策。从国内来说，社会主义建设正处于艰难探索时期。当时的国际国内情况表明，中国仍需继续为自己创造一个安定和平的建设环境。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改变原来的联苏抗美，而不惜同时和美、苏相对抗呢？这与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有关。

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中苏两党对马列主义一些理论问题、国际共运某些原则问题以及当代世界形势若干重大问题，出现一些不同看法。对于这些分歧，毛泽东始终主张通过内部讨论来解决，而不应影响两国正常关系。但赫鲁晓夫从追求同美国平起平坐共同主宰世界的外交战略出发，一心想把中国纳入他的战略体系，并为此不断对中国施加种种压力，致使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中苏之间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日趋激烈。

面对苏方不尊重中国主权的对抗态度，为了维护国家主权，民族尊严，毛泽东不再争取同苏联维持友好关系，他毅然放弃联苏抗美的“一边倒”的国际战略，逐步把苏联作为当时所称的修正主义确定为中国的对立面，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反帝、反修”统一战线的国际战略。

1960年12月，毛泽东在会见委内瑞拉加拉斯加市议会代表团时，第一次把修正主义、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列在一起斥为“三个鬼”，以后又作为“三种坏人”和“国际上有三个口号”，把上述三者加以罗列。1963年9月，毛泽东在同日共中委竹中恒三郎谈话时指出：目前有两种力量，一种是革命力量，是革命的工人阶级同革命人民的重新组合；另一种是以美国为首的世界反革命联盟，即帝国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修正主义者在逐步靠拢或迅速靠拢他们。同年12月毛泽东在会见秘鲁共产党左派代表何塞·索托马约时，进一步指出：修正主义要同帝国主义一起共同对付马列主义。但至此，毛泽东还没有明确提出反对修正主义的具体对象；这一具体对象是在1964年1月毛泽东会见日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听涛克已时提出的。他说：在反对修正主义问题上，我们的矛头主要对准赫鲁晓夫；在反对帝国主义问题上，我们集中力量反对的是美帝国主义。同年3月，毛泽东在会见朝鲜外相朴成哲和日共访华代表团的谈话时，先后提出“两条战线”和“两条统一战线”的概念，即“反帝”的统一战线和“反修”的统一战线。

总之，为了与美、苏压力和威胁相抗衡，中国必须在世界上寻求广泛的支持，拓宽外交局面，这便是毛泽东在世界范围内实施建立“反帝、反修”统一战线的国际战略的必要之所在。

毛泽东认为“反帝、反修”统一战线的国际战略所以有可能提出还有着深刻的理论依据。

1.“两个中间地带”的理论。早在1946年毛泽东就提出“中间地带”的概念。到60年代，国际战略格局发生新的变化。美苏两国都力图保持两极格局，但在他们的盟国中，独立自主的倾向开始有所发展。亚非拉民族独立运动空前高涨，越来越多的新兴国家在赢得独立后陆续走上中立的道路，不结盟运动应时而起并日益壮大。根据变化的世界格局，毛泽东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的战略思想。这一理论表明美苏之外的国家都属中间地带；中间地带按照经济发达与不发达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指亚非拉广大经济落后的国家，一部分是指以欧洲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两部分与美苏之间都有矛盾，而且随着自身力量的发展，矛盾日益加深。事情很清楚，中间地带发展的趋势将是独立于美苏之外，并能与美苏抗衡的一支强大国际政治力量的产生。这种世界格局为毛泽东实施建立世界范围内统一战线的国际战略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

2.对于美、苏当局本质的清醒认识。在美苏夹击的严峻形势下，毛泽东毅然提出建立“反帝、反修”统一战线的国际战略所表现出来的大无畏的民族气概，绝不是盲目的，而是建立在他对美、苏当局本质深刻认识基础之上的：第一，美国的扩张政策决定它必然要灭亡。美国是各帝国主义中最强的，也是最弱的。因为它控制的地方太多，力量分散。毛泽东形象比喻说：美国是十个指头按十个跳蚤，哪个指头也动弹不得。所以美帝并不可怕。第二，苏联处于美国和中国之间。有一条规律，每当苏联要同美国搞政治交易时，总要搞我们一下，目的是要让美国知道，他们同中国不好，同美国好。但美、苏都想称霸，根本利益互相冲突，矛盾不可解决。所以美苏合作打中国的可能性很小，因为使它们分开的东西比使它们合在一起的东西要多得多。第三，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都是纸老虎，它们内部各自都有许多矛盾，四分五裂，并不是铁板一块，貌似强大，其实很虚弱。据此毛泽东论断：美、苏孤立中国的政策是行不通的。从而为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实施“反帝、反修”的国际战略树立了坚定的信心。

