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毛泽东军事思想中，蕴涵着一些《曾胡治兵语录》中军事思想的合理内核。通过对毛泽东军事思想与《曾胡治兵语录》中军事思想的对比研究，可以进一步加深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阐释和理解。

关键词：毛泽东军事思想；《曾胡治兵语录》；合理内核

《曾胡治兵语录》是清代名将曾国藩、胡林翼治兵语录的汇集，集中反映了曾、胡的治兵思想和军事谋略。民国滇军名将蔡锷对曾胡二人的治兵思想深为推崇，故将二人治兵语录汇辑成书，作为滇军军官的必读兵书。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蒋介石任黄埔军校校长，他将蔡锷编辑的这本兵书予以补充，增加了“治心”部分，作为黄埔军校的教材使用。《曾胡治兵语录》作为黄埔军校的主要教材，对中国近现代军事思想的发展，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红军、解放军中的不少高级将领执教或毕业于黄埔军校，他们正是从《曾胡治兵语录》中吸取了丰富的军事经验，并熟悉自己的对手国民党的军事思想渊源，反过来“以其人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毛泽东曾熟读《曾国藩家书》和《曾胡治兵语录》，对《曾胡治兵语录》中军事思想的借鉴和运用，更是达到了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新境界。但目前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虽然在一些论著中散在地提及，却未见较为系统的论文面世。

一、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的核心“实事求是”与曾胡推崇的“诚实”一脉相承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人思想路线的集中概括，也是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的核心。1941年5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对“实事求是”的深刻涵义作了精辟的阐释。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说：“军事的规律，和其它事物的规律一样，是客观实际在我们头脑中的反映，除了我们的头脑以外，一切都是客观实际的东西。”“中国古代军事家孙武子书上‘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是“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的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而“指挥员的正确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指挥员使用一切可能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将侦察得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这是军事家在作出每一个战略，战役或战斗的计划之前的一个整个的认识情况的过程。从这一认识军事规律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的核心就是“实事求是”。

然而我们浏览一下《曾胡治兵语录》时就可发现，“实事求是”和曾胡所推崇的“诚实”二字有一脉相承的关系。曾国藩说：“天地之所以不息，国之所以立，圣贤之德业，所以可大可久，皆诚为之也。故曰：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即天地之所以经久不息，国家之所以能够建立，圣贤的德业之所以能够长久地大行于天下，都是真诚、真实造就的。所以说，诚，关系到世间万物的生死存亡，不诚，就没有一切。在此思想基础上，曾国藩进而指出：“军事是极质之事。”但“用兵久则骄惰自生，骄惰则未有不败者。勤字所以医惰，慎字所以医骄，二字之先，须有一个诚字以立之本。立意要将此事知得透，辨得穿。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只要做到“以诚为之本，以勤字惰字为之用，庶几免于大戾，免于大败”。就是说，军事是非常实在的事情，但用兵的时间久了，就会产生骄惰之心，产生了骄惰之心的人没有不失败的。“勤”字是医治怠惰的良药，“慎”字是医治骄傲自满的良药，在这二字的前面，必须有一个“诚”字作为根本。要下决心把这事了解透彻，辨穿它的实质，则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只要做到以“诚”为根本，以“勤”、“慎”二字为用，差不多就可以避免犯大的过错，避免大的失败。胡林翼也说：“军旅之事，胜败无常，总贵确实而戒虚捏，确实则准备周妥，虚饰则有误调度，此治兵之最要关键也。粤逆倡乱以来，其得以肆志猖狂者，实由广西文武欺饰捏报，冒功悻赏，以致蔓延数省，流毒至今，莫能收拾。”总之，处理军事问题必须“实事求是”，只有“实事求是”才能掌握军事运动的规律，达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理想境界。

二、毛泽东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争一城一地得失的军事原则与胡林翼以全军破敌为上，不以得土地城池为意的见解如出一辙

“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这是毛泽东在解放战争时期提出的十大军事原则中的一条重要原则。其实，毛泽东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已尖锐地批判了那种害怕“打烂坛坛罐罐”，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军事方针，提出了“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原则，灵活机动地运用“诱敌深入”的游击战和运动战，各个歼灭敌人，打了很多漂亮的歼灭战。

