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人民军队创建和发展的根本原则。在这一根本原则的提出和确立过程中，毛泽东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早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就认识到，领导权问题不在人数多少，而在是否具有绝对领导地位和实际上的领导。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等人在创建人民军队过程中，首先就确定了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地位，明确把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作为人民军队的最本质属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一原则的确立，经历了严酷战争的洗礼，以及是“司令部对外”还是“党组织对外”、是“个人领导”还是“党的领导”等不同指导思想上的反复较量，通过实践的长期检验和反复教育才逐步确立下来。古田会议明确提出并确定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原则，对这一原则在人民军队中的逐步确立起了奠基作用。在其后的重大历史关节点上，毛泽东始终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不断重申“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提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军委是在党中央的领导之下进行工作”等重要论断。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根本原则、立军之本和建军之魂。

关键词：毛泽东；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立军之本；建军之魂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人民军队创建和发展的根本原则。在90年的光辉历程中，我军之所以能够经受住各种考验，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最根本一条就是靠党的坚强领导。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这一根本原则，是毛泽东为我们党和人民军队确定的。早在红军初创和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就明确提出“党的领导权”在红军里要“绝对建立起来”的问题；抗战初期毛泽东又进一步强调“保证共产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地位，保持红军的光荣传统”，“共产党绝对领导八路军的原则”，等等。他在写作《战争和战略问题》时，形象地提出了这样一句名言：“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这一原则，在党和军队建设史上，被一以贯之地传承和弘扬下来。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一根本原则，既是我们党从艰苦卓绝的长期斗争实践和血的教训中得出来的一条根本性的结论，也是人民军队建设的一条根本经验和根本规律。这不仅反映在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发展的整个进程中，也体现在一些历史大关节中。在建军90周年之际，有必要从人民军队发展历史进程的几个关节点，来重温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一根本原则提出、确立、传承的历程，缅怀毛泽东为这一根本原则的确立所作出的重大贡献。

一、共产党的绝对领导，是人民军队的最本质属性

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毛泽东对人民军队领导权的思考，始于这支军队建立之前。创立一支由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从大革命时期就开始求索的问题。

（一）大革命初期，毛泽东认识到，领导权问题不在人数多少，而在能否具有绝对领导地位。

大革命之初，在建党同时要建军的问题上，国民党方面的认识曾早于共产党人。当时孙中山借鉴俄共（布）“以党领军”的治军模式，在改组国民党时要求部队全体官兵宣誓加入党组织。但是，恰恰是在这个问题上，共产党与国民党有着根本理念的不同。毛泽东对这一问题有过明确表述。他认为，共产党的军队，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人民大众的军队”，强调的是共产党的领导权和领导力，而不是单纯的党员人数。他后来在回顾人民军队的创建历程时说，“我们的军队，不像国民党的军队那样人人都要入党，我们也讲过党军，但这是指的党的领导，不是要求军队里所有的人都是党员”。毛泽东特别强调的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属于人民大众”，“这个军队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军队”；“在军队里，少数共产党员应该跟多数的党外人士合作”；“对领导权要弄清其性质”，“它体现于政策、工作、行动，要在实际上实行领导，不要常常叫喊领导”，“不要天天像背经似地去念”。然而，在大革命之初，在新生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内部，对加强党的领导与掌握武装力量重要性的认识并不是非常一致和清晰。随着北伐战争时期叶挺独立团的出现，这一问题突出地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迫切地需要作出正确回答并统一思想认识。

（二）北伐战争时期，共产党的组织领导，造就了叶挺独立团铁一般的力量。

当年的叶挺独立团，诞生于国民党的军队序列中，隶属于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然而不同的是，团长由刚从苏联学习回国的共产党员叶挺担任，该团的一些营长、连长和各级领导，大多是周恩来从黄埔军校调来的共产党员，而且从团到连都体现了共产党的组织领导。叶挺独立团事实上成为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和掌握的第一支正规军队。这支部队在北伐战争中担任开路先锋，创造辉煌战绩，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赢得了“铁军”的称号。

同样是北伐军，为什么叶挺的队伍能够所向披靡，建立卓越功勋？铁军到底“铁”在哪里？关键在于他们是共产党人直接领导的军队，起骨干和带头作用的、冲在最前面的，大多是共产党员。这支队伍一改中国旧式军队的习气，有着严密的组织纪律、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以及视沿途群众为父母的作风。这种组织制度和作风，为此后共产党人领导发动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湘南起义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朱德后来在分析叶挺独立团“为什么这样有力量”时，讲了三条原因：“一、军队中有党的组织；二、有政治训练；三、有湖南、江西两省广大的农民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以后的工农红军之所以有力量，原因也在这里。”

