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军事思想中蕴涵着极有价值的管理方略，最为突出的两大方略是以聚合人力、治军有方、用兵如神为特征的智慧管理和以提炼精神、铸造理想、捍卫革命为主旨的道德管理。通过这两个方面的成功管理，毛泽东将民力、军力、精神力同党的力量一道整合成人民军队强大的战斗力、生命力，突破了敌强我弱的军事劣势，赢得革命的胜利。

任何一种组织都离不开管理，任何一个群体目标的实现都得益于有效的管理活动。今天，当我们回首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革命战争年代，再次领略毛泽东恢宏的军事气概，不由感叹毛泽东在军事领域里高超的管理艺术。对战时的军队管理来说，最大的成功莫过于万众一心、竭尽全力并取得战争的胜利，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人民军队不仅实现了这一宏伟目标，而且把一些经验、一些精神、一些原则长远地带给了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中国人民军队。毛泽东究竟是如何将民力、军力、精神力等多维动力有机地配置起来，合而成为人民军队强大的战斗力、生命力的呢？本文认为，毛泽东军事思想落到军队建设和军队战斗的实处，表现出了强有力的管理效应，折射出两大极有特色的军队管理方略——智慧管理与道德管理。正是得益于这两个方面的成功管理，我军突破敌强我弱的军事劣势，所向披靡，赢得革命的胜利，迎来真理的曙光。

一、以聚合人力、治军有方、用兵如神为特征的智慧管理

在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命脉中，“兵民是胜利之本”的人民战争观是非常显要的。毛泽东突破狭隘的雇佣军的范畴，将军民一体化，从而合乎了本然的革命要求，又最大限度地聚合了人力。毛泽东对组织起强大的人力共赴革命早已十分关注，青年时就倡导“民众的大联合”。（注：《毛泽东早期文稿》，第339页。）抗日战争时期他的人民联合的思想得以充分的成熟，明确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刻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在于中国人民的无组织状态。”（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2页。）一旦意识到人民的重要意义，毛泽东就及时将其上升到战略的高度，在全党全军形成非“人民战争”而不可的共识。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多篇著述中毛泽东强化了动员人民、全民抗战的观念。总之，通过人力的聚合，人、财、物得以初步结合起来，为政治军事目标的实现创造了最基本的条件。团结最广大人民，发挥中国人力资源优势，以人多克服武器的落后及其他不利条件，是毛泽东建立在掌握中国革命具体情况基础上的一个看似简单却影响深远的思维结果，由此成为中国革命战争的重要战略。不仅如此，在关于人民战争的思维空间里，毛泽东在追求量的增长的过程中，还在寻找、探索各种军力有机结合、发挥最大战斗力的合理机制。这个寻找、探索的结果就是“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这是一种主力兵团与地方兵团相结合、正规军与群众武装相结合、武装群众与非武装群众相结合的人民武装组织体系。这一体制使不同水平的武装力量互相形成优势互补，主力兵团可以超地域作战，地方兵团可以在本区域配合主力兵团承担重要任务，同时又是本地区对敌斗争的支柱，而民兵人多，分布广，自然是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的得力助手和后备力量。在作战形势的变化和需要中，地方兵团可上升为主力兵团，民兵可加入正规军，而大后方还有千千万万的革命群众以各种方式支援人民战争。人力取之不竭，物力由人负载，武装各有侧重，毛泽东将人的力量通过分层的军队组织不断优化，在量上实现了对各类人民武装的最佳管理。

从上述来看，毛泽东能够在一般意义上的“军队”与“战争”间功能性的对应关系上发现“人民”参战与“战争”制胜的内在关系，能从揭示“战争的伟力”到构筑起“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的确在以一种智性思维安排复杂的战争局面。（当然这一思维是建立在对军情、国情的准确把握上的，否则这种智性思维就失去了科学性。）

毛泽东的智慧管理还突出地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毛泽东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与军内民主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军队管理范围内颇具特色的“民主集中制”。（这里的“民主集中制”与通常所言的“民主集中制”不能吻合，主要是一种形象表述）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可以说是中国革命与建设过程中军事领导的一个伟大创造。这一军队原则以其党的领导的权威性、唯一性、直接性、全面性、集体性等特点从根本上杜绝了军队领导权重蹈落入个人或狭隘集团手里的历史覆辙。因为党的领导可以直达每一个士兵，从而充满智慧地避免了中国旧式军队极易哗变、内乱、涣散的劣根性，造就了人民军队组织的严密，极大地降低了军队管理的难度（历史已经作出了证明）。不可动摇的特定原则犹如钢筋固本，但毛泽东并没有简单地把对军队的控制与管理止于这样的层面，他认识到人民军队的民主属性，这从党对军队的集体领导的特性中就可以捕捉到。于是，毛泽东倡导了一场集中领导下的军队内部民主运动，明确主张在军内实行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政治民主主要体现为官兵一致，没有特权；经济民主主要是实现经济公开，士兵参与经济管理；而军事民主则是军事决策民主化，官兵互教。从管理而不是政治的角度来看，一方面，党就好像是人民军队的神经中枢，在党的统帅下，军队协调一致、上下通达，另一方面，军队内部的民主就好像是人民军队的血液，在流动中，保持着军队的活力和创造力。党对军队的领导和军队内部的民主有机地结合起来，合力达成人民军队既威严又活泼的管理机制。毛泽东治军有方，最重要的标志就在于此。