毛泽东说：“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的人们，反对战略退却，理由是退却丧失土地，危害人民（所谓‘打烂坛坛罐罐’），对外也产生不良影响。”而“回答这些意见是容易的，我们的历史已经回答了。关于丧失土地的问题，常有这样的情形，就是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这是‘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原则。如果我们丧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战胜敌人，加恢复土地，再加扩大土地，这是赚钱生意。市场交易，买者如果不丧失金钱，就不能取得货物；卖者如果不丧失货物，也不能取得金钱。革命运动所造成的丧失是破坏，而其取得是进步的建设。睡眠和休息丧失了时间，却取得了明天工作的精力。如果有什么蠢人，不知此理，拒绝睡觉，他明天就没有精神了，这是蚀本生意。我们在敌人第五次‘围剿’时期的蚀本正因为这一点。不愿意丧失一部分土地，结果丧失了全部土地。”“危害人民的问题同此道理。不在一部分人民家中一时地打烂些坛坛罐罐，就要使全体人民长期地打烂坛坛罐罐。惧怕一时的不良的政治影响，就要以长期的不良影响作代价。十月革命后，俄国布尔什维克如果依照‘左派共产主义者’的意见拒绝对德和约时，新生的苏维埃就有夭折的危险。”

解放战争时期，我各解放区指战员自觉运用毛泽东的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的原则，于战争开始时，主动放弃一些城市和农村，让敌人背上包袱，拉长战线，分散兵力，使其攻势很快成为“强弩之末”。我军则大踏步地进退，集中兵力，调动敌人于运动中加以各个歼灭，在短短三年中，就歼灭敌军八百余万人，取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

毛泽东这一克敌制胜的军事原则，可说是直接来源于胡林翼所倡导的“军事之要，必有所忍，乃能有所济；必有所舍，乃能有所全”，以及“用兵之道，全军为上策，得土地次之；破敌为上策，得城池次之”。即军事之要，须“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用兵之道，在保全自己的军队为上策，占领敌人的地方次之；破灭敌人的军队为上策，占领敌人的城池次之的军事见解。

三、毛泽东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和胡林翼军务只应以一处合围以致敌的主张同声相应

“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两倍、三倍、四倍、有时甚至是五倍或六倍于敌之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这也是毛泽东制定的十大军事原则中的重要一条。在土地革命战争期间，毛泽东已提出“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到了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又申明：“在蒋军武器加强的条件下，我军必须特别强调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指出这种战法，“不但必须应用于战役的部署方面，而且必须应用于战术的部署方面”。每战应“集中六倍、五倍、四倍于敌，至少也是三倍于敌的兵力，并集中全部或大部的炮兵，从敌军诸阵地中，选择较弱的一点（不是两点），猛烈地攻击之，务期必克。得手后，迅速扩张战果，各个歼灭该敌”。如1947年5月的孟良崮战役，当时敌以17个整编师的兵力，以密集队势齐头向我军进犯，在敌整编第74师冒进突出时，我军以四个纵队阻击、钳制向该师靠拢之敌，另外集中五倍于敌的兵力，将其包围歼灭之，击毙了中将师长张灵甫，使蒋介石深感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哀叹张灵甫的覆灭是他最痛心、最惋惜的一件事。

然而，毛泽东制定的这一作战原则，和胡林翼力主的“军务只应以一处合围以致敌，其余尽作战兵援兵兜剿之兵。皆处处合围，则兵力皆为坚城所牵缀，顿兵坚城之下，则情见势绌”的主张同声相应。但毛泽东的这一军事原则是对胡林翼见解的借鉴与超越，虽形式相似而内容更丰富多彩和便于操作。

四、毛泽东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的军事原则与胡林翼“战事之要，不战则已，战则须挟全力，不动则已，动则须操胜算”的说法所见略同

