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以超高的军事斗争艺术及时识别、制造、夺取解决边境危机的重大历史契机，亲自领导了包括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西沙群岛自卫反击作战在内的几场局部性战争，成功破解了若干长期困扰新中国国家安全的棘手难题，对科学把握军事斗争时机、精准发力破局、营造有利战略态势仍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关键词：毛泽东；军事解决；边境危机；时机把握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执政时期，中国的国家安全环境一直堪忧，很多内政外交问题亟待解决，如台湾的统一问题，边界历史纠纷问题，等等。毛泽东始终高度关注这些事关国家安全发展的重大问题，以超高的军事斗争艺术及时识别、制造、夺取解决这些问题的重大历史契机，以积极大胆、精准有力的军事行动成功破解了若干长期困扰新中国国家安全的棘手难题，堪称历史典范。毛泽东纵观全局、适时以军事手段解决边境危机的历史经验对于当今鸟瞰我国周边安全现状和发展趋势，把握时机精准发力破局，仍然具有极为重大的现实借鉴意义。

一、识机：观大势，善于在国际力量的纵横捭阖中把握军事解决边境危机的战略契机

美苏两强相争是冷战时期世界战略格局的基本特点，中国作为体量巨大的发展中大国和社会主义阵营主要成员，始终处于这种国际战略格局的经纬交织之中。如何在两强博弈之中把握机遇，顺势而为，以强有力的军事行动破除安全困境，牢固奠定新中国国防安全基石，是这一时期毛泽东思考和谋划军事斗争的基本战略考量。毛泽东始终高度关注大国力量的此消彼长，善于在其中发现和把握以军事手段解决国家安全问题的重大历史机遇，以积极的国家战略调整应对，确保不失天赐良机、力争精准解决问题。主要表现在敏锐识别两大战略契机：

一是大国之间对抗博弈陷入僵局之际。大国之间的对抗博弈往往尖锐激烈，期间充满着若干变数，这既是中国不得不面对的国际战略背景，同时也是毛泽东眼中突破安全困局的有利契机。尤其是在美苏两强博弈出现僵局之时，由于需要集中各自政治军事等资源相互角力，一方面因自身力量所不及，一方面或因需要得到中国这样大国的支持，中国的国际战略环境会出现短时宽松，此时正是出手突破困局的重大历史契机。如中印边界自卫反击作战前，毛泽东就对这场战争打不打，什么时候打，进行了长期的思考。1959年至1962年，中国一直承受着来自西南方向印度、东南方向美蒋两线的巨大安全压力。当时中国的主要战略方向在东南，西南方向则一直保持克制，竭尽外交努力与印度和平解决领土争端。但尼赫鲁政府在美、苏两强的支持下有恃无恐，顽固推行“前进政策”，不断蚕食中国领土。当时的情况是，苏联把中苏两党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偏袒、支持印度，以达到与美国争夺印度并利用印度进行反华的双重目的；美国等西方国家更利用中印边界问题，煽风点火，挑拨中印关系，阴谋把印度拉入西方军事集团，使印度成为他们在亚洲实现其战略利益的重要伙伴，二者都为印度提供了大量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对此，毛洋东于60年代初多次指示抓紧拟定应对印军侵略的作战计划的同时，始终密切关注当时的国际环境，特别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动向。1962年l0月，古巴导弹危机爆发，美苏两国剑拔弩张，无暇他顾，苏联更是在危机中主动强化同中国的关系，暂时改变了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态度，在我外交照会的答复中积极肯定我可能采取的对印军事行动，以博取中国更多的支持。古巴导弹危机从1962年10月15日爆发至l1月20日结束，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即由10月20日开始至l1月21日结束，毛泽东正是清晰判断这时的国际环境对我实施反击作战极为有利，果断把握了这一契机。

