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研究毛泽东战略思维对研究毛泽东思想及其指导现实工作决策，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系统性是毛泽东战略思维极为重要的特征，它至少包括整体性、层次性、稳定性和历时性四个方面。研究毛泽东的战略思维特点，对于深化与拓展毛泽东思想研究及其指导现实工作决策，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毛泽东思想；战略思维；系统性特征

战略思维是围绕确立战略目标、任务和手段，进行战略规划和决策的全局性思维，是一种从全局的高度思考和认识问题的思维方法。它是掩藏在战略决策背后，认识、研究和处理战略问题的比较稳定的认知模式和思想分析框架，是战略家决定战略时头脑中的观念运动。战略思维一旦生成，就成为战略家研究和处理战略问题的思考范式，也成为后人研究战略家战略思想生成规律的重要路径。

独具特色、来源于中国革命实践的毛泽东思想正是毛泽东战略思维的结果。在毛泽东同时代，同样的中国革命实践产生了许多不同的战略思想。而综观历史，是毛泽东思想而不是其他的战略思想被中国革命实践验证是科学的、符合当时中国革命实践的。其中原因可以从毛泽东战略思维中得到解释和说明。因此，研究毛泽东的战略思维特点，对于深化与拓展毛泽东思想研究及其指导现实工作决策，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系统性是毛泽东战略思维极为重要的特征。所谓系统性是指他的战略思维具有整体性、层次性、稳定性和历时性特征，是全局观和辩证法的高度统一。

一、整体性特征

整体性是系统思维最基本的特征。在一个系统中，系统整体的特性和功能在原则上不能归结为其组成要素的特性和功能总和；处于系统整体中的各组成要素的特征和功能，也异于它们在孤立状态时的特性和功能，且它们的地位在系统中是不同的。毛泽东非常强调关照全局的重要性，并坚决反对认为全局利益要求的实现和功能的发挥取决于局部利益要求的实现和功能发挥的观点。他指出：“说战略胜利取决于战术胜利的这种意见是错误的，因为这种意见没有看见战争的胜败的主要和首先的问题，是对于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得好或关照得不好。如果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有了重要的缺点或错误，那个战争是一定要失败的”。在这里，毛泽东显然注意到了全局作为一个系统，其整体利益要求、全局的性质功能不是由局部或组成要素简单相加而成的。因此，指挥全局的人了解和把握全局至关重要。例如，毛泽东在指挥三大战役时，“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照顾战争的全局上面，照顾部队和兵团的组成问题，照顾两个战役之间的关系问题，照顾各个作战阶段之间的关系问题，照顾我方全部活动和敌方全部活动之间的关系问题”。1948年11月我军正式发起淮海战役，至l2月淮海战场上的敌人已被分割包围完毕，人民解放军已具备了全歼敌军的条件。但是在此关头，毛泽东出于配合平津战场部署并拖住华北之敌“不使蒋介石迅速决策海运平津诸敌南下”的考虑，不作最后歼灭部署。直到平津战场完成对敌人的切割、包围后，1949年1月6日淮海战场上的人民解放军才发起了总攻。此外，毛泽东强调，指挥局部的人把握了全局的战略意图，才能得心应手地驾驭自己所领导的局部，使自己的局部自觉而主动地配合全局，为实现全局的利益和要求服务。他说：“要求战役指挥员和战术指挥员了解某种程度的战略上的规律，何以成为必要呢？因为懂得了全局性的东西，就更会使用局部性的东西，因为局部性的东西是隶属于全局性的东西的。”

