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七八月间，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冀鲁豫野战军遵照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强渡黄河，千里跃进大别山。这一战略行动，恰似一把利剑插进蒋介石反动统治的心脏，揭开了人民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序幕，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由内线作战转为外线作战，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从而扭转了整个战争形势，为夺取全国胜利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今天，当我们隆重纪念千里跃进大别山70周年的时候，认真回顾和研究毛泽东对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战略谋划决策过程和历史经验，有助于帮助年轻一代了解解放战争的历史、了解我党我军的伟大领袖和统帅毛泽东对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卓越历史贡献、了解这一杰出战略作战胜利的奥秘。

一、关于组织外线出击，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的谋划

早在1936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就明确指出，战略反攻“是防御战的最精彩最活跃的阶段，也就是防御战的最后阶段。所谓积极防御，主要地就是指的这种带决战性的战略的反攻”。（《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14～215页）可以说，在战略全局上把战略防御导向战略反攻和进攻，由战略内线作战转入战略外线作战，同敌人主力进行战略决战，最后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是毛泽东、中国共产党人和全军指战员的最大愿望。但是，由于敌强我弱和其他种种原因，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除了举行局部的战略反攻外，在战略全局上都不具备转入战略反攻和进攻的条件。在解放战争时期，我军终于赢得了在战略全局上转入战略反攻和进攻的条件。此时，毛泽东准确地把握战略反攻和进攻的有利时机，正确运筹“大举出击，经略中原”这一宏谋大略，指挥我军转入战略反攻即战略进攻。

毛泽东指挥革命战争，历来是高瞻远瞩，深谋远虑。对解放战争打到外线作战的问题，毛泽东早在确定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军队进攻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谋划。

1946年6月22日，全面内战爆发前夕，毛泽东在给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等的电报中，就开始考虑刘邓部队外线出击的问题，提出：在内线作战基础上，“如形势有利，可考虑以太行、山东两区主力渡淮河向大别山、安庆、浦口之线前进。”（《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284页）

1946年6月26日内战全面爆发。在我军中原突围后，7月13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政治委员郑位三的电报中，指出：“我党决心粉碎反动派的进攻，争取胜利，取得和平。我中原军之任务是以机动灵活之行动，在鄂豫皖川陕广大地境内，在外线牵制反动派大量军队，帮助我内线作战部队取得胜利，是为作战之第一阶段；然后我内线部队渡淮向南，与中原军会合，夺取信阳、大别山、安庆之线，是为第二阶段。”（《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338页）由此可见，刘邓部队向中原进军早已是毛泽东战略部署的中心一环。后来，根据战争形势变化，毛泽东要求刘邓部队“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10月29日，中共中央致电刘邓征询意见问：“内线作战，歼灭敌人一半左右，失地大部收复之后，应照前计划以主力向中原出动。此计划约在何时可以实现？”11月1日刘邓在回电中说：“打开局面，收复大部失地，三四月实现此计划是可能的，届时可向南发展。”两天后，毛泽东在一份电报中要求刘邓，“来年春或初夏向中原出击”，并要求他们“须先密筹经费，主要是衣服、油、盐、小菜钱”。还特别强调，豫东一带是将来战略机动的转换枢纽，应加以扩大和巩固。豫东之豫皖苏地区是一个重要的战略区，是将来刘邓大军外线出击、兵出中原的必经之地。可见，此时毛泽东已为刘邓大军向中原出击选好了前进基地。