其二，毛泽东运用独创性的军事谋略将聚合起来的军力用到点子上，提高了军队的作战效率，用最少的军力取得最大的战果，大大减少了人力资源的损耗，从而保存了自己，消灭了敌人。当年王明的一套没有创意的“正规原则”使党和红军遭遇了极大的损害，造成了红军数量的锐减，失去成千上万生命的状况对军队的秩序化管理必然带来严重的困难，事实上造成了军队管理危机。在遭遇危机的情况下，领导者、管理者的智慧水平和质量，对于能否摆脱危机的困扰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显然，毛泽东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拯救了革命，拯救了红军。毛泽东凝聚智慧的军事谋略的体系化及谋略实施中获取的巨大成功造就了两大管理效应：一是整个过程中逐渐树立了毛泽东的核心领导地位，毛泽东自身所表现出的个人魅力使他成为党和军队中德高望重之人，成为解决重大问题的主心骨，这样，他的正确的军事思想、政治主张等都能够顺利实施下去，长征过后，党和军队不断走向成熟与高度团结，精神力与人力的聚合都是前所未有的。这里，毛泽东个人的智慧质量转换成了人民军队的一种向心力和军队管理中的威慑力；二是毛泽东建立在辩证法基础上的军事谋略的第一要义即“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它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所有军事谋略的总依据），使我们的人民军队养成了决不轻易损伤自己、打就打出高效率高质量战役的作战风格，最终使人民军队在量的积累中形成质的优势。从井冈山时开始成形的“十六字诀”游击作战原则，到解放战争时期的“十大军事原则”，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在“集中兵力，消灭敌人”的信条下不断地丰富、成熟、系统。毛泽东“用兵如神”，不但改变了人民军队数量上的劣势，而且形成了质量上的优势，为人民锻造出一支既有数量又有质量的双优的精兵。

如果说人民战争观是从量上强化对军队的整合型管理，那么，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与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的两相结合，以及毛泽东成熟、系统的军事谋略则从内建构了军队管理高效化的合理机制。为什么将上述归为一种智慧管理呢？理由有三：（1）独创性。诚然，毛泽东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立场和方法，吸纳了中国传统军事文化，但其所形成的治军理念则是开创性的，其中所表现出的人力聚合能力也是非同一般的。如果说书本上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知识，革命的遭遇和跋涉是一种经验，那么毛泽东就是一位用智慧将知识的质量和经验的质量巧妙结合而创造出新的理论奇迹的人。毛泽东军事思想展现出复合军力、民力、精神力而兴军赢战的独特视角。将人们引出思维的固化区和知识、经验的简单应用区，这正是智慧管理的功能指向。（2）灵活性。毛泽东善于对军队的各要素和各种关系进行既合乎实际又合乎理性的匹配。“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军民一致”、“官兵一致”、“党的领导直达每一个士兵”，甚至某一个军长与某一个政委巧妙的搭配等等，都是毛泽东处理军队关系问题的真知灼见、巧思妙想，表现出毛泽东对军力的调配能力和管理技巧。（3）持久性。上述毛泽东军事思想中所折射出的军队管理方略，不是短时的，而是长远的，直到今天都在军队管理中发挥关键作用。由智慧生成的思想往往具有深远的影响力。

二、以提炼精神、铸造理想、捍卫革命为主旨的道德管理

管理的实践表明，硬性的管理通常只有通过软性的处理，才会显现持久而高效的结果。道德管理就是通过“软”的方式把人在劳动中的精神状态调控在正常或最佳境界，使人的职业良心感、责任感、荣誉感能够处于一种积极的活跃状态，从而保证人的精神力量稳定在道德控制的背景中（注：秦在东：《现代企业管理新方略》，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25—129页。）。当年毛泽东一代革命家、军事家率领的千军万马之所以能自觉自愿地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与独立肝脑涂地，就在于他们身上肩负着成熟的理想和明确的价值观，保持了一种积极的精神状态和高尚的道德境界，因而责任感、荣誉感尤其强烈。当然个体自觉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达到的，人民军队整体的精神力是在引导、培养、鼓励的氛围里铸造起来的。毛泽东在整合军力的同时，也着力整合着军队的精神力。重于对士兵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重于对士兵的为人民服务教育，重于倡导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等，就是从精神上提炼将士顾全大局、以民为重、集体主义、人人平等等价值观念。仔细体会毛泽东的建军思想，从管理的角度来评价，那么，毛泽东实际上通过有效的道德管理（以共产主义道德为核心），培养形成了人民军队强大的精神动力机制，人民军队高度的组织性、思想性、自觉性、责任感，充分表明道德实际制约着人民军队的管理效果。下面择几个内容略作分析。