“然而全局性的东西，不能脱离局部而独立，全局是由它的一切局部构成的”，领导全局要注意那些全局中的关键点。毛泽东的战略系统思维明晰了系统及其构成要素的这个关系，指出：“说‘一着不慎，满盘皆输’，乃是说的带全局性的，即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一着，而不是那种带局部性的即对全局无决定意义的一着。”“若组成战争全局的多数战役失败了，或有决定意义的某一二个战役失败了，全局就立即起变化。这里说的多数战役和某一两个战役，就都是决定的东西了。战争历史中有在连战皆捷之后吃了一个败仗以致前功尽弃的，有在吃了许多败仗之后打了一个胜仗而展开了新局面的。这里说的‘连战皆捷’和‘许多败仗’，都是局部性的，对于全局不起决定作用的东西。这里说的‘一个败仗’和‘一个胜仗’，就都是决定的东西了。”他主张，“说重要，说有决定意义，不能按照一般的或抽象的情况去规定，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去规定”，“一个原则，就是注意那些有关全局的重要的关节”。平津战役中，为了实现封闭敌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的战略意图，毛泽东指出应把锦州地区作为首要的攻击目标，指示东北人民解放军“即使一切其他目的都未达到，只要攻克了锦州，你们就有了主动权，就是一个伟大的胜利”。当东北人民解放军攻克锦州，切断敌人退往关内的惟一通道之后，长春守敌在突围无望、守必被歼的情况下，只得或起义或投诚。因此，可见毛泽东战略思维整体性遵循了系统及其组成要素的辩证关系，坚持了全局观点和重点论。

二、层次性特征

层次性指的是系统中的每一部分同样可以作为一个系统来研究，而整个系统同时又是更大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毛泽东认为，任何一级领导者，关照自己所统辖的全局是绝对必要的，了解自己作为局部所隶属的全局也是必要的。也就是说，要把自己所指挥的系统放在一个更大的时空系统即环境中加以认识、考察和研究。因为懂得了自己作为局部所隶属的全局性的东西，就更会发挥自己作为局部的作用，同时也就能更好地驾驭自己所统辖的全局。他说：“世界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一国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一个独立的游击区、一个大的独立的作战方面，也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又说，“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全局，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全局，一个地球有一个地球的全局”。

为此，毛泽东就提出了“古今中外法”，指出要“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做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他以研究党史为例，说明了把系统放在所属的环境中加以研究的思想，指出，只从1921年起不能完全说明问题，要从“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起研究共产党的前身，这是“古今法”。同时，还要“讲到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如何凶恶地侵略中国。讲到中国无产阶级，就要讲到世界无产阶级，讲到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的斗争，就要讲到马、恩、列、斯他们怎样领导国际无产阶级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做斗争。这就叫‘中外法’”。他说：“我想，为了有系统地研究中共党史，将来需要编两套材料：一种是党内的，包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种是党外的，包括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等。两种材料都按年月先后编排。两种材料对照起来研究，这就叫做‘古今中外法’，也就是历史主义的方法。”这里的“中”实际上具有普遍的含义，即要研究的事物本身，即系统；这里的“外”实际上是与要研究的事物相联系的其他事物，即系统所处的环境或者称作大系统。

然而，无穷上溯又是不科学的。毛泽东认为事物系统除了普遍联系外，还有相对独立存在的性质，必须注意把二者结合起来。系统相对独立的性质就规定了我们在考察一个系统与其环境大系统的普遍联系时，必须把注意力放在系统与外界环境的直接关系和主要关系上。毛泽东以研究中共党史的“中外法”为例，指出，“研究中共党史，应该以中国做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国身上。世界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我们也必须研究，但是要和研究中共党史的关系弄清楚，就是要看你的屁股坐在哪一边，如果是完全坐在外国那边去就不是研究中共党史了”。

总之，毛泽东一方面强调要在高一级层次的系统上宏观地鸟瞰下级层次的系统，否则只把眼光盯在个别的局部的问题上，不从局部与全局或全局与外部环境大系统的关系中来理解局部的作用、地位和性质，就会看不到整体，就会“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另一方面强调我们注重的应是全局与环境大系统的直接联系和主要关系，否则，就会陷入无穷联系的“大海”之中，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出路。