1947年1月2日，毛泽东在给刘邓等的一份电报中指出：“根据现在情形，打退敌战略进攻和自己必要的准备，战略出击须在今年6月或更迟一点。”然而半个月后，即1月18日，毛泽东考虑到中原军区部队的困难，要求刘邓提前于5月间以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向中原出动。因为“我五师在陕南、豫西、鄂西非常困难，如你们出去过迟即有失败之危险。”（《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626页）1月24日，毛泽东再次电令刘邓：“缩短内线作战时间至四月底为止，准备五月开始（包括休整时间在内）向中原出动转为外线作战。”（《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638页）后来，由于中原军区部队已经转出豫陕鄂和鄂西北，摆脱了国民党军的“围剿”，3月6日，毛泽东又决定刘邓推迟转入外线作战的时间，除特殊情况外，继续留在黄河以北地区歼灭敌人，然后南下陇海路为有利。

当蒋介石由全面进攻转入集中兵力重点进攻陕北、山东两解放区以后，陕北、山东两解放区形势十分严峻起来，出现了毛泽东在3月6日电报中提到的“特殊情况”，需要刘邓尽快转入外线作战，配合陕北、山东两战场我军反击敌人的重点进攻。因此，4月27日，毛泽东致电陈毅、粟裕，询问他们对刘邓下一步行动的意见，电报指出：“你们对刘伯承、邓小平下一步行动意见如何？（一）出鲁西南及豫东较近地协同你们作战？（二）出中原较远一点配合你们作战，由你们出一部出鲁西南。互相联系？以上两项何者最为有利，盼告。”5月4日，毛泽东在为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刘邓等的电报中，对整个南线的战略进攻作了通盘部署，指出：“刘邓军十万立即休整，已东（6月1日）以前完毕，已东（6月1日）后独立经冀鲁豫出中原，豫皖苏边区及冀鲁豫边区为根据地，以长江以北，黄河以南，潼关、南阳之线以东，津浦路以西为机动地区，或打郑汉，或打汴徐，或打伏牛山，或打大别山，均可因地制宜，往来机动，并与陈粟密切配合。”（《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50页）四天后，毛泽东再次电示刘邓等，指出：“刘邓军仍按中央辰支（5月4日）电争取于已东（6月1日）前休整完毕，已灰（6月10日）前渡河，向冀鲁豫区与豫皖苏区之敌进击，第二步向中原进击”。5月9日，毛泽东又致电刘邓等“要求全党全军首先要面向蒋管区，把战争引向更远的敌后”。至此，毛泽东的战略意图很明确，就是要求刘邓尽早结束内线作战，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尽早渡过黄河，外线出击，挺进中原，以调动重点进攻陕北和山东的敌人回援，彻底粉碎敌人重点进攻，将战争由解放区引向国民党统治区，使全国各地战场转入战略进攻。

通过这段回顾，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决策刘邓大军转入外线作战挺进中原，是毛泽东高瞻远瞩、深谋远虑，在对整个战争形势进行科学分析基础上作出的正确决策。1947年6月，全面内战在中国大地已进行了一个年头。毛泽东认为，经过一年的较量，此时敌人虽然在数量上、装备上仍然占据优势，继续获得美帝国主义大量的军事、援助，且对解放区的重点进攻仍在继续，使我陕北和山东战场局势依然严峻。但是，敌人在被歼112万之后，虽经补充，总兵力仍由430万下降到373万人，特别是战略机动兵力大大减少，不仅被迫由全面进攻转为重点进攻，而且战线太广与其兵力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同时，我党领导的反蒋民主运动蓬勃发展，迅速遍及60多个大中城市，形成反蒋的第二条战线，使蒋介石陷入全民包围之中。我军总兵力上升至195万人，装备大为改善，士气极为旺盛，部队运用毛泽东战略胜仗的作战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特别是广大解放区进行着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使我军后方更加巩固。这一切都显示出，毛泽东从内战爆发前就一直盼望的我军转入战略反攻和进攻的时机基本上成熟了。而此时，蒋介石为了挽救其失败，又玩起了他长期从事反革命战争的手法，即把战争继续扭在解放区内打，以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财力，彻底破坏解放区的经济，使人民解放军失去依托，而不得不四处流动，同时又保持国民党军大后方的人力、物力、财力，以便消灭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早就识破了蒋介石的阴谋诡计，他决心抓住这个有利时机，不让敌人有喘息的机会，立即指挥我军转入战略外线作战，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大举出击转到战略外线，在外线大量歼敌，可以加快推进有利形势，从根本上改变敌攻我防的形势；可以搅乱敌人的战略部署，调敌回援，即粉碎其重点进攻，又使其无法从容转入战略防御，增大其战略进攻之困难；可以从战略上调动分散敌人，破坏其密集平推战术，造成我打运动战的战机；可以彻底粉碎敌方破坏我解放区的企图，在外线用蒋管区的骨头熬蒋介石的油，加剧其困难和危机，彻底破坏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我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战略方针。