二是大国实施战略调整转移，出现力量真空之际。随着国际国内安全环境不断变化，一个国家的安全战略常常处于不断地动态调整之中。对于多党轮流执政的西方大国，尤其是处在政党政治交替轮换之际，国家政治主张和相应国家安全战略可能会出现较大幅度调整，有时甚至是颠覆性的。这种调整通常很快带来军事部署的相应改变。在毛泽东眼中，这是应当抓住并积极改善中国安全环境的有利契机。20世纪60年代起，中苏关系趋紧。苏联在中苏、中蒙边界大量驻军，严重威胁中国安全，中国的国防重点被迫转移到北方，但同时必须应对来自西南方向美国武装侵越的军事威胁。尼克松政府时期，美国一改前任的军事战略，奉行现实威慑战略，开始收缩全球军事力量。1969年至1973年，美军逐步撤出越南，尤其是1973年越南南北双方停战协议生效后，美军加速撤离越南南方。此一时期，美国在南海问题上亦实行中立政策。中越西沙海战爆发前后，美国始终坚持中立立场，绝不卷入其中，即不予南越军事援助，对于中国出兵西沙也不予任何谴责，更不将西沙群岛、南沙群岛列入美国对其盟友的防卫范围。因此，尼克松所实行的实际上是有利于中国的中立政策。此时，苏联尚未来得及染指这一地区，直至7O年代末苏联海军进驻越南岘港和金兰湾。正是充分把握这一大国实施战略调整转移，军事力量部署真空，大国军事影响力和控制力短暂削弱之际，毛泽东断然决定出兵西沙，重创南越，巩固海疆。

二、造机：谋大局，善于从军政关系的相互联动中塑造军事解决边境危机的有利时机

善打政治军事仗，是毛泽东指挥用兵的一大特点和最大优势。新中国成立后，争取和平、恢复经济、发展民生成为国家当务之急和主要之事，然而又必须面对来自周边地区霸权和美苏世界霸权日趋严峻的战争威胁，必要时必须以有力军事斗争突破安全困局，打出一个和平发展的有利局面。在这一背景下，指挥用兵、以战止战、以战慑战需要权衡的因素更加复杂，充满变数。毛泽东总是站在国家整体运作层面的高度，善于使外交、政治和军事手段相互配合，在综合施策中进行战略擘画，预先谋求开战和交战的有理、有利、有节，积极营造军事摊牌的绝佳时机，进而能够做到适时出兵，敢打必胜。

一是外交上主动作为、纵横捭阖，营造有利战略态势。毛泽东从不孤立看待战争问题，总是积极主动运作外交斗争、布局国家关系，为极有可能爆发的战争谋求有利战略态势。新中国地缘安全环境十分复杂，建国之初就面临来自东北朝鲜、东南台海、西南越南三个方向的战争威胁，六十年代后西南印度、北方苏联等方向的战事又一触即发，如何聚力主战方向、避免两线作战是毛泽东外交斗争的聚焦点和着力点。为此，毛泽东提出“讲和平、联合多数，反战争、孤立少数”的外交斗争策略。在他看来，外交上不能关门，而是要积极走出去。要抓住和平这个口号，联合一切愿意和平的国家，来孤立、分化那些好战国家，以此达到联合多数、孤立少数、保卫国家的目的。在指导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中，毛泽东强调，这次作战不仅仅是中印两国的事情，其中也包含对美和对苏的斗争。正确处理好对印、对美、对苏斗争三者的关系，对于控制战争态势至关重要。毛泽东深刻分析和把握斗争中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采取了打印、拉苏、慑美的斗争策略，为我们赢得了较为有利的战略态势，使斗争局势向有利于我的方向发展。60年代中后期，来自苏联方向的战争威胁急剧增长，中国的战略防御重点逐渐由南向北转移。为防止南北对美苏同时开战，毛泽东开始考虑调整外交斗争策略，重点缓解同美国的关系。此时美国出于摆脱越战泥潭、联中抗苏的战略需要，也主动向中国伸出橄榄枝。1972年尼克松访华，标志着中美关系全面解冻以及中美联合抗苏的战略端倪初显。很快，中国同西方、第三世界国家相继建交，同中东欧国家外交关系也极大改善。毛泽东在1973年会见基辛格时更是提出了“一条线”的战略构想。随着中美关系的持续巩固以及美国对越政策的调整，1974年西沙群岛自卫反击作战爆发前后，美国始终保持中立状态，尽管苏联暗中支持南越政权，甚至派出军舰在附近海域游弋，却慑于中美可能出现的进一步联合，以及中国在国际外交中的特殊地位和重大影响，最终未敢出兵干预。