三、稳定性特征

稳定性指的是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在涨落作用下的恒定性。毛泽东战略系统思维的稳定性特征突出表现在他的联合战略上，毛泽东有时把这种战略叫联盟战略或统一战线。

中国革命各阶段的主要任务与国内外各派力量构成了一个系统，但毛泽东联合战略系统的主体始终是广大人民群众。毛泽东认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在革命政府的周围团结起千百万群众来，发展我们的革命战争，我们就能消灭一切反革命，我们就能夺取全中国”。可见，毛泽东坚持唯物史观，把人民群众作为联合战略的主体，确保了革命统一战线的稳定性。对其他各派力量的政策不断做出调整，但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的战略指导思想是不变的。1927年由于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国共联合被迫破裂，中共举起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大旗。毛泽东决定在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建立村革命根据地，实行依靠贫农和雇农，联合中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经济，给富农以经济照顾，给地主以生活出路等正确战略。毛泽东通过这些战略，使党成功地获得了广大人民的支持，在四周白色统治中开辟和巩固了革命根据地，实现了革命武装割据。1935年12月毛泽东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批判了当时存在的“左”倾错误，分析了日本大举入侵中国后，国内阶级关系可能发生的变化，提出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在党正确主张的影响下，“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从而促进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随后建立起来。抗日战争胜利后，由于国民党中的顽固派坚持独裁和内战政策，国共合作被迫再次破裂，内战再度爆发。毛泽东提出了建立包括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其他爱国分子、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在内的极其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以壮大革命力量，孤立国民党反动派，使解放战争迅速获得胜利，终于夺得了全国政权。

1947年在革命全国性胜利为期不远的形势下，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胜利的经验时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可以说这是毛泽东和整个中国共产党对联合战略重要性的经验总结。在这些历史史实及其总结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革命的主要矛盾和环境在不断发生变化时，毛泽东的战略思维的系统性表现出一定的稳定性，那就是分清敌我，争取中间势力，联合未来的和次要的敌人，打击当前的和主要的敌人，即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并在联合大系统中始终保持党的独立和领导地位。

四、历时性特征

历时性指的是系统的要素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随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当这种变化达到一定程度时，就发生旧系统的瓦解和新系统的建立。毛泽东说：“一切事物总是有‘边’的。事物的发展是一个阶段接着一个阶段不断地进行的，每个阶段也是有‘边’的。不承认‘边’，就是否认质变或部分质变。”毛泽东的终极战略目标是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而中国革命却发生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中国的现实国情与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之间有很长的距离。毛泽东认为，必须把远大目标和现实国情结合起来，从中国国情出发，把远大目标分阶段来完成。基于历时性的系统思维方式，他把中国革命的目标分为两大阶段：第一，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民主主义国家；第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实行社会生产资料的公有化，逐渐消灭私有制。他把这两大阶段称做中国革命的两篇文章，“中国革命，有两篇文章，上篇和下篇。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一道，进行民族民主革命，这是文章的上篇，我们现在正在做这篇文章，并且一定要做好这篇文章。但是，文章还有一篇，就是它的下篇，就是无产阶级领导农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一篇文章我们也是一定要做的，并且是一定要做好的。目前是民族民主革命，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就会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

同时，毛泽东认为这两大革命阶段是相联系和相衔接的，“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它为社会主义革命提供必要的前提和条件，“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所以，“对于任何一个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如果不为这个目标奋斗，如果看不起这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对它稍许放松，稍许怠工，稍许表现不忠诚、不热情，不准备付出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而空谈什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那就是有意无意地、或多或少地背叛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不是一个自觉的和忠诚的共产主义者”。

正是在这种历时性系统思维下，毛泽东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整体发展规律，产生了实事求是的务实精神，通过把远大目标阶段化和适中化，使手段和目的在毛泽东的战略系统思维里达到了高度的统一。这种系统思维的历时性成为他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思想基础之一。

参考文献：略。

来源：《前沿》201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