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迫使中央红军实施战略转移。在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的险境下，行军方向的选择，是中央红军谋求生路、寻找出路、探求新路的关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和指导，中央红军在长征中经历放弃湘鄂川转攻川黔边，改变川黔边、经营川滇黔，否定青新康、北上川陕甘，最后落脚陕甘、奠基西北的过程。长征路线的演变，反映了战略意图和策略变化的统一。长征的胜利及其落脚点的选择，使党和红军找到了相对安全的地理位置；宣传北上抗日反蒋的主张，在政治上赢得了主动；锻炼了经过艰难困苦考验的红军队伍，将战略退却和战略进攻相结合，为民族民主革命的最终胜利创造了条件。

关键词：毛泽东；长征；行军路线；落脚陕甘

伟大的事业造就伟大的英雄。长征，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谁在异常艰难的条件下引领红军长征取得胜利，谁就称得上伟大的英雄。肖华在《长征组歌》中称赞道：“万众欢呼毛主席，马列路线指航程。……英明领袖来掌舵，革命磅礴向前进。”描述了毛泽东在长征航船中的舵手和核心作用。美国学者特里尔评价说：“毛泽东之于中国犹如摩西率领以色列人走出埃及。”（［美］罗斯·特里尔：《毛泽东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63页。）升华了毛泽东的英雄形象。本文从毛泽东对长征路线的选择及落脚陕甘的战略决策方面，探讨他在长征中的历史作用。

一、考察于都，选择突破口

1933年5月，蒋介石对中央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中共临时中央废弃过去反“围剿”中积极防御的方针，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犯了军事冒险主义错误：在进攻作战受挫后，采取消极防御的方针和“短促突击”的战术，同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打正规战、阵地战、堡垒战，拼消耗。1933年11月，李济深等发动“福建事变”，中央红军没有给予有效的支援，丧失打破“围剿”的良机。1934年广昌失守，粉碎第五次反“围剿”的可能性更加微乎其微。撤出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已是时间问题。

1934年5月，中央书记处做出决定，准备将中央红军主力撤离根据地，并报共产国际得到同意。战略转移的准备工作，只在极少数中央领导人中进行。为此，成立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毛泽东被排除在最高领导层之外，对此并不知晓。只是因为毛泽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在军队中享有很高威望，博古、李德才决定带毛泽东走。

当时，毛泽东正在赣南考察。他到达于都时，周恩来要求他重点考察于都方向的敌情和地形。9月20日，毛泽东电告周恩来：“信丰河【下】游从上下湾滩起，经三江口、鸡笼潭、下湖圩，大田至信丰河沿河东岸十里以内一线，时有敌小队过河来扰，但最近一星期内不见来了。”电报最后说：“于都、登贤全境无赤色戒严，敌探容易出入。现正抓紧西、南两方各区建立日夜哨及肃反。此复。”（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29页。）这份电报为中央红军长征提供了突破口。

10月初，患疾初愈的毛泽东接到中央秘密通知，赶回瑞金，到中革军委向周恩来等报告于都的敌情、地形、河水干枯等情况。他从洛甫（张闻天）那得知，政治局委员要分散到各军团去随军行动，当即向中革军委提出意见，要求在转移时将他和洛甫、王稼祥安排在一起；并应带走一部分女同志。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人员共8.6万余人，从瑞金等地转移，选择的地点，正是毛泽东调研的于都。

对于大规模战略转移，党的最高领导层没有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也没有对干部、战士充分动员。大搬家式的单纯退却，行动迟缓，攻无可攻，守无可守，乃兵家大忌。按原定计划，中央红军西进湘西，同红二、六军团（1934年7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认为，红六军团继续留在湘赣苏区，将有被封锁包围的危险，应该转移到湖南中部。8月，红六军团在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下西征。10月14日，红六军团与贺龙、关向应、夏曦率领的红二军团会合，开辟湘鄂川黔边根据地）回合。选择的路线，基本上沿赣、粤、湘、桂边境的五岭山脉往西。由于之前与陈济棠签订停战协议，11月中旬，中央红军顺利通过三道封锁线，进入潇水、湘水地区。国民党判明红军西进意图后，随即部署“追剿”和堵截，企图将红军“歼灭于湘江、漓水以东地区”。面这种形势，毛泽东提议，在敌军尚未合围之时，主动反击，寻机歼灭国民党军一部。彭德怀也建议中央，在灵活机动中抓住战机，消灭小股敌军，迫使蒋军改变部署，阻击、牵制敌人；否则，将被迫同桂军作战，其后果不利。但博古、李德拒绝了这些建议。

