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遇强更强的无畏斗志

毛泽东一生喜欢游泳，并多次畅游长江。毛泽东为什么喜欢游泳？一方面是在锻炼体魄，另一方面，游泳里面有哲学，反映了毛泽东的性格特征，他把在风高浪急的大江大河里游泳，视作在向大自然挑战。毛泽东曾经在他的诗词中写道：“敢与天公试比高”，60年代，他还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游泳是同大自然斗争的运动，你们应该到大江大河中去锻炼。”

如果说毛泽东无畏于在自然界的大江大河里搏击的话，那么，在革命、战争与政治的大江大河里，他更是敢于接受挑战，迎接挑战。俗话说，狭路相逢勇者胜。在漫长的革命战争的“大江大河”里，一支弱小的力量，能够最终以弱胜强、转劣为优，如果没有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勇气和智慧，那是不可思议的。在强敌面前，只有具备压倒一切敌人的勇气而绝不被敌人所压服，才会灭敌人的威风，长自己的志气。抗日战争刚刚结束，1945年8月间，蒋介石连续3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谈判，“共商国事”，企图给毛泽东出难题。然而，令蒋介石意想不到的是，毛泽东毅然接下了这个“请柬”，“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他亲自带领中共代表团到重庆与蒋介石和国民党谈判，令蒋介石措手不及。而毛泽东则充分利用这次闯入“虎穴”的时机，宣传共产党的民主政治主张，与蒋介石在谈判桌上唇枪舌剑，斗智斗勇。毛泽东与共产党赢得了广大民主人士的认同，中国革命吸引了更多的支持者和同情者，而蒋介石的内战政策则受到了来自全国各界人士的谴责和唾弃。

斗争在毛泽东那里，既是性格和信念，也是智慧和艺术。1959年4月，在一次党的会议上，毛泽东引用《聊斋志异》里书生晚上与鬼斗法的故事，说：“《聊斋志异》的作者告诉我们，不要怕鬼，你越怕鬼，你就不能活，他就要跑进来把你吃掉。我们不怕鬼，所以炮击金门、马祖。这一仗打下去之后，现在台湾海峡风平浪静，通行无阻，所有的船只不干涉了。”他还说：“长江，别人都说很大，其实，大，并不可怕。美帝国主义不是很大吗？我们顶了他一下，也没啥。所以世界上有些大的东西，其实并不可怕。”为了革命的利益，为了国家的前途，毛泽东有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无比胆略和钢铁意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是靠大无畏的斗争而得来的；新中国刚刚成立，面对美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毛泽东义无返顾，果断出兵朝鲜，又用斗争摆平了美帝国主义；50年代中后期，面对美国的战争威胁，毛泽东毫不犹豫，又两次炮击金门。

毛泽东曾说：第一，我们不要战争；第二，如果有人来侵略我们，我们就予以坚决回击。在国家民族利益受到威胁的时候，毛泽东旗帜鲜明，“丢掉幻想，准备斗争”，该斗就斗，斗则必胜，在斗争中赢得国家的安宁，在斗争中赢得国际地位。在60年代中苏交恶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两个超级大国同时与我国为敌，面对这种险恶的国际政治环境，毛泽东举重若轻，从容应对，“居安平两路”。在毛泽东那里，无论多么强大的敌人，统统不在话下。

五、超凡脱俗的创新精神

毛泽东所领导和指挥的人民民主革命，要打碎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破旧立新，当然就要创新，要用新的思想、新的方法、新的工具，来改变中国社会的旧制度。“敢教日月换新天”，毛泽东的战略思维，充满了创新精神。

毛泽东的创新精神，首先体现在他的现代意识上。他是现代文明的追求者、构想者和建设者。在求学时期，他就较多地接受了西方现代文明的思想，后来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同样是西方文明的光辉成果。这些外来思想中反对阶级压迫、主张民主自由、向往社会平等的现代内容，对毛泽东始终都有着重要影响。在后来的革命生涯中，毛泽东特别重视维护无权无势者的利益，多次在党内党外呼吁实行民主制，并在苏区开展民主实验，提出要用“民主”二字来走出兴亡周期律。纵观毛泽东的一生，他都是民主与平等的信仰者与实践者，以现代的民主、平等观念来反对专制和压迫，他一直都没有放弃这个追求和目标。