二是政治上先声夺人、以理服人，谋求合理政治前提。“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战争本质的基本观点，毛泽东更是坚持这一观点。在他看来，要赢得战争的胜利，不仅要争取军事上的主动，更要争取政治上的主动。因为战争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行动，战争以政治冲突开始，受政治目的制约，以政治妥协结束。唯有将战争进程始终置于政治的指导和控制之下，才能真正打赢战争。1963年2月19日，毛泽东听取关于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情况报告时说：“这次是打了一个军事政治仗，或者叫政治军事仗。”面对印度自1959年以来在中印边界的不断武装挑衅，鉴于印度在广大不结盟国家拥有的较大影响，也鉴于东南亚一些国家受美国散布的“中国扩张论”的欺骗而对我存有疑虑，毛泽东始终强调中国人民的敌人在东方，在美帝国主义，不在印度，不在东南亚及南亚的一切国家，始终坚持和平解决边境争端的方针，对印军连续三年的边境蚕食政策在军事上一再忍让，并且还亲自指示在政治外交、舆论宣传等方面作出诸多努力，周恩来总理就和平解决中印领土争端多次致信尼赫鲁，甚至同外交部长陈毅亲赴印度展开和平会谈，始终努力维护中印友好大局。只是到了1962年10月20日印度政府公然下令向中国发动全线进攻，在和平无望的情况下才决定实施自卫反击作战。至此，待印度自己充分暴露毫不讲理的面目后才动手，就是为了做到政治上“有理”，让世界看清楚道理在谁的一边，从而赢得了世界舆论的广泛支持，而印度则是挨了打又输了理。

三是军事上未雨绸缪、张弛有度，塑造有利军事态势。政治上力避打，并不代表军事上放弃准备。相反，唯有主动做好战争准备，才能更好地避免战争。但军事斗争准备无疑彰显一个国家的政策和决心，因此一方面需未雨绸缪、早做准备，一方面也需张弛有度、合理适度，做到既表明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的决然意志，保证一旦爆发军事冲突不吃亏能打赢，同时也绝不咄咄逼人失去政治主动，甚至引起对方战略误判和采取过激军事行动。毛泽东恰在此方面显示出卓越的战略远见和天才思维。如中印边界对印自卫反击作战，从1959年开始，印度军队在东段越过麦克马洪线，在中段、西段越过传统线，在中国境内建点布哨。1962年7月印度军队制造加勒万河谷事件，公然侵入阿克赛钦地区，进逼和包围我边防哨所和巡逻队。这时，毛泽东虽然仍坚持不打的方针，但并未要求边防部队退避三舍，而是明确要求坚决执行“绝不退让、力争避免流血冲突；犬牙交错，长期武装共处”的二十字方针。在此方针的指导下，我军采取了“顶、逼、围、堵”等反蚕食斗争措施，建立了57个哨卡，对入侵印军形成居高临下或包围的态势，为以后的军事行动赢得了主动和有利的地位。正是这一军事方针，既不允许印度的领土野心得逞，力避扩大事态，又为而后战争爆发迅速夺取军事主动创造了有利军事态势。

三、夺机：出奇兵，善于在出敌不意的速战速决中夺取军事解决边境危机的最佳绝机

毛泽东用兵真如神，“神”就神在总是能够料敌在先，出敌不意，攻敌不备。在建国后的若干次自卫反击作战中，毛泽东坚持以“速战速决”、“击敌要害”、“打摄并举”为原则，力争在作战时间、作战方向和作战力量运用上夺取克敌而不制于敌的最佳时机，通过灵活巧妙地排兵布阵集聚军事势能，以出敌不意的军事行动释放军事动能，在作战对手始料未及的关键时间、空间节点上毕其功于一役，很好地达成了打赢局部战争、遏制全面战争、力争维护和平的战略目标。

一是速战速决，避免持久。兵贵神速，局部战争因其政治军事特殊性，更需如此。在毛泽东眼中，局部战争规模尤其是作战时间必须严格加以限制，一是考量于战争的政治要求。新中国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自卫反击作战的根本目的在于以战止战，维护国家和平发展局面，同这一要求相适应，局部战争必须着眼速战速决，防止战争持久消耗、扩大升级。二是考量于战争的军事要求。以快搏慢，力争以最短时间和最少付出，达成出敌不意的奇袭制胜效果，是毛泽东等老一辈军事家用兵的突出特点。正是以此为指导，我军历次自卫反击作战一般持续一个月左右。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前后历时1个月；珍宝岛自卫反击作战，在半个月内进行了两次作战行动；西沙群岛自卫反击作战，仅在短短的3天内就完成了任务。正是由于极好地把握了作战时间，严密控制了作战进程，大大降低了外国势力可能的武装干涉。如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结束之际，美军太平洋第7舰队已派出一艘航空母舰驶向印度孟加拉湾，只是在尼赫鲁提出请求24小时后中国果断宣布单方面停战，军事危机已经度过，因而该舰在抵达孟加拉湾前又返航，使美国的军事干涉行动彻底落空。同时，这一短促作战行动也避免了边境地区恶劣自然条件的影响，毛泽东把作战行动时间选在9-11月的初冬季节，恰好避开主要作战地域——中印边界东段雨季山洪暴发和雪季大雪封山两个不利季节，在这一时期迅速集中作战力量发起短促有力的作战行动，打了印军一个措手不及，使我政治、军事、外交处在一个主动地位。

