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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01 次 更新时间: 2018-12-19 12:13:45      添加到我的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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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俊清 胡捷:论延安时期毛泽东战略思维的转变与创新
·鱼俊清 胡捷
标签: 延安时期 毛泽东 战略思维

    摘要:延安时期,毛泽东科学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维方法,准确判断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及时对党的战略思想进行大胆的转变与创新,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战略基础。认真研究延安时期毛泽东战略思维转变与创新的主要内容,对于新的历史条件下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延安时期;毛泽东战略思维;转变与创新;现实意义
    
    一、延安时期毛泽东战略思维转变与创新的主要内容
    
    每一时代的战略思维,都是那一时代历史的产物。延安时期,中国革命形势发生了两个重要变化:一是中国革命的主题从土地革命战争以来的民主革命转变为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民族革命;二是中国共产党所处的历史方位从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领导者转变为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局部执政的合法政党。由此,引起党的战略思想发生了从国内战争到民族战争、从民主革命到民族革命的转变。其问,毛泽东战略思维实现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对外等五个方面的重大转变与创新。
    1.政治上,由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工农民主统一战线向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转变。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集中表现为中日矛盾。日本以武力独占中国的行为引起了中国国内政治形势与阶级关系的重大变化,各阶层人民自发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抗日斗争。在国民党及其军队内部,出现了严重分化。大革命失败后一度追随国民党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也改变了政治态度。抗日战争广阔的历史背景为全国民众认同中国共产党提供了一个新的契机,也为党实现重大战略转变提供了新的历史条件。第一,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的转变。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集中讨论了关于民族统一战线、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等问题,批判了党内存在着的“左”倾关门主义,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会议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毛泽东在会上指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重性,是可以争取的,并且提出必须建立最广泛的“下层与上层”统一战线的观点。两天后,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着重阐明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政策。瓦窑堡会议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纠正了中共五大、六大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分析的错误,对中国的阶级关系做出了正确判断,不再把民族资产阶级当成“最危险的敌人”,而是当作反帝反封建的同盟者,党不仅仅要实行下层统一战线,也要实行上层统一战线。第二,对蒋介石集团策略的转变。为了进一步推动蒋介石南京政府转向抗日,1936年8月l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放弃“抗日反蒋”方针,向“逼蒋抗日”方针转变。9月1日,党内发出了《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出,“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所以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我们的总方针是逼蒋抗日”。这个党内指示概括了8月政治局会议的内容,标志着党中央“逼蒋抗日”方针正式确立。1936年9月l5日至17日,党中央召开了34人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进一步讨论统一战线问题。周恩来提出了“联蒋抗日”的问题,并指出,“联蒋抗日是具有重要意义的”。1937年7月15日,我党向蒋介石提交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耽搁已久的《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9月23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事实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地位。中共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标志着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工农民主统一战线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转变。此后,党中央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确定对蒋介石集团采取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统战策略,从而胜利地驾驭了整个局势的发展。第三,处理与各阶级关系上具体政策的转变。例如,给一切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以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改变对富农的政策、不没收富农的财产、保护民族工商业、欢迎海外华侨投资并保护他们的利益等。
    2.军事上,由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国内战争的运动战向抗日战争时期的游击战转变。根据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的实际情况。毛泽东要求全党全军实行军事战略转变,即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国内战争集中兵力打运动战转变为以分散兵力到敌后广阔的农村发动大规模的抗日游击战争。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用战略思维的眼光把中国抗日游击战争从战术范围提高到战略地位问题加以思考,并提出如下理由:一是敌人占地甚广,战线拉长,兵力不足,占领区空虚,适合游击战争开展;二是游击战争作为方式不是内线配合正规军作战,而是在外线单独作战;三是由党领导的坚强的军队和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抗日游击战不是小规模,而是大规模的,超出战术范围的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游击战,要求把游击战问题放在战略观点加以考察。对于军事战略转变的战略方针,1937年洛川会议上,毛泽东作了军事问题和国共关系问题的报告,系统地阐述了红军出师抗日的基本任务和战略方针。红军作战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包括有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于山地。毛泽东在《战争和战略问题》论述中把中国革命战争的军事战略转变分作国内战争和民族战争两个过程来研究。国内战争分为前后两个战略时期,前期主要是游击战争,后期是正规战争。抗日战争也是两个战略时期,前期战略防御和战略相持阶段,主要是游击战争,后期,即战略反攻阶段,主要是正规战争。由此,国内战争和抗日战争两个过程和四个战略时期之间,共存在三个战略转变:一是国内游击战争向国内正规战争的转变;二是国内正规战争向抗日游击战争的转变;三是抗日游击战向抗日正规战争的转变。
