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20年代至90年代，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经历了两次史无前例的伟大革命。以毛泽东为集中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中，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战争和军事活动实践紧密结合，开辟了实行“工农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进而夺取全国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创立了符合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毛泽东军事思想。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军事科学理论体系，指引了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并逐渐发展成为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发展过程。

在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之际，深入探讨和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军事思想科学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并用以指导军事斗争和国防建设，是最好的纪念方式之一。谨以此文，纪念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诞辰100周年。

一、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对武装斗争理论的初步探索

（一）武装斗争思想的萌发和军事工作的初步实践

我党在初创时期，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学说，并不断深化认识。无产阶级先驱者李大钊指出：劳工阶级要想夺取政权，必须夺取资本家手中的工具。而劳工阶级一旦“有了武器在手”，便可调转头来，拥护劳工阶级，攻击他们的公敌（《李大钊文集》上，第607页）。毛泽东在路漫漫的求索中，从一个主张“呼声革命”的热血青年，逐步成长为主张暴力革命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1920年12月他在给蔡和森的一封长信中，系统地批判了试图运用和平手段和教育方法，改造社会的改良主义思想；明确宣称他赞成和支持蔡和森关于中国革命必须走俄国人的道路，组织共产党，采取俄国式暴力革命的方式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6页）。毛泽东立志改革和对革命真理的追求，以及辛亥革命时参加军队的亲身经历，为他接受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学说奠定了思想基础，而中国人民掀起的反帝反封建运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深入传播，是毛泽东由主张“温和革命”向“暴力革命”转变的社会条件。当然，从认识进行暴力革命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到自觉地运用于革命实践，则需要有一个实践探索和发展的过程。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第一个纲领明确提出：“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尽管这种认识还是初步的，在会议上也未能引向深入的讨论，但它毕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从建党的那天开始，就已经把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一马列主义革命学说，作为自己的行动纲领，并贯彻于以后的斗争实践中去，着手尝试研究军事工作问题。

在创办黄埔军校时，我党许多杰出的领导都参加了创建工作，分别担任部门领导和军事教官，并从各地选拔许多有作为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青年学生入学。这不仅是我党早期做军事工作的尝试，也反映了我党已经意识到做军事工作的重要性。正如毛泽东后来指出的，我党“从一九二四年参加黄埔军事学校开始，已进到了新的阶段，开始懂得了军事的重要了。”（《毛泽东选集》第二版，1991年，第2卷第547页）

为加强我党对军事工作的领导，1925年9月，中央执委会扩大会议决议，在中央委员会下设军事委员会，由张国焘、任弼时、王一飞组成。1926年2月，党中央特别会议决定成立强有力的军事机构，会后不久便将中央军事委员会改为中央军事部，张国焘、周恩来先后任部长。同年11月又改称中央军事委员会，周恩来任军委书记。主要任务是在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中开展政治工作，建立党的基层组织。经过我党各级组织的努力，截至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在我党直接掌握的部队中，党的组织已发展到团设总支、营设支部、连设小组。这对于宣传和扩大我党的政治主张和政治影响产生了重要作用。

中国共产党人注意在国民革命军中建立党代表制度，开展革命的政治工作的同时，已开始重视直接培养党的军事干部，创建党直接掌握的革命武装。在选派党员和进步青年到苏联中山大学、东方劳动者大学以及列宁格勒军事学院等院校学习军事的同时，利用国共合作创办黄埔军校的形式，为我党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军事、政治干部，为后来工农红军的初创奠定了基础；并开始在国民革命军中以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骨干，组建由我党直接掌握的革命武装。1924年12月，中共两广区委书记陈延年和周恩来，在广州主持创立了“建国陆海军元帅府铁甲车队”。1925年11月，我党以铁甲车队为基础，在广东肇庆组成二千余人的第34团，翌年改称独立团，由从苏联学成归来的叶挺任团长，周士第任参谋长。团的干部的任免统由我党独立作出决定。独立团攻占武昌后，我党又将独立团扩编为第4军第25师第73团、第11军第24师、第25师第75团，并派卢德铭担任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团长。截至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由我党直接掌握或受我党政治影响较深的，除上述部队以外，还有朱德领导的南昌军官教育团，武汉军政学校，冯玉祥的国民联军中的张兆丰师、史可轩师与石谦旅的谢子长、李象九部队等。这些部队及其骨干成员，为我党后来组织三大武装起义和全国各地武装暴动，创建与发展工农红军奠定了基础。

我党在培养军事干部，创建直接掌握的革命武装的反复实践中，在理论认识上也有新的发展和突破。李大钊曾明确指出，“党要抓军队，没有军队不行。”（《李大钊同志送我上军校》，《解放军报》1979年10月28日）1926年7月，中共第三次中央执委会扩大会议通过《军事运动决议案》，提出了“渐次发展工农群众的武装势力”，是“准备武装暴动”的重要手段。同时，我党也相当注意处理革命军队与人民群众的关系，要求武装斗争与工农运动、尤其是与农民运动应紧密配合，并提出了武装工农的主张。彭湃、阮啸仙、毛泽东等人在广州先后开办的农民讲习所，注重培养学员能文能武、能在农村开展农民武装斗争的骨干。毛泽东在向学员讲演时指出，革命是以刀对刀，以枪对枪，欲推翻地主武装团防局，就必须组织农民的武装。周恩来也明确提出：“我们有工人可以武装，有农民可以自卫，有兵士可以作先驱。”他还从黄埔军校抽调优秀毕业学员，到农民讲习所负责军事训练，到工人纠察队中担任领导，到农民自卫军中担任军事教官。1925年爆发的“五卅”工人运动，惨遭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势力的血腥镇压，使毛泽东深切地感到，不武装民众，便无自卫能力。而国民革命军能以武力统一广东根据地，是得力于工农武装的支持和配合。这些事实促使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更深刻地认识到，掌握武装的极端重要性。1926年3月，蒋介石在广州制造了“中山舰事件”，镇压革命力量。毛泽东明确提出；给予国民党右派以坚决的回击，用武力对武力，削去蒋介石兵权，逼其下台；并将共产党员转到其他军队中去，以组建叶挺式的部队。