11月25日，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从广西全州、兴安间抢渡湘江。12月1日，终于突破湘江封锁线，跳出包围圈，但中央红军由8.6万余人锐减为3万多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湘江战役的惨败，使红军濒于绝境，直接考验最高三人团的军事指挥能力。博古一筹莫展，李德诿过他人。红军干部士兵痛定思痛，认识到博古、李德的错误路线和毛泽东代表的正确路线。“全军想念毛主席，迷雾途中盼太阳”，反映了全军上下的心声。

在西征途中，毛泽东、洛甫、王稼祥三人也多次讨论反“围剿”的教训，认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主要原因在于军事领导上的战略战术错误。12月初，中央红军翻越老山界之后，毛泽东、洛甫、王稼祥公开批评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错误。在军事战略策略上统一意见，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遵义会议中重新居于领导地位准备了政治基础和组织基础。

二、放弃湘鄂川，转攻川黔边

在行军中争论的紧迫问题，很快集中在红军战略行动的方向和方针问题上。中央红军在行进到湘西通道地区时，得到情报，说蒋介石已经识破中央红军前往湘西的战略意图，在湖南和贵州沿线布置了四道封锁线，扎个大口袋等红军去钻。如果仍按博古、李德的坚持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红军将有全军覆灭的危险。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张闻天等人向中央政治局建议，改变原定计划，立即转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周恩来赞同毛泽东等人的主张。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通道城（今县溪镇）恭城书院举行临时紧急会议，讨论战略行动方针问题。李德、博古仍坚持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毛泽东驳斥李德的意见，根据国民党军情，建议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西进。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都赞同这个主张。博古不再固执己见，李德提早退出会场。会议根据大多数人的意见，通过西进贵州的主张。

根据通道会议决定，12月15日，红军攻占贵州黎平。此时，北上、西进之争并未结束。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城召集会议，继续讨论红军行动方向问题。博古仍提出由黔东北上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李德托病未出席，但仍坚持己见。毛泽东主张继续向贵州西北进军，在川黔边敌军力量薄弱的地区建立新根据地。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强调“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39－440页）。黎平会议及其决定，使红军变被动挨打，转变为主动防御；连克黄平、镇远等城镇，缴获颇多，士气为之一振；打乱了国民党军原有的部署，将战略退却和战略进攻结合起来。1935年1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猴场召开会议，重申黎平会议决定，再次否定李德、博古的主张，决定和蒋介石主力部队作战，首先消灭他的一部，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最中心的任务。会议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2页。）实际上取消李德的军事指挥权。行军期间，王稼祥、张闻天等人都认识到，需要毛泽东来领导军事。

三、改变川黔边，经略川滇黔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会议肯定毛泽东在反“围剿”中所运用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指出博古、李德的单纯防御路线错误，是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选举洛甫、周恩来、毛泽东、博古、陈云为政治局常委，由周恩来、朱德负责军事，周恩来为军事指挥方面下最后决心的负责人。会后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遵义会议根据变化的情况，采纳刘伯承、聂荣臻的建议，改变黎平会议关于先以黔北为中心，再去川南创建根据地的决议，决定红军准备渡过长江，与红四方面军取得联系和配合，在成都西南或者西北地区建立根据地。

根据遵义会议精神，1月20日，中革军委发布《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指令中央红军“由黔北地域经过川南渡江后转入新的地域，协同四方面军，由四川西北方面实行总的反攻。而以二、六军团在川、黔、湘、鄂之交活动，来牵制四川东南‘会剿’之敌，配合此反攻，以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并争取四川赤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9－30页）。蒋介石为阻止中央红军，纠集嫡系部队和川、黔、湘、滇、桂等省地方军队，向遵义进逼，企图合围红军。

