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毛泽东军事思想在抗日战争时期逐步成熟并形成为完整的科学体系

1937年以“七·七”事变为标志，爆发了全面的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抵抗外敌侵略史上的一场空前伟大而广泛的民族解放战争。在战场上呈现出敌强我弱、力量悬殊、情况异常严峻的形势下，从理论和实践上都遇到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需要研究解决，以适应抗日战争出现的新形势。

（一）实行由国内正规战争向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转变的理论的提出与实践

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占我东北三省和热河省以后，又进一步加紧争夺我华北地区，阴谋将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于1935年6月通过“何梅协定”，逼使华北国民党军撤出平津和河北，随后又向华北大举调集兵力，策动华北“自治”，使整个华北危在旦夕，史称“华北事变”。华北事变以后，民族矛盾已逐步上升为主要矛盾。但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仍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政策，其矛头所对并非深入华北腹地的日本侵略军，而是长征到达陕北的红军。因而，尽管我党在瓦窑堡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的，实行工作重心由组织领导国内革命战争向组织领导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转变的指导思想，仍无法提到日程上来，不得不继续以“反日反卖国贼”作为自己的政治、军事任务，只能以地方游击队开展游击作战，红军主力仍在进行运动战，以对付国民党军队的进攻。

“七·七”事变爆发以后，在我党大力推动和倡导下，全国各地迅速掀起了抗战热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逐步形成，全民族全面抗战的局面开始出现，从而使红军实行军事战略转变成为可能。其基本内容包括：将国内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正规军，转变为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时期的游击军，将国内土地革命战争后期以打运动战为主要作战形式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时期以打游击战为主要作战形式转变。基于我军面对的是装备良好、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军，国民党又未放弃“溶共”的基本方针，我党内存在的忽视乃至放弃统一战线中领导权的右倾投降主义思想等实际情况，1937年8月，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实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8月1日，张闻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博古等人指出，红军作战，必须在整个战略方针实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1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致朱德、周恩来、叶剑英的指示电中，又一次重申：“红军担任战略的游击支队”，并在总的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发挥红军之特长。这是毛泽东基于：（1）中国抗战是面对政治组织力强、经济发达、军队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有较强战斗力的日军。中国反之，仅依靠正规军正规作战难以取胜。（2）国民党是执政党，有数百万受过正规训练、武器装备较好的正规军。红军反之，不宜与正面之敌硬拚，但擅长游击战，利于扬长避短，趋利避害，发挥红军优长。（3）国民党军实行正规战，红军进行游击战，可发挥各自特长。（4）有利我党广泛地动员、组织广大民众参加全民抗战行列等因素，而作出的正确的战略决策。

为统一党内的思想认识，加深对新的战略方针的理解，毛泽东多次向我党和军队的一些领导人致电，对实行新的战略方针和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基本原则，反复进行阐述和强调。1937年9月12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指出执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基本原则是：有依照情况使用兵力的自由；有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组织义勇军的自由；有执行战略方针的一切自由等。16日，他致电林彪指出，“我军应坚持既定方针，用游击战斗配合友军作战”，“不应动摇此方针。”21日又电示彭德怀：“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

太原的失陷，标志着华北地区国民党军正面战场已全面崩溃。对此，毛泽东于11月初连续致电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人，指出华北战场正规战已经结束；游击战争已经开始成为主要作战形式；日军也将以主力向我内线各要点发动进攻。因此，八路军各部分的部署应是“以控制一部分为袭击队，大部分尽量分散于各要地，组织民众武装为第一义。”要求“红军坚持游击战争，同日军力争山西全省的大多数乡村，使之化为游击根据地”，多打小胜仗，以影响全国，实现全面抗战的新局面。根据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八路军各部队为适应开展山地游击战争的需要，以山西为中心深入敌后，创建根据地，将正规军转为游击军，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实现了以游击战争为主要作战形式的军事战略转变。

（二）人民战争理论的完善和游击战理论的新发展

正当我军按照党中央、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实行军事战略转变之际，1937年11月，王明从苏联回到延安。党中央为听取共产国际的指示与总结党的工作，于12月9日至14日召开了政治局会议。王明在会议上批评了洛川会议确定的“独立自主”的方针，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建立全国统一的国防军”等主张。毛泽东等人在会上据理力争，维护党中央已经确定的正确方针，使王明的意见未能形成决议。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党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例会，王明再次提出他的政治主张。毛泽东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指出我党既不要忘记与国民党合作，也必须保有戒心。同时，在指挥关系上一定要坚持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主要作战形式是游击战争，并创造根据地。这时期八路军各部队已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游击战实际上已经成为我八路军对日军作战的主要形式。1938年以后，晋察冀、晋西北、晋冀豫、晋西南、山东等抗日民主根据地相继创立，为在华北和全国其他地区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和创建根据地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我党其他领导人也陆续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政策问题》（刘少奇）、《争取持久抗战胜利的几个先决问题》（彭德怀）、《论抗日游击战争》（朱德）等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对抗日游击战争的地位与作用，以及如何开展游击战争等问题，作了深刻的论述。

