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战略的背后是战略思维，毛泽东在战略运筹上的高明，来自于他在战略思维上的别具一格。毛泽东的战略思维特色主要表现在七个方面：环宇覆盖的磅礴气势、哲史通达的深邃眼光、把握枢机的高超艺术、遇强更强的无畏斗志、超凡脱俗的创新精神、力挽狂澜的超常智慧和挥洒自如的浪漫色彩。这是毛泽东带领中国革命和国家建设从成功走向成功的保证。

关键词：毛泽东；战略思维；特色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推翻“三座大山”和建设新中国的漫长征程中，以无人比肩的深远卓识，运筹帷幄，高瞻明断，一次次化险为夷，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奇迹，为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为中国社会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悲惨屈辱命运，走向解放和独立自主，开辟了道路。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也改写了历史，像他这样集大革命家、大军事家、大理论家、大战略家、国际政治家以及诗人和书法家于一身的历史巨匠和大成至者，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历史上也是殊为罕见的。毛泽东的人格魅力、超群智慧和深邃思想，直到今天仍然对中国和世界产生着巨大影响。他在革命和建设历程中思考和筹划中国前途的匠思奇构，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具有超越时代、跨越空间的雄伟想像力，展现了一代巨人的伟大风采。

一、环宇覆盖的磅礴气势

近代以来的中国史，是一部充满痛苦和灾难的屈辱史。清朝末年专制政权的腐败统治，以及外来侵略者的反复蹂躏践踏，使中国社会长期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悲惨状态。乱世出英雄，国家的积贫积弱与“三座大山”的深重压迫，激发了一批又一批志士仁人，他们以“以天下为己任”，以改变中国“艰难的国运”和塑造“雄健的国民”为旨归，威武不屈，意志坚强，前仆后继，为中国的前途与命运而殊死奋斗。毛泽东则是他们当中最为耀眼的一个。他在1917年给老师黎锦熙的一封信中，就表达了要探究宇宙之“大本大源”的理想和志向。毛泽东笔下宇宙之“大本大源”，实际上就是救国救民、改造社会的信念，而其途径则要通过“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来达到。毛泽东认为这是“有大气量人”的历史使命，并把此作为自己努力追求的目标。

在领导中国革命艰苦卓绝的过程中，毛泽东也正是这样心存高远，气势磅礴，一往无前。高明的战略家总是善于预测和设计未来，这在毛泽东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如果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称作为旷古未有的、充满惊涛骇浪、波澜壮阔的历史活剧的话，那么，毛泽东无疑就是一位洞悉情节的来龙去脉，从而精心编排剧情的天才总导演。秋收起义失败后，面对革命一时的颓势，是继续在城市搞武装起义还是到农村发展革命力量，毛泽东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尽管当时党内有不少反对声音，但他认准方向，始终坚持这一道路。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一选择完全正确。“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他所播下的革命火种，终于从井冈山燃遍全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强大武力，中华民族能否抗击日本的侵略、将敌人赶出国门，在当时引起了许多人的疑虑。他高瞻远瞩，运筹帷幄，慧眼洞察，指出了抗日战争的四个特点：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小我大、敌寡助我多助，提出了“持久战”光辉思想，并合理划分了抗日战争由防御到相持、最后到反攻的三个阶段，指出了胜利的前景。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再次处在新的转折关头。面对“划江而治”的内外舆论，他坚决“将革命进行到底”；面对“一步到位”建立社会主义的主张，他指出革命应该“两步走”，在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之前，必须先要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并把这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比喻为上下两篇文章：“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不要“看不起这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他及时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作为大战略家的毛泽东超越一般人的地方，就在于他能够举重若轻，不仅是站在中国看世界，而且是站在世界看中国。他洞悉世界的发展趋势，也深悟中国革命应采取的战略策略。“西安事变”时，到底怎样处置被抓的蒋介石，一时在共产党和国民党内都产生了严重分歧，在危急时刻，他坚决主张保全蒋介石的生命与地位，这种以德报怨、一切着眼于抗日战争大局、从国家民族存亡角度来看待与处理问题的胸襟，令人叹为观止。新中国成立后，面对美国的全面封锁，他充满自信，谈笑风生。在1957年访问苏联期间，他断言不是西方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美帝国主义不过是纸老虎。1954年他还曾对芬兰首任驻中国大使说：即便美国的原子弹威力再大，投到中国来，把地球打穿了，把地球炸毁了，对于太阳系来说，还算是一件大事情，但对整个宇宙来说，算不了什么。这种玩乾坤于掌上、泰山崩于前面不变色的浩然，又是何等潇洒大气。而1972年打开中美关系大门，毛泽东见到来访的尼克松时，第一句话就是：“台湾是小问题，世界才是大问题”，其气度令尼克松折服。

二、哲史通达的深邃眼光

中国自鸦片战争后，一代又一代志士仁人，为改变中国落后挨打的局面，先后设想了一套套富国强兵的方案和采取过许多革新或革命行动。但这些方案和运动一个个都失败了，而只有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革命，才最终获得了成功。毛泽东的成功显然不是偶然的，而有其必然性，他比其他维新和革命者高明的地方，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在于他的那一套指导革命的思想方法，既站在了哲人思维的高峰，又契合了中国社会的实际需要。

毛泽东的战略思维，是在对两种对立思想理论的借鉴和超越中逐步形成并科学化的。纵观近代中国思想发展史，中国社会始终没有摆脱两极化的困惑——或者崇尚西方模式，富裕之地必是真理之邦；或者固守自身的儒家传统，祖宗之法不可违。直到马克思主义传入这块多难之邦，中国近代思想文化运动的两极化困惑才最终解除。而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也经历了一个辩难和求证的曲折过程。有着宏大救国之志的毛泽东，景仰过维新党人康有为、梁启超的改良主义，参加过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相信过无政府主义，企划过建立“新村”，也倡导过“湖南自治”……，历经艰辛的上下求索，在繁多的主义和各种救国方案中，马克思主义最后进入了毛泽东的视野。没有理论的革命是无效的革命，革命取得成功，必须有先进的理论导航，“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