根据敌情变化而选择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是遵义会议后的显著变化。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总方针，不是单纯防御，而是决战防御；不是阵地战，而是运动战，辅之以游击战；不是边跑边打，而是在运动中歼灭敌人。1月28日，红军进攻土城失利，毛泽东和军委领导人立刻改变北进计划，西进渡过赤水河，开始了后被称为四渡赤水的神来之笔。

1月29日，中央红军除少数部队阻击川军外，主力分三路西渡赤水河，即“一渡赤水”，进入川南古蔺、叙永地区，寻机北渡长江。2月3日，鉴于中央红军连日在三岔河、永宁（即叙永）遭到川军截击，中革军委电令各军团改向川、滇、黔三省交界处的分水岭、水潦、水田寨、扎西集结。由于国民党军加强长江沿岸防御，并以优势兵力分路向中央红军进逼，2月7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放弃北渡长江、赤化四川的计划，致电各军团指出：我野战军原定渡江计划已不可能实现，改取“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的方针（《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8页）。2月16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发布《告全体指战员书》，强调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停止向川北发展，而在云、贵、川三省地区中创立根据地。同时提出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的原则，“决计停止向川北发展，而最后决定在云贵川三省地区中创立根据地。”（《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92页）

2月18日至21日，中央红军由四川古蔺县太平渡、二郎滩东渡赤水河（即“二渡赤水”），回师黔北，28日再占遵义，歼灭国民党军两个师八个团，俘获约3000人，取得长征以来最大的胜利。3月8日，中共中央发布《为粉碎敌人新的围攻赤化全贵州告全党同志书》，指出，遵义战役的胜利“给了我们在贵州首先在黔北站住脚跟，开始赤化群众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的可能”，号召以更大的战役胜利赤化云贵川及湖南等地域（《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27、130页）。

蒋介石重新调整部署、指挥军队向遵义一带合围。中央红军又由遵义向西开进。3月10日，毛泽东在苟坝出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林彪、聂荣臻提出的进攻打鼓新场（现金沙县）的建议。最后接受毛泽东关于不攻击打鼓新场的意见。之后，经毛泽东提议，中央决定成立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全权指挥作战，以周恩来为团长。在瞬息万变的战争危局中，为挽救红军的整体命运，这无疑是正确的选择。在新的军事领导集体指挥下，中央红军忽东忽西，声东击西，穿插于国民党重兵之间，使蒋介石难以判断红军的真实意图，只得分散兵力，四面布防。3月16日至17日，中央红军第三次渡过赤水河，进入川南古蔺地区，并派一个团伪装主力向西北挺进，主力在山沟丛林中隐蔽集结。蒋介石误以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调军队围堵，致使贵州境内兵力空虚。在达到调动国民党军大举西向之后，中央红军主力于3月21日至22日，第四次渡过赤水河。31日南渡乌江，跳出国民党军队的合围圈；前锋直逼贵阳，诱滇军来救。“示形于贵，实指云南”的策略，果然使国民党军队向贵阳以东开进。中央红军主力遂同驰援贵阳的滇军背道而行，4月下旬进入云南，直逼昆明。

4月28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召集负责人会议，研究北渡金沙江的行动部署。毛泽东最后发言说；遵义会议后，我军大胆穿插，机动作战，把蒋介石的尾追部队甩在侧后，取得了北渡金沙江的有利时机。云南境内的地形条件，不像湖南、贵州有良好的山区可以利用，我军不宜在昆明东北平川地带同敌人进行大的战斗。我军应趁沿江敌军空虚，尾追敌人距我尚有三四天的行程，迅速抢渡金沙江，以争取先机（《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53页）。4月29日，中革军委发布《关于野战军速渡金沙江转入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指出中央过去决定野战军转入川西，创建苏维埃根据地的根本方针，有实现的可能。应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消灭敌人，建立起苏区根据地（《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45页）。随后，中革军委一面派先锋团直逼昆明，迫使云南当局调兵回守昆明，削弱金沙江的防务；一面率主力迅速北上金沙江。5月3日至9日，中央红军主力全部渡过金沙江。真是“调虎离山袭金沙，毛主席用兵真如神”。这样，红军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四、否定青新康，北上川陕甘

