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毛泽东军事思想在解放战争时期得到全面发展和完善

解放战争是我党领导的继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之后，进行的一场规模更加空前的国内战争，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和特点，需要进行新的探索，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对战略指导、作战方针、作战形式、作战原则、军队建设以及军队的物质保障等方面，作出新的解答和结论。毛泽东在关于人民军队思想方面，政治工作理论进一步丰富，尤其是创造以民主为中心的新式整军运动和军队正规化的思想，推动了军队建设的发展。关于人民军队与群众武装的结合，主力兵团与地方兵团的结合，武装群众与非武装群众的结合，尤其是武装斗争与非武装斗争的紧密结合，非武装斗争中的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的巧妙配合，将人民战争思想发展到更高阶段。关于积极防御，集中优势兵力，打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十大军事原则以及创立战略进攻、战略决战与战略追击理论及其作战原则等，使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更臻于完善。

（一）实行由以游击战为主向以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的理论的提出与实践

抗日战争取得全国胜利以后，全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人士热切期望中国能走上和平建设的道路。我党提出了和平民主的奋斗纲领，也试图用和平的形式改造中国。但是，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依靠其军事、经济上的优势，坚持独裁、坚持内战的方针。抗战胜利后，毛泽东针对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内战阴谋，以及我军部分指战员中滋长的和平麻痹思想，对国民党可能发动的大规模军事进攻，缺乏必要思想准备等实际情况，告诫全党：“国民党可能向我大举进攻，我党应调动兵力，对付内战。”“各地对蒋介石绝对不应存在任何幻想”，“对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危险，应有必要的精神准备。”（《毛泽东军事文选》，第269-270页）。毛泽东在延安的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以及随后发表的《蒋介石挑动内战》，都在提醒全党，中国存在内战的危险，并指出：“蒋介石总是要强迫人民接受战争，他左手拿着刀。我们就按照他的办法，也拿起刀来。”（《毛泽东选集》第二版，1991年，第4卷第1126页）在同国民党和平谈判中，他对敌人的战争阴谋保持高度警惕，军事上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同时，毛泽东科学地作出了“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部署，创建东北根据地。东北地区战略地位极其重要。控制东北，我便可摆脱长期处于国民党军队四面包围之中，不仅可与我冀热辽根据地联成一片，而且可作为重要的战略依托，以造成对我有利的战略态势。他明确要求我军创建巩固的东北根据地。随后又为加强各解放区，制定了一整套方针、政策，使其成为夺取全国胜利的出发地。在面临全面内战已不可避免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要求全党全军的注意力，要从准备和平建国转到准备应付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发动的大规模内战上来。

蒋介石集团经过将近一年的内战准备，于1946年6月大举向解放区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挑起全面内战。面对国民党气势汹汹的军事进攻，毛泽东基于对国际国内形势和战场形势的深刻分析，明确提出了积极防御，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决定由抗日游击战争转变为国内正规战争，作战形式由主要是游击战向一般是运动战转变，不计一城一地的得失，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这是由于我军已拥有较强的军事力量和广大的解放区，运动战的游击性较之土地革命战争后期进一步减少，大兵团的“大踏步进退”，打大规模的歼灭战的能力增强。但国民党的数量、装备均强于我，因此，敌军企图以阵地战与我决战。对此，毛泽东明确提出，“我军南线部队主要着重在野战中消灭敌军有生力量”（《毛泽东军事文选》第284页），强调我军“战胜蒋介石的作战方法，一般地是运动战”（《毛泽东选集》第二版，1991年，第4卷第1187页）。运动战利于我军发挥机动、野战的优长，利于限制敌军工事坚固、火力强的长处，可造成有利的歼敌条件。同时，我党还十分重视在国统区组织开展游击战争，灵活运用奇袭、伏击等游击战术，打击、消耗敌人，有力地配合解放区战场运动歼敌的作战行动。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胜利发展，我军作战形式逐步转为运动战、游击战与阵地战的紧密结合，大量地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粉碎了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全面的军事进攻。