（三）大革命失败后，中共领导层深刻认识到建立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极端重要性，确定人民军队的根本属性，首先确定共产党的领导。

当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集团先后发动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屠杀共产党人，国共合作破裂的时候，中国共产党领导层才在掌握军队和进行武装斗争的问题上有了比较清醒一致的认识。以周恩来为前委书记的共产党人领导发动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正如聂荣臻所说：“我们党在当时已经逐渐地认识到直接准备战争和组织军队的重要性。虽然这种认识还是很不够的，但是比起前一时期却有了显著的进步。”

对党领导军队的重要性是在什么时候开始有了更加充分的认识的呢？那是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并带领部队上井冈山以后的事。在毛泽东领导发动秋收起义以及艰辛撤退最终上井冈山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越来越切身体会到党组织建设和政治思想工作的重要性。在毛泽东那首著名的《西江月·秋收起义》一词中，这支队伍的性质就充分反映出来：“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旗号的标识即代表队伍的属性：“镰刀斧头”，标志着是工农武装，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后来朱德率领南昌起义退下来的队伍和毛泽东率领的队伍在井冈山会师，两支队伍合在一起组成了中央红军的底子。这支队伍的番号怎么取？毫无疑问，军队的性质，决定它的名称。这支队伍的名称于是被定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6月，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之所以把起义后合编的第一支红军武装叫“红四军”，取的就是叶挺“铁军”的威名，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从此开始了“朱毛红军”的历史。

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领导创建这支人民军队的过程可以看出，它一开始就明确标明了自己的属性：由中国共产党领导。这支军队一经成立，就确定了它必须完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毛泽东当年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总结“井冈山的斗争”时，就专门讲到这支军队的特点，他特别强调指出：“党的组织，现分连支部、营委、团委、军委四级。连有支部，班有小组。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毛泽东还在这里特别说明“连有支部，班有小组”的领导体制“完全抓住了士兵”，比叶挺独立团时期进了一大步。他的总结清楚地表明：党的组织和党的领导体制，决定了这支人民军队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和旺盛的生命力。

二、“党指挥枪”与“枪指挥党”经历了实践的较量

在旧中国建立一支新式的人民军队，党对军队要实现绝对领导，党要牢牢掌握枪杆子，绝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一根本原则的确立并不是一开始就实现了的，而是经历了严酷战争的洗礼和指导思想上的反复较量，通过长期斗争实践的检验才逐步确立下来。

（一）“司令部对外”还是“党组织对外”的争论。

在井冈山等革命根据地开辟以后，随着革命队伍的不断扩大，党领导的红军队伍中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也随之蔓延开来。在红军中有人试图以军事机关代替党的组织，提出：在组织上以军事工作机关为主导，不以“党的组织对外”，而是“司令部对外”。这实际上也就是要把军队的组织原则变成“枪指挥党”。毛泽东发现这种苗头以后，果断地指出：这是一种“单纯军事观点”，“这种思想如果发展下去，便有走到脱离群众、以军队控制政权、离开无产阶级领导的危险，如像国民党军队所走的军阀主义的道路一样”。为此，毛泽东在起草中国共产党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决议案时指出：“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他特别强调：“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

（二）“个人领导”还是“党的领导”的较量。

在刚刚从旧军队改造过来的红军军队中，实现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还经过了一个是“个人领导”还是“党的领导”的艰难的较量过程。1929年6月，毛泽东在给时任红四军第一纵队纵队长林彪的信中清醒地指出：红四军自成立以来就存在着“两个思想系统的斗争”，斗争的实质问题中第一点就是“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的问题。为此毛泽东明确提出，在红四军要“绝对建立起”“党的领导权”。他指出：“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这是四军党的主要问题。”毛泽东分析了红四军的大部分是“从旧式军队脱胎出来”或者“从失败环境中拖出来”这样的情况后，点明了当时党的领导权不能建立起来的两个原因：“一切思想、习惯、制度何以这样地难改，而党的领导与个人的领导何以总是抗分，长在一种斗争状况之中。红军既是从旧式军队变来的，便带来了一切旧思想、旧习惯、旧制度的拥护者和一些反对这种思想、习惯、制度的人作斗争，这是党的领导权在四军里至今还不能绝对建立起来的第一个原因。”他进一步分析说：“四军的大部分是从失败环境之下拖出来的（这是一九二七年），结集又是失败之前的党的组织，既是非常薄弱，在失败中就是完全失了领导。那时候的得救，可以说十分原因中有九分是靠了个人的领导才得救的，因此造成了个人庞大的领导权。这是党的领导权在四军里不能绝对建立起来的第二个原因。”