由于采取运动战的作战方式，中央红军迂回往复，长时间、长距离走路，部队指战员非常疲惫，抱怨不被打垮也被拖垮。5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川会理城郊召开扩大会议。期间，林彪致信中革军委，提议“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四方面军会合”，实际上是反对大踏步前进或者后退的机动作战方针。会议否定了林彪的建议，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方针，决定立即北上同红四方面军会合。随后，中央红军通过彝族区，渡过大渡河，翻越夹金山，于6月17日到达四川懋功县达维镇，与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会合。红军一、四方面军会师，大大增强红军的力量，为党和革命迎来新机，为开拓新局面创造有利条件。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行动方向指向哪里，关系到红军的前途命运。然而，恰恰在这个根本问题上产生分歧。两军会合前，中共中央就收到红四方面军领导人来电，请速决“今后两军行动大计”。张国焘提出，西进西康、青海、新疆，到经济文化落后的区域发展，或向南，“直出成都，出长江，打到武汉去”（程中原：《毛洛合作与长征胜利》，河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90页）。

当时，蒋介石嫡系部队薛岳等部在后面追赶红军，国民党在懋功东面集结130个团，西面是茫茫草原，又是少数民族地区，南下、东出、西进都不可能，只有北上川陕甘，才是上策。6月16日，毛泽东会同朱德、周恩来、洛甫致电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指出：“一、四两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目前计划，两方面军宜“向着岷、嘉两江之间发展。至发展受限制时，则以陕、甘各一部为战略甘各一部为战略”（《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57页）。电报分析了不宜在川康展开的不利因素。6月18日，再次致电张国焘等人，重申这个意见。20日，洛甫、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联名致电张国焘，分析西进、北上和向川西南三种方向的利弊，力主北上，并邀请张国焘到懋功商决一切。

6月24日，张闻天在油印的《前进报》发表《夺取松潘，赤化川陕甘！》，分析西进青康的不利因素，强调北上川陕甘的战略方针，批评张国焘是逃跑主义。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懋功县两河口召开会议，讨论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的战略方针问题。周恩来作报告，提出以运动战迅速攻打松潘胡宗南部，北上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并说两个方面军要统一指挥，集中于中革军委。毛泽东发言同意周恩来的报告，强调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是向前的方针。战争性质不是决战防御，不是跑，而是进攻。责成常委、军委解决统一指挥问题。6月28日，根据两河口会议精神，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的决定》，指出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26页）。根据会议精神，制定松潘战役计划。

然而，张国焘以“统一指挥”、“组织问题”没有解决为借口，延宕红四方面军主力北上。7月，毛泽东等人一面电促张国焘北上，一面会见徐向前等四方面军指挥员，强调两河口会议精神。18日，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讨论组织问题，任命张国焘为总政委。但张国焘仍拒不执行北上的决定，导致一再贻误战机，胡宗南乘机在松潘集中兵力，使红军陷于腹背受敌的危险境地。7月31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撤销松潘战役计划，改经草地北上。8月1日，红军总部发出攻占阿坝、北进夏河流域的指示。3日，拟定《夏洮战役计划》，提出“攻占阿坝，迅速北进夏河流域”，“形成在甘南广大区域发展之局势”。

8月4日至6日，中央政治局在沙窝举行会议。毛泽东在发言中分析蒋介石的统治状况，西北地区地理位置的优劣，井冈山会师的经验。会议重申两两河口会议确定的集中主力北进、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强调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和红一、四方面军的团结。张国焘在发言中对建立川陕甘根据地表示怀疑（《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64－465页）。随后，将红一、红四方面军混合编组，分左、右两路北上。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率领，经阿坝北进。右路军由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经班佑北上。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随右路军行动。

8月19日，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确定张闻天负总责，毛泽东负责军事，王稼祥负责红军政治部；博古负责宣传部；凯丰负责少数民族委员会。这一决定，将领导权集中在政治局常委会和党中央总书记，对张国焘拥兵自重、争夺党军大权是一个制约。20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作夏洮战役后的行动问题的报告。他从军事、经济、民族、地形等方面，指出红军主力不应向西而应向东，后方移至甘肃东北与陕西交界地区（《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67页）。同日，中央政治局通过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分析了周边国民党军的特点，强调同红二十五、二十六军汇合，创建陕甘边苏区，成为西北甚至全国革命运动的领导中心。针对张国焘坚持西进的主张，指出若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宁、新僻地，是不适当的，是极不利的（但政治局并不拒绝并认为必须派遣一个支队到这个地区去活动）。”因为这个地区是对敌军有利的地域，并可能会引起少数民族同汉族的嫌隙，自然条件恶劣、物质匮乏等。这是危险的退却方针，是丧失信心的右倾机会主义（《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89－292页）。