二、关于刘邓大军实施中央突破，强渡黄河的战略决策

在毛泽东以我军的战略进攻打破蒋介石的战略进攻的宏伟计划中，他决定首先由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的中原地区。这一战略选择，也是毛泽东从战略全局出发深谋远虑下的一着妙棋。因为从战略全局看，当时，蒋介石利用黄河从陕北到山东所构成的“乙”字形天然态势，把主力集中于陕北、山东两翼，实施重点进攻，企图将我军压缩至“乙”字形弧内，然后聚而歼之。而在其联系两翼的战线中央，则凭借黄河天险只以少数兵力实施防御。这种兵力部署，刘伯承把它形象地比喻为两头粗，中间细的“哑铃态势”，其中央部分就成了要害和薄弱部分。从这里实施中央突破既击中蒋介石部署的要害，又容易获得成功，而且刘邓大军一直被部署在这一关键地域的北部。以刘邓大军实施中央突破，打入战略外线，亦是必然的选择。

对刘邓大军如何完成此项重大战略任务，毛泽东与刘伯承、邓小平从实际出发，不断地进行探讨。在渡河地段的选择上，针对蒋介石在黄河南岸东起东阿西至开封，长约250公里的黄河防线上，仅部署了刘汝明的两个整编师及地方部队；同时蒋介石认为，这一带河面宽阔、水位深，水急浪大，是一道不可逾越的“天堑”，他只命令部队在黄河南岸构筑了一些简单的滩头阵地和野战工事，没有形成坚固防线的实际情况。刘伯承、邓小平决定把突破敌黄河防线的渡河点选择在鲁西南的东阿至濮县之间，计划在张秋集到临濮集150公里地段首先强渡黄河，然后，歼灭黄河南岸刘汝明集团的两个整编师，扫清鲁西南之敌，配合华东野战军粉碎敌人对山东的重点进攻，乘胜直出大别山。关于何时突破黄河天险。当时刘邓大军主力正在豫北进行反攻作战。鉴于部队连续作战，已极度疲劳，6月2日，刘邓在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说，根据目前的知情和部队的情况，于6月10日出动实来不及，为避免仓促行动，影响今后任务，建议推迟于6月底准时渡过黄河。6月3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了给刘邓并告陈粟及朱德、刘少奇的回电：“（一）同意本月刘邓野战军全军休整，渡河时间推迟至月底。（二）在此期间，望令老黄河以北各区之部队，亦以主力从事休整，以期下月配合作战更为有力。（三）主力南进须作长期打算，望作政治上、物质上之各种准备工作。”（《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91页）6月22日，毛泽东在一份电报中说：“刘邓月底出击不变。”这一段时间，考虑到执行外线作战，把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必然会遇到很多困难，毛泽东多次要求刘邓大军必须从精神上、物质上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据此，刘邓大军在从年初以来准备的基础上，进一步加紧各项准备工作，特别是渡河作战的准备，根据地的广大群众，也积极行动起来，为部队的出征准备了大批的粮食、车辆和担架。