    抗日战争的历史进程充分证明了抗日游击战争战略转变的重要意义。它成为中国共产党发动群众,不断壮大抗日力量,最终赢得抗战胜利最重要的战略指导原则,并为以后由抗日战争游击战向解放战争的正规战转变,最终打败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奠定了基础。
    3.经济上,由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削弱限制富农,消灭地主阶级的政策向抗日战争时期“减租减息”兼顾农村各阶级关系的政策转变。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展开,原有的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的土地政策已经无法适应新的斗争形势需要。党中央迅速采取了停止没收土地的政策。这种经济政策的转变,把解决土地问题与保卫祖国结合起来,把土地革命同民族革命结合起来,通过调整自己的土地政策,以达到缓和地主与农民矛盾,实现了土地政策的战略改变。
    1937年8月25日,在洛川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中共中央正式提出了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要求地主、债主减租减息,减轻对农民的剥削,农民交租交息,承认地主、债主对土地和财产的所有权。1942年初,中央做出了《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和《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指示》,总结了抗战以来根据地进行减租减息的经验和问题,规定了减租减息的各种具体政策,决定在根据地深入普遍掀起减租减息运动。1943年,各根据地普遍掀起减租减息高潮。减租减息政策承认农民是抗日与生产的基本力量,减轻了农民身上的负担,激发了农民抗日与生产的积极性;同时兼顾了农村中各阶级的关系,照顾到地主、富农的地位和利益,这样做,有利于抗日救国,有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巩固。
    4.文化上,引导多元文化向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转变。抗战初期,中国大地文化呈多元态势。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为达到灭亡中国之目的,在以武力入侵的同时,强制推行殖民思想文化,建立起一整套完整的奴化教育体系。另一方面,抗战文化存在着国民党三民主义文化、中间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宣扬的民族主义文化和欧美资产阶级文化、中国共产党提倡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等多元文化。这种状况对实现全民族抗战极为不利。如何确立一个使中国普通民众,而且也能使中国知识分子从中看到希望的文化建设方案,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及时调整文化政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多维构建抗战文化理论体系,逐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抗战文化纲领——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
    1940年1月4日至12日,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毛泽东作了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演讲,以后改为《新民主主义论》,并在《中国文化》创刊号上发表。毛泽东认为,中华民族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性质不是一般民主主义的,而是新民主主义的。“现阶段中国新的国民文化的内容,既不是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又不是单纯的无产阶级的新文化主义,而是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想为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在内容表述上,这种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的,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是科学的,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是大众的,因为是民主的,为全民族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揭示了“抗战建国”新文化的本质,界定了中华民族新文化的社会属性,使“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化运动有了科学定位。
    5.对外方面,由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反对世界资本主义、进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向抗日战争时期反对日本侵略进行民族革命转变。延安时期中国革命的历史方位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一时期的中国革命不仅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而且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抗日战争的爆发,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根据世界形势的变化,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方针和政策由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反对资本主义、进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战略向抗日战争时期反对日本侵略进行民族革命的战略转变。具体讲是“两个结合”:—是把土地革命与民族革命结合起来,二是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结合起来。1935年l2月,党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正准备吞并整个中国,引起国内各种政治势力重新分化和重新组合,新的民族民主运动高潮已经到来。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确定党的战略任务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在中国的统治,取得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保持中国的独立与领土的完整。为了完成这一艰巨任务,党中央要求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动、组织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联合起来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总之,党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开展和进行民族革命与民族战争。在实行对外战略转变过程中,把对内反封建主义与对外反对帝国主义结合起来,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
    
