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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9 次 更新时间: 2018-04-17 11:34:49      添加到我的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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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文礼等:大学生村官融入基层现状调研——以安徽省某县为例
·崔文礼 夏剑锋 姚大年 江海波
标签: 大学生村官 田野调查

    摘要:选聘大学生到村任职,是党中央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对建设美好乡村、培养造就党政机关后备人才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然而,当前大学生村官融入基层存在一些实际问题,比如性别、年龄、专业不均衡,村民对大学生村官的知情度和认可度不高,大学生村官自身融入意愿不强烈等。为保障大学生村官在基层健康成长、主动融入基层,一方面,要积极引导大学生村官利用自己的知识、智力、年龄优势寻找“增量”发展,另一方面,政府要从制度层面完善激励机制,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
    关键词:大学生村官;融入基层;融入意愿;认可度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社会正在经历着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传统农村向现代农村、传统农民向现代农民的重大转型。农村社会的发展正需要具有科学文化知识和较强实践能力的人才,因此,选聘大学生到村任职是建设美好乡村的必然要求。大学生到农村当村官,既为农村改革发展和基层干部队伍注入了活力,也使他们在相对艰苦的环境中磨练了意志,提高了本领,丰富了阅历,增进了与群众的感情。近年来,对于这个群体的研究也越来越多,从目前的相关报道来看,大学生到基层任职,现实效果不错,如安徽农业大学开展的卓越农艺师等一系列管理培养班,向广大基层输送了一大批村官,他们把青春无私地奉献在江淮大地,很多村官都得到了领导和基层群众的认同。
    国内学者对于大学生村官作用的研究是较为全面的,大部分给出了积极的评价,有学者认为,大学生知识面宽广,有利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发展;大学生村官的介入优化了农村村支两委干部的年龄和知识结构,推进了农村的民主建设,巩固了党的执政基础。但大学生村官在基层发挥作用的同时,由于各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很多地区的大学生村官在培养与管理上存在问题,突出表现在:其一,选聘大学生村官的激励机制具有短期效应,不利于大学生村官能力的培养提升以及大学生村官队伍的稳定性。其二,很容易助长大学生村官的投机心理,把村官当作跳板。也有学者认为大学生村官在实际融入基层工作中面临的困难,既有制度方面的,也有大学生村官自身方面的。
    
    一、某县大学生村官调查数据分析
    
    为了解大学生村官在基层成长状况,笔者对某县所有在职大学生村官发放调查问卷112份,收回有效问卷90份。问卷共分为四个部分,分别为个人基本情况、家庭基本情况、基层工作开展情况(包括工作内容)、社会心理认同以及心理预期。将这次调查的数据统计汇总如表1所示。
    表1:某县大学生村官基本情况调查表(略)
    从以上统计数字中可以看出,大学生在选择到基层的时候表现为以下几个特征:男性村官占到了样本的一半以上。二是大学生村官专业以文科为主,学历以大学本科为主,这与王志刚、于永梅对大学生村官的调查结构较为一致。三是村官中共产党员占有绝大多数,占到了总数的94.4%,在后期的访谈中也了解到,没有成为党员的人也在积极申请入党。四是村官中未婚的占绝大多数。五是拥有农村户口的大学生村官较多。
    
