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指挥的四渡赤水作战是中央红军长征中的著名战役，在红军长征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是中国革命战争史上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经典战例。

1960年，来华访问的英国陆军元帅、二战名将蒙哥马利赞誉毛泽东指挥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可以与世界上任何伟大的战役媲美，毛泽东却说：“四渡赤水才是我的得意之笔”。毛泽东也与中国元帅陈毅讲过，四渡赤水是他一生中的“得意之笔”。毛泽东作为伟大的军事家、战略家，从1927年9月领导秋收起义到1976年9月逝世，在其近60年的军事生涯中，他指挥过大小战役数百次，但为什么唯独称四渡赤水是“得意之笔”呢？可见四渡赤水在他的军事生涯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一、四渡赤水，充分展现了毛泽东高超的机动灵活的军事指挥艺术，为毛泽东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毛泽东的军事指挥艺术和人民战争的作战指导原则，是在领导革命战争实践中不断形成和发展的。在领导创建井冈山根据地斗争实践中，毛泽东和朱德总结提出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带有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战术原则，即十六诀，指挥红军打退了国民党军队的多次对井冈山的“进剿”和“会剿”。

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反击国民党军队的“围剿”中，毛泽东提出了积极防御、诱敌深入的作战指导方针，指挥红军连续打破了国民党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三次“围剿”。在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的影响下，在朱德、周恩来的指挥下，红军又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正当红军连续挫败国民党军“围剿”，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大发展的时候，以王明为首的“左”倾教条主义领导者在党中央取得了统治地位，排斥了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毛泽东所创立的一整套战略战术也被束之高阁。

在1933年9月开始的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左”倾教条主义领导者进行了错误的战略指导，先是冒险主义，再是保守主义，最后则是逃跑主义，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被迫率领中央红军退出中央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使革命遭受了重大损失。湘江一战，使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人。

敢问路在何方？湘江战役的重大损失，给红军广大指战员以极大的震撼，使他们认识到“左”倾教条主义给革命带来的危害。

1935年1月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以来的经验教训，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肯定了毛泽东等提出的红军作战原则，在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同时，遵义会议也为毛泽东展现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提供了历史平台和机遇。

遵义会议后，为了摆脱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毛泽东根据当时的敌情、我情和社会地理环境，创造了一种特殊的高度灵活机动的作战方式，指挥中央红军在贵州境内和四川南部于广泛运动中声东击西，避实就虚，调动歼灭敌人，与40万国民党“追剿”军进行了著名的四渡赤水战役。

毛泽东实施高度机动灵活的军事指挥，运用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使红军得以秘密、迅速、勇敢、坚决的行动，实行最大的机动，经常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争取在有利条件下取得作战的胜利。

毛泽东高超的机动灵活的军事指挥艺术，表现在指挥四渡赤水作战中巧妙地处理“走”与“打”的关系，以走创造战机，以打开辟道路，在运动中寻机击破敌军合围。毛泽东指挥3万中央红军疲惫之师，抗击40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在前有长江，后有乌江的狭窄地区，该走就走，该打则打，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走中有打，打中有走，把走与打、消灭敌人与保存自己辩证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国民党军队疲于奔命，十分被动。而中央红军在运动中纵横驰骋，要打就打，要走就走，稳操主动。四渡赤水作战，主要目的是通过“走”使红军摆脱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转危为安。但毛泽东仍在运动中，寻找机会“打”，不放过任何消灭敌人的机会。他在指挥红军二渡赤水后，还歼灭了国民党军两个师八个团。这样的“走”与“打”，既不同于“有进无退的拼命主义”，更不同于“有退无进的逃跑主义”，而是把“走”与“打”有机地结合起来。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就是今天我们的运动战的通俗解释。天下也没有只承认打不承认走的军事家，不过不如我们走得这么厉害罢了。对于我们，走路的时间通常多于作战的时间，平均每月打得一个大仗就算是好的。一切走都是为着打，我们的一切战略战役方针都是建立在打的基点上。四渡赤水作战中，毛泽东巧妙地处理了“走”和“打”的关系，体现了其高超的机动灵活的指挥艺术和军事哲学思想。