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文章全面而深刻地论述了我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在整个抗日战争中的战略地位和重要作用，以雄辩的事实和说理，批驳了一些轻视甚至反对进行抗日游击战争的重要性与必要性的错误思想，也回击了国民党当局对我党领导的游击战争的轻视与诬蔑，使全党全军的思想认识提到一个新的高度，标志着毛泽东关于人民战争思想的进一步完善和抗日游击战争理论已全面形成。这篇文章是毛泽东对于我党指导抗日游击战争的理论主张与实践经验的系统概括和升华，是我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文章对于推动抗日游击战争的进一步发展，以及最后战胜日军，发挥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随后，我党和军队领导人都及时总结各自领导的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中所创造出的新的战法和理论原则，使之系统化、理论化。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我党、我军关于坚持全民族抗战路线，动员与组织民众武装，以军事斗争为主，辅以各条战线、各种形式的斗争，创立和发展根据地等方面的理论和实践，都进一步丰富了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

（三）持久战理论的确立和发展

在爆发全面抗战前后一段时间里，尤其是在抗日战场上呈现出敌强我弱、力量悬殊的异常艰难严峻的战争形势下，“亡国论”的悲观思想充斥于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甚至隐含着一股投降主义的暗流，暴露了国民党右派势力企图投降卖国的反动本质。而当国民党当局实行抗战政策，全国出现了轰轰烈烈的全面抗战热潮，一些犯急性病的情绪抬头，盲目乐观，出现了“速胜论”的论调。一时间内“亡国论”、“速胜论”，沸沸扬扬，甚嚣尘上。中国抗战的前途命运如何，抗日救国的出路何在，亟待作出正确而科学的回答。尽管国民党也有人提出了持久战的观点，制定了“持久消耗战”的方针，但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研究解决抗战前途命运的战争指导等重要理论问题，自然地落到中国共产党人身上，落到毛泽东的肩上。

“七·七”事变后，中共中央在《确定全国抗战之战略计划及作战原则》中，从分析中日战争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非正义战争，失道寡助，我正义战争，得道多助等不同情况和特点入手，全面系统地论述和提出全国抗战应采取的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主要包括：战略的基本方针是持久的防御战；战役上以速决战为基本原则；基本上是运动战，避免持久的阵地消耗战；反对单纯的死守防御；战役外线歼敌；广泛开展游击战争。1937年8月11日，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在南京国防会议上，就全面抗战的战略问题作了阐述，提出全国抗战在战略上应实行持久防御，在战术上应采取攻势行动。随后，中共中央政治局洛川会议，对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与指导路线作了明确规定，提出持久战的战略方针，而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洛川会议之后，周恩来、彭德怀等人对持久战的战略方针和由此规定的基本作战原则作了深入的阐述。周恩来指出，坚持以华北为中心的持久抗战，可使日军无法实现其占领全中国的阴谋。彭德怀在文章中从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作了深入的分析，指出敌在持久战中只会逐渐削弱自己，加深其各种矛盾，战争愈持久，敌人必将愈困难；我们抗战愈坚决，就愈有力量。

对于抗日战争将是持久战，毛泽东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指出，在我们面前有两个敌人，一是国内的反动势力，一是国际的帝国主义势力。这两个势力的存在和勾结，决定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持久性，不要企望胜利很快就来到眼前。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毛泽东非常注意研究抗日战争的有关重大问题。他在发表的文章和讲演中，都谈及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必须进行长期的艰苦斗争。1936年7月16日，他在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指出，日本在中国长期抗战的消耗下，经济将崩溃，士气将颓靡。而中国抗战热情会一天天高涨起来，力量逐步壮大，可对日本作最后致命的一击，并将其驱逐出中国。这说明毛泽东关于抗日战争将是持久战争的思想已更加明确。我党关于抗日战争的持久作战方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中作了全面系统的分析和理论概括。

1938年5月下旬至6月上旬，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作了《论持久战》的长篇演说。他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紧密结合中国全面抗日战争的实际情况和斗争经验，从中日两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民心士气、战争性质以及自然条件等诸多方面分析入手，进行全面、深入地综合分析和比较，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科学地揭示了抗日战争的特点、可能的前途及发展规律，科学地预见了抗日战争将经历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提出了我国抗日战争必须采取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我党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的具体战略方针。这篇论文的发表，标志着毛泽东持久战理论已全面形成和成熟。《论持久战》成为武装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武器，成为指导全面抗战的行动纲领，对全国人民坚持持久战，并最终夺取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起到了巨大的理论指导作用。