毛泽东的创新精神，更体现在他的超越意识上。在毛泽东心目中永远没有“天条”，他以孙悟空作喻，说他身上有“猴气”。这个“猴气”，就是指要超越一切既存规范规则，要突破所有教条束缚。就是对待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也主张要敢于怀疑、敢于超越。1953年3月，毛泽东在谈到创新时指出，马克思主义本身也是创造出来的，对于经典著作要尊重，但不要迷信，一有迷信，就把我们的脑子压住了，不敢跳出圈子想问题，那很危险。同年5月，他还指出，对于马克思主义也不要怕，马克思也是人。

中国革命是一场极富创造性的革命，它的创造性来源于中国共产党的创造性，来源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主要领导者的毛泽东的创造性。毛泽东以他深厚的理论功底，卓越的智慧，求实的作风，顽强的毅力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积极投身于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造性劳动，并为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做出了重要贡献。可以说，没有毛泽东的创新精神，也就没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的结合。

创新需要有眼光，需要有恒心，也需要有承受挫折和困难的勇气。在这些方面，毛泽东都体现了常人所难以达到的卓识和境界。在1925年召开“四大”前夕，一直在广州从事国共合作事业的毛泽东，突然回韶山养病，在这次会议上他连中央候补委员都没选上。他回家乡忙什么去了呢？埋头在那里搞起了农民运动。等他重新回到广州的时候，便已然是农民运动的权威。虽然他的那些农民运动主张，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党内多数人的支持和认同，但后来的中国革命历程却表明，毛泽东所设计的这条中国革命之路，不囿守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条条，才真正为中国革命奠定了基础。他对中国之道路的探索，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无其他经验可照搬，无现成模式可作参照，新意迭出、异彩纷呈，并承受了无尽的压力，这种超凡脱俗的创新精神，为世间所罕有。

毛泽东的一生，是不断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创造的一生。他说，他最不喜欢吃人家嚼过的馍。一生追求创造，是毛泽东的精神，是毛泽东的特质，也是他的力量和勇气的表现。

六、力挽狂澜的超常智慧

作为大战略家的毛泽东，具有力挽狂澜、越是在危急关头越显出超常智慧的非凡素养。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革命与建设生涯中，毛泽东一生经历过无数惊险事态，承受过各种各样的曲折过程。在许多时候，人们几乎已经感受不到希望，几乎山穷水尽，无路可走。然而，在毛泽东那里，奇迹却一次次产生了。革命路上多艰险，但没有什么艰险可以难住毛泽东，在看似绝望的情势面前，毛泽东总是能够正确领导党、军队和民众，置之死地而后生，在经过一番曲折后，屡屡化险为夷，创造出了令人难以想像的胜利奇迹。

中国共产党的武装革命从一开始，就非常不顺利，遇到过巨大的挫折。1927年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所领导的起义部队，很快就面临何去何从的问题。经过激烈争论，毛泽东提出的起义部队退却到湘粤赣边界坚持斗争的意见，获得多数拥护，前敌委员会遂决定迅速脱离平江、浏阳地区，转兵进入江西，沿罗霄山脉南下，寻找立足点。这一关键性的决策，不仅为中国革命保存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火种，而且开始了从进攻大城市到向敌人控制薄弱的农村进军的战略性伟大转折。

遵义会议则是另一个转折。1934年，由于王明、博古等人的“左”倾盲动路线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在蒋介石全力进行的第五次残酷“围剿”中，红军的反“围剿”遭遇了重大失利，不得不展开了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革命的挫折也引起了红军上下的反思，1935年1月，红军在贵州遵义举行会议，毛泽东据理力争，系统批判了“左”倾军事路线，全面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在党和军队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毛泽东重新掌起了革命之舵，这是毛泽东人生旅途上的一个转折点，也是中国革命的一个历史转折点，它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红军四渡赤水，出奇制胜，终于完成了战略大转移，在西北建立起革命的大本营。