二、毛泽东高超的机动灵活的指挥艺术，还表现在指挥四渡赤水作战中正确地处理“虚”与“实”的关系，巧妙地运用虚实行动，调动和迷惑敌人。

一渡赤水，避实就虚，摆脱川军。土城战斗，川军实力较强，还有后续部队增援。为了从不利的局面摆脱出来，毛泽东指挥红军避实就虚，一渡赤水，进入云南扎西。二渡赤水，乘虚而入，速战速决。蒋介石调集各路国民党军，妄图南北夹击，聚歼红军与扎西地区，毛泽东利用敌人以为红军要北渡长江和黔北兵力空虚的弱点，毛泽东指挥红军乘虚回师东进，二渡赤水，连续攻占桐梓、娄山关，重占遵义，取得了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利。战后，毛泽东写下了“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悲壮诗句。三渡赤水，将计就计，虚张声势。当蒋介石又调集重兵，妄图围歼红军于遵义、鸭溪地区时，毛泽东将计就计，故意在遵义地区徘徊，诱敌前来，当敌军逼进时，指挥红军三渡赤水，重入川南，同时以一部军队伪装主力，虚张声势，造成北渡长江假象。四渡赤水，形西实东，迷惑敌人。当吸引国民党军重兵再次向川南集中的情况下，毛泽东为迷惑国民党军，以一个团的兵力诱敌西进，而指挥红军主力秘密北上，然后突然向东，四渡赤水，继而南渡乌江，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为了进一步调动敌人，实现由长江上游金沙江北渡入川的战略目的，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示形于东而击于西，兵临贵阳逼昆明，调虎离山袭金沙，乘敌空虚，渡过金沙江。至此，中央红军跳出了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的合围圈，挫败了蒋介石妄图围歼红军于川滇黔边的企图，实现了渡江北上的战略意图，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毛泽东以高超的机动灵活的军事指挥艺术，指挥中央红军与10倍于己的国民党军进行周旋，穿插迂回于国民党军重兵集团之间，纵横驰骋于川滇黔地区，巧妙地牵制、调动、打击国民党军，使国民党军疲于奔命。蒋介石哀叹：“这是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滇军将领说：“共军拐个弯，我们跑断腿”；中央军将领说“追，追，追，一直追死自己为止”；黔军将领认为是“磨盘战术，出奇制胜”；川军说共军是“神出鬼没”。从这些当年作战的对手的感慨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毛泽东高超的机动灵活的军事指挥艺术。

毛泽东以高超的机动灵活的军事指挥艺术，指挥四渡赤水作战取得胜利，成为他军事生涯中的“得意之笔”。之所以成为“得意之笔”，是因为四渡赤水作战，与毛泽东在其他时期指挥的作战是有所不同的。在井冈山时期和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指挥红军反“进剿”、“会剿”和反“围剿”作战，是以根据地为依托，并有地方政府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而四渡赤水作战，是在失去根据地无后方依托，又经常面对数倍甚至十多倍的国民党军围追堵截的严峻形势下进行的，毛泽东指挥红军经常变换作战方向，转移作战地区，在国民党军几十万重兵之间，避实就虚，忽东忽西，忽南忽北，大范围的迂回往来，如入“无人之境”，迷惑和调动敌人，导演了一出威武雄壮的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活剧，展现了毛泽东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成为毛泽东独具匠心的杰作。抗日战争时期特别是解放战争时期，包括抗美援朝战争，毛泽东不再是战役指挥，而是战略指挥，制定战争的战略方针，把握和指导战争的全局，“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虽然，这是毛泽东的战争指导艺术更加成熟，并且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但是，毛泽东更看重他作为战役指挥员、亲自指挥的四渡赤水之战，能够发挥出他高超的机动灵活的指挥艺术。所以，他对蒙哥马利元帅说“三大战役没有什么，四渡赤水才是我的得意之笔。”可见，四渡赤水在毛泽东军事生涯特别是军事指挥生涯的重要地位。