为了顶住美、苏的压力，毛泽东一方面寻求建立国际统一战线，另一方面则侧重于增强本国实力，以加重中国与苏、美抗衡的战略地位。这一时期他在国内先后提出了“多、快、好、省”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和旨在探索本国建设道路的“十大关系”。毛泽东希望中国甩掉经济弱国的帽子，成为工业化强国的心情，在这一时期与外宾的谈话中，表现的尤为强烈和迫切。

应该说明的是，毛泽东在这一国际战略中，所强调的“反帝”和“反修”的分量并不是平行的。由于他认为：美帝国主义已代替英、日、法帝国主义，全世界大多数人民都受美帝的压迫；美国想变中国为它殖民地的梦想始终没有放弃，它在中国周围建立许多军事基地包围我们。而中苏主要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中苏两党不团结有利于帝国主义，不利于世界革命，对中苏两国本身也是很大损失。所以，在“反帝、反修”两条统一战线中，毛泽东把侧重点又放在反帝统一战线上，明确提出主要斗争对象是美国。

现在有的西方学者和政治家，把这一阶段中国的外交格局说成是中国“以我为中心的、内向型的思想传统的影响”，是“中国把自己推向双重的对抗之中”。[11]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两反的外交格局实际上是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同中国为敌的严峻国际形势下被迫形成的。它是毛泽东不畏强暴、自主自强的民族气概的产物。这一国际战略的实施对中国这一阶段的对外工作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加强和发展了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从1957年2月到1965年7月，中国先后同23个亚、非、拉国家建交；并同周围一些国家解决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若干问题，发展了睦邻友好关系。第二，积极开展同西方发达国家的外交工作。在这段时期内，中国加强对西欧和日本的工作。其突出成果是中法建交，这使美国孤立中国的图谋在西欧打开一个缺口。对日本，通过民间外交保持和增进了两国人民间的交往和友谊，为最终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奠定了基础。由于这两方面外交工作局面的打开，使中国顶住了美苏两家的威胁，捍卫了国家的独立主权和尊严，并逐步发展成为独立于美苏两大集团之外的一支重要力量。

在这一时期特别是后期，由于受到强大的外部压力以及当时国内“左”倾思潮的影响，毛泽东在对国际形势的估计和与西方国家发展关系的问题上也有些“左”的偏向。比如：对第三世界的革命形势和世界战争危险估计偏高；而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新特点、新技术革命的兴起和世界经济的大发展则了解注意不够；在国内批评“三和一少”，强调不能和帝国主义和平共处，认为“所谓和平共处事实上只适用于中立国家”。[12]这些“左”的偏向对当时的外交工作，是有一定消极作用的。

三、联美遏苏的“一条线”和“一大片”的国际战略

自新中国诞生，我国对外一直是以反对美帝为主。直至1970年毛泽东发表的五·二○声明，主要矛头还是对着美帝。但在这之后，我们的提法逐渐变化，虽仍然提反对两霸，但主要是指向“苏联社会帝国主义”。1973年2月17日毛泽东在会见美国基辛格博士时，提出“一条线”的思想。1974年1月5日毛泽东在会见日本外务大臣大平正芳时，又提出“一大片”的思想。所谓“一条线”是指从中国、日本经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到美国都在这条线上；“一大片”是指这条线周围的所有的国家。“一条线”和“一大片”的思想是毛泽东新的国际战略。其主旨就是要团结这“一条线”和“一大片”中的所有国家，即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反对苏联霸权主义。这是毛泽东根据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苏战略态势和中美苏三国关系的变化所作出的新的国际战略抉择。这一抉择有着重要的现实依据：

