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军事思想是关于中国革命战争和国防问题的科学理论体系，它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周恩来作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他在半个多世纪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和人民军队建设与国防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人民军队建设、人民战争及其战略战术、国防现代化建设等方面的问题，都作了全面系统而又深刻的论述，为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和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为确立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指导地位起了突出的重要作用。

（一）

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人中最早懂得武装斗争极端重要性、最早从事军事工作的领导人之一。早在国共合作领导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就对革命军队的建设进行了宝贵的探索。大革命失败以后，以他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组织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和创建人民军队的新时期。在历次革命战争中，他对人民军队的建军宗旨和任务、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政治工作及军队的全面建设等方面，都有重要的理论建树，在毛泽东人民军队建设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

毛泽东为我军规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建军宗旨，是人民军队本质的体现，是我军区别于剥削阶级军队和一切旧式军队的根本标志。周恩来认为，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的旧中国，人民受着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打倒军阀，推翻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统治，实现人民的解放，既是革命军队的奋斗目标，也是实现这个建军宗旨的具体体现。1925年，他就曾明确指出：“军队不是一个阶级，是一种工具”，它既可以作压迫阶级的工具，也可以作被压迫阶级的工具。革命的军队不是压迫人民的，而是解放人民的武力，“打仗是为人民而打的”。他还深刻指出，人民军队的任务是根据建军宗旨而定的，为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和人民的解放，它的任务就不能单纯地限于打仗。

党的绝对领导是人民军队建设的根本原则。只有坚持这个原则，才能保持人民军队的无产阶级性质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我军诞生后，他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在人民军队初创时期，他针对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削弱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错误倾向，在给红四军的“九月来信”中明确指出：“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对不能动摇”。他认为，要保证军队战斗力的提高，就必须“坚决地为党的路线而斗争”，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建立党在红军中的领导制度和组织生活制度。新中国成立后，他进一步指出：“军队必须在党的绝对领导之下，这就是军队的党性和阶级性”，是保持军队无产阶级性质的问题。强调“我们军队如果没有党的领导，要使它成为一支既有高度军事素养又有高度政治觉悟的革命军队是不可能的，因此一定要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

政治工作是我们党为对军队实施领导在军队中进行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早在大革命时期，周恩来就是革命军队政治工作的先驱。他曾对革命军队政治工作的各个方面作过许多论述。当时，他领导下的黄埔军校和部队中形成了政治工作的新制度和政治工作人员的优良作风。毛泽东在1937年同英国记者贝特兰谈话时，就曾高度赞扬周恩来在大革命时期主持的军队政治工作。他说：“那时军队有一种新气象，官兵之间和军民之间大体上是团结的，奋勇向前的革命精神充满了军队。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一九二七年以后的红军以至今日的八路军，是继承了这种制度而加以发展的。”

在创建人民军队的初期，如何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影响，把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红军，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的新型人民军队，是一个带根本性的重要问题。为此，周恩来突出地强调红军的政治工作，要以政治教育使红军士兵自觉地向上，彻底纠正红军中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念、绝对平均主义、唯心观点、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他明确指出：“以革命主义为基础的革命政治工作是一切革命军队的生命线和灵魂！”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是保证党在现阶段总任务的实现，保证党对军队的领导，保证军队的自身建设沿着“革命化”的方向发展壮大。要结合新的历史条件，贯彻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的政治工作三大原则，恢复和发展政治委员、政治机关等基本制度。新中国成立后，他根据形势的变化，强调军队的政治工作要有针对性，加强敌情观念，加强军政联系，改进军内关系，进一步提高军队的政治素养。这些论述，不仅指明了政治工作的方向，而且阐明了政治工作的方针、原则、内容和方法。

（二）

人民战争思想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核心和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军克敌制胜的法宝。周恩来对人民战争的正义性和群众性、建设农村根据地、建立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人民战争的武装力量体制和斗争形式等问题，都有许多深刻阐述，对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

周恩来认为，人民解放军所以能取得革命战争的伟大胜利，首先是由于它“所进行的战争乃是正义的爱国的人民革命战争，因为他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利益，为全国人民的利益而战”。同时指出：“力量的源泉是人民，归根到底，一切胜利的取得是依靠人民的力量。”“没有千千万万人民的决死支持，绝对不可能设想这样巨大这样迅速这样彻底的胜利”。工人农民和革命军队在利益上的根本一致，使他们有联合的需要和可能。人民需要军队，革命军队来自人民，为人民打仗，因而能够依靠群众、动员组织和武装群众，并肩作战，达到民族的解放和民主政治的实现。他深刻地论述了革命战争是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战争，只有实行彻底的人民战争的指导路线，才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配合，才能克服一切困难，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