在做好各项准备之后，为了迷惑敌人，刘邓采用声东击西和支作战、主作战相配合的打法，在发起渡河作战的前几天，以太行、冀南军区部队伪装主力，在豫北发起作战；以豫皖苏军区部队向开封以南地区佯施攻势，以转移敌人视线；刘邓则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部队，经几天几夜的急行军，穿越豫冀鲁三省边界，行程300多里，先后到达黄河北岸渡河地点，并派冀鲁豫军区部队事先偷渡黄河，以接应主力南渡。6月30日夜，正当豫北、豫皖苏两战场我军大张声势、积极行动的时候，野战军主力在东阿至濮县150公里的地段上，突然发起了渡河作战。在南岸我预设部队的接应下，野战军主力部队12万大军，以偷渡和强渡相结合的战术，一举突破黄河天险，敌河防部队立刻全线崩溃。

当刘邓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突破黄河防线的消息传到南京时，不仅使正在设宴招待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蒋介石惊恐万分，而且也使司徒雷登惊呼其为“六三0事件”，认为“六三0事件决非好兆头”。

三、关于刘邓大军采用跃进方式挺进大别山的战略决策

正确地选定主攻方向，是保证战略进攻胜利的关键。通常，战略进攻的主要突击方向，是指向转入防御之敌的重兵集团。而我军战略进攻，则避实击虚，从中央突破，进攻方向直指敌之兵力空虚的战略后方和关系其统治安危的腹心地区，即以大别山为前哨的中原地区。“中原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正当敌人的大门，其中大别山是大门边。”（《邓小平军事文集》第2卷，第93页）毛泽东认为，此选择直指敌战略要害之处，我攻其必争、必救之地，必能打乱敌人的战略部署。把以大别山为前哨的中原地区作为战略进攻的主要突击方向，这是毛泽东全局在胸投下的一着妙棋。它既有利于我军乘虚展开，发展进攻，创造新的前进基地，威胁敌人的战略后方；又能迫使进攻陕北和山东之敌抽兵回援，以便将战争的主要战场推向国民党区域，彻底粉碎敌人的战略进攻，使战略主动权由敌方转入我方手中。这正如刘伯承指出的：“我军占据大别山，就可以东慑南京，西逼武汉，南扼长江，瞰制中原。……蒋介石必然要调动其进攻山东、陕北的部队回援，同我们争夺这块战略要地，这就恰恰可以达到我们预期的战略目的。”（《刘伯承军事文选》第761页）1948年4月，邓小平在豫陕鄂前委和后委联席会议上回顾挺进大别山时也曾说：“大别山，敌人必争，我也必争，……现在，中原吸引了蒋介石南线的一半以上的兵力，保证了其他地区的胜利展开。虽然在全国范围吃苦头最多，付出了代价，但换取了战略上的主动，取得了全局的胜利。”（《邓小平军事文集》第2卷，第94页）

刘邓大军渡过黄河之后，何时向大别山挺进，以什么样式的行动向大别山挺进，成为摆在毛泽东和刘邓面前的重大课题。毛泽东此时既通观全局又从实际出发进行了深刻的谋划，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既要考虑刘邓大军如何摆脱国民党军迅速组织的重兵堵截，又要考虑战略全局对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需求。

