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毛泽东军事思想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逐步形成

国民党反动派武装叛变，在全国实行法西斯统治后，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于1927年8月1日，集中了我党直接掌握的二万余人北伐军在南昌发动了武装起义，打响了以革命的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给予国民党反动气焰以沉重一击，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的开端，从此进入了武装夺取政权的新的历史时期。随后，我党许多杰出领导人，根据党的“八七”会议关于“有系统的有计划的尽可能的在广大区域中准备农民的总暴动”的精神，相继组织工农武装暴动。9月，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按预先计划发动了秋收起义。12月，在张太雷、叶挺、周文雍、叶剑英等人的领导下，发动了广州起义。从“八一”南昌起义到1930年，我党领导的全国各地武装起义接连不断，风起云涌，给予敌人以不同程度的打击，壮大了革命声势。但是，这些武装起义，遭到强大敌人的反扑而归于失败。尽管如此，武装暴动留下了革命的火种，也提供了值得深思的经验教训。

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走向反动，武装控制全国政权，对外投靠和依附帝国主义，中国革命面临的国内外形势都已发生深刻的变化。我党“八七”会议虽然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完全正确的方针，但由于我党对上述形势和特点以及采取何种武装斗争形式和道路，尚缺乏深层的认识，因袭了俄国十月革命和我国北伐战争的基本经验和做法，或组织城市武装暴动，或试图攻城略地，夺取大中城市，都相继失败。事实证明搬用俄国十月革命和我国北伐战争经验，是无法领导中国革命战争走向坦途，赢得最终的胜利。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必须依据中国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探索新的革命道路和革命斗争形式。

（一）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和农村包围城市理论的创立

对于新的革命道路的探索，毛泽东率先垂范。他在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进攻城镇受挫后，毅然放弃取浏阳直攻长沙的计划，率领起义军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转移。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经过“三湾改编”后，向湘赣边界罗霄山脉进军，在井冈山立住脚跟，开展游击战争，创立了第一个革命根据地和第一支工农武装力量，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开辟了在农村积聚和壮大力量，待机破敌，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大中城市和全国政权的革命道路，为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成为中国革命战争走自己独具特色的革命道路的一个伟大起点；毛泽东率领的武装起义部队，由城市退却，转向农村展开进攻，并获得成功，成为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第一个光辉典范。随后，全国各地爆发的武装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也相继向农村退却，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和壮大革命力量，进行游击战争，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很快在全国形成燎原之势。

对于中国革命由城市转向农村，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问题，党的中央领导也陆续作过一些重要指示。1927年底，党中央根据各地武装起义失败后转向农村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实行农村割据的问题。12月21日，党中央在致朱德的信中，要求他确实联络毛泽东，“共同计划并发动群众以这些武力造成割据的暴动局面，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一—苏维埃政权。”尽管如此，当时以瞿秋白为领导的党中央所制定的组织全国武装暴动的盲动主义总策略，以后李立三路线提出的以武汉为中心，进行全国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的冒险计划，以及王明路线提出的实行全国进攻路线，都是“城市中心论”的延续和翻版。实践证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由于帝国主义援助的反革命势力异常强大，控制着全国政权，掌握着强大的反动武装，占据着中心城市和交通枢纽。在这种严峻形势下，试图通过城市武装起义夺取政权，是完全行不通的。

这个属于革命成败的首要问题的成功解决，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武装起义和开展农村游击战争的实践过程中，依据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紧密结合，对中国革命的道路、组织形式、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进行长期艰苦的研究和探索，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他从1928年至1930年，先后发表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重要著作，严肃地批驳了照搬外国经验的“左”倾教条主义与怀疑“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右倾思想，从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地理环境诸因素论证了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从而创立了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进而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的革命理论。

