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战争反对战争，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对待战争的态度，一反对二不怕。这些，是毛泽东对待战争的基本态度。这个态度，来源于对战争规律的深刻把握，来源于中国人民反抗压迫、反抗侵略的长期艰苦斗争实践。它形成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发动的非正义战争时期,在毛泽东1936年12月撰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1957年撰写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重要著作中，都有完整的表述。

“我们是战争消灭论者，我们是不要战争的”

自古知兵非好战。热爱和平、保卫和平，是中华民族的天性。但是，为了持久和平，就必须通过战争来消灭战争，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近代以来，由于饱受列强欺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成为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解决的一大历史任务。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是在国民党反动派屠杀和围追堵截中成长起来的。在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后，人民军队又肩负起北上抗日、拯救民族危亡的历史重任。面对中国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度所遭受的苦难，面对中华民族积贫积弱的现实，毛泽东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深入研究战争规律。1936年12月，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篇文章中开宗明义地提出要研究战争规律，提醒“指导战争的人”：“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他说：“战争——这个人类互相残杀的怪物，人类社会的发展终久要把它消灭的，而且就在不远的将来会要把它消灭的。但是消灭它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用战争反对战争，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用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民族反革命战争，用阶级革命战争反对阶级反革命战争。历史上的战争，只有正义的和非正义的两类。我们是拥护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的。一切反革命战争都是非正义的，一切革命战争都是正义的。”

全面抗战爆发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发起的侵略战争，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矛盾论》《战争和战略问题》等一系列军事理论著作中，进一步深刻地阐述了“战争的目的在于消灭战争”的基本认识。在《战争和战略问题》这篇战争论中，他用简明生动的语言，清晰地告诉人们我们共产党人的态度：

“帝国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只有用枪杆子的力量才能战胜武装的资产阶级和地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整个世界只有用枪杆子才可能改造。我们是战争消灭论者，我们是不要战争的；但是只能经过战争去消灭战争，不要枪杆子必须拿起枪杆子。”

毛泽东提醒人们的是，共产党人研究革命战争的规律，是为了消灭战争，我们“不但求一国的和平，而且求世界的和平，不但求一时的和平，而且求永久的和平”。战争是帝国主义强加给我们的。正是为了和平，中国人民才被迫拿起武器，走向血与火的战场。

反对战争，不要战争，是毛泽东一贯的思想取向。这可以从毛泽东的个人志向中反映出来。终其一生，他都希望做一名教员，从事教书育人的工作。1936年，美国记者斯诺来到延安。在接受采访时，毛泽东第一次公开讲述了自己的人生经历。他说，在长沙求学期间，自己开始认真地考虑前途问题，考虑的结果是“最适合于教书”。走上政治的道路，是不得已而为之。新中国成立后，在与外国客人的谈话中，他又多次讲道：“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当一个小学教员”，“没有想到打仗”，“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后来，“中国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开始还有军阀的压迫”，不得已走上革命道路，“这不以我们这些人的意志为转移”。

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战争与和平观，新中国成立前夕，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就向全世界庄严宣告：“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

百废待兴的新中国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为国内经济建设创造有利外部条件。但是，这个和平环境不是靠妥协退让得来的，而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经过坚持不懈的斗争争取来的。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0月1日深夜，金日成向中国政府提出出兵支援的请求。成立仅仅一年的人民共和国再次面临战争的考验。而这次的对手美国，是世界头号帝国主义强国。为了国内的持久和平，毛泽东斟酌再三，作出了他一生中最难作出的决策之一——出兵朝鲜。在实力悬殊的情况下打仗，国内自然会出现各种担心、忧虑。美国插手朝鲜是否会引发新的世界大战，就是其中之一。这种担心和忧虑，没有改变毛泽东关于新的世界大战打不起来的既有判断。1952年8月4日，他在分析朝鲜战场局势时说，朝鲜战争究竟打到哪一年为止，谈判要谈到什么时候为止，没有确切时间，但是，最终结果一定是和，“谈还是要谈，打还是要打，和还是要和”。说马上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吓唬人的”。有了这个基本判断，我们高举“要和平，不要战争”的旗帜，坚持谈打结合，以打促谈的斗争策略，最终取得了朝鲜战争的胜利。