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这既是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也是实行人民战争的道路问题。毛泽东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道路，是无产阶级革命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在这个问题上，周恩来认为，中国农民是主要群众，占人口的多数，是革命的主力军，城市是敌人统治的中心，而农村却是敌人统治的薄弱环节，在敌强我弱、敌占大城市的形势下，农村游击战争是主要的斗争形式。1928年6月，他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中国革命发展趋势和反动势力的加强，与中国不统一，以及革命不平衡性，证明中国革命有割据的可能。在南中国几省目前就应该开始割据局面的准备”，从而较早地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后来，他还在著名的“九月来信”中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他认为，农村根据地是实行人民战争的战略基地，如果离开了农村根据地作为依托，就难以充分获得广大农村人民群众的支援，革命战争就难以生存和发展。

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相互联系的基本问题。要实行人民战争，除党的正确领导外，还必须建立广泛的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周恩来认为，统一战线是个战略问题，而不仅是个策略问题。早在大革命时期，他就提出了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思想。指出，帝国主义、新旧军阀、封建余孽和买办官僚是中国人民的共同敌人，全中国民众是永远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的。他非常强调在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性，曾形象地比喻说：“右的是放弃领导权，‘左’的是把自己孤立起来，成了‘无兵司令’、‘空军司令’”在军事统战工作上，他一贯主张团结友军，共同对敌。既要争取合作，又要坚持原则，对于破坏统一战线的行为要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通过斗争求得联合。周恩来认为，统一战线有着重要作用，战争的胜利要“依靠人民解放军，依靠农民、工人、革命知识分子和一切爱国民主人士所形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在人民战争的武装力量组织和斗争形式问题上，周恩来主张以人民军队为主，采取正规军、地方军和民兵游击队相结合；以武装斗争为主，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各条战线、各种斗争形式相配合。

（三）

周恩来在长期领导革命战争的过程中，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断总结军事斗争的经验教训，就我军的作战指挥有过许多精辟论述。这些论述成为毛泽东战略战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正确的作战方针和原则是我军克敌制胜的重要条件，而正确制定作战方针和原则的前提，是对战争所面临的客观形势要有深刻的认识。周恩来指导战争，一贯反对脱离客观实际的“左”的或右的倾向。1928年初，他在起草《中共中央致云南临委的指示信》中就指出：“不能空想一个总暴动之来临”，“暴动的时期也要依着环境情形、斗争程度、革命情绪、组织力量如何而定”。在纠正立三错误路线时，他还强调：“当我们估计敌人力量的时候，不容许我们有丝毫过低的估量，不容许我们忘掉敌人的任何强点；当我们估计我们自己的力量的时候，不容许我们有丝毫夸大的估量，不容许我们有架空而不切实际的计划”。实事求是是周恩来战略战术思想的根本理论基础。

实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是毛泽东一贯的思想。周恩来坚决贯彻这一战略方针，并补充了新的内容。红军时期，在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他克服各种干扰，坚持实行毛泽东提出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毅然决定撤围南丰，在运动战中打击敌人，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在朝鲜战争中，他主张我军仍应采取积极防御的方针，并指出“假如我们采取消极防御的办法，那是不行的。”当战争进入相互对峙阶段时，他及时向毛泽东提出，志愿军应采取“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得到了毛泽东的赞同。

在抗日战争中他对实行持久战战略方针的必要性、可能性和途径作了系统论述。1937年11月，周恩来明确指出：“坚持抗战必须以坚持华北战争为中心。华北抗战能持久，日寇将无法实现其全部阴谋。”他在从七个方面全面分析了坚持持久战的可能性后指出：“在持久战中，壮大自己，武装人民，恢复许多城镇，破坏敌人交通，消灭部分敌人，最后得到全国生力军的参加，可以转到胜利的反攻，收复失地，驱逐日寇帝国主义出中国”，充分阐述了华北持久战的战略意义。1938年1月，他又在《群众》周刊上发表《怎样进行持久抗战》一文，对开展持久战的具体办法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

作战行动应以消灭敌有生力量为中心，这是周恩来确定战略战术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他根据敌我双方力量对比和我军作战实践的经验教训，从红军时期起就强调，我军的作战行动应以消灭敌有生力量为主。早在1933年1月，他在指挥红军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就指出：“消灭敌人尤其主力，是取得坚城的先决条件。”解放战争时期，他在《军事原则》一文中更是明确将“歼敌为主，略地次之”作为我军的基本作战原则。周恩来重视消灭敌有生力量的思想，与毛泽东“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我军从小到大，由弱变强，其作战形式和战法必然要随着战争态势的发展适时相应转变。周恩来在担任我军领导和协助毛泽东指挥全军期间，根据敌我特点及其变化，相应提出了游击战、运动战的作战形式和集中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等战法。红军创建初期，他针对我军还十分弱小的情况，明确指出“红军应该是采取经常游击的政策”。为以较少的代价，消灭较多的敌人，周恩来在不排斥必要的阵地战的同时，十分重视并倡导运动战的作战形式。在不同历史时期，他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到要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集中兵力，使我军在局部战场形成优势，以保证战斗的胜利，是周恩来一贯主张的重要战法。早在1931年8月他就提出：“在军事策略方面，集中红军主力，实行各个击破敌人，这是我们的原则”。直到朝鲜战争时期，他还向金日成积极推荐这种战法。