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毛泽东指出，由帝国主义势力间接统治的中国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经济发展极为不平衡，导致脆弱的资本主义经济与严重的半封建经济并存，近代化的一些工商业城市与保守落后的广大农村并存，几百万产业工人与几亿农民、手工业者并存，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农民，过着极端艰难困苦的生活，迫切希望从政治、经济上改变这种被残酷剥削和压迫的地位。这种特殊情况，规定着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农民当是中国革命的生力军；无产阶级要领导中国革命夺取胜利，实质就是正确领导广大农民去夺取革命的胜利。这就要求我党选择有党的工作基础，人民条件较好，敌人统治薄弱，地形险要，特别是两省、三省交界，既有便于作战地势，又有足够的给养和经济条件好的农村，深入和立足农村，将贫穷落后的农村，建成先进的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在农村聚积和发展革命力量，使广大农村成为夺取大中城市和全国政权的出发点与前进基地。

毛泽东进一步论证指出，经济发展的极端不平衡，必然导致中国社会政治的不统一。即在地方经济基础上滋生起来的封建军阀割据势力，又必定与各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相互勾结，并成为帝国主义间接统治中国的工具。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的不统一，造成中国统治集团内部的不统一和分裂，造成连绵不断的战争，这就使“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有可能在四周受白色政权包围的情况下，产生、生存并不断发展起来。“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它的产生只能“在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毛泽东选集》第二版，1991年，第1卷第49页）毛泽东在随后发表的《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对于“工农武装割据”的存在与发展的基本条件、基本理论，以及对夺取全国胜利的重大作用和深远意义，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他结合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实际，分析指出井冈山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和优越的自然条件与社会条件，进可威胁江西、湖南直至湖北，退可保存革命实力，待机破敌，使自己立矛不败之地；并明确预示：中国革命力量“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它在中国的环境里不仅是具备了发展的可能，简直是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毛泽东选集》第二版，1991年，第1卷第99页）可以认为，从1928年10月至1930年1月，毛泽东先后发表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重要著作，标志着毛泽东关于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理论已基本形成，并在以后的战争实践中发展为系统的理论。这一理论的形成和确立，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列主义暴力革命学说同中国革命实际紧密结合的产物，为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指南。

（二）人民军队理论的形成

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开展武装斗争的一个基本条件，就是无产阶级要拥有自己的军队，以武装的革命反抗武装的反革命。这是我党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中吸取的一条基本教训。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革命的中心问题是解决占全国总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问题。由此规定了中国革命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暴力革命既不能以城市武装暴动为基本形式，也不能以城市产业工人队伍作为革命军队的主体。因而，中国革命必须将基点放在以无产阶级为领导、建设一支以农民（主要是贫农和下中农）为主要成份的、完全新型的人民军队。为了建立这样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以来的两年多的实践中，进行了认真的探索和总结。

在南昌起义军中，各军、师建立党的委员会，设立党代表，团建立党总支或党支部，团以下各级设政治指导员，以开展政治思想工作。毛泽东从实践和理论的结合上，对建设新型的人民军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受挫后，部队思想混乱，斗志低落。为改变这种不利状况，毛泽东率领起义部队，在江西永新县三湾村进行了改编。通过整编组织，在部队中建立健全党的组织，把党的支部建在连上，班、排成立党的小组。营、团成立党委，团、营、连设党代表，担任党委书记、支部书记，负责领导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规定一切重大问题均应经过党的组织集体讨论决定。废除军阀作风，建立民主制度。规定官兵待遇平等，官长不准打骂士兵，废止肉刑及烦琐的礼节，开会时士兵有讲话自由。为保障士兵的民主权利，在连队建立士兵委员会，在党代表的指导下，参加对部队的管理，确立了完全新型的官兵关系。毛泽东领导的三湾改编，从政治上、组织上和理论上为建立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奠定了初步基础。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经过三湾改编以后，在向井冈山转进中，为适应“工农武装割据”的发展需要，将搞好官兵关系和部队与民众的关系，作为政治思想教育的重要内容。1927年10月，他为工农革命军制定了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打土豪要归公的三大纪律。11月又为工农革命军规定了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做群众工作等三大任务。翌年初，毛泽东在遂川分兵以发动群众时，又规定了：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等六项注意。后发展完善，形成为我军贯彻执行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1928年4月，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第1师，同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以及由湘南农军组成的部队在井冈山胜利会师，共同制定了一个“建立六个县的苏区，逐步地稳定并巩固湘赣粤边区的工农政权，并以此为根据地向更大的地区扩展”的计划。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等率领红四军主力，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出发，向赣南、闽西一带开展游击战争，开创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随着游击战争的发展，根据地的扩大和红军的壮大，在红四军的党内和军内开始滋长了单纯军事观点、流寇主义思想、军阀主义残余、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个人主义、平均主义、盲动主义残余等一些不良倾向和错误思想。这些非无产阶级思想和倾向，已经或正在严重地腐蚀着我党和人民军队的肌体，影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

