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思维模式是每一位领导、每一名管理者都应具备的思维方式。但什么样的思维模式才是我们需要的，才能使我们战无不胜？毛泽东在指导我军军事活动时，始终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坚持科学的系统思维，创造性地运用唯物辩证法，从中国实际出发客观判断形势、把握战争规律和战争指导规律、指导军事实践活动，带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开拓出一片新天地，这是今天我们学习研究战略思维的模板和指南。

一、“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毛泽东唯物辩证战略思维模式之基

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本体性战略思维的基本特征。所谓本体性战略思维，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从中国实际出发客观判断形势、把握战争规律、指导军事实践活动的战略思维。

强调从实际情况出发认识战争。新民主主义革命之所以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把游击战争从战术层面提高到战略层面、组建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人民军队、把思想建设放在军队党建工作的首位、强调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一致性，都是基于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实际国情，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则用铁一样的事实证明了这些理论和实践的正确性。新中国成立后的几次作战实践，都是在基于“一切从实际出发”这一基本论断基础上的延续和完善，并指导我军取得一次又一次胜利。

强调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就是“桥”和“船”。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军的成长始终伴随着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教条主义者主张形而上学地照搬马克思主义，结果不仅没有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反而给中国革命带来极大的损失。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的实践过程中充分意识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的重要性，鲜明地提出“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为了更好地掌握这一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我党我军一方面组织开展了整风运动，要求全党全军同志学习马克思主义，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切实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另一方面，又强调要加强调查研究，以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防止“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鱼”。同时，注重理论的实践检验，强调正确的理论应该是从客观实际抽象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证明的理论。

强调结合实际情况预见未来发展。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善于从实际出发、把握规律、预见未来，并指导中国革命、国防和军队建设，是我军战略文化的重要特点，也是我国革命以及国防和军队建设能够书写辉煌篇章的重要因素。在大革命失败之时，毛泽东却充满信心地预见“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8年5月，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不到一年的时间，在中国国内到处充斥着“亡国论”和“速胜论”的论调时，毛泽东却以战略家的眼光和智慧得出了“中国的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的胜利属于中国”的正确判断，鼓舞了中国人民抗战到底的决心，并以雄辩的胜利事实证明了毛泽东基于实际情况对战争局势走向的正确预判。

二、“科学的系统思辨”是毛泽东唯物辩证战略思维模式之魂

任何事物都不是要素的简单堆积，而是由各种要素相互作用构成的整体，是一个系统。从系统的观点出发，需要研究整体与部分之间、整体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辩证关系。

以战争全局为着眼点筹划指导战争。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经常要求指挥员也要有战略眼光，有全局观点。他说：“没有全局在胸，是不会真的下一着好棋子的。”这就是说，作为指挥员必须站在战争全局的高度，去审视自己指挥的战争局部——战役或战术，从达到战争目的这个基点出发，对整个作战实施整体筹划，才能赢得胜利。在三大战役的筹划中，毛泽东自始至终是围绕解放战争彻底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战略意图进行的。三大战役的筹划指挥过程，充分显示了毛泽东高瞻远瞩、胸怀全局、高人一筹的卓越筹划艺术。

从政治高度审视思考并处理战争问题。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是马克思主义战争理论的一个基本观点。用系统的观点观察和处理战争问题，需要辩证处理政治和军事的关系。中国古代“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的重战思想和“主不可怒而兴师，将不可愠而致战”的慎战思想，充分显示出古人已经把战争上升到安国兴军的政治高度来认识。而克劳塞维茨认为，“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现实战争无非是政治本身的表现”，“政治是头脑，战争只不过是工具”，因此，“只能是军事观点从属于政治观点”。毛泽东批判地继承了克劳塞维茨的观点，不仅指明了政治的阶级性，而且进一步阐明了政治与战争的区别——“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从而使战争的政治属性变得更加清晰。他曾将1962年的对印自卫反击战称之为“军事政治仗或政治军事仗”。这说明在毛泽东看来，战争绝不是孤立的社会现象，而是与政治密切相关的，在战略筹划、战略决策中，必须高度重视政治因素。