正因为在“党的领导与个人的领导”关系问题上已经形成的旧思想、旧习惯、旧制度“这样地难改”，“总是抗分”，所以毛泽东与朱德、陈毅等人商量后，决定在红四军召开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从根本上解决这一“主要问题”。这就是古田会议召开的根本原因。1929年l2月，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上批评说：“红军党的组织问题现在到了非常之严重的时期，特别是党员的质量之差和组织之松懈，影响到红军的领导与政策之执行非常之大。”因此，毛泽东明确提出：“每连建设一个支部，每班建设一个小组，这是红军中党的组织的重要原则之一。”他还特别提醒说，绝不能出现这种现象：“党与军事分离，有成为党不能领导军事的危险。”

自古田会议以后，根据毛泽东的建军思想，红四军中党的绝对领导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从而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一根本原则在人民军队中的逐步确立奠定了重要基础。后来毛泽东在主持编辑《毛泽东选集》时，还特别强调了古田会议决议所起的奠基作用：“这个决议使红军肃清旧式军队的影响，完全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这个决议不但在红军第四军实行了，后来各部分红军都先后不等地照此做了，这样就使整个中国红军完全成为真正的人民军队。中国人民军队中的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以后有广大的发展和创造，现在的面貌和过去大不相同了，但是基本的路线还是继承了这个决议的路线。”

（三）“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

当然，在指导思想上确定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后，并不等于在实践中就不会出现问题了。党能不能绝对领导军队、是不是要保证绝对领导军队的问题，到国共第二次合作形成时，又被人重新提了出来。

抗日战争初期，党内一些人对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保持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坚持中国共产党对人民军队的领导权等问题的认识出现偏差甚至错误，产生了“在统一战线中，是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呢，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是国民党吸引共产党呢，还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等疑问，而王明等人更是明确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主张放弃中共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特别提醒全党同志：在各抗日根据地，都要坚持两大原则，一是“共产党绝对领导”人民军队的原则；一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这个原则。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于1938年l0月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特别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问题，提醒全党同志，要明确地知道并认真地负起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责任，强调“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党的独立性”，要求在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下既要团结又要斗争。

毛泽东还进一步在如何处理国共两党关系、如何处理党和军队的关系两大问题上，对党内同志和人民军队给出了明确的解答。他说：“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决不能争，再也不要学张国焘），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现在是民族抗战，还要争民族的兵权。在兵权问题上患幼稚病，必定得不到一点东西。劳动人民几千年来上了反动统治阶级的欺骗和恐吓的老当，很不容易觉悟到自己掌握枪杆子的重要性。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全民抗战，把劳动人民推上了战争的舞台，共产党员应该成为这个战争的最自觉的领导者。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党指挥枪”这一著名口号，就是这样提出的，由此也成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代名词。

三、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人民军队不变的军魂

在领导中国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的整个历史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牢牢掌握的这支人民军队，恰恰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历史前进的方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锤炼，这支军队在自身建设中首先把党的建设放在首位，并始终遵循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条根本原则。尤其是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后，这条原则，为我们党领导人民军队取得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一）军队“必须完全的绝对的无条件的放在共产党及其领导机关的政治指导之下”；“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

关于共产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经过了长期实践的较量和检验以后，到了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思考和总结。1944年4月，他专门指导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起草了《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对这篇报告的成因和作用，叶剑英曾经说过，是“毛主席主持写成的”，“是继古田会议决议之后，我军政治工作的又一历史性文献”。后来这一报告以文件形式正式下发各部队。它在军队政治工作和党的建设上，提出了许多深刻的思想。比如，报告提出，人民军队与其他旧军队的原则区别在于，通过革命的政治工作，教育群众、教育军队，使军队内部趋于一致，使革命军队与革命人民、革命政府趋于一致，使革命军队完全服从革命政党的政治领导，以达到团结自己、战胜敌人、解放民族、解放人民的目的。又如，政治教育应该培养两种态度，对敌人，要采取一往无前、杀敌致果的革命精神；对待俘虏，应该转变为说服态度，从思想教育上、物质待遇上、政治态度上争取他们。前一种态度可以叫做“革命的霸道”，后一种态度可以叫做“革命的王道”。对同志、士兵，对人民，对朋友，亦应采取尊重、说服式的“王道”。再如，报告进一步明确了毛泽东的一贯思想：“我们的军队，必须完全的绝对的无条件的放在共产党及其领导机关的政治指导之下，不能闹独立性”；“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