之后，右路军经过艰苦跋涉，走过荒无人烟的大草地，成功组织包座战斗，打开通往甘南的通道。然而，张国焘拒绝向右路军靠拢。9月初，张国焘出尔反尔，下令红五军返回阿坝。8日，张国焘一面致电左路军驻马尔康地区的部队，要军委纵队待命，如其不听，“则将其扣留”；一面致电陈昌浩、徐向前转中央，反对北进，坚持南下，声称“左右两路决不可分开行动”。9日，张国焘不顾中共中央关于南下阿坝的不利因素的警告，背着中央另电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

在千钧一发之际，叶剑英看到张国焘发给陈昌浩的那个电报，立刻秘密地赶往中共中央驻地向毛泽东报告。当晚，毛泽东同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和周恩来等紧急开会，当机立断地决定率红一、三军团迅速脱离险区，立即北上。9月10日，发布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分析川西北的不利因素，强调南下将是绝路，号召“坚决拥护中央的战略方针，迅速北上，创造川陕甘新苏区去”（《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05－306页）。

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中央同张国焘分歧的性质，是两条路线的分歧，是布尔什维主义同军阀主义的斗争。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指出张国焘错误的实质和性质，是“丧失在抗日前线的中国西北部创造新苏区的信心，主张以向中国西南部的边陲地区（川康藏边）退却的方针，代替向中国西北部前进、建立模范的抗日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布尔什维克的方针。”指出张国焘分裂红军的罪恶行为，公开违背党中央的指令，将红四方面军带到在战略上不利于红军发展的川康边境。张国焘的错误是机会主义和军阀主义（《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08－310页）。

根据俄界会议决定，红一军、三军、军委纵队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毛泽东为政委，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林彪组成五人团领导军事工作。

五、落脚陕甘，奠基西北

俄界会议后，中共中央率陕甘支队迅速北上，攻占天险腊子口，翻越岷山，于9月20日进入甘肃南部宕昌县的小镇哈达铺。在哈达铺，毛泽东从天津《大公报》等报纸上得知，陕北有大片苏区和相当数量的红军。他在陕甘支队团以上干部会上提出，到陕北去，北上抗日，是正确路线，不是机会主义。22日，张闻天也根据报纸写下《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表达了中央红军前往陕北落脚的意向。

27日，中央政治局在通渭县榜罗镇召开常委会议。会议根据当时了解的新情况，改变俄界会议关于接近苏联建立根据地的决定，确定把中共中央和陕甘支队的落脚点放在陕北，“在陕北保卫和扩大苏区”，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28日，毛泽东在陕甘支队连以上干部会议上，作关于形势和任务的报告，阐述了日本侵略北方的严重性；陕北根据地和红军状况；北方可成为抗日新阵地的经济、政治条件；红军避免同国民党军作战，迅速到陕北集中；严格整顿红军纪律，充分注意群众工作，宣传北上抗日的意义，号召全支队突破长征的最后关口，同陕北的同志会合（《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76页）。

为争取张国焘执行中央北上指示，中共中央曾在9月中旬致电张国焘等人，指出张国焘多次违抗中央命令，犯有逃跑主义的错误。强调为了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利益，要求张国焘立即取消南下的决心及命令，服从中央电令，具体部署左路军与四军、三十军继续北进。10月5日，张国焘在四川理番县卓木碉另立“中共中央”、“中央政府”和“中央军委”，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张闻天中央委员及党籍，对杨尚昆、叶剑英“免职查办”，公然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中共中央同张国焘的分歧，最初是南下、北上的行军线路之争。张国焘成为总政治部主任后，仍然违背民主集中制，拒绝执行中央命令，是组织路线的政治错误，另立所谓“政权”，分裂党和红军，则是分裂主义错误。