从人民军队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来看，如果说“为人民服务”是人民军队的阶级属性、革命本质所要求的，那么“全心全意”则是毛泽东为中国革命所追求的一种至高的道德境界。早年的毛泽东曾给他的同学邹蕴真写信谈到其母亲：世界上有三种人，损人利己的、利己而不损人的、可以损己以利人的；自己的母亲便属于第三种人（注：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页。）。字里行间可以感受到，毛泽东所欣赏的是尽心竭力为别人着想的道德风范。这也难怪毛泽东自然而然地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军队的宗旨。这既反映出人民军队生存的基础、力量和源泉，又彰显了人民军队在道德追求中努力接近的制高点。毛泽东为着人民军队合乎人民性的价值追求，在军队范围内规定基本的行为准则，塑造军人为人民解放、人民幸福而战的内心信念，从根本上提高了军队人员的道德素质。长征中红军“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大无畏英雄气概；抗日战士“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大后方军民鱼水情深的感人场面……一切都证明着当年的人民军队有着牢固的内部团结和外部团结，展现出官兵一致、上下一致、军民一致、军政一致的同甘共苦、鱼水交融的血肉联系。人民军队的魅力源于许多方面，但其中的道德魅力恐怕是军队管理中价值匪浅的部分。军队是一个肩负着政治使命的特殊群体，如果不能在道德上实现高度的整合，那么军心涣散所带来的后果是恶劣的——和平时不思进取，战争一来难于云集。当今有人叫着，再谈“全心全意”过时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认可甚至鼓励人们追求合法的正当权益，这些意识对军队的影响是消极的，因为军队需要的正是一种没有私心的牺牲精神。

其次，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来看。毛泽东从井冈山开始就给红军立下了非常细微的道德行为规范，如“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买卖公平”、“上门板”、“捆铺草”、“打土豪要归公”等，后来毛泽东进一步将之丰富并把这些细致入微的规定整化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正式的训令在军内颁行，而且以活泼的歌的形式传唱出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绝大部分内容归于道德范畴，它对于正确处理军队内部关系、团结人民群众和确立人民军队对待俘虏的正确政策都起了显著的作用，特别对于军人的良好的自我管理意义重大。毛泽东不愧是一个伟大的领导人物，因为他十分擅长用一种饱含着民族性和通俗性的中国气派把严肃谨慎的大问题简易化，就如“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它既严肃又浅易地把外塑军人形象的道德、修养等大问题传导于天下，使军人个个牢记，时时反省。这便是毛泽东入情入理入内入微的管理风格。

最后从道德管理的角度分析一下毛泽东言之为“人民军队的生命线”的思想政治工作。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的根本是实现党的绝对领导、保持人民军队无产阶级性质和坚定政治方向，这一点毫无疑问。我们要探讨的是毛泽东如何指导军队的这项工作。从一开始，无产阶级的政治建军就是要以新的建军规范区别旧式军队，去掉受落后生产方式局限的农民意识、绝对平均主义、流寇主义、极端民主化等军队消极思想，去掉旧军官身上的雇佣思想、单纯军事观念，以及一些“以军治党”、“以军治政”、“以军治民”的错误观点，说穿了，这就是要革除不利于军队文明化管理的一些陋习，就是要铲除军阀式的管理作风。“思想政治工作”方式方法在军队的出现是人民军队用新型管理模式淘汰旧式军队腐朽管理模式的一个标志。不靠打骂、处罚和随随便便的枪毙来管束军人，而代之以人性化的三大原则——官兵一致原则、军民一致原则、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原则。官兵一致，就是废除打骂制度，官兵同甘共苦，就是靠纪律自觉；军民一致，就是秋毫无犯百姓利益，与民共同劳动，减轻民众经济负担，维护好老百姓的生存权；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就是以人道的方式和“百姓苦”的情怀善待俘虏，尽量用“攻心”的方法说服敌军，维护天下黎民百姓的生命权。三者看来，全然有别于国民党那种“金钱牛皮鞭”式的亵渎人性的军队管理。人民军队这一管理方式的变革归根到底是从非人道的强制型管理方式转向人道的人文关怀型管理方式，管理学上称之为“人性管理”。人性管理是把管理的重心移向“对人的关注、关怀”，而不是为着某一事某一利而制约人性，它重视的是人际关系的和谐、协调。这一点，恰巧毛泽东紧紧地抓住了。毛泽东对人民军队的道德关注、价值关注、信念关注等，都围绕着对人的关心而展开，饱含着情感关注（两个层面：一个是毛泽东及其他军事领导对军队内部的情感关注；二是军队对军队外的人民的情感关注），也因此使军队内聚力增强。一言以蔽之，军队思想政治工作以一种人性化的管理方式使人民军队充满了生机与活力。今天，一些思想政治工作者很难做出实效，就在于他们只抽引出马克思主义原理、政治纲领、路线方针等条条框框念读下去，而没有真正领会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所揭示的途径，所付出的关怀。

毛泽东军事思想中所蕴涵的管理思想还有很多，这里只是管中窥豹。毛泽东对人民军队的管理不是单纯地表现为一种权力形态，而是将党的权威与爱军爱民的情怀、官兵民一致的平等理念、军队民主化的功能指向、军队道德高尚化的价值追求融为一体。

来源：《求索》200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