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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4 次 更新时间: 2018-11-28 10:56:12      添加到我的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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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卫 雷春:毛泽东战略思维的辩证法范畴
·胡卫 雷春
标签: 毛泽东 战略思维 辩证法

    提要:辩证法是战略思维的基础方法论。研究辩证法需从范畴入手,研究毛泽东战略思维需从辩证法范畴入手。涉及毛泽东战略思维的辩证法范畴主要有八对五大类,即战略主体关系范畴“朋友”与“敌人”、“团结”与“斗争”;战略结构层次范畴“战略”与“战术”、“全局”与“局部”;战略分析基本范畴“强”与“弱”、“优势”与“劣势”;战略布局范畴“流动”与“固定”;战略规划范畴“确实性”与“盖然性”。每一对范畴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揭示出毛泽东战略思维的规律与方法。五类辩证法范畴紧密联系,环环相扣,共同构成了毛泽东战略思维的基础。
    关键词:毛泽东;战略思维;辩证法范畴
    
    战略学家博福尔说:“战略的本质就是一种抽象的相互作用,它是从两个对立意志之间的冲突中产生出来的”。“所以,它是力量的辩证法艺术,说得更精确一点,是两个对立意志使用力量解决其争执时所用的辩证法艺术。”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矛盾分析法是研究矛盾双方或多方的对立统一关系的思维方法,这使得辩证法与战略思维有着天然的关系。博福尔对战略的表述从哲学层面概括了战略,即战略思维具有辩证法本质,辩证法是战略思维的基础方法论。
    毛泽东对唯物辩证法的重要贡献是围绕对立统一规律展开的。他将辩证法与战略思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纯熟地将辩证法运用于战略设计、战略布局、战略分析等战略思维的诸环节,创制了系统的有关战略思维的辩证法,领导我党我军取得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
    无论中国哲学还是西方哲学,哲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思维规律的学问,范畴在其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分析范畴是哲学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范畴是认识发展过程中的小阶段,是思维的基本环节,是经过人们长期反复实践的验证,具有高度概括性、稳定性的最一般的概念。特别是对于辩证法研究而言,范畴是构建辩证法理论体系的基本元素。老子《道德经》、黑格尔的《小逻辑》都可以看作辩证法范畴推衍的著作。研究哲学需从哲学范畴入手,研究思维规律,特别是辩证法的思维规律也需从范畴入手,研究毛泽东的战略思维则需要从辩证法范畴入手。
    毛泽东的著作中涉及的辩证法内容十分丰富。除论及一般意义上的辩证法范畴以外,与战略问题和战略思维有密切关联的辩证法范畴有十几个。本文将这些范畴进行了梳理,分别加以分析,并将这些辩证法范畴归于五类,即战略主体关系、战略结构层次、战略分析、战略布局、战略规划,这些正好是战略思维过程中最重要的几个基本环节。
    