因为刘邓大军突破黄河防线后，蒋介石为迅速堵塞南线战场中央出现的缺口，拱卫战略要地徐州、郑州，匆忙向鲁西南地区调兵，企图以一部兵力死守郓城、定陶，吸引刘邓率部屯兵城下，陷于反攻不克、进退维谷的险境，而后以其主力东路军从巨野地区袭击刘邓大军侧背，与西路军会合，造成东西两路钳击刘邓大军于陇海路、黄河、运河三角地带的态势，迫使刘邓大军背水作战，把刘邓大军歼灭在黄河南岸，最低限度也要把刘邓大军赶回黄河北岸。但是，背水作战却难不倒刘邓大军。自7月1日至10日，刘邓大军在10天内，连续取得郓城、定陶等战斗胜利，开辟了北起黄河南岸的郓城、鄄城，南抵陇海路北面定陶、曹县的广阔战场，摆脱了背水作战的不得局面，掌握了战场主动权。随后，蒋介石调集第70、32、66三个整编师，在六营集、独山集、羊山集摆成长蛇阵，妄图拦阻刘邓大军。7月10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一份电报中指示刘邓：“如能歼灭70师，并争取在路北多歼几部敌人，然后休息若干天，整顿队势，举行陇海作战，似属有利。我军愈在内线多歼敌人，则出到外线愈易发展。”（《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131页）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通过分析当面敌情，刘伯承、邓小平决定打这三个整编师，并迅速取得六营集战斗胜利。但此后由于蒋介石企图固守羊山集拖住我军，待援军到达一举歼灭刘邓大军，加之连降大雨，羊山集久攻不克，部队伤亡也很大。7月23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了一份给刘邓的电报，指出：“刘邓对羊山集、济宁两点之敌，判断确有迅速歼灭把握，则攻歼之，否则立即集中全军休整十天左右，除扫清过路小敌及民团外，不打陇海，不打新黄河以东，亦不打平汉路，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占据大别山为中心的数百县，肃清民团，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吸引敌人向我进攻打运动战。”（《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147页）毛泽东主要是怕久攻不下羊山集，将延误刘邓大军南进的计划。刘邓接到毛泽东这份电报后，经认真研究认为迅速歼灭羊山集之敌是完全有把握的。在充分准备之后，指挥部队发起总攻，经7月27至28日一天多激战终于攻克羊山集。刘邓大军渡过黄河后，兵出鲁西南，接连胜利，迫使蒋介石从陕北、山东、豫北各地抽调8个整编师驰援鲁西南，从而打乱了蒋介石的战略部署，有力地配合了陕北、山东两战场我军粉碎敌重点进攻的作战，拉开了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序幕，并为刘邓大军下一步挺进大别山开辟了通道。

前面提到，在7月23日的电报中，毛泽东明确提出“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的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宏谋大略。7月27日，在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刘邓的电报中指出：“望你们立即集结全军休整补充半个月，执行中央梗（7月23日）电任务”，并提议刘邓率部于8月15日左右挺进大别山。在这期间，毛泽东对陈（赓）谢（富治）兵团和华东野战军如何配合刘邓大军直出大别山，都进行了周密的部署。对于中央的电报，在经反复思考研究之后，于攻克羊山集当天即7月28日，刘邓给中央回电，一方面表示拥护军委提出的方针，另一方面如实地陈述了部队目前存在的困难，希望能在内线继续作战方案一个时期，待时机更为有利时再向大别山挺进。也就在前一天，即7月27日，华东野战军陈毅、粟裕给中央的回电也指出，“如果我们能在内线再歼其机动旅十至二十个，将对外线歼敌有极大之便利。”陈粟还提出：迅速插入敌后作大发展能够逼敌回头，减轻正面的压力及解放区人民的痛苦，但我军完全没有根据地作依托，在目前之大规模作战是困难太大。基于这些理由，陈粟建议，再在内线作战一个月至雨季过去，解决了棉衣，然后南进就比较便利了。不难看出，作为两大野战军主要负责人刘伯承、邓小平和陈毅、粟裕，他们都主张仍在内线作战一个时期，尔后在有利的时机，再有依托地向南推进。

毛泽东是十分尊重前线指挥员的意见的。7月29日，他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了一份给刘邓和陈粟等人的电报，这是一份三个A级（最急）极秘密的电报：