根据以上存在的问题，毛泽东曾试图通过1929年6月召开的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总结红军建军以来的基本经验，用以指导纠正各种错误思想和不良倾向。但由于会议对一些原则，如党的领导只管政治还是管一切、政治与军事的关系、红军的任务、军队内部民主制度问题等，未能统一认识，发生了分歧。产生这种原则分歧的结果之一，毛泽东虽然继续当选前委委员，但未能继续当选前委书记，致使红四军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受到削弱。这种情况直至红四军党的第八次代表会议，仍未能获得解决。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证明，毛泽东的主张以及他所坚持的原则是正确的，并被广大指战员所认识和接受，纷纷请求毛泽东能回到红四军主持工作。

党中央在上海召开的军事会议期间，当时任中央军事部长、主持军事委员会工作的周恩来，在认真听取了红四军前委书记陈毅的工作汇报后，针对红四军中存在的问题，并联系各地红军建设的基本经验，作了明确而详尽的指示，要求陈毅依据他的谈话和中央军事会议的精神、代中央起草一封致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九月来信》分析了国际形势，肯定了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论述了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是中国革命的特征，是中国这一特定社会的产物；提出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实行游击战争，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等；规定了红军的发展方向和作战指导，要求以政治教育启发红军干部战士自觉向上，彻底纠正红四军中存在的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和作风；明确指示红四军前委，要维护朱德、毛泽东“在群众中的信仰”，毛泽东仍应为前委书记。

红四军依据中央《九月来信》精神，于1929年12月在福建上杭县古田镇召开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会议讨论党中央的指示，总结了经验教训，改选了前委，并一致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以下简称“决议案”）。决议案的第一部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决议案明确指出：（1）红军必须置于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的原则，要求在红军中建立党的领导中枢，健全党的各级组织和民主生活，贯彻正确路线，实行集体领导，增强党的观念和无产阶级铁的纪律，反对极端民主化和非组织观点。（2）明确红军的性质、宗旨与任务。即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是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服务的。要求红军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以外，还应宣传、组织和武装群众。要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和流寇主义、盲动主义思想残余。（3）强调红军政治工作的地位、任务与基本原则。指出保证红军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政策，是政治工作的根本任务；政治工作要保证建立同志式的官兵关系，贯彻军民一致的原则，改善军民关系，增强军民团结，要做好瓦解敌军的工作。

决议案澄清了旧式军队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作风在红军中的影响，使红军建设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军学说的基础之上。这个决议案不仅在红四军中很好地贯彻执行了，也为各地红军先后不等地贯彻执行了。决议案所确立的无产阶级建军的基本原则以及在人民军队中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原则，解决了我党在农村环境中建设以农民为主要成份的新型人民军队的一系列理论和原则问题，标志着毛泽东关于人民军队的思想已基本形成。在以后的革命战争实践中，又有许多新的发展和创造，但其基本路线、基本理论原则是由决议案确立的。