    一、战略主体关系范畴:朋友与敌人、团结与斗争
    
    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的开篇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
    “敌人”是“斗争”关系,“朋友”是“团结”关系,这两对对立统一的辩证法范畴构成了中国革命和战争战略的首要问题。之所以是首要问题,是因为无论何种战略,都必须在战略制定之前弄清楚战略主体之间的基本关系,是冲突关系,还是合作(朋友)关系,这是制定战略的基本前提和起点。在分清“朋友”和“敌人”之后,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和战争的基本战略就是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以孤立和打击敌人。中国无产阶级“如果单凭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胜利的。而要胜利,他们就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
    在土地革命时期,帝国主义、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是革命的敌人,是斗争的对象;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的朋友,是团结的对象;农民是占人口的大多数,是革命的主力军。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或民族资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朋友,对于他们采用的是既斗争又团结的策略。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日矛盾成为当时中国革命的主要矛盾。相应的,国内的阶级关系发生了变化,原先的“敌人”,资产阶级、军阀、地主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同样面临生死存亡的问题,他们的政治立场发生了改变。于是,毛泽东提出抗日战争的统一战线所要团结的“朋友”是包括蒋介石在内的资产阶级及一切同意保卫祖国的人们。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策略变化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以斗争促成团结一切抗日势力。特别是在分析对蒋介石的策略时,毛泽东反复使用了“团结”和“斗争”这对辩证法范畴:“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中,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这一真理,已经逐渐为党内同志们所了解。”
    在解放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失败后,蒋介石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及其独裁政府成为斗争的主要敌人,被蒋介石政权所压迫中国各阶层人民构成了团结在一起的广泛统一战线,一起将蒋介石政权推向灭亡。
    可见,“朋友”与“敌人”、“团结”与“斗争”这两对辩证法范畴始终贯穿了中国革命和战争的各个时期,虽然在不同的情形下“朋友”与“敌人”是变化的,“团结”与“斗争”的策略也是不断变化的,但基于这两对辩证法范畴的战略思维方法是一以贯之的。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和战争之所以能够取得不断胜利,正是由于使用了这一辩证的思维方法,并将这一方法成功地用于分析中国革命和战争的战略问题。
    
    二、战略结构层次范畴:战略与战术、全局与局部
    
    结构层次分析法是一种系统化的方法,它可以使问题研究地更加具体细致,研究体系更加完整。对不同结构层次的研究,可以更好地辨别和区分战略结构的对象和各种影响因素,从而有利于研究不同对象和影响因素之间关系及其变化规律,为战略制定提供依据。
    毛泽东十分重视对战争中战略结构层次的研究,他经常分析战略的两个层次,战略和战役战术层次,或者说全局和局部层次。战略是研究全局规律的东西,研究战争局部性规律的,是战役学和战术学的任务。战略领导者必须区分出这两个层次,区别加以对待,并处理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局部隶属于全局,必须要理解全局,理解全局才能做好局部性的工作;全局不能脱离局部而独立,全局是由局部构成的。有些局部破坏了或失败了,不足以影响大局,因为这些局部不对于全局有决定意义。但是,如果具有决定意义的某一二个战役失败了,全局就会发生变化,“一着不慎,满盘皆输”。
    所以,战争的胜利不是取决于战术上的胜利,而是取决于战争的主要和首要问题,指挥全局的人应当把关注点放到全局的层面,重点是要关照好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系,照顾好关系全局的有决定意义的局部。不是为战争而战争,为作战而作战,而是“把战争或作战的一切重要的问题,都提到较高的原则性上去解决”。
    理解了战略结构层次范畴,才更容易理解毛泽东在制定战略和部署战略行动时的思维方法和意图。毛泽东十分重视在兵力部署和战略行动的布置时区分战略和战术两个层次。他指出:“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分析抗战的战略部署时,深刻阐述了战略和战术之间的辩证关系。他说,抗日战争虽然是持久战,但是在战略层次是防御战,在战术层次是进攻战,在战略层次是持久战,在战术层次是速决战,在战略层次是内线战,在战术层次是外线战,在战略层次是消耗战,在战役层次是歼灭战。
    在抗日战争的整体战略上区分战略和战术两个层次进行战略部署和行动,有利于通过战术上的、局部上的积累实现战略上的、全局上的目标,通过战术上形成的格局逐步扭转战略上的格局。这样,我军战略作战上的内线和防御,在战役和战斗的作战上就变成了外线和进攻。对于侵华日军来说,战略作战上的外线和进攻,在战役和战斗的作战上,就不得不变成内线和防御。由此,主动被动格局在战略战术两个层次发生调转。
    毛泽东通过战略层次结构的这两对范畴的比较,系统地说明了什么是战略,什么是全局,战略是如何相对战术而言的,全局是如何相对局部而言的,这两者是如何相互转化的。战略家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用两对范畴结合实际一比较分析,就显而易见了。
    
