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论及的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赶超战略，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充分发挥生产力的潜能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经济社会的高速度发展，赶上和超过发达国家。这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领导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进程初期的一个重要战略选择，在当时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

一、毛泽东为什么要提出赶超战略

任何一个运动或事件的发生都有其依据，赶超战略的选择，是当时社会多种要素“合力”作用的结果。

第一，振兴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感的强烈驱使。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入侵使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面临着深刻的民族危机。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成为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所面临的两大历史任务。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之前，先进的中国人在各种文化背景下，提出了各种形式的救国方案。“为解决器物不如人的问题，搞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为解决制度不如人的问题，搞维新变法，变封建专制为君主立宪，搞革命起义，变封建专制为民主共和；为解决观念不如人的问题，搞再造中国文化的‘新文化运动’。”（田克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轨迹》，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3—4页。）尽管这些方案由于种种原因历经挫折甚至失败，但其展现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却深深地影响着每一个中国人，鞭策着他们继续前进。作为从旧中国成长起来的、熟悉中国历史文化和发展进程的毛泽东等人，是不能不受此感染和启发的。

中国人民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了新中国，在政治上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获得自由和解放。但在经济上，“一穷二白”的落后状况难以在短时期内得到改变，当时中国的经济水平，不要说与同时期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和苏联无法相比，就是与国情相近的印度之间也有很大的差距。1954年6月，毛泽东曾忧虑地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9页。）这无疑在毛泽东的头脑中产生一种巨大的压抑感、危机感和紧迫感。振兴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感的强烈驱使，使得毛泽东希望加快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步伐，让中国人民扬眉吐气，幸福生活。

第二，社会主义阵营赶超浪潮的示范效应。

任何一个后发展国家都有摆脱本国的落后社会经济状况，提高社会发展水平的内在要求。社会主义首先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建立起来，且从诞生之日起，就处于资本主义的包围之中。他们必须在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进行斗争的过程中谋求自身的发展空间。列宁曾指出：“要么是灭亡，要么是在经济方面也赶上并且超过先进国家……要么灭亡，要么开足马力奋勇前进。历史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8—169页。）斯大林更是把“在技术经济方面赶上和超过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这一发展目标定位于关系苏维埃政权生死存亡的历史任务。他说：“你们愿意让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被人打垮而丧失独立吗？如果你们不愿意，那末你们就应当在最短时间消灭他的落后状况，并且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展开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速度，特别的办法是没有的”，“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了50年至100年。我们应当在十年内跑完这一段距离，或者我们做到这一点，或者我们被人打倒”。（《斯大林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8页。）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苏联选择了赶超的社会发展战略。二战前夕，苏联成为工业总产值在欧洲占第一位、在世界居第二位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一震撼世界的“工业化奇迹”，大大改变了苏联的社会面貌，也为苏联夺取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保障。

二战结束后，一批新解放的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事业出现了蓬勃向上的新局面。苏联继续在经济上快速推进，并成功发射了人类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苏联的发展对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了强大的示范效应，各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加快自身发展，出现了一番你追我赶的壮观景象。社会主义阵营中这种赶超浪潮，当然会影响毛泽东等对社会主义建设战略步骤的选择。

第三，“一五”计划的顺利实施进一步激发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雄心壮志，并认为在比较短的时间里赶超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是可能的。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社会的发展使毛泽东很兴奋。国民经济的恢复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推进也比预料中顺利许多；抗美援朝的胜利，打破了美帝国主义不可战胜的神话，为中国经济建设和社会改革赢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鉴于此，毛泽东在1955年12月发出了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号召：“中国的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的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这些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85页。）1956年底，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提前结束，“一五”计划的顺利实施，使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程可以加快，“本来的安排是用18年的时间完成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促进就很快”。

毛泽东对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起步阶段“一穷二白”的国情有着深刻的了解，但他又将“一穷二白”看作迅速赶超先进国家的有利条件。他说：“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78页。）在此基础上，他坚信人民群众的力量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强调“我们党同这6亿人口结成了血肉联系，依靠这个伟大的力量，凡是人类能够做的事，我们都能做……没有什么事我们不能做的”，同时，“我们有一个具有伟大生命力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这就完全能够保证我们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富裕、强大的国家”。（《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人民日报》1957年12月12日。）在上述各种因素的合力作用下，应该说，赶超战略的提出势在必然。

二、毛泽东赶超战略的设想和探索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赶超战略的设想是全方位的，主要包括战略模式上的从“走苏联的路”到“以苏为鉴”走自己的路的思想；战略步骤上的从“超英赶美”到“两步走”的思想；战略布局上的“从工业化到四个现代化”的思想。