将国家利益作为我军一切行为的准绳。国家利益是国家主权和安全的终极价值体现。因此，军队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过程中不能忽视国家利益，特别是核心利益。现实主义国际政治学的主要代表汉斯·摩根索认为：“只要世界在政治上还是由国家所构成的，那么国际政治中实际上最后的语言就只能是国家利益。”在我军的发展历程中，我军着眼国家利益全局筹划和指导军事行动，首先坚持把国家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20世纪50年代末，毛泽东断然拒绝苏联提出的与中国建立联合舰队和在中国设立长波电台的建议，反映出我党我军在主权这个问题上没有任何回旋余地的鲜明态度。

用辩证思维平衡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矛盾。国防和军队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是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党和军队都不能回避的重要问题。新中国成立后，面对百废待兴的国家建设局面，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必须建立强大的国防军，必须建立强大的经济力量”这两件大事的重要性，以及两者之间存在的巨大矛盾，明确地提出了“国防建设要服从并服务于经济建设大局、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指导原则，强调“我们一定要加强国防，因此，一定要首先加强经济建设”。用辩证思维处理了一手抓经济、一手抓国防的任务，围绕服从服务于党和国家的中心开展工作，体现了战略性的大局意识。

三、“军事辩证法”是毛泽东唯物辩证战略思维模式之粹

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于对军事问题的研究，并于1936年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军事辩证法”的概念。

以“军事辩证法”透视战争本质。毛泽东不仅指明了政治的阶级性，以及战争与政治的区别，而且揭示了战争的本质和根源。他认为，“战争——从有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这就不仅指明了战争同私有财产和阶级的关系，厘清了战争的根源，而且否认了战争的永恒性，提出了战争是一种历史现象。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指明了战争的目的、消灭战争的手段，以及中国共产党对于战争的态度。毛泽东认为，从根本上说，战争是为了达到一定的经济利益目的而进行的，但决定战争性质的是战争的政治目的。根据战争的政治目的，可以将战争分为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共产党人反对一切阻碍进步的非正义的战争，拥护一切进步的正义的战争。我们研究和参加革命战争的目的，是为了消灭一切反革命战争，实现人类的永久和平，消灭战争的手段是通过战争消灭战争。

以“军事辩证法”把握战争规律。毛泽东把无产阶级的战争观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军事实践活动中，形成了一整套唯物辩证的战争认识论和方法论。毛泽东首先强调了认识和把握战争规律的重要性，认为“这是任何指导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其次，阐明了战争规律及把握战争规律的观点。他一方面否定了历史上资产阶级思想家认为战争不存在客观规律的认识，而认为战争本身是有规律的，并且战争规律是可以认识的，从而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认识论。另一方面区别了战争规律与自然规律的区别，从而肯定了战争规律发生作用时的目的性。毛泽东认为，战争规律可以分为一般战争规律和特殊战争规律。在研究战争时，不仅需要研究一般战争规律，同时也要注意对特殊战争规律的研究和把握，特别是要注意对中国革命特殊的战争规律的认识和把握。在此基础上，毛泽东还第一次在军事思想史上提出了“战争指导规律”的科学概念，他认为战争指导规律也是有规律的，并且指明了战争指导规律与战争规律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从而在战争规律解决战争是什么的基础上，解决了战争怎么做的问题。

以“军事辩证法”指导战争实践。毛泽东对战略战术原则中所涉及的诸多矛盾进行了辩证分析。他把作为战争指导规律的战略战术比喻成“战争大海中的游泳术”，要求指挥员掌握战争的游泳术。围绕着“消灭敌人，保存自己”这一军事斗争的基本矛盾，毛泽东以对立统一的观点对军事领域的种种矛盾，如进攻与防御、优势与劣势、主动与被动、整体与局部、主要与次要、内线与外线、持久战与速决战、阵地战与运动战等，都做了辩证的分析，深刻揭示了战争过程中的辩证法。围绕“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这一对敌作战的总原则，毛泽东着重强调了“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以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主”，“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以己之长攻敌之短，充分利用敌之失误”，“审慎初战，适时决战”等具体作战原则。以“战略上以一当十，战术上以十当一”的根本原则，体现出主动性、灵活性和计划性高度统一的战争指挥艺术，反映出敢于斗争与善于斗争的统一，从实际出发和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统一。

（作者系中国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大校）

来源：《领导科学》2015年11月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