战后召开的日内瓦会议，是决定朝鲜半岛和印度支那走向和平还是再陷战争的历史性会议。毛泽东提出，会议要争取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打破美国对中国的孤立封锁政策。在主持讨论修改宪法草案、处理高饶事件的同时，他多次亲自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审定周恩来为参加日内瓦会议准备的5个重要文件，并多次约周恩来商谈有关问题。代表团启程的前一天晚上，他又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德怀、邓小平等人开会，进一步研究相关问题，要求做到充分准备、仔细斟酌、力求万无一失，谋定而后动。由于紧紧抓住了各国都希望和平、不愿再打起来的这个共同点，中国代表团在会议中所做的大量团结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使好战的美国陷于相当孤立的境地。

对于中国代表团能在会议上取得成果，毛泽东是有把握的。他在1954年7月7日主持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我们的成功，就在于“抓住了和平这个口号”，“而美国人就不抓这个东西，它就是要打，这样，它就很说不过去了，没有道理了。现在要和平的人多了，我们要跟一切愿意和平的人合作，来孤立那些好战分子”。他进而提出，不同制度的国家可以和平相处，我们要对许多国家，比如英国、法国、加拿大这一类国家，比如印度、缅甸这一类国家，凡是有可能的，都要进行工作。总之，“只要在和平这个问题上能够团结的，就和他们拉关系，来保卫我们的国家，保卫社会主义，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和会议结束后，中国政府抓住机遇，迅速调整外交政策，把会议成果进一步巩固、扩大了下来。中英、中法、中美关系都出现了新的进展与突破。中国与亚洲近邻的关系更是取得了长足进展。

1955年2月，周恩来率团出席在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提出了在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基础上的和平宣言议案，受到与会各国的高度赞赏。会议的成功，预示着以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为基础的国际新秩序将逐步建立。从此，我们在全世界树立起了热爱和平、维护和平的良好形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国家在国际社会诬蔑中国“好战”的论调没有了市场，于我有利的国际环境逐步形成。在这个大前提下，新中国各项建设事业有声有色、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起来。

“如果有人来侵略我们，我们就予以坚决回击”

不要战争，持久和平，是我们的良好愿望。但是，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无法改变其侵略他国、互相争霸的本性，战争也就不可避免。毛泽东认为，我们的努力，只能做到在一个时期，或是一个相当时期内避免战争。既然世界上还存在战争，我们就得正确应对。怕战争，以妥协退让来避免战争，是无用的。

不怕鬼、不信邪，是毛泽东最鲜明的性格特点之一。1955年1月28日，毛泽东会见芬兰首任驻华大使孙士敦，在谈到世界战争的危险时，他作了明确的表述：“我们有两条：第一，我们不要战争；第二，如果有人来侵略我们，我们就予以坚决回击。”

两年以后，他又表达了对待战争“第一条，反对；第二条，不怕”的明确态度。

1959年3月，美国著名黑人学者、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杜波伊斯博士和夫人访问中国，受到毛泽东的热情接待。谈话间，杜波伊斯问：“为什么中国人不那么害怕战争？”毛泽东回答说：“如果帝国主义一定要发动战争，你害怕有什么用呢？你怕也好，不怕也好，战争反正到来，你越是害怕，战争也许还会来得早一些。因此，我们有两条：第一条，坚决反对战争；第二条，如果帝国主义一定要打仗，我们就同它打。把问题这样想透了，就不害怕了。”

毛泽东的所谓“想透了”，其实就是中国人对掌握客观规律的一种通俗说法。

毛泽东从研究历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中得出结论，弱小但是进步的战胜强大但是落后的，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所以，帝国主义不可怕。

毛泽东的这种“不害怕”的精神，体现在包括抗日战争时期在内的中国人民面临战争威胁的各个时期。1935年12月，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明确指出：“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全面抗战开始不久，战场局势不明，“亡国论”大行其道时，毛泽东就豪迈地宣称，我们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是无敌于天下的。他还说过这样一句话：“个把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够打的！”这些话，不仅仅是简单的语言上的豪迈。

