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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2 次 更新时间: 2018-06-08 11:30:31      添加到我的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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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忠岐:例外论与中美战略思维的差异性(1)
·潘忠岐
标签: 例外论 战略思维

    内容提要:美国例外论和中国例外论分别代表了一个光谱的两端,前者以本国更卓越为立论基础,后者以本国更独特为立论基础。美国例外论自恃美国的发展模式最好且普世通用,因此要求他国效仿美国,实现“美国化”。中国例外论认为国际上所谓通行的理念和规范并不适用于本国,因此既拒绝仿效他国,也不要求他国仿效中国。两种例外论的不同集中体现了两国在战略目的的界定、战略威胁的认知、战略手段的选择、战略原则的确立、战略关键的把握和战略禁忌的规避等方面的不同取向和偏好。究其根源,在很大程度上,两种例外论的形成主要在于中美两国人民具有非常不同的思维方式。相对来说,中国人更擅长于辩证思维、关系思维、有机思维和内化思维,美国人则更擅长于逻辑思维、类属思维、机械思维和外化思维。
    关键词:美国军事与外交;中美关系;战略思维;例外论
    
    一提起例外论,大多数人都会自然而然地将其与美国联系起来。美国例外论已经像专有名词一样为人们所耳熟能详。尽管也有人对美国是否真的例外提出质疑,但似乎没人否认例外论深刻地影响着美国的对外政策。不论美国政治精英还是知识分子都倾向于援引美国例外论为美国的外交政策正名。虽然很长时间里例外论都与中国的外交决策不相干,但随着中国日益崛起为世界舞台上的重要力量,人们发现中国也在越来越多地用例外论为自己的外交政策提供合法性。与美国不同的是,中国的政治精英和知识分子很少直接使用例外论的术语,在中国的外交话语中还没有中国例外论这个词。中国人更多地通过强调中国的特殊文化、历史和国情来表达例外论的思想。同样,尽管也有质疑中国例外论的声音,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例外论在越来越多地对中国的外交政策发挥着潜移默化的影响。罗素曾说过:“中国总是一切规律的例外”。至于美国和中国是否真的例外,或在多大程度上和何种意义上例外,并不是笔者在这里讨论的重点。笔者感兴趣的问题是,中国人和美国人为什么要强调自己例外,为什么要用例外论来为自己的外交政策辩护。既有研究中多数都从历史、文化和社会角度寻找根源,思维方式的视角相对而言是缺乏的。而在笔者看来,思维方式的差异对于我们理解中国例外论与美国例外论有何不同,以及为何不同是非常有启发意义的。中美两种例外论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美战略思维的差异。而其背后所体现的是中国人与美国人思维方式的不同。
    