    二、延安时期毛泽东战略思维转变与创新的现实启示
    
    1.要始终站在时代前列,科学判断中国革命和党的历史方位变化,及时进行战略思维调整。延安时期,毛泽东战略思维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能站在时代的前列,用马克思主义宽广的眼光观察世界与中国,从全局的高度判定中国革命和党的历史坐标,从而制定能指导革命实践的正确的战略思想。这种统筹全局的大局观和判断能力,对于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维化的今天,党制定总揽全局的战略思想、战略目标、战略方针和战略措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第一,要始终站在时代前列,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与中国。一方面,要全面把握时代脉搏和特征,把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放到世界和平发展时代的大视野中去观察,妥善处理影响世界和中国发展的各种复杂因素,抓住和用好国际形势发展变化给我们提供的战略机遇。另一方面,要科学判断和全面把握中国的基本国情和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主要任务等。第二,要科学判断和全面把握党的历史方位和肩负的神圣使命。历史证明,我们党的一切重大胜利和发展,都离不开正确认识和把握自身所处历史方位;而一切重大失误和失败,其症结也都同在历史方位认识上的偏差和错误密切相关。当前,我们总结和借鉴延安时期党正确判定历史方位的宝贵经验,一方面要认识到党和国家正处在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向前迈进;另一方面要认识到党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肩负任务的艰巨性、复杂性、繁重性世所罕见,全党必须常怀忧党之心,恪尽兴党之责,确保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第三,要根据形势任务需要,进行战略思维转变与创新,提出奋斗目标、政治路线和战略任务。党的七大提出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政治路线,明确了革命的领导者、目标、任务和途径,为中国革命指明了前途。今天,我们要以党的十七大提出的总目标、总任务和国际战略为指导:科学判断国际国内政治形势,及时进行战略思维调整,不断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和推进党的建设。
    2.要全面总结党在延安局部执政的历史经验,探索革命党思维向执政党思维转变的规律,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和先进性建设。党在延安革命根据地局部执政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执政经验:争取农民支持,奠定了党局部执政的牢固基础;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等广大中间势力支持,扩大统一战线群众基础;争取和实行民主制度,建立民主政权;加强根据地民主政权建设;在不同时期提出符合民意的口号和方针政策等。这些宝贵经验,对实现党从革命党思维方式向执政党思维转变,加强执政能力和先进性建设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我们要充分认识到革命党思维与执政党思维是两种不同的理念。首先,革命党思维关注的中心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革,即社会生产力方式和产品分配方式的变革。革命的首要问题——分清敌、我、友,也是通过分析各阶级在旧生产关系中所处的不同地位,以及由此派生的不同的利益关系来解决的。而执政党思维的聚焦点是寻求建设的动力,通过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寻找政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其次,革命党思维要求党必须首先代表社会上处于被压迫地位的中下层劳动阶级的利益,并有意识地为下层社会群体服务。执政党思维则要求执政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即执政为民。再次,革命党思维强调不同阶级根本利益的对立和不相容,而执政党思维以“执政”为立论的方向,以“建设”为开展工作的中心,强调整个社会的发展。革命党和执政党的区别,从表面看是路线、方针、政策的差异,而实质则是思维模式的不同。
    在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共产党不仅面临着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而且面临着由自我封闭条件下领导计划经济的执政党,转变为在对外开放条件下领导市场经济的执政党。这后一转变,不仅意味着我们党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的转变,而且要求党在思维方式、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等方面有重大突破。而理论思维的创新是实现这一突破的首要问题,也是探索新世纪新阶段依靠力量途径的必要前提。因此,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实现政党思维方式的转变,重点要解决好革命意识与改革意识,求异思维与求同存异思维,阶级性与社会性,政治动员与社会整合,理想诉求与现实目标,高度集权与执政的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等六组关系。
    3.要深刻预见和准确把握国际形势变化的新特点、新趋势,抓住机遇有所作为。第一,认清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给党的建设提出的新要求。近年来,世界多级化、经济全球化、发展模式多样化和社会信息化四个基本趋势深入发展,呈现出“五个重大”、“五个更加”的动态性特征:世界经济受到重大冲击,发展问题更加突出;国际力量对比发生重大转化,世界多极化前景更加明朗;主要大国对外战略出现重大调整,相互合作与竞争更加明显;国际体系面临重大变革,各种国际力量博弈更加复杂;国际思想文化领域出现重大动向,软实力之争更加激烈。在这个特殊阶段,机遇稍纵即逝,挑战更为严峻,要求我们必须不断提高全党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能力,使党的建设更加符合世界发展趋势,更加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第二,要把国内改革发展与对外开放、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与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三者统一起来。必须更加注重从国际国内形势的相互联系中把握发展方向;必须更加注重从国际国内条件的相互转化中用好发展机遇;必须更加注重从国内外资源的优势互补中创造发展条件;必须更加注重从国际国内因素的综合作用中掌握发展全局。第三,以新的战略思维方式把握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从战略高度运筹大国关系,积极扩大共同利益和相互合作,妥善处理矛盾和分歧;积极推进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合作,主动参与周边地区机制建设,构建和平安宁、和谐友好的周边环境;进一步增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扩大同发展中国家各领域的务实合作;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按照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的要求,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努力促进同世界各国在安全上对话协作。
    4.要全面总结延安时期党培养干部的战略思维,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政策制定好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延安时期党的事业之所以能如火如荼,迅猛发展,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有一条既注重理论养成又注意实践锻炼的正确的培养干部战略思维的干部路线。新世纪新阶段,我们要更加注重提高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能力。加强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领导能力培养,要贯彻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硬任务的战略思想,重点提高谋划发展、统筹发展、优化发展、推动发展的本领和群众工作、公共服务、社会管理、维护稳定的本领,注重增强新形势下依法办事能力和应急管理、舆论引导、新兴媒体运用、做好民族宗教工作等方面能力。搞好这些工作,对于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更好地担负起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使命具有重大意义。
    
    参考文献:略。
    
    来源:《理论导刊》2010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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