（三）在反“会剿”、“围剿”的战争实践中提出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和作战原则

从南昌起义到1930年的三年时间里，是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全国各地的工农红军，开展游击战争的时期。这一时期，根据地小而分散，红军力量尚弱小，武器装备差，处于强大敌人包围和进攻之中。这种实际情况规定了红军必须保存有生力量，避免与敌拼消耗，趋利避害，扬长避短，以游击战争为主要作战形式，实行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以粉碎国民党军的多次“进剿”和“会剿”，积小胜为大胜，不断壮大自己。到1930年红军已发展到10多个军、约7万人，创建了井冈山等10多个革命根据地。红军在反“进剿”、“会剿”的游击战争实践中，不断总结和探索一些适应中国革命战争特色的战略战术原则。1927年11月，党中央在《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中提出，“党应当使这种暴动采取游击式的战争”。《湖南省委游击战争计划》中也提出，敌军来攻时，游击队力量大于敌时则战，“小于他的则东走西窜，人数很少的更须出没无常。”1928年1月，国民党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第一次“进剿”时，毛泽东根据游击战争实践经验，总结提出了“敌来我走，敌驻我扰，敌退我追”的游击作战原则。敌进攻万安县，万安县委在同敌周旋时，依据毛泽东提出的“十二字诀”，又发展为“坚壁清野，敌来我退，敌走我追，敌驻我扰，敌少我攻”的作战原则。朱德率领的起义军转战湘南地区，采取了敌进我退，以逸待劳，攻敌不备，敌退我追的作战方法，粉碎了许克祥六个团的进攻。1928年5月，井冈山根据地红军经过3次反“进剿”胜利的经验总结，提出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完整的游击战争的基本作战原则，奠定了我军战略战术理论体系的第一块基石。这个经由毛泽东、朱德总结提出的“十六字诀”的作战指导原则，得到中共中央的承认并予以推广，对全国其他革命根据地产生了重要影响。各根据地结合自己的实际，提出了各具特色的游击作战原则，但基本精神是一致的。毛泽东、朱德提出的“十六字诀”，言简意赅，最具代表性。它把退与进、走与打，进攻与防御灵活自如地结合运用，成为消灭敌人、保存和发展自己最为有效的战争指导原则，对土地革命战争及以后各个时期的革命战争都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随着我党领导的各革命根据地反敌“进剿”、“会剿”节节胜利，根据地日益发展，红军力量不断壮大。我党根据革命形势的发展和敌我力量的消长变化，决定实行以作战形式为主要内容的军事战略转变，即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运动战，就是组织正规兵团在长的战线和大的战区中，进行战役战斗的外线速决的进攻战。要求组建正规兵团，在战役战斗上集中优势兵力，进攻性与流动性紧密结合。据此，1930年5月，全国红军代表会议决定，各地红军分别集中组建正规军团。经过整编先后组建了第一、二、三军团。这次军事战略转变，为红军打破敌人规模越来越大的“围剿”，发展根据地和红军力量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由于红军力量的壮大，革命根据地的不断发展，也由于李立三的攻打中心城市的“左”倾冒险行动，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震动，加之1930年爆发的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的中原大战，以冯、阎的失败告终，使得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有可能迅速调集兵力转向我党领导的根据地发动反革命的“围剿”战争，并将红一方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作为“围剿”的重点。从1930年10月至1931年7月，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的正确领导下，连续粉碎了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一、二、三次“围剿”。与此同期，湘赣、湘鄂赣、闽浙赣、湘鄂西、豫皖苏等革命根据地的红军，也先后取得了反对国民党军的多次“围剿”的胜利，既有力地配合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又发展了各根据地和红军的力量。

各革命根据地和工农红军，经过几次大规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取得了极其丰富的作战经验。通过对这些作战经验的总结，红军在原有的进行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一套适应以运动战为主要作战形式的作战原则。对此，毛泽东后来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总结这一时期我军作战原则的形成时指出，“诱敌深入”方针，是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中提出的，并获得了成功。到了第三次反“围剿”时，红军作战原则已基本形成，内容不断丰富（《毛泽东选集》第二版，1991年，第1卷第204页）。这些基本原则包括：诱敌深入，待机破敌，以不断袭扰、迟滞行动消耗敌人，掩护主力隐蔽集中，在战役战斗上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速战速决，乘胜发展胜利，并准备打破敌人新的“围剿”等。

1932年底，蒋介石集团又调集24个师另2个旅的兵力，分左、中、右三跨，向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大规模“围剿”，来势汹汹，企图寻歼我红一方面军主力。时值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到中央苏区，并积极推行“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毛泽东被排挤出红一方面军的领导岗位。但由于毛泽东制定的并已被战争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战略方针，在红军中已产生深远的影响，加之周恩来、朱德在红军攻击南丰未克，处在受敌夹击的不利态势时，实行“诱敌深入”这一正确的战略方针，毅然采取退却步骤，在被动中力争主动，以少数兵力钳制敌之数路，集中兵力和运用大兵团伏击的战法，歼击敌之一路，再打击敌另一路，再次粉碎了敌人的“围剿”进攻，创造了红军战史上前所未有的以大兵团打伏击战的范例。