（二）人民战争思想及其战略战术的新发展

我军在积极防御的战略总方针指导下，根据我军在全局上仍处于劣势和被动的地位，制定了“以歼灭国民党有生力量为主而不是以保守地方为主的正确的战略方针。”（《毛泽东军事文选》，第209页）。在作战指导上，强调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战法，实行战役战斗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以粉碎敌人的战略进攻。要求各战略区灵活运用战略战术原则，包括“先打弱的，后打强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各打各的）政策”和“蘑菇”战术，将“敌磨得精疲力竭，然后歼灭之”（《毛泽东选集》第二版，1991年，第4卷第1222-1223页）。这一战略方针和战略战术原则的贯彻执行，有效地调动并大量地消耗敌人有生力量，为我军转入战略反攻和战略进攻创造了有利条件。

我军经过第一年的内线作战，大量消耗和歼灭国民党的有生力量，国统区人民对蒋介石独裁统治、内战政策以及战争引起的工农业生产下降，日益不满。我军则愈战愈强，能够用的机动兵力优于国民党军。同时，我军的技术战术水平有了明显提高，武器装备也逐步有了改善。但蒋介石集团将战争推进到解放区中心地区的内战政策，使我解放区也遭受很大破坏，对于我军的人力物力支持造成一定的困难。鉴于这种情况，党中央、毛泽东作出非凡的战略决策，决定解放战争第二年的基本任务和目标是，举行全国性的战略反攻和战略进攻，将我军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的深远后方，以外线的大量歼灭敌人和打乱敌人的战略部署，彻底粉碎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解放区的战略企图。为此，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决心以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在刘伯承、邓小平率领下，在鲁西南强渡黄河，向敌心脏地区大别山区挺进，以陈赓谢富治兵团、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作两翼配合，展开在中原地区。1947年6月30日，刘邓大军在鲁西南突破敌防线，强渡黄河，揭开了我军战略反攻的序幕。至9、10月间，我军已在大别山区站稳脚跟，创立了新的根据地，将战线由黄河北岸推进到长江北岸敌之深远后方，将南线敌军主力紧紧吸引在自己的周围，达到了预期的战略目的。对此，毛泽东在12月发表的《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中作了高度的评价：“人民解放军的主力已经打到国民党统治区域里去了”，“从而扭转了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匪帮的反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覆灭的道路，推进了自己的革命车轮。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在这篇文章里，毛泽东总结提出了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十大军事原则，是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以及不断积累起来的独特的成功经验的长期观察、思索，并紧密结合解放战争初期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概括，确立了中国革命战争以劣胜优的完整的作战指导理论体系。它对作战指导、作战形式、作战目标、作战方法、作战阶段和作战准备、作战保障以及战斗作风等方面，都作了明确的概括，具有很强的思想性、理论性、实践性和可操作性，也包含了料敌、造势与用计等深邃的军事谋略思想。它充分地体现了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体现了以少胜多、以劣胜优、以弱胜强的克敌制胜的基本作战原则，也反映了我军在解放战争时期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其中，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以运动战为主要作战形式，取给于敌等等基本原则，毛泽东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已总结提出，并在以后的战争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而有些军事原则，是毛泽东根据解放战争初期出现的新情况、新特点和新经验，经过总结和理论升华而形成的，并有力地指导解放战争胜利进行。

经过解放战争第二年，我军主力打到外线，将战争引向国统区后方，大量歼灭了敌人有生力量，使整个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到了解放战争的第三年，毛泽东依据战争形势日益朝着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方向发展的实际情况，以无产阶级政治家、战略家的伟大气魄和远见卓识，决心不待敌我力量发生根本性转化，即转向敌人发起战略进攻和进行战略决战，打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于是从1948年7月开始，中央军委明确要求我军，要树立敢于夺取敌人战略要点，敢于打歼灭战的思想。毛泽东指示华东野战军，“迅速完成攻击济南之准备，以期提早夺取济南。”9月上旬他又电示东北野战军，要求他们确立打“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毛泽东大兵团作战思想由此提出和确立，并直接地指导了我军的战略进攻和战略决战的作战行动。