    一、中美例外论:一个光谱的两端
    
    就像丹尼·贝尔(Daniel Bel1)、卡尔·霍斯蒂(Kal J.Holsti)等人所言,国家例外论在人类历史上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不论大国小国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强调自己与众不同。例如,崛起后的英国、大革命时期的法国和十月革命时期的俄罗斯跟美国一样都提出过自己的例外论,认为自己是新型国际政治的先驱,是其他国家效仿的榜样。与此相反,共产党执政时期的阿尔巴尼亚、1961年之后的缅甸和最近的不丹则通过强调自己的特殊性而实行“与世隔绝型的外交政策”。
    所谓例外,就是与众不同。但一国可以在两种意义上与众不同,一是比其他国家更卓越,二是比其他国家更独特。因此,国家例外论存在两种形式,一是以本国更卓越为立论基础的例外论,二是以本国更独特为立论基础的例外论。前者会使一国实行扩张型的外交政策,旨在向世界其他国家推广本国的理念和规范。后者会使一国实行防守型的外交政策,强调国际上通行的理念和规范不适用于本国。两种例外论就像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或一个光谱的两端,尽管取向不同,但却是不可分割的。不同国家或同一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可能会呈现出两种不同例外论的倾向。究竟更倾向于哪种例外论,则既取决于一国的实力状况和国际地位,更取决于一国人民的主流思维方式。相对而言,美国例外论是一种以本国更卓越为立论基础的例外论,中国例外论则是一种以本国更独特为立论基础的例外论。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美国例外论中也不乏独特论的成份,中国例外论中也有卓越论的因素,只是两种例外论的显性特征似乎分别代表了一个光谱的两端。
    美国例外论和中国例外论的核心内涵均涉及三个维度,即发展道路、外交取向和政策偏好。美国例外论的主要立论基础就是本国拥有比世界上其他国家更卓越的价值观、政治体制和社会模式,美国的发展道路因此值得世界上所有国家学习。美国人自诩为“上帝的选民”,他们的国家是上帝创造出来的旨在照亮整个世界的闪闪发光的“山巅之城”。早在1630年,马萨诸塞的殖民总督约翰·温斯罗普(John Winthrop)就宣称:“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将是山巅之城。所有人的眼睛都在注视着我们。如果我们在我们所从事的事业中错待了上帝,上帝因此收回了对我们的帮助,那我们就会成为世界的笑柄。”他的这一思想在美国建国之后进一步成为美国人的信仰。随着美国不断崛起为世界霸权,美国人更是倾向于把自己的成功归因于其卓越的民族特性,更加自信地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并把美国标榜为“山巅之城”,其卓越的发展模式则被树为世界其他国家仿效的样板。小布什政府在著名的2002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明确提出,美国有关自由和公正的原则“对于世界上任何地方的所有人来说都是正确的,都是真理”。
    美国人的种族优越感既使其在外交取向上致力于与传统的权力政治保持距离以维持自身的纯洁性,又使其在强烈的拯救世界的历史责任感的驱使下致力于按照自己的理念改造世界。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在1796年著名的告别演说中把远离欧洲大陆地缘政治对抗确立为美国“处理对外事务的伟大规则(great rule)”。但从一开始美国人就坚信美国肩负着解放世界的特殊历史使命,并将其诠释为“天定命运”。因此,随着实力不断增强,美国便逐步摆脱孤立主义的外交取向.转而采取对外扩张主义。“天定命运”说为美国推行扩张主义和干涉主义的对外政策提供了强有力的理念支撑。美国总统约翰逊1965年指出:“历史和我们自身的成就赋予我们保护地球上自由的主要责任”。里根1974年借用教皇的话说:“上帝已将这个受苦受难的世界的命运交到了美国人手中”。小布什2004年进一步强调:“来自天国的召唤要求我们代表和支持自由”。尽管孤立主义和干涉主义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外交取向,但它们却同根同源,皆与美国例外论息息相关。如果说孤立主义取向反映的是一种以国家独特为理念基础的例外论,那么干涉主义反映的就是以国家卓越为理念基础的例外论。从孤立主义到干涉主义的转变彰显了美国例外论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历史进程。
    美国例外论在政策偏好上的体现就是美国要确立并维持世界霸主的地位,并在为世界各国制定各种国际规则的同时,强调自身可以不受这些规则的制约。对于很多美国人来说,例外论与霸权地位是不可分割的。美国例外论的主要立论基础就是国家卓越,既然是卓越国家,就应在世界上居于领导地位。在一定程度上,美国例外论是驱使美国成长为世界霸权的内在动力,美国霸权反过来又为美国例外论的正当性提供了证明。就像黄仁伟指出的,“美国道路引导美国崛起的成功。于是,美国以为它的道路‘放之四海而皆准’,要求世界上都照它的路子走,这就把美国例外论变成了美国霸权论。美国霸权论是美国在世界行为合法化的依据。美国攻击某国是合法的,追捧某国也是合法的,颠覆某国还是合法的。把美国的一切行为都合法化,这就是美国霸权论,其前提就是美国例外论的成功”。作为霸权国家,美国人认为美国是世界上“不可或缺的国家”,肩负着创建和维护世界秩序的历史使命。而这一历史使命要求美国为了缔造和平与安全,推广美国的价值观念,可以超越各种普世性的国际规范。对此,霍斯蒂指出,美国例外论的意涵之一就是,美国人认为“美国的行为有时候必须是例外的。因为美国的责任、价值观和能力都是例外的”。
    中国例外论的主要立论基础是本国具有非常独特的历史、文化和发展道路。2011年发表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明确强调,“中华民族历来就是热爱和平的民族。中华文化是一种和平的文化”。因此,“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基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必然选择”。历史上,中国曾经在很长时间里都是东亚的核心国家,拥有比周边其他国家更优越的实力和文化。但中国人的历史优越感在19世纪与西方文明遭遇的过程中受到严重冲击,转而被百年耻辱的历史记忆所取代。于是中国人致力于探寻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诚如何亚非所强调的,“如果要说现代中国有什么‘例外’或者‘与众不同’,根本的不同就是中国坚持走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鞋合不合适只有自己穿了才知道。正确的发展道路一定是‘例外’的,是自己走出来的,与其他国家不同,因为各国国情不同,历史不同,制度也不同。世界上不存在只有一个尺码的鞋!”