第一，从“走苏联的路”到“以苏为鉴”走自己的路。

新中国成立初期，要进行国家建设，我们面前的工作极为艰辛，经验也不够。毛泽东指出，“要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63页。），无论共产党内、共产党外、老干部、新干部、技术人员、知识分子以及工人阶级和农民群众都必须诚心诚意地向苏联学习。我们不仅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而且要学习苏联先进的科学技术。1954年在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时，针对有些外国资产阶级报纸发现中国宪法草案中所宣布的道路“就是苏联所走过的道路”所表现出的失望，毛泽东回答说：是的，我们所走的道路就是苏联走过的道路，这在我们是一点疑问也没有的。1955年7月，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又重申，苏联所走过的道路“正是我们的榜样”（《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34页。）。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和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国从总体上采纳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

尽管如此，对照搬苏联的经验，毛泽东“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7页。）。同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自斯大林逝世后，在苏联发生了一系列令人震惊的事件，使人们看到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并非完美无缺。这时，通过对斯大林所犯错误的深入思考，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党中央和毛泽东重新审视苏联模式的利弊得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毛泽东提出了“以苏联为鉴戒”走自己的路的建设思路。据吴冷西回忆，1956年4月4日，毛泽东曾明确指出：“我认为最重要的教训是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3、24页。）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指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页。）可见，作为一位伟大的探索者，毛泽东力求超越苏联经验，寻找自己的建设道路的思想更加明确了。

第二，从“超英赶美”到“两步走”。

1956年8月，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议上提出了“超美”设想：“我们这个国家建设起来，是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将完全改变过去100多年落后的那种情况，被人家看不起的那种情况，倒霉的那种情况，而且会赶上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美国。”“假如我们再有50年、60年，就完全应该赶过它。这是一种责任。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所以，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应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89页。）可以看出，这时毛泽东的赶超设想在时间上还是放得比较长的。

继1957年11月毛泽东在出席莫斯科会议时提出“15年内赶超英国”的口号后，1958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乘风破浪》的社论，指出：我们要在15年左右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重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在这以后，还要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准备要用20年到30年的时间，在经济上赶上并且超过美国。同年4月，毛泽东写《介绍一个合作社》的批语时说：“十年可以赶上英国，再有十年可以赶上美国，说‘25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赶上英美’是留了五年到七年的余地的。‘15年赶上英国’的口号仍不变。”（《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卷，第179页。）1958年5月，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李富春提出：七年赶上英国，15年赶上美国。毛泽东在批语中改为：七年赶上英国，再加八年或者十年赶上美国。1958年6月21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又一次将赶超时间提前，他说：我们三年基本超过英国，十年超过美国，有充分把握。这种赶超设想，已经是一种急于求成、脱离中国实际的想法了。

“大跃进”期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受到了挫折，这引起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深入反思。据薄一波回忆，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说：过去总是冷得不够，热得多了一点。现在看来，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要那么十分急。十分急了办不成事，越急就越办不成，不如缓一点，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总结了“超英赶美”的经验教训，使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步骤逐渐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1961年9月，毛泽东在会见来访的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时指出：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50年不行，会要100年，或者更多的时间。1962年，他在七千人大会上再次强调，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100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1963年八九月间经毛泽东修改的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中第一次提出了“两步走”的战略思想。“在三年过渡阶段之后，我们的工业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考虑：第一步，搞15年，建立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使我国工业大体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第二步，再用15年，使我国工业接近世界的先进水平。”（《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7页。）1964年12月召开的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对“两步走”战略进一步表述为：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考虑：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从“超英赶美”到“两步走”，越来越接近中国的国情和社会发展规律，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改变中国贫困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

第三，从工业化到四个现代化。

工业化是中国共产党人对现代化的最初表述。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指出：“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1页。）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三年的国民经济恢复，党明确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把实现国家工业化的任务提上了日程。在苏联的帮助下，“一五”计划顺利完成，奠定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但我们在因循苏联工业化道路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1956年初，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指出，不能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而应走在大力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的基础上去发展重工业的道路。随后，他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提出“中国工业化的道路”的科学命题，并对其作了系统的分析。1958年以大炼钢铁为中心的“大跃进”，使工农业生产受到了严重影响。在纠正这个错误的过程中，毛泽东又进一步从社会扩大再生产的规律上阐述了农、轻、重关系问题，指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工农业同时并举。我们实行的几个同时并举，以工农业同时并举为最重要。”（《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21页。）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农、轻、重”的概念。到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这一思想完善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至此，毛泽东基本形成了以重工业为主，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同时并举为主要内容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思想。

随着对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认识的不断深化，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逐步形成了现代化的提法和思想。1957年春的最高国务会议和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两次讲话都讲到要建设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同年11月，刘少奇在庆祝俄国十月革命40周年群众大会上宣布，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从而把三个现代化提到了国家发展战略目标的高度。1959年底到1960年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强调：“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16页。）1963年8月，经他修改的《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指出：我们要“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卷，第346页。）。毛泽东所确定的“四个现代化”很快被全党和全国人民所接受，1964年12月，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郑重宣布：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总起来说，就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从工业化到四个现代化的转变，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等人对社会主义建设布局的认识逐步深入。究其原因，概括地说，其一，社会的发展是各个方面的全面发展，“工业国的提法不完全”。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起主导作用，没有工业化，就谈不上现代化。但是，现代化不是仅仅追求工业经济的增长，它包含了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等更高现代文明在内的丰富内容。其二，“四个现代化”是相互关联的，要同时并进，相互促进。“四个现代化”的实质就是实现整个社会的现代化，其中工业现代化是前提，农业现代化是基础，科学技术现代化是关键，国防现代化是保证。我们不能等工业现代化以后再来进行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