中共中央坚持北上抗日的民族大义，坚定集体领导原则，在政治原则上没有迁就张国焘的错误。红军陕甘支队继续北上，跨过西（安）兰（州）公路，翻越六盘山，冲破国民党军队最后一道封锁线，击溃东北军和马鸿宾的尾追部队。10月19日，红军进驻吴起镇（今吴旗县城），看到一间窖洞门口挂着工农民主政府的牌子，感觉真是到家了。

10月22日，中共中央在吴起镇举行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做关于行动方针的报告和结论。他指出：陕甘支队自俄界出发已走二千里，到达这一地区的任务已经完成。现在全国革命总指挥部到这里，成为反革命进攻的中心。敌人对于我们的追击堵截不得不告一段落，现在是敌人“围剿”。我们的任务是保卫和扩大陕北苏区，以陕北苏区领导全国革命。陕、甘、晋三省是发展的主要区域。现在以吴起镇为中心，第一期向西，以后向南，在黄河结冰后可向东。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报告和结论，批准榜罗镇会议的战略决策，宣告中央红军长征结束（《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80－481页）。10月29日，陕甘支队发布《给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全体指战员的信》宣布：陕甘支队经过二万余里的长征，与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六军会合，是中国苏维埃运动的一个伟大胜利，是西北革命运动大开展的号炮。将开展西北苏维埃运动的大局面，为中国苏维埃运动定下巩固的基础，迅速赤化中国（《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27－428页）。

随后，毛泽东直接指挥直罗镇战役，为党中央把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奠基礼。同时，毛泽东和党中央指导纠正陕北肃反扩大化问题。解决了落脚陕甘革命根据地这两个最紧迫问题，使中共中央获得相对安定的环境，来思考和统筹全局性革命问题。

结语

中央红军从瑞金到达陕北，走过赣、闽、粤、湘、黔、桂、滇、川、康、甘、陕，共11个省，经过五岭山脉、湘江、乌江、金沙江、大渡河以及雪山草地等万水千山，攻下许多城镇，行程两万五千里。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长征。毛泽东指出：“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是宣传队，它向11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他们解放的道路。长征是播种机，它在11个省散布许多革命种子，发芽、长叶、开花、结果。总而言之，长征是以红军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9－150页）。

谁领导长征取得胜利呢？是中国共产党，是在革命风浪中逐渐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团结合作，众志成城，在战略转移的迷途中指明出路，在国民党围追堵截的险境中选择生路，在革命低潮的困境中勇担使命，在失败退却的逆境中组织队伍，在分歧分裂的危局中凝聚力量，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交织中掌握主动，在失败、彷徨、胜利、希望的百味思感中统一意志，才领导中央红军胜利完成长征。列宁指出：“历史早已证明，伟大的革命在其斗争过程会造就伟大的人物，使过去看来不可能发挥的才能发挥出来。”（《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12页）在遵义会议后，逐渐成为中央领导核心的毛泽东，无疑居功至伟。毛泽东是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的指挥者、引路者、组织者、领导者，这是实践的产物，红军的选择，历史的选择。

在考验中央领导能力的生死棋局中，天时、地利、人和都异于常态，非有坚定的理想信念不能承其命，非有革命必胜的信心不能领其志，非有科学贯通的理论不能明其道，非有超越寻常的智慧不能定其策，非有随机应变的能力不能指其路，非有群策群力的团结不能聚其力。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列宁在评价斯维尔德洛夫时说：“这位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所具有的大革命家的一切优良品质，都是他在各个时期最艰苦的革命工作环境中锻炼出来的。”（《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10页）这个论断，也适合评价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成员。经过浴火重生，成功实现凤凰涅槃，中国共产党培养了自己的成熟的领导集体，能够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把“军心涣散的溃退变成一场精神抖擞的胜利进军”（［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180页）。经过长征锻炼的党和红军，虽然经历了反“围剿”失利的战略退却，但却也是在新的地点和新的起点上开始了新的战略进攻。从历史延续来说，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是从长征中走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从长征中走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是从长征中走来。

（刘仓，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研究员）

来源：《毛泽东研究》 201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