第一，美苏争霸态势易位，呈苏攻美守；在两强争霸世界的矛盾斗争中，苏联处于主要矛盾方面。

进入70年代，美苏军事力量对比发生重要变化。1974年苏联战略核武器的数量赶上美国，在核武器运载工具和投掷重量方面已取优势，其近海防御性海军也发展成为一支能对美国造成威胁的远洋海军。这种军事力量的巨大变化，构成70年代美苏争夺态势变化的基础。面对这一变化，美国在战略上没有迅速作出调整，仍把很大一部分力量用在亚洲方面。而苏联则凭借增强的军事实力，利用美国陷入印支战争的困境，加紧在欧洲和中东地区同美国进行争夺。至使美国从70年代一开始便处于同苏联争夺的战略被动地位。美苏态势的变化，引起毛泽东的注意。他逐步把视美帝为主要敌人的注意力移到苏联方面。在60年代末的外宾会见中毛泽东曾几次指出：美国现在困难很大，日子不好过。进入70年代后毛泽东更明确地指出：在苏美争夺中，苏取攻势，美取守势；苏联野心很大，想霸占欧洲、亚洲，甚至非洲北部；苏联是当今世界的主要威胁。

第二，苏联在中苏边界大量增兵，挑起武装冲突，成为中国安全最大的威胁国。

在赫鲁晓夫当政的最后4年中，中苏边界虽发生过一些事件，但相对来说比较平静，还未大量增兵。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对华政策比赫鲁晓夫走得更远，尤以对中国施加军事压力和进行军事遏制最为明显。1969年发生的苏军侵入我黑龙江省珍宝岛地区和新疆铁列克提地区两起武装流血冲突，是当时中苏边境最严重的事件。在苏联日益严重的军事威胁的情况下，毛泽东在国内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口号，并在会见外宾中多次指出，苏联想控制中国；中国要准备打仗；现在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第三，美国放弃长期奉行的僵硬的对华政策，为中美两国的接近提供了回旋余地。

1969年尼克松入主白宫后，特别感到苏联已成为美国最强有力的竞争者。于是，急迫地想通过改善同中国的关系以增强美国对苏联的力量，进而维持全球均势，保持美国的领导地位。毛泽东作为一个富有远见的政治家，当然注意到美方所作出的姿态，在经过慎重考虑之后，毛泽东不失时机地作出恰如其分的反应。1970年10月1日，毛泽东引人注目地在天安门城楼上会见了他的老朋友、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及其夫人。次日会见的照片赫然出现在《人民日报》上。这种事情的发生当然不是偶然的。同年12月18日，毛泽东再次会见斯诺，向斯诺透露了欢迎尼克松来华的意思。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翌年2月尼克松亲访中国，并在上海签订了《联合公报》。中美关系的逐步恢复，不仅使双方放弃了敌对立场，而且为两国联合抗苏提供了现实的基础。

上述情况表明：中国对外关系中的主要矛盾已发生变化，由于美国的削弱和与中国关系的改善，中美矛盾已从主要矛盾降到次要矛盾；而苏联的扩张和武装挑衅，则使它与中国的矛盾激化，由次要矛盾升为主要矛盾。为此，毛泽东改变了60年代“反帝、反修”而主要是“反帝”的国际战略，适时地提出联美遏苏的“一条线”和“一大片”的国际战略。这一国际战略的总体构想是：以苏联为主要对手，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争取同第二世界国家的联合，建立包括美国在内的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统一战线。它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这一国际战略的指导思想。帝国主义阵营的分化，与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亚非拉新独立国家的出现，使世界政治经济力量出现新的组合，形成既相互联系又相互矛盾的三个世界。毛泽东根据这一世界形势的新特点，于1974年2月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明确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这一理论的一个重要意义即明确了苏联霸权主义的地位。毛泽东将苏联与美国一起划为第一世界，使人们易于明确当前国际舞台上苏美军备竞赛和战略对峙，主要是为了争霸。进而明白了反对苏联霸权主义同反对美国霸权主义一样，都有利于国际无产阶级和世界各国人民。这个问题的明确，对于中国有效地开展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斗争是十分有利的。