1948年9月，华东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发起解放济南的战役行动，并迅速攻克济南，揭开了我军向国民党军发起的战略进攻和战略决战的序幕。济南战役的胜利，_反映了我军既要歼灭敌人重兵集团，又要夺取大中城市并永久占领的战略思想的新发展，进一步坚定了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歼灭国民党主力的决心，为部署和指导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这三大战略决战，奠定了思想基础，提供了实践经验。毛泽东在指导三大战略决战战役中，着重把握了：执行有利的决战，避免不利的决战；正确选定战役突击方向；集中优势兵力，逐次分批歼敌；大规模运动战与大规模阵地战相配合；军事打击与政治攻势相结合；组织浩浩荡荡的支前和物资保障；以及割而不围，围而不打，平行追击，超越追击等战略战术原则的灵活运用和巧妙结合，使我军的战略进攻和战略决战理论得以确立和发展。如果说，在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由于事务繁忙，无暇继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总结提出战略进攻和战略决战理论；那么，毛泽东在指导解放战争的战略进攻和战略决战的实践过程和一系列文电中，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战略进攻和战略决战理论，成为指导解放战争夺取最后胜利的强大的思想武器，也表明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得到了全面发展和进一步完善。

随着三大战役的辉煌胜利，解放战争从战略进攻进入战略追击阶段。在战略追击的战争实践中，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又根据战略追击的新情况和特点，总结提出了一些新的战略思想，包括先夺占大中城市，尔后再占领广大乡村；实行远距离的大迂回、大包围，切断退路的追歼逃敌的方针；岛屿登陆作战的新战法；以及运用“天津方式”、“北平方式”和“绥远方式”，解除国民党残余部队的武装。这些战略追击的理论和原则的创立及成功运用，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的战略进攻理论，有力地指导我军乘胜完成了战略追击任务，取得了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

（三）人民军队思想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和人民解放军力量的不断壮大，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十分重视加强对人民军队的建设，认为这是赢得解放战争彻底胜利的主要条件。战争爆发前夕，即争取和平民主时期，面对国民党蒋介石阴谋发动内战的危险，明确指出“人民的武装，一枝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毛泽东选集》第二版，1991年，第4卷第1161页），并部署发展东北地区的我军力量，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根据人民解放军新成份的不断增加，针对广大翻身农民参军，以及吸收一部分国民党军俘虏人员志愿入伍，国民党军起义部队的改编等实际情况，强调健全军队中的党委制，建立严格的请示报告制度，加强集中统一领导；加强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开展民主运动和新式整军运动，不断增强军队的组织纪律性，有针对性地做好瓦解敌军工作；按正规化要求，对全军进行整编，统一部队番号，提出加强技术兵种和部队的现代化建设；根据战争形势的发展，提出加强后方支前建设等，使毛泽东人民军队思想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和丰富。

五、毛泽东军事思想在取得全国政权后的新发展

在解放战争取得全国性胜利后，1949年10月1日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我军进入保卫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与抵御外来侵略的新时期，进入了正规化、现代化和革命化建设的新阶段。正当我国人民在党领导下医治满目疮痍的战争创伤，百废待兴、百业待举之际，美国帝国主义纠集“联合国军”发动朝鲜故争，并将战火扩大到我国东北边境地区，武装介入中国领土台湾地区。中共中央、毛泽东经过战略上的深思熟虑，作出抗美援朝的战略决策，组织中国人民志愿军投入一场持续将近三年的大规模的抗美援朝战争，在朝鲜军民的紧密协同下，赢得战争的胜利。