毛泽东在指挥四渡赤水中运用的上述的机动灵活战略战术，成为毛泽东军事战略战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后来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后，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著述中，总结了建军十多年来作战包括四渡赤水作战的经验，毛泽东系统提出了机动灵活的运动战的理论。在解放战争时期，在战争的实践中，毛泽东将其战争指导理论，其中也包括其指挥四渡赤水作战的一些指导原则，总结概括升华为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成为我军重要的作战指导原则，成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四渡赤水，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军事领导地位，为毛泽东最终成为人民军队和共和国最高军事统帅奠定了重要基础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前，毛泽东已被剥夺了对军事工作的领导权，只保留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的职务，基本处于养病和赋闲状态。因为周恩来的力争，毛泽东才得以随军长征，被编在由中革军委、红军总司令部和总政治部及其直属队编成的第1野战纵队的中央队。

湘江战役使红军遭受惨重损失后，毛泽东建议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通道会议和黎平会议，采纳和肯定了毛泽东西进贵州，攻取遵义，以贵州为中心建立根据地的建议。

在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上，毛泽东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取消“三人团”，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遵义会议，毛泽东成为中央政治局五名常委之一，进入了党中央最高决策核心。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等指挥红军一渡赤水，进入川南，然后到达川、滇、黔边界地区。2月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博古被任命为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毛泽东则被委任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陈云《（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载《遵义会议文献》，42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成为党内军事指挥负责人的助手。

1935年2月9日，毛泽东在扎西召开的中央负责人会议上提出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的方针。2月18日，毛泽东等指挥红军由四川古蔺县太平渡、二郎滩二渡赤水河，回师黔北，攻克娄山关，再占遵义。3月4日，为了加强和统一作战起见，保证军事上的集中、机动和前方指挥的有效性，由张闻天提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组成遵义战役前敌司令部，朱德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为前敌政治委员。接着，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致电各军团，要求“各兵团一到集中地即受前敌司令部指挥”。这是1932年宁都会议后，毛泽东首次获得公开直接指挥红军的权利。

3月12日，张闻天在贵州苟坝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考虑到指挥作战权利必须高度集中，不能靠许多人开会集体研究决策，中共中央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即新“三人团”，全权负责指挥军事，使红军有了一个精干、有力的领导核心。在当时战争的环境下，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是中共中央最重要的军事领导和决策机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前敌司令部都是三人军事小组的执行机构。它是红军的统帅部。

三人军事小组成立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取得了三渡赤水、四渡赤水的胜利。

毛泽东从1927年10月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至1932年10月宁都会议被撤销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委前，先后担任过红4军党代表、前委书记和红1军团政委、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等职，其军事指挥权仅局限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中央苏区的红军。遵义会议，只是在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和全军的领导地位。

四渡赤水期间，毛泽东从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到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再到党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不仅在实际上，而且在名义上，逐步确立了在全党全军的军事领导地位。正是因为在此期间，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军事领导地位，才使其逐步发展成为人民军队的最高统帅。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四渡赤水也确实是毛泽东军事生涯中的“得意之笔”。

正是遵义会议后、四渡赤水期间，毛泽东军事领导地位的确立，中央红军才得以在毛泽东的领导和指挥下，取得了长征的胜利。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毛泽东成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从抗日战争开始，毛泽东一直担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先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不仅是人民军队的最高统帅，而且成为共和国的最高军事统帅，统率着全国的武装力量。

毛泽东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新中国的诞生和国防现代化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四渡赤水作战，虽然过去75年了，但其作为毛泽东军事生涯中的“得意之笔”，毛泽东那“运用之妙存乎心间”的高超的指挥艺术和智慧至今仍令人兴叹，那牵制敌人、调动敌人的环环相扣的谋略和布局至今仍折射出神韵和光辉。毛泽东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和其战略战术思想，对于我们今天做好军事斗争准备，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高技术局部战争，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指导意义。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