2.联美遏苏，是实施这一国际战略的重要一环。60年代末至70年代，毛泽东虽然在国内错误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使中国陷入长期内乱，但他始终警觉地注意维护国家的安全，密切注视着国际形势的发展。来自苏联的威胁，引起毛泽东深深的思索。为避免两面作战，毛泽东高度策略地运用苏美之间的矛盾，形成和美国的联合。应该指出的是，毛泽东与美国的接触是很有分寸的。他始终把握住三点不放：一是明确中美联合的目的就是要整垮苏联的霸权主义。二是不留情面的揭露美国在与苏争霸抗衡中想打“中国牌”的阴谋。三是坚定不移地坚持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毛泽东在中美关系问题上显露出来的胆识和远见，不仅维护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也为后来中美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而且对当时的世界战略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是实施这一战略的主要内容。第三世界是中国在世界上反对霸权主义可以依靠的基本力量，毛泽东对于发展同第三世界的关系始终是十分重视的。他多次指出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他反对当时世界上把美国、苏联、中国称为“大三角”的说法，他对第三世界的朋友说：“我们另一个三角，叫作亚、非、拉。”[13]毛泽东对中国属于第三世界的界定，实际上是确立中国在国际政治格局中的位置。这为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产生了积极影响。

4.大力开展同西方国家的友好合作，也是实施这一战略不可缺少的部分。西方国家主要是指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这些国家从其历史，从其继续保持殖民剥削残余，以及从其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来看，都说明继续保持着帝国主义特征。但是，它们现在同样受到霸权主义的控制、威胁和欺负，是制约战争的和平因素。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引导人们看到这些国家同霸权主义之间的矛盾：一方是为了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另一方是霸权主义的侵略扩张。正因如此，西方国家理所当然地属于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统一战线中的同盟军。

“一条线”、“一大片”的国际战略的实施，对于建立国际斗争新格局，促进中国同更多的国家建立和发展外交关系，改善中国的国际环境，提高中国的国际威望，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在这一时期，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结束了中美两国20多年的敌对状态；与日本正式建交；几乎改善了同所有西方国家的关系；继续发展了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友好合作。可以说整个70年代，是中国外交大踏步前进的时期。这与毛泽东国际战略的指导和影响是分不开的。

但毛泽东在联美遏苏的国际战略中对于来自苏联的威胁估计过于严重。他当时认为苏联业已变质，不再是社会主义，而是社会帝国主义，是最危险的世界战争策源地，也是最危险的敌人。因此，在决策上把备战放在第一位，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国防上处于临战状态，对国际上的和平与裁军持消极态度。在同第三世界某些国家的关系中存在“以苏划线”的现象。所有这些，都使中国的对外形象和对外关系受到了损伤。

四、毛泽东国际战略所含基本思想的现实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基本上是按照毛泽东的国际战略开展外交工作的。中国的外交实践表明，毛泽东制定的各个时期的国际战略，虽然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总的来说是顺应国际政治经济潮流和国际形势及世界格局变化的，也符合国内政策的需要。成绩是主要的。

毛泽东的国际战略根据国际形势和世界战略格局的演变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但是在大轮廓的变化中，也有始终未变的基本政策和观点，这些政策和观点可以说是毛泽东外交思想中的精华，对于我们今天的对外工作仍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第一，独立自主，自强自立，是毛泽东国际战略中的基本立场。旧中国遭受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长达一百多年，从清朝到国民党政府的外交都是屈辱外交，中华民族受尽了丧权辱国之苦。历史证明，没有独立自主，就没有一切。对此，毛泽东是刻骨铭心的。早在1945年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就郑重地指出：“中国如果没有独立就没有个性。”建国前夕，毛泽东又明确指出：“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有一丝一毫的干涉。”[14]毛泽东把这一基本立场渗透到他各个阶段的国际战略中去。在政治上，他始终反对依附美苏任何一方，强调独立自主处理本国事务，反对大国的控制和干涉。在经济上，他主张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强调建立不依赖大国的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认为只有经济上的独立，才有政治上的独立。在对外学习上，他主张独立思考，反对生搬硬套；认为对外国经验的学习，必须结合本国的实际，必须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加以研究。这些思想仍然是我们今天对外工作应该遵循的原则。正如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所说：“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

第二，为新中国创建和平的国际环境是毛泽东国际战略中始终一贯的国家目标。列宁依据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将长期并存的客观规律，提出了和平共处思想，目的在于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创造一个和平环境。毛泽东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坚持并发展了列宁这一思想。在理论上他反复强调中国的建设需要和平环境的重要性。认为“保持和平环境，这是大家最大利益”，[15]是我们对外工作的主要目标。在对外交往中“应该把思想体系上的分歧和政治上的合作分别开来。思想体系上的分歧不应该妨碍一国与另一国在政治上的合作。”[16]中国应该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基础上，同所有国家谈判建立外交关系。从实践上来看，毛泽东三个阶段的国际战略的实施无不是以反对霸权主义、争取国际和平环境为目标的。当今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这决定了中国仍然要把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作为外交的根本目标。