（一）提出同现代化敌人作军事斗争的新理论

抗美援朝战争初期，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根据我们所面对的是武装到牙齿、具有现代化技术装备优势、又气势汹汹、骄狂冒进的敌人，决定实行以国内运动战向世界型运动战为主要作战形式的战略转变，从1950年10月25日至1951年6月l日，连续发动了五次运动战战役，将敌驱赶回三八线附近地区，并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扭转了朝鲜战局，完成了战略反攻任务，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具有决定意义的第二阶段的伟大胜利。

在这期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经历了决策出兵、以运动战实施战略反攻等战略决策和战争指导实践。美国发动的朝鲜战争，影响了我国恢复国民经济的计划，同时也使国际战略格局发生新的变化，暴露了美国称霸世界的战略企图。在这种严峻的国际形势下，中共中央、毛泽东毅然决定应朝鲜人民的邀请，组织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援助朝鲜人民抗美救国战争。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与政治局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又说：“采取上述积极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因此，“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347页，战士出版社，1981年）毛泽东作出的出兵参战的战略决策，体现了“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结合”的精神，反映了毛泽东作为政治家、军事家和战略家的胆识和伟大气魄，也反映了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创造性发展和成功运用。

出兵参战的战略决策一经作出，面临的是我人民志愿军以何种作战形式和作战指导原则，与现代化装备优势之敌作战的问题。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根据朝鲜战场出现的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依仗其技术装备优势，气焰嚣张，肆无顾忌地分兵冒进，又未察觉我志愿军可能的军事行动，决定以运动战为主要作战形式，实施战略反攻，出其不意，打敌措手不及，连续进行了五次运动战进攻战役。并根据朝鲜战争的新情况、新特点，探索新的战争指导规律，创造出适应现代战争需要的新的作战原则和方法，主要包括：利用敌人的错觉和不意，达成现代战争的突然性；诱敌深入，在运动中各个歼敌，先打弱敌，后打强敌，重视战役战斗的穿插迁回和速决，发挥近战、夜战特长，减杀敌空炮火力优势；打小歼灭战，积小胜为大胜；运动战与阵地战的紧密结合等。这表明毛泽东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在新的作战环境和作战条件下，注入了新的内容，有了新的发展和创新，使毛泽东军事思想增添了适应现代化战争的新原则和新结论。

1951年夏季，经过五次运动战战役以后，战局和战线相对稳定。鉴于战争有可能较长期地持续下去，以及美国政府也表示愿意接受和平谈判，解决战争问题，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确定了“持久战争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的指导方针，决定转入“积极防御，持久作战”的作战阶段，主要的作战形式由运动战向阵地战转变。在作战指导上，仍坚持打小歼灭战，以“零敲牛皮糖”方法，不断杀伤和消耗敌人。在转入阵地战初期，由于尚缺乏阵地战的经验，开始实行以运动防御与阵地战相结合的方法。后来由于敌在三八线附近已形成坚固的防御阵地，而人民志愿军所处的战场地形多为高山峻岭，利于建筑工事，在固定的阵地上作战，也有利于解决我军后勤供应的问题。于是，1951年9月，毛泽东鉴于我人民志愿军在抗击敌人“秋季攻势”时进行阵地防御战，达到了预期目的，并取得了丰富经验的实际情况，进一步坚定了以阵地坚守防御达成战略防御目的的决心。11月，中央军委正式提出了“采取持久的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这一战略方针的确定，标志着毛泽东军事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创新和发展。在实行阵地防御作战阶段，毛泽东总结和肯定了构筑坚固的、以坑道为骨于的防御阵地体系，通过反复争夺，粉碎敌人的进攻，利用阵前袭扰的方法，不断消耗敌人等作战方法。可以说在朝鲜战场上，我人民志愿军创造的坑道阵地以及依托坑道进行阵地防御的战术日益完善，标志着我军阵地防御作战水平的提高和战术思想更加成熟。