    三、战略分析范畴:强与弱、优势与劣势
    
    战略分析就是梳理战略主体所处的内外环境以及对手的情况,识别出战略格局中通用的可辨别的位置,并在这些位置中做出选择。在商业战略中有著名的SWOT分析方法,即优势(S)和劣势(W),机会(O)和威胁(T)分析。无论在哪个战略领域,战略分析方法是相通的,在毛泽东著作中,常用的战略分析范畴有两对:强与弱、优势与劣势。
    土地革命时期,在分析中国革命道路时,毛泽东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发展道路和总战略。这一总战略的分析基础正是基于敌我强弱与优势劣势的分析。毛泽东指出,敌人是强大的,国民党夺取了全国性政权,控制了全中国的政治经济命脉。但“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弱,但是立足于中国落后的脆弱的社会经济组织之上的反动统治阶级的一切组织(政权、武装、党派等)也是弱的”。随着帝国主义的侵略,商业资本的剥蚀,农民与地主的矛盾的加深,统治阶级的统治基础在不断被削弱,正是其弱点。
    此外,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中国统治集团间实际上是不统一的。在白色政权占据的地区,敌人具有优势,但由于白色政权间长期的分裂和战争,白色政权包围的区域反而成为其力量较弱的地方。帝国主义及其同盟军,总是长期地占据着中国的中心城市,在城市中占据了优势,但是在广大农村地区力量较弱,处于劣势。
    另一方面,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是弱小的。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之后,红军各个方面的条件是比较落后,非常困难。但是,红军又是具有相对优势的。在白色政权包围的这些小块区域和农村,由于敌人力量较弱,共产党却能够在这些小块区域中发生和坚持下来,在农村建立和扩展自身的红色区域,逐步积累自身的优势。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样用这两对范畴对抗日战争的战略全局进行了分析。虽然日本是一个强的帝国主义国家,但日本是一个小国,在较长战线作战,其兵力、财力必然面临不足。日本的战争是侵略战争,具有退步性,国际上是被孤立的。这三点是日本先天性的弱点,并且这些弱点随着战争扩大也会日益发展扩大。中国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但中国是一个大国,面对强大的日军,有足够的回旋余地。此外,抗日战争是进步的战争,中国还受到国际的援助,这三点是中国的优势,并在抗战过程中日益发展扩大。敌强我弱矛盾对比,决定了战争的长期性,决定了持久战的战略方针。中国的三个优势与日本的三个弱点,这三对矛盾决定了中国最终将获得胜利。
    除了进行强弱分析和优势劣势分析,毛泽东更为关注的是这两对辩证范畴的转换问题,即怎样由弱变强,将劣势转为优势。要实现这一转换,毛泽东认为:“我之相对的战略劣势和战略被动地位,是能够脱出的,方法就是人工地造成我们许多的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地位,去剥夺敌人的许多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地位,把他抛入劣势和被动。把这些局部的东西集合起来,就成了我们的战略优势和战略主动,敌人的战略劣势和战略被动。”
    因此,不断构建局部优势,是实现以弱胜强的关键。比如著名的毛泽东军事原则强调:“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广大乡村,后取大城市”。这些都是避实击虚,先攻击敌人的弱点,以此来构建局部优势。再比如,集中优势兵力的原则要求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以两倍、三倍、四倍,有时甚至是五倍或六倍于敌之兵力,包围敌人,进而全歼。“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这些军事原则都是在战役的局部层次,以集中兵力的方法构建数量上的局部优势。通过兵力运动和部署,在空间和时间上,建立每次战役的局部优势,在局部上使敌方的军事力量绝对减少,通过不断的积累,敌方的军事力量不断减少的结果,就是在战略上由量变转为质变,敌强我弱的格局得以转换。
    