这里面的许多思想，都是毛泽东本人的。这份报告稿送到毛泽东手里后，毛泽东作了详细修改，并另外加写了3000多字，其中特别加写了这样几句话：“如果我们的军队没有共产党领导，如果没有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军事工作与革命的政治工作，那是不能设想的。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彻底拥护人民利益的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而如果没有这种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的军队，就不可能是彻底拥护人民利益的军队。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之所以能够如此英勇坚持，艰苦奋斗，再接再厉，百折不回，其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通过这种方式，毛泽东再次重申了“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对人民军队建设和发展的极端重要性，并强调这是人民军队具有战斗力和生命力的“根本原因”。加上这几句话后，毛泽东还专门交代谭政将报告送给周恩来等党的领导人看，目的是取得领导层在认识上的高度一致。这一时期，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一原则，不仅仅是个实践层面的问题，而且已经被提升到了理论层面，并成为需要我们党和军队认真总结和永远坚持的优良传统，得到党内、军内的高度认可。

（二）“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军委是在党中央的领导之下进行工作”。

经过艰苦斗争实践的锤炼和反复教育，从革命战争岁月中走过来的人民军队的官兵们，都深深地懂得：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不管你本事有多大，领导的队伍人数有多少，都不能与组织对抗，更不能与党中央对抗、闹独立，要用坚强的党性和铁的纪律严格要求自己，自觉地维护党的团结和党中央的权威。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一原则，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党和军队发展的不同时期都始终强调，不断提醒党内、军内同志注意，尤其是提醒军队高层将帅，要时刻牢记，不能居功自傲。

1954年1月，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时毛泽东正在杭州主持起草新中国第一部宪法。中央决定由朱德为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作闭幕词。朱德的闭幕词稿事先传给毛泽东看过几遍，其中有一部分讲到党和军队的关系。毛泽东特意嘱咐朱德和彭德怀，加上以下几句话：“必须使全军了解：我们的武装部队是在党的领导之下建设和发展起来的，是在党的领导之下战胜了敌人的。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我们的革命武装部队。我们军委是在党中央的领导之下进行工作”，“就是说，我们的武装部队和武装部队的一切干部，要忠诚地服从党的领导，在党中央的领导之下紧紧地团结起来”。

也就是在这一年召开的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在开幕词中讲了一句著名的话：“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这句话一出，立即得到全体人民代表的热烈支持和响应。为什么？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核心的地位得到了人民的真心拥护。这次人大的一项重要议程，是通过毛泽东主持起草的新中国第一部宪法。以这部宪法为基点，在其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次宪法中，都明确规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地位。这种领导地位，是历史和人民的正确选择。

（三）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根本原则、立军之本和建军之魂。

我们党和军队有许多优良传统，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一点，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领导人在不同历史时期不断重申和深化。

1958年1月，毛泽东在起草《工作方法六十条》时，特意加写了这样的内容：“军队必须放在党委的领导和监督之下，现在基本上也正是这样做的，这是我军的优良传统。”1962年8月1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迎来建军35周年的时候，朱德曾感慨万千，赋诗一首，其中就写下了特别突出的两句：“建军总原则，党的领导尊。非军指挥党，惟党指挥枪。”

“文化大革命”时期，国内各方面的正常秩序，包括党和军队的关系，曾一度被林彪、“四人帮”一伙搞乱。1975年初，邓小平在主管军队整顿工作时，毛泽东特意交待他：“军队要整顿”，“优良传统要恢复”。针对“军队被搞得相当乱”，“好多优良传统丢掉了”的情况，邓小平发表了《军队要整顿》的讲话，句句切中要害。他特别强调：“我们这个军队有好传统。从井冈山起，毛泽东同志就为我军建立了非常好的制度，树立了非常好的作风。我们这个军队是党指挥枪，不是枪指挥党。”“军队的整顿，一个是要提高党性，消除派性；一个是要加强纪律性。”“不消除派性，安定团结不起来，军队战斗力也一定会削弱。每个干部都要把党性放在第一位。”

拨乱反正以后，在邓小平等的主持下，毛泽东关于人民军队建设的思想和军事战略，被写入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其中就特别提到了毛泽东确定的建军根本原则：“他规定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人民军队的唯一宗旨，规定了是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的原则。”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党和军队的建设面临新的形势和任务，面对国内外一些人鼓吹的“军队非党化”、“军队非政治化”、“军队国家化”等言论，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不断提醒军队的同志特别是高中级干部，在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个问题上必须旗帜鲜明、态度坚定，并反复强调，听党指挥，是党和人民对人民军队的最高政治要求，是人民解放军不可动摇的根本原则；人民军队必须具有凝聚军心的神圣军魂，人民解放军铸就的军魂，就是坚持党的绝对领导。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就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一根本原则作了进一步阐述，他指出：“要牢记，坚决听党指挥是强军之魂，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异，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坚决听党的话、跟党走”；“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关系我军性质和宗旨、关系社会主义前途命运、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是我军的立军之本和建军之魂。”

总之，“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保证和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早已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立军之本和建军之魂。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条根本原则，任何时候都不能变，更不能丢。

（杨明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

注释：略。

来源：《党的文献》201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