毛泽东是中国革命航船的总舵手。中国革命正是因为有毛泽东掌舵，才冲破一个又一个的急流险滩，引导中国革命径直驶向胜利的彼岸。

中国革命是惊心动魄的，新中国成立后的历程同样惊心动魄。1950年决定出兵朝鲜，1958年决定炮击金门，1962年对印自卫反击作战，1969年冒着超级大国的核武器威胁坚决打响珍宝岛保卫战，每一次都是对国家、党和军队命运的巨大挑战，但每一次都在毛泽东的运筹帷幄之下，迎难而上，最终取得了斗争的伟大胜利。善于挽狂澜于既倒，充分体现了大战略家毛泽东的高超智慧。

七、挥洒自如的浪漫色彩

战略的制定、运筹与把握，在需要有科学精神作指导的同时，又需要有艺术家的天才想像，讲究进退有节，伸缩自如，在有形与无形之间保持灵活与弹性。作为大战略家的毛泽东，正是一位把握战略于股掌之上，“谈笑间灰飞烟灭”，充满了神奇浪漫色彩的艺术巨匠。

井冈山时期红军所遵行的军事斗争“十六字诀”，就淋漓尽致体现了毛泽东那种挥洒自如的战略家气质。“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不计一时之得，也不计一时之失，而是虚虚实实，实则实之，虚则虚之，避实击虚，出敌不意，就靠这套伸缩有机的战略战术，处于弱势的红军队伍，硬是一次次打垮了前来“围剿”的国民党正规军。遵义会议后的“四渡赤水”，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灵活机动，大踏步前进，大范围迂回，忽南忽北，声东击西，接二连三出敌不意，迫敌陷于被动，使敌人捉摸不定，穷于应付、疲于奔命，终于使红军一次次在惊险中绝处逢生，跳出了蒋介石数十万重兵的围追堵截。其历程同样如一首旖旎瑰丽的长篇诗歌，这种宏大的战略想像力，使红军争取到了主动，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胜利。毛泽东自己也曾把“四渡赤水”之战，看做是他平生的“得意之作”。

高明的战略家清楚，得不一定是喜，而失不一定是忧。1946年6月，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及国共两党签订的《停战协定》后，下令30万大军围攻中原解放区，挑起了中国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全面大内战。毛泽东再次在战略筹划中展现他的诗人气质，在延安军民毫不示弱、纷纷表示誓死保卫延安革命圣地的情况下，他却做出决定，主动撤离了延安，连同先前所丢，105座城市拱手“让”给了国民党。“将欲取之，必先与之”，正是这一令很多人难以理解接受的决策，保证了我军避实击虚、保存实力，并集中优势兵力，实现在运动中歼灭敌人，也因此创造出更大的战略转机，为1947年“经略中原”埋下了伏笔。

晚年的毛泽东在总结自己时，说他身上有“虎气”，也有“猴气”。所谓“虎气”当然是指那种举轻若重、雄视天下的宏伟气概；而“猴气”，除了表示创造性外，还包括灵活性、策略性和想象力，即进于不得不进、退于不得不退、可进可退、大胆设想未来前景的智慧与气质。毛泽东诗词中的那种奇诡、雄健、深远境界，实际上也是他进行战略运筹时的思想境界。在“喇叭声咽”、“残阳如血”的悲剧气氛中，在布满弹洞和革命者鲜血的雄关旁侧，他对革命没有灰心，不曾丧气，而是立下誓言，“而今迈步从头越”，展露豪情要“安得倚天抽宝剑”，“万水千山只等闲”。诗言志，言情，也言的是理想信念和世界观。毛泽东的战略思维洋溢着对未来的憧憬和对现实的超越。“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种革命浪漫主义、对未来的憧憬与自信，不仅是毛泽东自己，也是他领导下的党和人民军队，始终充满着战斗豪情，始终具有众志成城、无坚不摧的意志的生动写照。

毛泽东战略思维的浪漫色彩，还体现在他一以贯之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上。他是一位深具幽默感的革命导师，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甚至在危急关头，都能够谈笑风生，笑傲强敌，无惧无畏，迅速定下排危解难的决心，拿出转危为安的办法。晚年为捍卫中国国家主权与独立自主，他镇定自若，指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原子弹也是纸老虎”。在战略上藐视一切敌人，这种舍我其谁的气概，充满着革命的乐观与自信。

注释：略。

来源：《军事历史研究》200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