    二、某县大学生村官融入基层现状及存在问题
    
    大学生村官作为一个“外来者”想要迅速融入到基层共同体中,绝不是某一方的一厢情愿,在较多的研究中,很多学者都是从大学生村官一方面来加以阐释的,这对于全面研究大学生村官“融入”现象就显得单薄。还应该强调“基层共同体”的接纳度,为此,笔者选择了某县某镇作为一个典型研究,随机走访了250名村民,并和某村村干部做了访谈,详情见表2。
    表2:某县大学生村官其他情况调查表(略)
    (一)当地村民对大学生村官的知情度和认可度不高
    通过走访,我们发现,村民对大学生村官的知情度虽较高(62.4%)但认可度和支持度并不高(20.8%)。他们有些人认为大学生在基层是一种浪费,也没有给村里面带来很多变化,并且在问到是否愿意自己子女进入村官队伍时,多数表示不愿意。由此可见,村民对于大学生村官的知情和认可也是值得政府和社会应该加以关注的问题。
    (二)村干部认为大学生村官多以配角存在
    笔者在此采用深度访谈法,下面是笔者与某村支书的一段访谈记录(后期整理)。
    问:你怎么看待大学生村官?
    答:我觉得县里面给我们派大学生村官是好事,年轻人在基层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他们在下基层能做很多事,比如去年的经济普查……但是他们毕竟是暂时的,不能长久,要是长久待下去,也没什么前途。
    问:他(指大学生村官)在基层能做事吗?
    答:他们文化高,又懂电脑,这些东西我们老家伙都搞不上来,他们是行家。但是要是真正地让他们去独当一面,还是不太行的,他们人不熟,村民很不听他们话,没有威信,但是时间长了,可能会好点。
    通过这段访谈,我们可以注意到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村干部认为大学生村官在基层只是过渡,很多大学生村官自身也认可这种说法,他们在基层也只是完成一个或者两个服务期,把大学生村官计划当作将来进入城市的“跳板”;二是村作为一个熟人社会组织,大学生村官要想真正开展一项工作还存在困难,熟人社会在处理很多事情时讲人情、靠关系;三是大学生村官的工作内容以辅助性为主,多以“配角”出现。
    (三)大学生村官自身融入意愿不强烈
    工作内容方面:通过和某村村干部和大学生谈话得知,大学生村官在基层主要从事的工作都是以文字类型为主,往往都是以“书记助理”或者“主任助理”身份出现,用一位大学生村官自己的话说,就是“秘书”角色,具体的工作内容主要是:党建材料整理、综治档案整理、简易矛盾纠纷处理、其他工作。访谈中得知,多数村官认为这些工作没有挑战性,自己很难找到成就感。
    福利待遇方面:调研结果显示,大学生村官普遍福利待遇较差,满意度较低。调查中得知,在此项补助中,补助额度也是很有限的。
    身份认同方面:按照国家规定,大学生村官为村级特设岗位,系非公务员身份,也正因为如此,多数大学生村官表现出对身份的尴尬。这种尴尬的境地直接导致很多大学生村官缺少安定感和归属感。从实际调查来看,大学生村官虽是村官,但是实际中与当地村干部还是有很大区别的,而且他们多数身在农村却不是农民,这种尴尬让他们在融入过程中显得更加困难。
    自身融入意愿方面:在问及“你们是否愿意以后长久留在基层?”回答“不愿意”和“很不愿意”的占到总数的84.4%,“愿意”的占14.4%,“无所谓”占1.1%,大学生村官在长久留在基层意愿方面表现较不积极。
    未来打算方面:多数大学生村官表示对未来感到迷茫,考公务员的占86.7%,继续任村官的占7.8%,自主择业的占5.6%,响应政府政策创业的村官仅占1.1%。
    
    三、结论与对策建议
    
    通过以上各项数据可以得知,样本中的大学生村官融入基层现状表现不容乐观,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国家村官政策不到位,有熟人社会的结构性障碍,有大学生村官自身融人意愿不强,有福利待遇不好等。大学生村官是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和推进社会主义美好乡村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也是党政机关培养后备人才的重要来源,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大学生村官代表座谈会上说:“要切实关心大学生村官的成长成才,着力构建大学生村官工作长效机制,努力使大学生村官下得去、待得住、干得好、流得动。”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思考大学生村官融人基层的问题。
    (一)从“存量”到“增量”,为个人发展打下基础
    大学生村官在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改善基层干部结构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从大学生村官自身来说,要制定自己的职业规划和人生发展规划,不要在抱怨中浪费了青春,迷失了方向,应该树立崇高的理想,增强为民服务意识,提升自己的人生境界。在实际工作中,不应着眼于所在基层现有的利益结构和权力关系的“存量”,而应该利用自己的知识优势、智力优势、年龄优势寻找“增量”发展,为个人迅速融人基层打下基础。
    (二)从“输入”到“输出”,激励村官主动融入基层
    将高校毕业生输入到基层,经过近1O年的发展,大学生村官数量已经达到一定规模,正像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要“流得动”。各级政府应努力在财力方面对大学生村官予以倾斜,按比例承担大学生村官的工资福利,尤其需要强调的是,要加大力度激励大学生村官通过创业效益来提高收入水平,形成既有稳定的财政供给,又有灵活效益补贴的收入机制,如安徽省2014年试启动用于鼓励和支持大学生村官创业的兴皖富民财政贴息专项资金。在赋予大学生村官优惠政策时,要考虑兑现的现实可能性。鉴于当前公务员队伍的“凡进必考”原则,政府应尊重选择,敞开出口,鼓励大学生村官参加公务员招考,可适当考虑为期满的大学生村官考试加分的优惠政策,应该将视角逐渐从“输入”向“输出”倾斜,这对于大学生村官和村干部们来说都是一个“定心丸”,这样他们在融入基层的时候会更加主动,如山东于2013年启动实施了大学生村官与选调生工作并轨,按照选调生的标准程序选调大学生村官,大学生村官驻村服务满2年,经年度考核和期满考核合格,直接录用为选调生;考核不合格的,不录用为选调生,也不再续聘为大学生村官。从制度上打通了大学生村官到公务员的成长通道。
    (三)从人情到法治,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
    现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还是处在一个熟人关系的社会,在熟人社会里,处理很多事情的原则是靠人情,即关系或人脉。这对于“外来”的大学生村官融人基层来说无疑是一个障碍,在一定程度上延长了融入时间,增加了融入难度,这就需要整体基层治理环境的转变,让法治理念在基层生根发芽,加快形成全民信仰法治、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的法治文化。
    
    参考文献:略。
    
    (崔文礼,安徽农业大学农学院助理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夏剑锋,民政部办公厅信访办主任科员,硕士;姚大年,安徽农业大学农学院教授,博士;江海波,安徽农业大学组织部讲师,博士研究生)
    
    来源:《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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