    四、战略布局范畴:流动与固定
    
    战略布局是根据战略格局和对手情况,对战略资源在时间、地理空间、业务领域的排布,及其在战略格局的不同位置上对资源的利用形式与数量的安排。战略布局中需要考虑的最关键的因素就是资源的流动和固定这一对矛盾。
    毛泽东认为,在中国的革命战争中必须要处理好流动与固定这一对矛盾,既要坚持流动性,又要坚持固定性。坚持流动性,这是有革命战争性质所决定的。由于敌强我弱,在革命战争初期,红军必须以游击战为主,通过回旋,避敌主力,获取主动。由此决定了,在战略上,红军的作战方向是不固定的,作战线是不固定的,领土是不固定的,这些流动性来源于战争的流动性。“不要幻想有进无退的战争,不要震惊于领土和军事后方的暂时的流动,不要企图建立长时期的具体计划”。
    很长一段时间,毛泽东都在与“反游击主义”与“正规主义”做斗争。反游击主义坚持所谓“正规战争”,否认流动性,反对战略退却,反对所谓“丧失土地”,认为红军作战应当坚持“堡垒主义”,主张应以固定战线为主,以争夺固定阵地和获取可控制的土地为主要目标。
    毛泽东对于所谓反游击主义进行了鞭辟入里的批驳。他说,革命战争的根本目的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有无固定阵地和战线是需要以有利于实现这个目标来决定和取舍。要实现这一目标,“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放弃固定土地是为了保存军力,也正是为了保存土地;因为如不在不利条件下放弃部分的土地,盲目地举行绝无把握的决战,结果丧失军力之后,必随之以丧失全部的土地,更说不到什么恢复失地了”,这种无把握决战的结果就是丧失全部土地,进行两万五千里长征。因而,虽然丧失的是土地,但换来的是战胜了敌人,丧失了固定阵地,却争取了时间,实现歼灭和消耗敌人的目标,自身的战斗经验和有生力量增加了。
    随着自身有生力量的增加,流动性会向固定性转变。“只有在现在的流动生活中努力,才能争取将来的比较地不流动,才能争取最后的稳定。”例如,在第一次反“围剿”到第五次反“围剿”的过程中,游击性和流动性开始是很大,接着慢慢逐步缩小,固定性不断增加,之后方面军与中央政府成立,包含几百万人口的根据地得以巩固。反“围剿”失败后,红军和根据地的范围大大地缩小了,但经过长征,又在陕甘宁边区建立了根据地。所以,整个革命战争的发展趋势是由流动性向固定性转化的。
    毛泽东既强调流动性,也强调固定性,特别强调必须要有固定性的战略后方,即根据地。无论是土地革命还是抗日战争,毛泽东一直强调,游击战争的根据地“它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没有这种战略基地,一切战略任务的执行和战争目的的实现就失掉了依托”。“没有根据地,游击战争是不能够长期地生存和发展的,这种根据地也就是游击战争的后方”。
    毛泽东指出建设根据地,建立稳固后方,还要与“流寇主义”作斗争。他多次强调在游击战争的领导者们的头脑中,必须驱逐流寇主义思想。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他特别强调,流寇主义的主要表现是不愿意和群众在一起做艰苦的斗争,建立根据地和政权,而只想用流动游击的方法扩大政治影响。“一切流寇思想的表现,极大地妨碍着红军去执行正确的任务”。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又指出:“历史上存在过许多流寇主义的农民战争,都没有成功”。“只有彻底地克服了流寇主义,提出并实行建立根据地的方针,才能有利于长期支持的游击战争。”
    坚持战略布局的流动性,但同时反对“流寇主义”;坚持战略布局的固定性,但同时反对“正规主义”。“固定”以获取后方与根基,培养自身实力与能力;“流动”以保存自已,消灭敌人,通过自身实力逐步成长,促成流动性向固定性的转化,这些便是毛泽东在战略布局上的辩证法艺术。
    