抗美援朝战争，是我人民志愿军在国外进行的一场反侵略战争，所面对的是握有现代化的技术装备优势的敌人，又掌握着制空权、制海权。我人民志愿军后方勤务工作与历次我军进行的战争完全不同，那种取给于敌，仓库在前线的时代已经不复存在，因而后方工作被提到战略地位。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在志愿军出国前夕就明确指示：“以东北行政区为总后方基地。”人民志愿军除了保证抗美援朝物质源源不断地向前线运送，还要为维护摧不垮、打不烂的钢铁运输线，同敌人的空军、炮兵进行顽强的斗争，以有力地保障前方作战的需要。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后勤工作的丰富的实践经验，为毛泽东进行系统的理论概括奠定了监视基础。他在1958年1月31日给后勤学院的训词中指出：“对于现代的军队，组织良好的后方勤务工作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任何轻视后勤工作，以为后勤工作不是重要的专门的科学，不需要有系统的学习、不需要精通业务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必须“研究朝鲜战争中后勤工作的状况和经验，以达到我军后勤工作现代化和正规化的目的。”这标志我军对后勤工作的重要性的认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并开始形成一整套适应现代化战争需要的后勤工作理论原则，也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一个新的创造。

（二）和平时期军事战略方针的确立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党军事工作的中心转到保卫、巩固和建设国防与抵御外来侵略上来。党中央和毛泽东根据所面临的国际形势以及国内的实际情况，确定实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在这一战略方针指导下，提出了重点设防，重点守备；诱敌深入，顶放结合；以运动战为主，阵地战、游击战相配合；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等具体的作战方针和作战指导原则。这些方针和原则，在海边防斗争和边境的各次自卫还击作战中得到灵活地运用，主要是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不放第一枪，后发制人；依靠人民群众强边固防，军民联防；军事斗争与政治、经济、外交斗争紧密结合；依据不同的作战对象，灵活采取不同的作战方法等，都是针对新的情况和特点，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新发展。

（三）国防建设理论及其方针、原则的提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并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被摆在议事日程上。毛泽东要求把我军建成“强大的国防军”。“为了建设现代化的国防，我们的陆军、空军和海军都必须有充分的机械化的装备和设备”。（《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361页，战士出版社，1981年）朱德也明确指出：“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就是：我们必须建设一支十分强大的、足以击退任何侵略者进攻的现代化的国防军。”我军着手进行编制的调整整编；组建新的包括空军、海军、炮兵、装甲兵、防空部队、工程兵等军种、兵种；改善武器技术装备，发展军事工业；制定自己的条令、条例；建立和发展军事院校；加强军事科学研究等。

在国防现代化建设中，毛泽东明确提出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逐步建设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周恩来指出，所谓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包括“能够制造新式的保卫自己的武器，象国防方面的原子弹、导弹、远程飞机。”（《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32页）。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指出，我们“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的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基本方针是依据我国我军特点，坚持两条腿走路，实行平战结合，军民结合；并提出了加强国防后备力量建设的方针。与此同时，把加强军队的政治工作、军队训练和院校训练提到新的高度。特别是他对创办军事院校给予极大关注和支持，指出：“军事学院的创办及其一年多以来的教育，对于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部队，是有重要贡献的。”又说：“军事工程学院的创办，对于我国的国防事业具有极重大的意义”。（《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357、361页，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所有这些，对于保证和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永远保持人民军队的无产阶级性质，培养广大指战员高度的革命自觉性和高度的军政素养，促进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把毛泽东军事思想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它的理论指南作用，已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次革命战争的伟大胜利所证明，也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国防建设实践所证实，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毛泽东军事思想并没有终极真理，它为我们探索新时期军队建设的新特点、新问题，研究和提出未来反侵略战争的理论原则，提供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它将在新的军事实践中，以符合中国实际的新结论、新原理，继续不断地得到丰富和发展。邓小平就是新时期我党创造性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光辉典范。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紧密结合，领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进行又一场伟大的革命，开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了包括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在内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创立的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科学体系，为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和毛泽东军事思想宝库增添了辉煌灿烂的瑰宝。

（完）

来源：《军事历史研究》199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