刘邓，陈粟谭，华东局，邯郸局，并告陈谢及彭（德怀）：

各电均悉。（一）在山东敌不进及刘邓所告各种情况下，刘邓全军休整半个月后，仍照刘邓原来计划，第一步依托豫皖苏，保持后方接济，争取大量歼敌，两个月后看情况，或有依托逐步向南发展，或直出大别山。（二）陈谢集团照原计划于八月出潼（关）洛（阳），切断陇海，调动胡（宗南）军一部增援，相机歼灭之，以配合陕北之作战。该部亦与太行、太岳保持后方接济。该部是否远出伏牛、桐柏，依情况决定，有利则远出，不得则缩回河北。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已面告陈赓），如陈谢及刘邓不能在两个月内以自己有效行动调动胡军一部，协助陕北打开局面，致陕北不能坚持，则两个月后胡军主力可能东调，你们困难亦增加。（三）两个月内山东全军仍在内线作战，两个月后准备以叶（飞）纵再加他部取道皖西或苏中，相机出闽浙赣，两个月内派干部或小支队先去。

军委

午艳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158页）

第二天，刘伯承、邓小平接到这份不同寻常的电报后，反复看着“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这几个字不仅深深地印在他们的脑海中，更紧紧地牵动着他们的心。那段时间，毛泽东率中央前委转战陕北，死死地拖住胡宗南集团，处在“前有黄河，后有追兵”的严峻形势之中，曾几次遇到险情。最严重的一次离胡宗南集团主力刘勘部只隔一个山头，为确保毛泽东和中央前委的安全，电台都停止工作几天。最严重的另一次被刘勘部十几万大军压迫在南北三四十里、东西五六十里的狭长地带，处于可以清楚地听到敌人枪声的极端危险的境地。刘邓深深感到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对他们寄于无限的重托。他们想到眼前部队虽然很疲劳，立即行动虽有极大的困难，鲁西南地区也存在内线歼敌的良好时机，但党中央更困难，挺进大别山关系战略全局和陕北的安危，必须尽早行动。于是，刘伯承、邓小平经研究，7月30日13时给中央军委回了电报：

军委，中央局，陈（毅）粟（裕）谭（震林），华东局，陈（赓）谢（富治）：

连日我们再三考虑军委梗（7月23日）电方针，恰好顷奉艳（7月29日）电，决心于休整半月后出动，以适应全局之需。照现在情况，我们当面有敌十九个旅，至少有十个会尾我行动，故我不宜仍在豫皖苏，而以直出大别山，先与陈谢集团成犄角势，实行宽大机动为宜。准备无后方作战。要求下列数事：

（一）请山东令渤海，尽量赶运炮弹，急用，可能条件最好再给我们一千炮弹。我们已派车到德州接运。

（二）请邯郸即当千方百计派大批干部，接收现有之一万伤员，好抽医院出动。

（三）请邯郸将现存法币全给我们。

以上，请限十号前完成。

此外，建议陈（士渠）唐（亮）兵团在鲁西南拉一下敌人。山东抽出皮定均旅到大别山，作军区骨干。

刘邓

午陷

当天，毛泽东收到刘邓的这份电报后，立即于当晚19时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了给刘邓等人的回电：

刘邓，并告陈（赓）谢（富治）韩（均），及陈（毅）粟（裕）谭（震林）：

午陷（7月30日午时）电悉。如你们决心直出大别山，请注意下列各点：（一）开一次团长以上干部会，除告之以各种有利条件外，并设想各种困难条件，建立远征意志。（二）营长以上每人发鄂豫皖三省有县境的明细地图一份，油印的亦好，如每连发一份更好，使一切干部明白地理环境。（三）大体确定征粮、征税办法，告知一切干部，土地革命时期打土豪办法所得不多，名誉又坏，在我方政权未建立以前，仍暂时利用国民党下层机关（在我党有力人员监督指挥之下），以大体累进方法征粮，惟免除赤贫人口负担，方能解决大军给养。国民党人员未逃跑者除极坏分子外，均可利用，逐步过渡到人民政权。（四）如皮定均旅一时调来不及，请考虑以赵（基梅）纵使用于大别山。该纵由潼（关）洛（阳）渡后直趋大别山。陈谢则使用三十八军于豫西建立根据地。（五）如你们决定直趋大别山，决心不要后方，亦应使陈谢建立此种决心。如陈谢于八月下旬渡河，可能争取一个月时间，在豫西立住脚跟。胡（宗南）军主力由靖边、横山线南调，估计少须一个月行程，该敌十分疲劳。