1947年底，毛泽东根据我军多年作战经验，总结出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周恩来于1948年春写出《军事原则》一文，进一步阐发了毛泽东的“十大军事原则”，拓展了我军军事原则的内容。特别是他在《军事原则》的第二部分，从战略高度论述了正规战与游击战，野战军与地方军，正规军与民兵的关系；内线与外线的关系；夺取敌人武器与加强自己的关系；大踏步前进、后退和机动，与发动群众创造战场的关系；节省人力、物力及弹药与歼灭敌人的关系，反映了周恩来对我军不断胜利的军事规律的深入认识。

周恩来的战略战术思想内容十分丰富，全面具体。除上述外，他还在夺取并保持战场主动权，灵活机动地作战指挥，赋予下级指挥员必要的独断专行的权力等方面有许多重要论述。

（四）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作为党、国家和军队的主要领导人，对我国的国防建设倾注了大量心血，为建设和巩固国防做了大量组织领导工作，有过许多精辟的论述，为毛泽东国防现代化建设思想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周恩来认为，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必须建设强大国防。建国初期他就指出：“为了保卫我们民主、独立的国家，就不能不加强我们的国防。”在他看来，建设强大的国防要达到以下目的：第一，保障我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第二，保障我国人民“在和平而不受威胁的环境下来恢复和发展自己的工农业生产和文化教育工作。”第三，“使帝国主义不敢发动战争，万一它发动战争，就叫它遭到失败。”

军队是国防任务的首要承担者，我军的建设状况直接关系着国防的巩固。建国后，周恩来把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放在国防现代化建设的中心地位，始终非常关心我军的全面建设。在革命化建设方面，他要求我军永远保持人民军队的革命本色，要“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在现代化建设方面，提出要缩减陆军，加强海军、空军和各特种兵的建设。要以战争年代创办的军事院校为基础，改建新建适应现代战争需要的各类正规军事院校，各军兵种都要新建自己的各级专业学校。在正规化建设方面，新中国刚一成立，他就提出，解放军“将随之从战争状况下转入正规建军的新时期”。还亲自落实了颁布新的“三大共同条令”的工作，等等。

历史的经验一再证明，离开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就没有巩固的国防，实现国防现代化，关键是用现代科学技术建设国防。周恩来深刻地阐明了现代科学技术与巩固国防的关系。早在1956年1月，他就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传达并创造性地阐述了毛泽东关于“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指出：“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只有掌握了最先进的科学，我们才能有巩固的国防”。为了实现用现代科学技术建设现代化国防的目标，他尤其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提出：“要建设现代化的国防，就需要各种科学专家。”

国防现代化建设与我们国家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毛泽东曾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对此进行过论述。周恩来作为总理，直接领导我国的经济和国防建设，对协调发展国防、国民经济及各行业有过许多重要论述。他十分注意根据形势变化调整国防建设力度。抗美援朝战争正在进行时，他认为这时“不能不把加强国防力量同恢复经济放到一个同等重要的地位上”。在朝鲜战争进入到停战谈判阶段后则提出，“建设费应高于军事费”。随着外部形势的进一步缓和，1956年再一次强调：我们的财政支出必须首先保证经济的发展，要继续减少军队。他认为，包括国防现代化在内的四个现代化，要同时并进，相互促进。

建国后，周恩来由于担任多方面的领导职务，对军事以外其他斗争形式在国防中的作用有深刻认识，认为巩固国防可以采用多种形式。新中国建立初期，他就提出：“应该在和平斗争中巩固国防，加强经济力量”，使帝国主义不敢发动战争。他特别重视外交斗争在巩固国防中的重要作用。他从外交等方面加强国防的实践和思想，是对“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全面运用，拓展了“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内容，丰富了毛泽东的国防建设思想。

（五）

周恩来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不仅在实践和理论上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而且由于他长期担任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重要领导职务，以及他在党和红军中的崇高威望，还对确立和维护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指导地位，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党的六大以后，周恩来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军委书记等职，他对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的经验非常重视，非常注意推广红四军的经验，指导其他根据地的红军建设和游击战争。1928年6月15日，他就曾向贺龙介绍了毛泽东、朱德提出的包括“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诀在内的游击战争经验。后来，还在《军事通讯》上，要求各地红军、党组织学习红四军的经验。