二是把握重心，击敌要害。主要作战方向要选择最有利于达成战役目标的作战方向，选择能集中兵力、能大量歼敌、能震撼全局的方向。毛泽东历来重视主要作战方向的选择，不仅善于扭住事关战争全局、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作战方向，更常常选在敌人料想不到的作战方向发动攻击，使作战对手在猛烈突然的军事打击面前错愕茫然，慌乱失措。1959-1962中印边境反蚕食斗争中，中国边防部队的军事斗争重点一直在西线，可在1962年中印边界自卫反击作战中，毛泽东却有意避开这一方向，把反击作战的主要作战方向放在东段。主要理由是：第一，东段有仗可打。印军在东段占地大、兵力多，部署了2.2万人。而印军在西段只部署了5600人，而且其ll4旅分散配置在长达600公里的边境线上，兵力分散，无大仗可打。第二，东段地形有利。东段海拔一般在2500米左右，最高峰海拔4500米。而西段大部分地区海拔都在5000米以上，在这种条件下，人员会严重缺氧，不利于作战行动。第三，向“麦克马洪线”以南反击，可以从事实上否认“麦克马洪线”。第四，我初战目标是打有150年历史的印军“王牌部队”第7旅，因为该旅在战前已越过“麦线”侵占了我克节朗地区，系孤立冒进之敌，打该旅虽有一定的风险，但我可以顺势用兵，并为我下一步全面反击创造有利的态势。实战结果，我军仅以12小时就全歼了该旅，旅长达尔维准将被生擒，极大地震撼了印军。事实证明，把主要作战方向选择在东段，确实大大超出了尼赫鲁的预料，击中了印度政府的要害。

三是打慑并举，量敌用兵。局部战争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敌对双方对于作战力量运用的克制，这种克制既是出于控制战争规模、维护国家整体安全的战略考量，也是出于充分扬长避短、发挥最大军事效益的军事考量。一是做好应对其他方向连锁反应的需要。从我军边境地区作战的历史经验看，当我边境地区的某一方向军事斗争形势恶化时，其他战略方向极可能出现联动。为避免这种两线作战的不利局面，毛泽东总是预有准备，慑战并举，量敌用兵。如1962年印军对我边境地区实施蚕食和入侵，正值中美在台湾海峡军事对峙、蒋介石反攻大陆甚嚣尘上之时。由于我军在东南沿海这一主要战略方向始终保持有力战争准备，方能集中有限军事力量在中印边界放手一搏，占据主动。再如六七十年代我与苏联关系紧张时，面对苏军在中苏、中蒙边境部署重兵，我在三北地区部署了大量精锐部队，并积极备战，有效地遏制了边境冲突，起到了精兵压境的威慑作用。西沙自卫反击作战也正是在此前提下得以顺利施行。二是做到以我之长击敌之短的需要。1962年对印自卫反击作战，印空军从整体上比我差，但在战区却比我强，我军抓住印度怕我空军对其新德里、加尔格达等主要城市实施攻击，不首先使用空军的心理，本着“你不用我也不用”的原则，空军备而不战，从而克制了印军空军力量的相对优势，充分发扬了我陆军部队作战能力强的优势。再如1974年对越西沙海战，南越政权因多年接受美军援助，空军力量明显强于我军。为避免南越空海联合对我海军参战编队形成作战优势，我海航飞机始终控制在岘港以北活动，未对南越本土甚或水面舰艇构成威胁，保持有限威慑作用，尽量使作战范围不扩大到空中。这样既从客观上限制了南越空军力量的参战，有效防止战争规模的扩大，又保证了我海军舰艇编队的空中安全，充分发扬了我海军舰艇的战术优势，成为边境地区作战知兵善用、克敌制胜的典范。

边境危机的成功解决事关国家生死存亡，民族复兴伟业。毛泽东识机、造机、夺机的敏锐和果断，成功军事解决新中国若干次边境危机的卓伟功绩和战略智慧，为我们有力摄控边境局势、成功突破安全困局留下了丰富的思想启迪和精神财富，不可不察！

注释：略。

（赵韦博，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党的创新理论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刘晟含，陆军步兵学院石家庄校区一大队学员）

来源：《军事历史》201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