三、对毛泽东赶超战略应作客观分析

从毛泽东有关社会主义建设的赶超战略及其实践可以看出，一方面，它实现了中华民族亘古未有的发展进步，其成就正如邓小平所说：“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大大提高的。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才使我们这个人口占世界总人口近四分之一的大国，在世界上站起来，而且站住了。”（《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9页。）另一方面，由于在实施赶超的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客观实际和现实可能，也就导致了急于求成、盲目急躁乃至狂热，以致酿成了严重脱离实际的“大跃进”那样的重大失误。

第一，赶超是后发展国家社会建设的普遍规律。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后来者居上的现象俯拾皆是。就资本主义各国的发展情况而言，也是落后的超过先进的，例如在19世纪末叶，美国超过了英国，在20世纪初，德国又超过了英国，等等。二战后，随着殖民主义体系的瓦解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一些新的国家。这些国家一诞生，就被卷入了世界现代化的大潮。它们与早期国家社会建设相比，“处在完全不同的历史条件和国际发展环境中”，“一个突出的特点是政治变革引起经济变革，国家全力投入追赶型现代化、强制性工业化”。（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40页。）这就是说，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设过程中普遍存在的规律。中国是世界上典型的现代化后来者，在我们这样一个落后的大国搞社会主义建设，如果不能创造出比资本主义国家更快的建设速度，就无法缩短与前者的差距，就会永远陷入落后状态，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也就成为空谈。因此，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战略构想方面提出的赶超战略，其最终目的是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从这个意义上说，赶超战略无可厚非。

第二，在社会主义中国，实施赶超战略有一定的现实可能性。从新中国成立后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实际情况来看，当时毛泽东采取赶超战略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这种可能性主要取决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社会主义作为崭新的社会制度，在推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具有无比广阔的前景。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为赶超世界先进国家奠定了制度前提。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我们现在的社会制度比较旧时代的社会制度要优胜得多。所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比较旧时代生产关系更能够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性质，就是指能够容许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因而生产不断扩大，并使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这样一种情况。二是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党的正确领导为赶超世界先进国家提供了政治保证。党胜利地领导了一个伟大的人民民主革命，也就一定能够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方面都要坚持党的领导，“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03页。）。三是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积极性。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主体。列宁说得好，社会主义是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是人民群众本身的创造。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为赶超世界先进国家提供了精神动力。1958年当看到人民群众极大的创造力时，毛泽东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中写道：“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卷，第177页。）此外，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的援助，世界上一切兄弟党、一切同情者的支持，也为赶超世界先进国家提供了可能。

第三，对赶超战略要作具体的分析。有一种观点不加分析地把赶超看作“大跃进”的产物，进而对毛泽东赶超战略作出全盘否定，这是不科学的态度。诚然，这一战略在20世纪50—60年代的历史背景下，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曲折发展的实践基础上，不可能不受到“左”的思想的影响一度陷入误区；脱离实际的赶超，也只能走向盲目冒进，最终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比如，在重视主要工业品产量（这是完全必要的）的同时，忽视了社会主义社会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片面强调以人民群众的热情和积极性为动力，忽视客观发展规律，等等。但赶超战略不是急于求成和急躁冒进的代名词。“大跃进”、“超英赶美”与赶超战略有一定的关系，但并非赶超结下的“果”。实践证明，“大跃进”的严重失误，其根本原因在于对赶超战略认识方法上的错误，而不能完全归咎于赶超战略本身。问题不在于赶超，而在于赶超的方式是否符合发展实际，是否实事求是。事实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头30年的巨大成就，已经使中华民族的发展超越了整整一个时代，实现了历史性的大飞跃，这是举世公认的。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领导古老的落后的中国开启了赶超英美等发达国家的巨轮，尽管其在实践中留下了太多的遗憾。在历经磨难与挫折之后，我们看到的不是赶超战略的终结，中国人民正沿着邓小平开辟的正确轨道，把毛泽东的未竟之志变成光耀全球的辉煌”（李安增：《毛泽东的赶超战略论析》，《毛泽东思想研究》1995年第2期。）。邓小平之所以能够取得赶超战略的成功，创造出中华民族新的历史奇迹，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恢复和发展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辟了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改革开放伟大进程，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把毛泽东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赶超战略纳入科学轨道，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推进奠定了基础。

（刘洪森，曲阜师范大学政治与社会发展学院讲师；田克勤，东北师范大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来源：《党的文献》200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