抗战胜利后，面对蒋介石的内战图谋，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就我们自己的愿望说，我们连一天也不愿意打。但是如果形势迫使我们不得不打的话，我们是能够一直打到底的。”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帝国主义的包围，他仍乐观地做出预计，帝国主义那套东西就怕打，打的结果，一定是社会主义阵营获胜。“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出了一个苏联，两亿人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了一个社会主义阵营，一共9亿人口。如果帝国主义者一定要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可以断定，其结果必定又要有多少亿人口转到社会主义方面，帝国主义剩下的地盘就不多了，也有可能整个帝国主义制度全部崩溃。”“如果发生了第三次世界大战，资本主义世界就要完结。如果有疯子要发动战争，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灭亡的是帝国主义。”

在毛泽东看来，有了这种对世界大势的清醒认识和斗争的必胜信心，暂时强大的帝国主义又有什么可怕的呢？！

二战以来，新的世界战争打不打，怎么打，核心的考量因素是美国。人们讲“怕”或“不怕”的对象，主要也是指美国。在世界上许多人都惧怕美国强大的军事力量时，毛泽东却明确提出：“我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

这就清楚地告诉人们：美国并不可怕。

1955年4月，毛泽东风趣地对远道而来的英国共产党主席波立特说，我们对美国的看法，可以说是可怕，但又不可怕。它的力量强，有原子弹，所以我们要搞和平运动。但是从根本上看，其实它不可怕。“美帝国主义真的要打，我们也不怕。”为什么不怕？因为我们有力量，在欧、亚、非广大的中间地带，美国是孤立的，“如果打起来，3个洲都会变成一个腔调”。这样，我们五分天下有其三，“资本主义制度就会早些完蛋”。所以，我们要努力阻止战争的爆发。但万一战争无法阻止，就要“准备打他几年，把战争从3个洲的土地上扫出去”。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对世界大战的担忧，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对原子弹这个新式武器的恐惧。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认为，在使用原子武器的战争中“将没有胜利者”，人类都有可能在这个战争中“一扫而光”。因此，他曾经幻想可以与帝国主义者“和平共处”。印度总理尼赫鲁，也曾向毛泽东表达过人类可能“统统打光”的忧虑。

对这些幻想和忧虑，毛泽东有他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原子弹的威力固然可怕，但“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原子弹威力再大，也终究逃不脱这一客观规律。由此，他提出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除了对“人与武器”的辩证关系有深刻认识外，毛泽东还从“极而言之”的最坏基点上作出设想：即使爆发原子战争，也不会像有些人想的那样“人会死绝”，而是至多损失一半人，“人类是消灭不了的”。

极力避免最坏的情况，积极争取最好的结果。正是有了这种底线思维，毛泽东多次强调：“美国的原子讹诈，吓不倒中国人民。”

毛泽东主张不怕美国，不怕原子弹，是从思想方法上给中国人民传递一种“不怕”的精神。他把战争的辩证法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表达出来，主要目的是引导人们看清方向，把握趋势，克服恐惧，树立必胜的信念。

不怕，并不等于没有准备。对于长久以来积贫积弱、饱受帝国主义欺凌的中国人民来说，这一点至关重要。毛泽东深知掌握战争主动权的极端重要性。因此，在提出战略上“不怕”原子弹的同时，他在战术上又高度重视发展尖端科技，主张新中国要拥有核武器，要求用10年时间搞出原子弹、氢弹。他说：“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有了核武器，中国才可能在慑止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方面，作出更大的贡献。

按照毛泽东的要求，我国于1964年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慑止了西方大国的核讹诈。

对待战争“不怕”，展现了中国人民不怕牺牲、斗争到底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正是有了这种精神，中国共产党才能从无到有，由弱到强，用小米加步枪打跑了日本侵略者，推翻了蒋家王朝，建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再提“不怕”的认识，是为了鼓舞全国人民乃至全世界被压迫人民，敢于斗争，争取更大的胜利。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敢于和世界头号强国美国在朝鲜较量，而且坚持把战争“进行到美国政府愿意和平解决的时候为止”“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他打多少年”。这些，都是对“不怕”精神的极好诠释。

“世界大战打不起来，真打起来也不怕”