由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和党内也存在着削弱党对军队的领导、单纯军事观点和流寇思想等错误倾向，红四军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未能继任前委书记。周恩来听了陈毅的情况报告后作了许多指示，又亲自审定了陈毅根据他的思想起草的中共中央致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对红四军党内存在的一些原则问题作了正确回答。他还代表中央宣布仍由毛泽东担任红四军前委书记，并嘱咐陈毅回红四军后，“要请毛泽东复职，并召开一次党的会议，统一思想，分清是非，作出决议，维护毛泽东和朱德的领导。”在毛泽东的主持下，红四军党的九大，根据“九月来信”的精神和红四军建设的经验，作出了“古田会议决议”。周恩来将这个决议迅速转发各地红军。

红军长征出发前，在研究留人名单时，中央对毛泽东去留问题最初有争论，在周恩来的竭力坚持下，毛泽东才得以随队长征。在长征初期召开的几次会议上，周恩来作为会议的主持者，多次支持毛泽东的建议，否定博古和李德的意见。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等系统地分析批评了“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周恩来作为会议的实际组织者，在代表军委作了副报告以后，又作了关键性的发言，“坚决支持毛泽东同志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批判，全力推举毛泽东同志为我党我军的领袖”。周恩来的思想和行动，不仅使党中央的最高领导核心——“左”倾的“三人团”发生瓦解，而且影响到政治局其他成员转向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方面，加速了“左”倾教条主义宗派集团的分化。遵义会议重新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选举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确立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周恩来从中起了举足轻重的关键作用。应当指出，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能够确立他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包括军事思想在内的毛泽东思想的正确。但周恩来对毛泽东军事实践和军事理论的推崇，支持和采纳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和主张，抵制“左”倾教条主义者对毛泽东的排斥和打击，心悦诚服地全力推举毛泽东为全党的军事领导，在当时的条件下不能不说起了关键的作用。

在遵义会议后的几十年中，周恩来长期战斗在军事领导岗位或军事斗争的第一线，作为毛泽东的主要助手和“参谋长”，参与了决策和组织指导中国革命战争，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军队建设和国防建设。他“才兼文武”，雄才大略，多谋善断，不仅对贯彻落实毛泽东军事思想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且以自己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理论创造，为充实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六）

周恩来对毛泽东军事思想所以能作出重要的贡献，除了客观的需要和条件以外，还同他勤奋刻苦的斗争精神和主观努力，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丰富的军事实践经验、高尚的思想品德、渊博的学识和超人的智慧等自身条件是分不开的。

周恩来早在1917年时，就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在“五四运动”中，他站在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前列，并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为武器，结合自己的实践，思考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问题。1920年他前往西欧，进行社会考察，把马克思主义与各种社会思潮进行反复比较，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决心走俄国革命的道路，并准备从事武装斗争，为共产主义献身。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他适应时代变化、革命战争发展和国家安全的需要，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相结合，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实事求是地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把革命精神和科学态度高度地统一起来，创造性地进行军事理论的探索，因而能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重大的贡献。

周恩来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革命军事生涯中，长期担任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职务，处于统揽全局的关键地位，这是他作出巨大军事理论贡献的实践基础。他参与领导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全国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又参与领导了反对外敌入侵和支援友好邻邦的战争，以及国防建设事业，既有武装夺取政权的实践，又有国防建设和国防斗争的实践，既有游击战争的实践，又有正规战争的实践，既有同国内敌人斗争的实践，又有同国外敌人斗争的实践，丰富的军事斗争实践经验，使他有条件从实践到认识，又从认识再到实践，不断总结军事实践的经验，进行军事理论的创造，并把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全面地系统地丰富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

周恩来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楷模，是为革命事业鞠躬尽瘁的榜样，是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优良作风的典范，是艰苦奋斗的表率。他的光辉思想、高尚品德和优良作风，使他能够勇于献身革命武装斗争和军事工作的实践，刻苦钻研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理论，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指导军事实践，科学地总结军事斗争实践的经验，最大限度地集中党和群众的智慧，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探索军事领域的客观规律和指导规律，从而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不断作出新的贡献。

周恩来的军事思想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党全军的宝贵财富，它对新时期的军队和国防建设以及未来的反侵略战争，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纪念周恩来诞辰100周年，就要认真学习周恩来的军事思想，高举毛泽东军事思想和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的旗帜，坚决贯彻江泽民提出的“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的军队建设总要求，积极推进军队的建设和改革，把我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

注释：略。

来源：《周恩来百周年纪念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