1926年2月，党中央特别会议强调指出，为适应国民革命军北伐战争的需要，不仅应在广东做军事准备，更应在北伐军即将经过的湖南、湖北和河南等地发动与组织农民群众，接应北伐军，支援并参加北伐战争。对此，毛泽东等人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作了极为深刻的阐述。他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中指出，无产阶级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是农民，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和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便不会成功；强调不推翻几千年来压榨农民的政府，便没有农民的地位，这是现时中国农民运动一个最大的特色；提出共产党员要下决心，向党里要到命令，到农村去引导组织农民同土豪劣绅作斗争，引导他们同城市工人、学生和小商人建立联合战线，参与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运动。

总而言之，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党和毛泽东关于重视组织工农运动，建立工农武装，以及将革命武装与工农运动相互结合的初步实践和理论概括，对于我党后来独立领导中国革命战争，建立工农武装，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具有深远的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

（二）“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理论和“上山”思想的提出

我党在初创时期，尽管也初步认识到培养自己的军事、政治干部，以革命的政治灌输于国民革命军之中，组建由党直接掌握的军队，发动和组织工人武装和农民武装，使革命武装与工农运动紧密结合，并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予以不断实践；但由于我党毕竟还处于初创的幼年时期，理论尚不成熟，实践经验也很有限，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度里，如何组织工农武装夺取和建立无产阶级政权，亦无成功范例可资借鉴，尤其是在大革命后期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占据统治地位，并逐渐发展到投降主义的地步，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受惨重失败的重要原因。1926年，在汉口举行的党中央特别会议上，陈独秀坚持认为，现在不是武装民众的时代，而是武力与民众合作的时代，甚至主张将军权交给蒋介石、唐生智等人。这就进一步助长了蒋介石等国民党右派势力的嚣张气焰，加速了其走向反动的步伐。

1927年3月，毛泽东在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公开提出要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认为这支手操梭镖的农民武装，“是使一切土豪劣绅看了打颤的一种新起的武装力量”。文中提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心问题即农民问题的基本理论，是我党后来用以指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文献之一。4月，我党“五大”根据已经出现的严重形势，批评了陈独秀忽视同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右倾错误，提出了“组织农民自卫军”和建立“工人纠察队与武装”的任务和主张，但未能具体落实。直到“四·一二”蒋介石反革命叛变前夕，仍缺乏军事应变的思想准备和实际步骤。结果是在蒋介石和汪精卫集团相继发动反革命政变的严重关头，我党未能组织有效的反抗。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死在国民党蒋介石的屠刀之下，腥风血雨，全国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一场轰轰烈烈、汹涌澎湃的革命运动被残酷镇压下去，中国革命暂时转入低潮。血的教训，宣告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破产，也促使我党对如何领导革命战争，以及组建由党直接掌握乃至直接领导的革命军队，有了更加深层的认识，李立三、周恩来等人建议“迅速出师”，以“讨伐蒋介石”。蔡和森提出“以暴动对付暴动”的主张。毛泽东在党中央讨论形势和政策的会议上坚持认为，农民自卫军必须保住，必要时可以上山，“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并明确表示，“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毛泽东选集》第二版，1991年，第2卷第610页）由此可见，毛泽东等人已开始认识到，中国革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8月7日，党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八七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指出，陈独秀的错误在于“始终没有想到武装工农的问题”，“没有想着造成真正革命的工农军队”。他尖锐地指出，过去我们批评孙中山专做军事工作，而我们却恰恰相反，专做民众工作，不作军事工作，结果是靠枪杆子起家的蒋介石、唐生智一旦反动，则一切群众运动便都失败了。他建议新的政治局常委，“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瞿秋白在代表政治局常委作报告时明确指出，现在主要任务是从土地革命中造出新的力量来，各地应利用秋收时期“农村中阶级斗争剧烈的关键”，发动和组织农民秋收暴动。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以武装暴动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

综上所述，在我党初创时期已初步认识到，在中国进行武装斗争的重要性。而毛泽东在长期的从事农民运动、工人运动的斗争实践中，日益深化了对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认识，逐步形成了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这为我党后来直接领导武装斗争、开展革命战争和组织人民军队，作了理论上和思想上的准备。我党所进行的革命实践活动和理论上的创树，表明毛泽东军事思想关于组织人民军队，开展武装斗争的思想已经萌发。尤其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惨重失败的教训，促使我党清算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深刻地认识到掌握革命领导权和掌握枪杆子，对于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是至关重要的。从此党开始走上独立领导中国革命战争和创建我党直接领导的革命军队的道路。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待续）

来源：《军事历史研究》199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