战争与和平是辩证统一的，“怕”与“不怕”也是一个对立统一法则。毛泽东的所谓“不怕”，是建立在对“怕”作客观分析与充分准备的基础上的。他说过：“一点不怕，无忧无虑，真正单纯的乐神，从来没有。”他还说过：“世界上的事情总是那样，你准备不好，敌人就来了；准备好了，敌人反而不敢来。”他就是想告诉人们，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作最坏的打算，就是作好战争准备，有备无患。

在战争根源尚未消除，美、苏对立造成的现实威胁依然存在的情况下，总体而言，战争与和平的决定权并不掌握在我们手中。因而，毛泽东反复强调：战争的危险客观存在，我们必须充分估计到这种可能性，要准备打仗，向敌对势力展现我们准备打仗的决心和人民战争的威势，使敌人望而生畏，从而放弃侵略企图。

朝鲜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就提出过：“我们要随时准备对付美帝国主义来侵略。我们所进行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设事业，都要考虑到敌人就在面前这个情况来讨论和决定。”

朝鲜战争结束后，我国逐步转入全面建设时期。此时，两大阵营的对立依然存在，美国反共反华势头仍然十足。因而，毛泽东再次告诫全党，虽然目前国际形势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有利，但帝国主义势力还包围着我们，他们是什么都可能干出来的，我们必须准备应付可能的突然事变。

他告诫人们：“今后帝国主义如果发动战争，很可能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那样，进行突然的袭击。因此，我们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要有所准备，当着突然事变发生的时候，才不至于措手不及。”

战争准备越充分，慑止战争的可能性就越大。20世纪60年代，中苏两国关系日趋紧张，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中国面临的战争危险也逐渐加重。因而，“备战”成为我国国防建设的重要内容。1961年8月，毛泽东在会见巴西共产党干部参观团和干部学习团时说，世界大战可能不打，但也可能打，就这么两条。按照社会主义阵营的意见，按照各国共产党的意见和各国劳动人民的意见，是不要打的；但如果按照帝国主义以及它在各国的走狗的意见，那就要打。所以要警惕。“就是说，做坏的方面的准备，做了准备，也许可以不打。帝国主义反对我们，如果我们都睡觉，那是很危险的。”

正是因为从精神上和物质上做好了随时准备打仗的充分准备，积极应对了世界战略格局的重大变化，我国才有效遏止了可能的大规模战争，消除了外部隐患，保证了国家的安全和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

作为伟大的战略家，毛泽东考虑问题从来不局限于一时一事，而是着眼长远，抓住根本。让我们回顾一下1963年9月他在修改《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时加写的一大段话：

“我国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共计一百零五年时间，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都打过我们，除了最后一次，即抗日战争，由于国内外各种原因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告终以外，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以我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

为什么会这样？毛泽东作了深刻的“挨打”社会根源剖析。他说：“其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现在，我国社会制度变了，第一个原因基本解决了；但还没有彻底解决，社会还存在着阶级斗争。第二个原因也已开始有了一些改变，但要彻底改变，至少还需要几十年时间。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剖析原因是为了找到努力的方向和选择的目标，毛泽东接着说：“当然，帝国主义现在是处在衰落时代，我国，社会主义阵营，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处于上升的时代，世界性的战争有可能避免。这里存在着战争可以避免和战争不可避免这样两种可能性。但是我们应当以有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力求在一个不太长久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

这一大段论述，体现了毛泽东对遏制霸权、防止战争的进一步思考。“以有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把经济技术发展起来作为战争准备的重要基础，强大到让敌人不敢来打，体现了他深刻的底线思维、战略眼光和哲学智慧。

毛泽东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思想及其实践，为确保新中国的长治久安，提供了宝贵精神财富。

历史行进到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毛泽东的深刻思考和精神财富，进一步被发扬光大。1989年9月，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说了这样一段语重心长的话：“国际形势有一个战争问题，……世界上希望我们好起来的人很多，想整我们的人也有的是。我们自己要保持警惕，放松不得。要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我们绝不能示弱。你越怕，越示弱，人家劲头就越大。并不因为你软了人家就对你好一些，反倒是你软了人家看不起你。我们怕什么？战争我们并不怕。我们分析世界大战打不起来，真打起来也不怕。……我们的基础好，是几十年打出来的，这个威势一直要传到后代，保持下去，这是本钱。”

来源：《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