    五、战略规划范畴:确实性与盖然性
    
    战略规划是依据外部环境和自身条件的状况及其变化来制定和实施战略,并根据对实施过程与结果的评估和反馈来调整和制定新战略的过程。战略规划时需要考虑的一对重要辩证法范畴是确实性与盖然性,确实性决定了规划的长期稳定性,盖然性决定了规划的灵活性和变化调整程度。毛泽东在战略思考的过程中将这一个范畴上升到了认识论的层次。
    毛泽东认为盖然性在战争中是普遍存在的,他指出:“我们承认战争现象是较之任何别的社会现象更难捉摸,更少确实性,即更带所谓‘盖然性’”。“统统相符合的事,在战争或战斗中是极其少有的,这是因为战争或战斗的双方是成群的武装着的活人,而又互相保持秘密的缘故,这和处置静物或日常事件是大不相同的”。
    在承认盖然性同时,必须也承认确实性的存在,不能走向无确实性的极端。毛泽东说,战争是向前流动发展的,正因为此计划才要不断进行改变,但在整个战争的发展过程中,在相对的范围内,流动是有限的、固定的,“是数的流动,不是质的流动”。“在绝对流动的整个战争长河中有其各个特定阶段上的相对的固定性”。由此决定了战略规划不能走向无确实性的极端。如果否认了固定性和确实性,就陷入了不可知论,战略的计划就失去了任何意义,战略规划根本无从下手,这便是战争的“相对主义”。
    确实性的存在为人们制定中长期计划提供了基础。“战争没有绝对的确实性,但不是没有某种程度的相对的确实性”。指挥者可以通过线索来把握这种相对的确实性,这样“战争的计划性就有了客观基础”。毛泽东认为即使战争确实性是相对存在的,战略的计划也必须是中长期的,他强调:“战略指导者当其处在一个战略阶段时,应该计算到往后多数阶段,至少也应计算到下一个阶段。”虽然这种计算越往后走一步,越难预测,越难精准,但毛泽东认为这种“贯通全战略阶段乃至几个战略阶段”的计划是必须有的,走一步看一步是十分不利于战略全局的。
    盖然性的存在,以及确实性的相对存在,为人们改变和调整计划提供了基础。有了贯穿全战略阶段的战略规划,指挥者可以随着战争的发展,依战争范围的大小而有程度地进行变化。毛泽东认为,战略计划虽有一定的固定程度,但同时也须随着战争向新的阶段的推移而进行改变。于是在认识论上,战略规划存在两个认识过程:第一个过程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前,第二个过程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后。第一个过程中的东西是否符合于实况,需要在第二个过程中重新加以检查。如果计划和情况不符合,就必须按照新情况,做出新的判断,把原有计划加以改变,使之适合于新情况。
    通过盖然性和确实性这一对辩证法范畴,毛泽东在认识论上将战争的客观存在与人们的主观认识的矛盾统一起来。主观与客观不符的时候,容易出现盖然性,需要及时调整战略,主观与客观相符的时候,表现为确实性,这是战略家制定战略计划的基础。
    综上所述五个战略思维的环节是紧密联系,环环相扣的,每一对辩证法范畴不是孤立的。分析整个战略格局中的强弱优劣,需要考虑战略层次结构,在不同层次上,优势劣势的分布是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战略布局的流动性和固定性会影响到战略规划的盖然性和确实性,流动性大容易导致高盖然性,而固定性与确实性往往联系在一起。总之,这些范畴直接或间接地相互关联,复杂地交错在一起。毛泽东战略思维的精髓就在于,在革命和战争的实践中近乎完美地处理好了战略思维中这几类辩证法范畴的矛盾,并将这些辩证法范畴的对立统一规律深刻地融入了其战略理论之中。
    
    注释:略。
    
    (作者为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战略哲学教研室副主任、副教授;三亚学院旅业管理学院讲师)
    
    来源:《理论视野》2014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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