“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应力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下有胜利的把握”，同样是毛泽东制定的十大军事原则中的重要一条。这一原则的实质是争取战争的主动权，而“主动地位只有在进攻胜利之后，才能最后地取得。一切进攻战也都要主动地组织之，不要被迫地采取进攻”。因为“一切战争的敌我双方，都力争在战场、战地、战区以至整个战争中的主动权，这种主动权即是军队的自由权。军队失掉了主动权，被逼处于被动地位，这个军队就不自由，就有被消灭或被打败的危险”。即主动权是军队的命脉，失去了主动权，军队就接近于被打败或被消灭。为此，战争的双方都力争主动，力避被动。而战前做好准备，是争取主动权的重要条件。毛泽东指出：“如果我们没有必要的和充分的准备，必然陷入被动地位。临时仓促应战，胜利的把握是没有的。”“优势而无准备，不是真正的优势，也没有主动。懂得这一点，劣势而有准备之军，常可对敌举行不意的攻势，把优势者打败。我们说运动之敌好打，就是因为敌在不意即无准备中。”有准备是有把握的前提条件之一，但一个仗打否，最终是看有无胜利的把握。故毛泽东指出：“我们历来不打无把握之仗，也不打只有准备但无把握之仗。”

毛泽东制定的上述军事原则和胡林翼所提出的“战事之要，不战则已，战则须挟全力，不动则已，动则须操胜算。如有把握，则坚守一月二月三月，自有良方”、曾国藩说的“凡与贼相持日久，最戒浪战。兵勇以浪战而玩，玩则疲；贼则以浪战而猾，猾则巧。以我之疲敌贼之巧，终不免受害之一日。故余昔在营中戒诸将日：‘宁可数月不开一仗，不可开仗而毫无安排算计’”、“凡用兵之道……敌加于我，审量而后应之者多胜；漫无审量，轻以兵加于敌者多败”的观点有明显的所见略同之处。毛泽东的这一军事思想更是画龙点睛地将蔡锷评“曾胡之论兵，极主主客之说”一段见解的精髓升华发展到令人叹为观止的新境界。蔡锷说：“曾胡之论兵，极主主客之说。谓守者为主，攻者为客；主逸而客劳，主胜而客败；尤戒攻坚围城。其说与普法战争前法国兵学家所主张者殆同（其时俄土两国亦盛行此说），其论出师前之准备，宜十分周到，谓一械不精，不可轻出，势力不厚，不可成行，与近今之动员准备，用意相合。其以全军破敌为上，不以得土地城池为意，所见尤为精到卓越，与东西各国兵学家所唱道者，如出一辙，临阵分枝宜散，先期合力宜厚二语，尤足以赅括战术战略之精妙处。临阵分枝者，即分主攻助攻之军，及散兵援队预备队之配置等是也。先期合力者，即战略上之聚中展开，及战术上之开进等是也。所论诸端，皆从实行后经验中得来，与近世各国兵家所论，若合符节，吾思先贤，不能不馨香崇拜之矣。”毛泽东以令人感佩的马克思主义哲理思维能力，紧紧抓住蔡锷评“曾胡之论兵，极主主客之说”中的“主客”、“胜败”两个军事理论中的关键词，运用高度凝练且富有清新时代感的“一切战争的敌我双方，都力争在战场、战地、战区以至整个战争中的主动权，这种主动权即是军队的自由权”一语彰显曾胡、蔡锷论兵之理论精华，进而得出“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应力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下有胜利的把握”的光耀千秋之军事格言。由此可见，毛泽东与湖湘先贤之军事思想，真乃薪尽火传，趋日更新！

五、毛泽东“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与蔡锷评曾胡战守术时提出的“波亚战术”是相通的

1930年10月，蒋介石调动10万重兵，采取“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略，向刚刚建立的中央根据地扑来，妄图一举歼灭红军主力，解除他的心腹之患。毛泽东指挥红军“诱敌深入，后发制人”，主动放弃了吉安、东固等地，在黄陂、小布地区布下了口袋阵，专等敌人来钻。不久，急兵冒进，想建功邀赏的张辉瓒师钻进了龙岗，被红军全歼，张辉瓒也被活捉，从而粉碎了第一次反革命“围剿”。后来，蒋介石又发动了第二、三、四、五次“围剿”，除了第五次“围剿”外，红军都坚持了毛泽东的游击战术，诱敌深入，牵着敌人的鼻子在崇山峻岭之间打圈子，直到把敌人拖得精疲力竭，晕头转向，红军再寻找有利时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从而又粉碎了敌人的第二、三、四次大“围剿”。以后，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这种战法又得到进一步的充实和发展，最终形成了我军克敌制胜的十大军事原则，将中国的革命战争一步步引向胜利的彼岸。