    中国人以国家独特为基础的例外论既使其在外交取向上强调,要走一条不同于传统大国的崛起之路,又使其在强烈的天下主义情怀的指导下致力于构建新型世界秩序。与在国内发展道路上强调中国特色一致,在国际角色和行为取向上,中国也同样强调中国特色。中国宣称自己既是发展中国家,又是大国,并常常在外交中强调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在世界上非常独特,甚至绝无仅有。尽管中国人骨子里有一种所谓“天命所归是大国”的心态,但中国人并非单纯地想要中国重回中央王国的历史地位,而是想要中国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大国,走出一条与众不同的崛起道路,与既有霸权构建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新型大国关系”。中国政府提出与美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政策主张,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想要成长为一种新型大国的官方承诺。新兴大国论因此被张峰看作中国例外论的重要内涵。他说:“当代中国例外论中的新型大国论,断言中国作为一个新型大国将挑战西方大国崛起的历史逻辑,重新定义大国之意义,并通过自己独特的国际作为改良现行国际政治”。中国人自古有之的“天下主义”情怀认为,中国不仅要成为新型大国,而且要成为一个对世界负责的大国,致力于构建新型世界秩序。这一理念在中国外交取向上的典型体现就是提出构建“和谐世界”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尽管中国特色和天下主义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外交取向,但它们都源于中国例外论的基本理念。如果说中国特色的取向反映了中国以国家独特为理念基础的例外论,那么天下主义反映的就是以国家卓越为理念基础的例外论。历史上,中国人的天下主义情怀曾经很强烈。在当代,从强调中国特色到向天下主义思想的某种回归是中国例外论在两个极端之间游走的写照。
    中国例外论在政策偏好上的体现就是反对霸权主义,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并认为西方国家所强调的所谓普世性规律和规范并不一定适用于中国。中国一再强调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宣称“中国过去不称霸,现在不称霸,将来强大了也不称霸”。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例外论与反霸是一致的。反霸的核心指向之一就是反对霸权国家把自己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强加于人。中国例外论的主要立论基础就是国家独特,既然国家独特就不能凡事都仿效其他国家,包括霸权国家。既然反对其他国家推行霸权主义,中国自身就必须不称霸,即使实力强大了,也不称霸。因此,中国主张国际关系民主化,认为世界上的事情要各国商量着办,而不是由一个国家说了算。从强调独特的例外论出发,中国不接受西方国家提出的各种所谓普世性规律,如新兴大国崛起必然与既有霸权国陷入冲突的权力转移规律,或所谓“修昔底德陷阱”,或发展中国家在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因经济发展方式不能顺利实现转变而陷入增长动力不足、经济停滞的所谓“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同样,中国有时候拒不接受西方国家以各种所谓普世性理念为基础的国际规范,如人权高于主权。
    因此,比较而言,美国例外论实际上是要求他国“跟着我”(follow me)的美国卓越论,中国例外论则是指望他国“别管我”(1eave me alone)的中国独特论。在何亚非看来,“今天,美国朝野精英们依然坚信他们的国家是‘人类的灯塔’,坚持要以美国民主和自由‘理想’来改造世界。这种‘冲动’很难遏制。可见美国的‘例外主义’实际上讲的并不是‘例外’,而是美国的特殊性和绝对优越”。而在金淳基(Samuel S.Kim)看来,不同于以“天定命运”为特征的美国例外论,中国例外论实际上是中国“豁免论(exemptionalism)”。其次,美国例外论因要求他国效仿美国而成为一种扩张型的例外论,中国例外论则因既拒绝仿效他国也不要求他国仿效中国而成为一种防守型的例外论。美国例外论被大张旗鼓地确立为美国对外政策的指南,因此是一种张扬的外向型的例外论。中国例外论则主要被用作抵御外部批判的工具,因此是一种含蓄的内向型的例外论。对于巴里·布赞(Barry Buzan)来说,中国例外论之所以不同于强调普世主义的美国例外论,是一种“内向型的国家例外论”,主要是因为中国不仅喜欢强调“中国特色”,而且常常认为中国的发展和崛起本身就是对世界秩序的贡献。再次,美国例外论只承认美国例外,否认他国例外,因此是一种排他性的、相对主义的例外论,任何一种他国例外论都是对美国例外论的否定。因此,史蒂芬·沃尔特(Stephen M.Walt)认为,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说美国例外论跟英国例外论和希腊例外论没有差别时,犯了一个错误,并因此使自己陷入饱受批评的麻烦之中。中国例外论则认为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例外的,因此是包容性的、普世主义的例外论。就像何亚非所讲的,中国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而“从国际关系民主化意义上看,每个国家都是独立自主的‘例外主义’国家”。
    
    (待续)
    
    注释:略。
    
    (潘忠岐,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来源:《美国研究》201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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