（四）人民军队建设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全面抗战爆发后，红军按照全国军队统一番号的要求，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新编第四军等。红军改编后，如何坚持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保持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个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毛泽东人民军队思想的重要原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如何坚持和发展，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当时国民党出于其政治需要，坚持反动立场，无理提出取消根据地和红军，在红军改编问题上，极力限制编制，限制人数，并借口统一，不允许设总指挥部，还要派国民党军官到各部队任参谋长和副职。其目的是取消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进而改变人民军队的性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已经表明，如果共产党不掌握自己的革命武装，就将丧失独立的地位，人民军队也将改变性质，最终被消灭。这是个根本原则问题。对此，中共中央、毛泽东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认为我党我军要生存、要发展，要组织和团结全国人民群众争取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就必须坚持共产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一原则不能有任何动摇。中共中央在红军改编的前后所发出的一系列文件指示，也都明确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指挥关系、军队中建立各级党的组织等原则。1937年8月，中央军委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中强调，改编后的红军应成为“共产党的党军，为党的路线和政策而斗争。”9月25日，经毛泽东同意发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党参加政府问题的决定》中重申，“在原有红军中及一切游击队中，共产党绝对独立领导之保持，是完全必要的，共产党员不许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任何原则上的动摇。”11月，毛泽东在总结建立统一战线以来我党同王明推行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削弱乃至取消党对人民军队领导的右倾投降主义倾向作斗争的情况时指出，我们“拒绝了国民党派遣他们的党员来当八路军干部的要求，坚持了共产党绝对领导八路军的原则”（《毛泽东选集》第二版，1991年，第2卷第399页）。1938年11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再次强调：“共产党不争个人的兵权”，“但要争党的兵权”。“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允许枪指挥党。”（《毛泽东选集》第二版，1991年，第2卷第546页）这就从思想上、组织上保证了我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

为保证党对我军的绝对领导，我党根据红军改编以后，实行国民革命军统一编制、单一首长制的新情况，决定在师以上以及独立行动的部队中，建立军政委员会，实行集体领导，以代替政治委员制度，作为党的组织，指导全部的军事、政治以及党的工作。连队建立党的支部，团以上机关设党务委员会，构成了党的各级领导体系，从而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中央军委还决定成立总政治部，恢复了各级政治工作机关，并于1937年10月恢复了曾受国民党干涉而一度取消的政治委员制度，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这对于加强军队中政治工作，用革命精神灌输于军队，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并在政治工作实践中总结提出了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政治工作即是党的工作，政治工作必须围绕部队的中心工作展开，思想工作是政治工作的中心环节等理论原则；创立了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宽待俘虏等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1944年4月11日，谭政在中共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所作的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是在毛泽东、周恩来主持下，由谭政起草经毛泽东修改、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通过的。报告既继承古田会议决议精神，又全面总结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的政治工作极其丰富的实践经验，标志着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使毛泽东关于人民军队开展革命的政治工作的思想更加系统化和理论化了。同时，我党根据抗日战争出现的新形势、新特点，提出了包括稳步发展、建设精兵的方针，逐步发展正规军，灵活编组军队，主力军地方化，努力提高部队现代化水平，以及重视利用战斗间隙整训部队，不断提高部队战斗力等一系列原则，有力地指导了人民军队的建设。

毛泽东人民军队思想在抗日战争这一纷繁复杂的历史环境中，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和丰富，并在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得到了系统的总结。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朱德在《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中，从我军的宗旨、武装力量体制、政治工作，军民、军政关系和官兵关系、指挥关系和指挥方法等诸多方面，作了深刻而全面的论述，系统地总结了我党关于人民军队建设的历史经验，集中概括地提出了我军建军的一整套独具特色的理论原则，标志着毛泽东关子人民军队思想已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对于加强人民军队建设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五）军事辩证法思想的确立和发展

毛泽东在长期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中，总是注意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同中国的革命战争的实际紧密结合，并继承了中外历史上军事辩证法的理论成就，用于指导并科学地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经验。1936年，毛泽东在红军大学以《军事辩证法》为题进行讲演，首次提出了“军事辩证法”的概念，从而推动了我军结合革命实践，开展对军事辩证法的研究。他撰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一系列军事著作以及《实践论》、《矛盾论》等都充满了军事辩证法思想，“着重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科学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即军事辩证法”（朱德：《人民军队，人民战争》，《人民日报》1958年8月l日），把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推向一个新的高度。所有这些，标志着毛泽东军事思想已经成熟并形成为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

（待续）

来源：《军事历史研究》199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