军委

陷酉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162页）

从7月23日毛泽东提出刘邓率部直出大别山的建议，到7月30日刘邓决心“直趋大别山”，实行宽大机动无后方作战，再到毛泽东的回电。千里跃进大别山这一关系战争全局的战略决策，就这样确定下来了。

随后，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部队从鲁西南战场全部撤出，集中在巨野、郓城以北地区休整。这时，毛泽东对刘邓率部直出大别山的形势作了进一步思考。8月6日这一天，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连写了三份电报，给刘邓、陈粟、陈谢。对刘邓大军出去后敌人可能的对待作了预测分析，希望他们不要太急，在安全休整十天的基础上尔后出动。但是，就在这时，鲁西南战场形势发生了对刘邓大军的不利变化。一是蒋介石决定集中九个整编师围歼刘邓部于郓城、定陶、巨野地区；二是从8月1日起，鲁西南地区一直是连日大雨，黄河小学校猛涨，从阿城至东明一段黄河老堤时刻有决堤的危险。恰在这时，蒋介石又扬言其空军随时准备轰炸鲁西南黄河大堤，企图水淹刘邓大军。军情紧急，水情逼人。刘邓非常担心一旦黄河决堤，几十万大军如何转移？8月6日早饭后，刘伯承、邓小平召集前线指挥部科处干部会议，分析形势，讨论何时挺进大别山的问题。经认真研究，刘邓连夜给中共中央军委发了一封电报，指出：“我已决心提前于八月七日全军开始战略跃进！”（《刘伯承传》第392页）接到刘邓电报后，毛泽东于8月9日2时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给刘邓的回电，指出：“情况紧急不及请示时，一切由你们机断处理。”8月10日毛泽东在给刘邓、陈粟和电报中进一步明确指出：“只有南进才有利机动，刘邓决心完全正确。”

8月7日黄昏，刘伯承、邓小平率12万大军，在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部分兵力佯动排斥下，乘各路敌军代表团圈将拢未拢之际，兵分三路，从鲁西南巨野、郓城地区出发，开始了千里挺进大别山的壮举。以锐不可当之势，粉碎了敌人数十万大军的前堵后追，先后跨越了陇海线、涡河、黄泛区、沙河、洪河、汝河、淮河等重重障碍，经过二十多天的艰苦跋涉和激烈战斗，终于在八月末先后进入大别山区域。8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高兴地向中共中央军委报告：“我军已胜利完成渡过淮河、进入大别山这个跃进任务，敌人追击计划完全失败。”胡乔木回忆说，此时，刘邓大军出动后心情极不平静的毛泽东看了电报，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脸上露出轻松的微笑。

大举出击，千里跃进大别山，是人民解放军战争史上极为壮观的一幕。壮观就在于战略进攻的特殊样式——千里跃进。不要后方，不睬敌人，先敌出动，先敌到达，先敌展开，变被动为主动，变不利为有利。毛泽东指导战争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不拘泥于战争的常态之中，审时度势，实事求是，出奇计，走险棋，断然一击，置敌于无用之地。美国军事观察家贝尔登在《中国震撼世界》一书中惊叹：“我阅历过多次战争，但却未见过比共产党这次抢渡黄河更为高明出色的军事行动。说它高明出色，倒不在于这次军事行动本身（尽管没有行动一切都是空的），而主要在于对这一军事行动的构想——它的胆识、气魄，特别是它创造性的想象力。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领导人在这一事件上堪称为大师：他们善于抛弃不重要的方面，而紧紧抓住主要环节。”

（作者系原国防信息学院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