拜读《曾胡治兵语录》后就会发现，毛泽东提出的这种战略战术，恰与蔡锷评曾胡战守术后的评语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蔡锷说：“鄙意我国数年之内，若与他邦以兵戎相见，与其孤注一掷之举，不如采用‘波亚战术’（笔者注：游击战术）据险以守，节节为防，以全军而老敌师为主，俟其深入无继，乃一举而歼除之。若俄人之蹴拿破仑于境外，使之一蹶不振，可借鉴也。”即蔡锷认为：在数年之内，如果我们与其他国家兵戎相见，与其拼死孤注一掷，倒不如采用“波亚战术”，据险固守，节节设防，以保存自己的实力，并使敌人军队疲惫不堪士气低落为主要目的；待到敌人孤军深入，后援不继时，再一举歼灭他们；当年俄国人先诱敌深入，然后发动反攻，将不可一世的拿破仑赶出了国门之外，使之一蹶不振；这种做法，值得我们借鉴。就此，我们可以说，毛泽东将蔡锷的这一军事思想丰富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毛泽东游击战略战术，这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

综上所述，可知博大精深的毛泽东军事思想中，蕴涵着一些《曾胡治兵语录》中军事思想的合理内核。当然，毛泽东对《曾胡治兵语录》中军事思想合理内核的借鉴吸收远不止上文所述的五点。其他如曾国藩所说的“带兵之道，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礼”；曾胡所说的“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必须谆嘱将弁，约束兵丁，爱惜百姓”；“军行之处，必须秋毫无犯，团结民心”；蔡锷在《曾胡治兵语录》中说的“古之名将用兵，莫不以安民爱民为本。盖用兵原为安民，若扰之害之，是悖用兵之本旨也。兵者民之所出，饷也出之自民，索本探源，何忍加以扰害？行师地方，仰给于民者岂止一端，休养军队，采办粮秣，征发夫役，采访敌情，带引道路，何一非借重民力？若修怨于民，而招其反抗，是自困也。至于兴师外国，也不可以无端之祸乱，加之无辜之民，致上干天和，下招怨蒜（笔者注：怨恨、诽谤）。仁师义旅，决不出此。此海陆战条约所以严掳掠之禁也”；“行军之际，务须纪律严明，队伍整齐，方为节制之师。如查有骚扰百姓，立即按以军法。吕蒙行师，不能以一笠宽其乡人，严明之谓也；绛侯（笔者注：周亚夫）治兵，不能以先驱犯其垒壁，整齐之谓也”等治兵要则的启发，进而站在无产阶级军事家的高度所提出的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是人民军队的三大政治原则，是人民军队处理内外关系的基本准则。

得到胡林翼“军旅之事，守于境内，不如战于境外”思想的启迪，提出粉碎敌人“围剿”的被刘伯承元帅命名的“翻边战术”，即“当‘围剿’已经证明无法在内线解决时，应该使用红军主力突破敌之围攻线，转入我之外线即敌之内线去解决这个问题”，著名战例如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的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继承超越曾国藩“攻城攻垒，总以敌人出来接仗，击败之后，乃可乘势攻之。若敌人静守不出，无隙可乘，则攻坚徒损精锐”的思想，进而提出的“围城打援”方针，著名战例再如淮海战役中的包围徐州，歼灭援敌黄维兵团，并最终引出龟缩于徐州的杜聿明集团聚而歼之等，在此不再详述。总之，通过对毛泽东军事思想与《曾胡治兵语录》中军事思想的对比研究，可以进一步加深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阐释和理解，为更好地弘扬、发展有中国特色的毛泽东军事思想提供一条新的思路。

参考文献：略。

（刘华明，江苏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来源：《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