第三，支持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正义斗争，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合作是毛泽东国际战略中的主要内容。毛泽东认为：中国同亚非拉国家在历史上都遭到过西方帝国主义的压迫，有着类似的历史遭遇；独立后又面临着发展经济，防止帝国主义颠覆的相同历史任务，因此中国应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中国人民要为建设一个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并且要帮助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人民，完成我们应当担负的国际主义的伟大义务。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我国在外交工作上，依然坚定不移地奉行毛泽东一贯倡导的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的方针。邓小平在1984年5月会见外宾时明确说：“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这是我们对外政策的一个基础。”“中国永远不会称霸，永远不会欺负人，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

第四，密切关注世界形势和国际战略格局的变化，及时调整本国的对外政策，是毛泽东制定国际战略的基本方法。纵观新中国对外关系的历史，人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十分重视国际形势的变化，注意分析国际政治力量之间矛盾关系的演变，并依此精辟地概括国际格局，适时调整本国的国际战略。这一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形势的发展，制订出战略策略并不断加以调整的方法，为中国提供了在国际舞台上生动活泼地施展身手的可能性。面对当今风云变幻，扑溯迷离的国际局势，我们更需要很好借鉴毛泽东制定国际战略的辩证科学方法，及时调整外交政策，以使国家主权、民族利益不受侵害。

第五，团结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建立广泛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这是毛泽东国际战略中的主要策略手段。毛泽东在国际战略的制定中，很注意在认识世界格局和战略格局的同时抓主要矛盾，组织统一战线。新中国建立后长时期里的反对美帝的统一战线和70年代后的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统一战线，都是这方面的突出实践，收到了好的效果。进入80年代，由于我们正确执行与两个超级大国都不结盟，并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分别同它们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的外交政策，显然，已谈不上什么组织固定的反对它们的统一战线。但这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统一战线这种外交斗争形式了。在当前同发展中国家结成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统一战线，仍是我国一项重要的外交策略。然而现在所说的统一战线，不是针对哪一个国家或哪一个国家集团的，也不是要我们出面组织，更不是要我们来当这个统一战线的“头”。而是在一定的国际场合，针对一定的问题，自然形成的一种联合行动；反对的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行为。现实情况表明，毛泽东建立国际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进入80年代国际国内形势出现了转折性变化。全世界面临的主要问题：一是和平，二是发展。与此同时，国内形势也起了变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把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我党对国际战略又作出一次重大调整，其核心是实现两个根本转变：一是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经过综合客观分析，转变了对战争危险估计过高的看法，作出了和平可以维护的切实判断；二是转变了外交战略路线，不同任何大国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这次重大调整是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在新的形势下对毛泽东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坚持和发展。它表明中国的外交在成熟的道路上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72—1473页。

[2]参见张小路：《关键时刻的努力：1949年中共对美政策分析》，《新华文摘》1991年1期第62—66页。

[3]《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1085页。

[4]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

[5][6][7]《毛泽东同志国际问题言论选录》第234页。

[8]1949年4月28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关于对英美侨民及外交人员态度等问题给总前委、粟张、刘张的指示。

[9]在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援建的大型项目共有156个。根据中国第二个五年计划的需要，1958年8月和1959年2月，双方先后又达成再援建125个企业的协定。苏联援助建成的项目，涉及包括军工在内的众多大型工业企业，填补了许多空白，从而奠定了我国工业的初步基础，增强了我国的经济自立能力。

[10]“反帝”、“反修”是毛泽东当时采用的提法，这一提法在国与国关系上实质表现为反对美国、苏联霸权主义，为了保持与毛泽东的说法一致，所以本文仍保留当时的历史提法。

[11]《伟人与大国——施密特回忆录》第300页。

[12]1961年12月5日毛泽东会见委内瑞拉加拉加斯市议会代表团谈话记录。

[13]1970年6月19日毛泽东会见索马里最高革命委员会副主席艾南希谈话。

[14]1949年6月15日毛泽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

[15]1959年6月11日毛泽东会见秘鲁议员团谈话记录。

[16]1954年9月15日毛泽东关于英国工党在华活动情况给赫鲁晓夫的信。

来源：《毛泽东百周年纪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