红军在连续三次反对国民党军“围剿”期间，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已在党中央取得统治地位，全国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和红军的作战行动，逐渐受到干扰，并日趋严重。1933年9月，蒋介石经过半年多的准备，调集100万兵力，自任总司令，向我各革命根据地发起空前规模的“围剿”，其中以50万兵力向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起第五次“围剿”。在日益严重的敌进攻准备面前，王明推行军事冒险主义，完全否定毛泽东确立的正确的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强调实行“进攻路线”，未作认真的反“围剿”作战准备，将红一方面军主力实行分离作战。在蒋介石的进攻面前，又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以拳头对拳头，要求红军在外线战胜敌人。军事冒险主义在遭受严重挫折以后，又转变为军事保守主义，采用消极防御方针，处处设防，节节抵抗，企图以阵地防御加之短促出击，迟滞敌人进攻；也不懂得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争取同盟军，坐失良机，使蒋介石得以集中兵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实行四面包围。在这种严重时刻，中共中央于1934年1月召开的六届五中全会作出了错误判断和决定，认为第五次反“围剿”，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提出以主力对主力、持久对持久、堡垒对堡垒，同敌硬打硬拚，寸土不让。在这种错误路线指导下，根据地日益缩小，红军力量受到严重削弱。军事保守主义遭到破产以后，又转向军事逃跑主义，没有勇气突破敌人围攻线，消极避战，未作必要准备，便仓促下令红军主力撤出中央革命根据地，使战役突围变成搬家式的迁移，第五次反“围剿”斗争遭到失败，中央红军被迫进行长征。这种不利状况一直持续到1935年1月党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宣告“左”倾冒险主义的结束，重新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的领导地位，从而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

我党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是具有深远意义和影响的伟大历史转折。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灵活运用战略战术原则，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胜利完成举世闻名的长征，并指引着中国革命战争从胜利走向更大胜利，直至取得全国性的伟大胜利。

（四）对土地革命战争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

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建设了革命根据地。1935年12月，党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并作出了《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强调指出，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仍应是，战略防御时，执行积极防御，诱故深入；战略进攻时，既要扩张战果，又要反对冒险主义；无论进攻或防御，基本的形式是运动战，大踏步的进退，反对只打不走，不让寸土的阵地战，要求集中兵力于主要方向；反对战略上击溃战和消耗战，实行战略内线中的战役战斗的外线作战，战略持久中的战役战斗的进攻速决战，要依据实际情况确定指挥方法等。会议结束后，毛泽东于12月27日在共产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报告，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会议决议和毛泽东所作的报告，表明我党为适应抗日斗争的历史使命，在政治路线上准备实行一次重大转变。毛泽东为了正确指导正在兴起的全民抗战热潮，根据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正反两面的经验教训，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全面地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实行由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和进行战略防御的经验，系统地论证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的理论和创立了积极防御的一系列战略指导原则与作战方法，批判了王明“左”倾军事冒险主义的错误。先后发表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论新阶段》和《战争和战略问题》等重要著作，揭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客观规律，以及由此形成的战略战术原则，提出了研究和指导战争的军事辩证法思想。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论证了进攻与防御的辩证关系，创立了积极防御理论，并由此规定了一整套作战原则，主要包括：预有准备；诱敌深入；进行带决战性的战略反攻；将战略反攻发展为战略进攻等。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丰富的战争经验进行的理论概括，深刻地阐明了无产阶级关于战争的根本观点与战争的指导方法，批判了党内历次“左”、右倾错误思想，全面、系统地论证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规律以及进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并着重批判了“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的消极防御方针和错误的战争指导思想，是一部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紧密结合的光辉文献。这篇著作是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纲领性文献，是对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也是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法于军事领域的典范。它的发表，不仅进一步统一了全党全军的战略指导思想，更重要的是对于以后进行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待续）

来源：《军事历史研究》199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