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革命提供了强大的思想理论武器，然而，如果固守本本，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外来的和尚”还是可能会把经念歪的。如何在中国应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通贯中国历史，既熟悉过去的中国，更了解现实的中国，也就是懂得中国的国情。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把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同批判地继承中国思想文化遗产相结合，走自己的路，这才是中国现代思想理论的最佳轨迹。这条道路为毛泽东所首创，1935年他在党内明确提出“反对本本主义”，中国革命真正有了胜利的旗帜。

正是因为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这个思想武器，同时又熟悉中国国情，毛泽东才表现出了不同凡响的深邃眼光和独特洞察力。毛泽东所提出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似乎“离经叛道”，在遭遇重重怀疑和阻力的情况下，他坚持这一选择，实践证明他的选择是正确的。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农民是中国社会的主体，因此，中国革命要想成功，就必须发动广大民众，重中之重又在于发动农民。毛泽东不遗余力，在广大革命区域开展土地革命。土地革命极大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广大农民因此被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成了中国革命的最大生力军。

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国革命，是想建立起一个超越西方资本主义与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新型国家。为了防止历史成败周期率的重演，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进行了战略谋划。1945年7月，针对国民参议会参政员黄炎培提出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兴亡周期率的疑问时，毛泽东满怀信心地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够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1944年3月，在郭沫若为纪念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推翻明王朝300周年所作的《甲申三百年祭》发表后，毛泽东曾写信给郭沫若，说：“您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在解放战争即将取得胜利、中国共产党即将成为执政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及时向全党提出了务必保持谦虚谨慎，务必发扬艰苦奋斗精神的新的历史任务，并修改人民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重申和加强革命的纪律性。

毛泽东作为哲学大师，不仅有着高深的哲学造诣，写出了《矛盾论》、《实践论》等杰作，并能够熟练运用辩证思维指导中国革命和战争，而且博古通今，善于从历史成败得失中揭示规律。比如他特别注意和强调中国古代战争中那些以弱胜强的战例和农民战争的成败规律，从前者的研究中，他强调主观指导的正确性是使处于劣势和被动地位的弱军转成优势和主动的基本前提；从后者的研究中，他总结出黄巢、李自成那样的流寇主义，是历代农民起义在军事上失败的重要原因。历史是一面镜子，毛泽东以史为鉴，看到了中国革命的方向，也把握了中国革命的航程。

三、把握枢机的高超艺术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面对复杂情况与艰难险阻，总是善于抓住那些关键性环节和稍纵即逝的战机，及时排险解难，转危为安，把握主动，将革命从胜利引向胜利。

毛泽东历来强调从整体出发来考虑问题，强调矛盾的特殊性，强调矛盾的转化。他把革命看作一盘棋，围绕既定的战略目标，把握住战略枢纽，围绕关键问题进行运筹和部署；强调“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在动态的时空背景中发现敌我发展趋势和优劣对比的可能变化，把握“特殊规律”作用时间的临界点，从失败中看到转机，从胜利中看到危险，从而发挥高度的主观能动性，趋利避害，克敌制胜。

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就很好体现了他在进行战略设计时的这一思维特质。这篇著作系统总结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十年血战史的经验和教训，抽象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逻辑起点，乃是“既有顺利的条件，又有困难的条件”。这一基本判断是毛泽东把中国革命战争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考察的结果，它紧紧把握住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时代特点：中国是一个经过了一次大革命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敌人强大；红军弱小；共产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正是建立在对时代特点的准确认知上，毛泽东的战略思维才超越具体表象，深人到了事物内在，看清了中国革命中的不利因素，又看到了革命中化不利为有利的大趋势。

从战略的具体运筹来说，毛泽东战略思维的这种特质，尤其表现在他善于捕捉机遇，适时推进战略转变上。中国革命战争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先后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游击战争、从抗日游击战争向解放战争大规模运动战等多次重大的战略转变。每一次战略转变，都对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产生了重要影响。

战争中的枢机，是一种客观存在，也是人主动创造的结果。毛泽东特别重视从变动中的国际国内条件中发现并创造战略转变的机会。如1936年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前夕，面对国难当头，全国上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强烈呼吁，毛泽东果断实施“逼蒋抗日”政治战略，使中国主流民意很快被扭转至要求蒋介石停止围剿共产党、而与共产党携手抗日上来。“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国共合作抗日得以实现，它不仅成为中国国家命运的转机，使中国各派力量终于集合起来共赴国难，同时也为保存党的力量、发展革命力量创造了良好局面。

战略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艺术，科学精神要讲究原则与规范，而艺术涵养则体现为汪洋姿肆的想像力和对原则规范的突破。毛泽东作为一个大战略家，一切以国家利益与人类生存需要为基准，敢于超越一切既定原则与框架。在70年代初推动中美和解上，毛泽东再次表现出了他的这一天才战略家素养。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由于美国和西方对中国采取封锁政策，中美两国长期处于敌对状态，但到60年代后期以后，随着中苏关系和美苏力量对比的发展变化，尼克松政府的对华政策有了微妙的变动，不再一味与中国敌对，而试图与中国改善关系，加强合作。毛泽东及时洞悉了美国对华政策的这一迹象，果断把握机遇，呼应尼克松政府的要求，向以前的“敌人”伸出橄榄枝，握手言和，一举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改变了同时与两个超级大国对抗、对我国非常不利的国际政治环境。

注释：略。

来源：《军事历史研究》200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