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军事家，经历战争实践之长，指挥战争、战役次数之多，取得胜利之巨大，都是前无古人的。他以其光辉的战争和战役指挥实践、高超的指挥艺术、富有无产阶级哲学特征的作战指挥理论而著称于世。对毛泽东的作战指挥理论与实践进行哲学思考，对我们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并运用于对未来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研究和指导，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哲学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是作战指挥理论与实践的理论基础。从哲学的角度看，作战指挥所要认识和解决的，诸如敌与我、强与弱、优势与劣势、主动与被动、进攻与防御、前进与后退以及最终的得与失、胜与败等等矛盾的范畴，实际上是认识和解决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精神与物质、认识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因此，任何指挥员在实施作战指挥时，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其哲学观念的制约和支配。从这个意义上说，作战指挥理论无不浸透着哲学思想，有什么样的哲学思想，就会有与之相适应的作战指挥理论。我国古代《孙子兵法》中的“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仅是作战指挥的要诀，而且是朴素唯物主义关于对战争和作战行动本质的认识。近代西方的作战指挥理论，也明显地表现出机械唯物论、唯心辩证法和唯意志论等资产阶级哲学思想的特征。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现，开辟了人类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认识战争、研究作战指挥理论与实践的新纪元。马克思、恩格斯应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原理，考察了战争和暴力、战争和经济、战争和政治的关系，并分析预测了一些战争；列宁为发动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从政治角度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斯大林领导了反法西斯战争，并分析了这次战争的性质和苏联获胜的原因。毛泽东是战争史上，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于战争和作战指挥领域，并取得巨大成就的伟人，是他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战争和作战指挥中的运用，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树立了一个新的里程碑，毛泽东的作战指挥理论，融战争指挥、战役指挥和战斗指挥于一体，以丰富的战争实践为基础，以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核心，以主观符合客观为主线，充满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他对战争认识之深刻，对作战指挥规律探索之深邃，是举世公认的。毛泽东的作战指挥理论和他的整个军事理论，远远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和国度，是人类共同的宝贵财富。

本文试图就毛泽东的作战指挥理论与实践问题作如下若干哲学思考。

思考之一：战争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复杂而有规律的事物。正确认识和把握战争规律和战争指导规律，并运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是作战指挥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战争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要驾驭战争，实施正确的作战指挥，首要的问题是，必须透过现象抓住其运动过程中必然的、内在的、本质的联系，即找出它的规律。只有正确地认识和把握战争规律，才能做到能动地指挥作战，并夺取胜利。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不知道战争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指导战争，就不能打胜仗。”[1]

正确理解毛泽东这一思想的哲学意义，应着重把握两个方面：其一，战争规律是客观的。客观实在性是一切物质的共性。战争是物质的，发生在不同时间、不同地域的战争，其形态可能改变，但它的规律却都是离开人的意识而独立的客观实在。当资产阶级军事家的认识还停留在直观阶段，不承认战争有规律时，马克思主义就揭示出战争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矛盾运动，它的发生和发展有其内在的、必然的、本质的联系，即有其规律性。不管人们是否承认，它的存在都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其二，战争规律是可知的。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客观实在是可以认识、可以反映的对象。战争现象虽然较之于任何别的社会现象更难捉摸，更少确实性，即更带所谓“盖然性”，但战争不是神物，仍是世间的一种必然运动。不管什么样的战争情况和战争行动，包括未来的高技术战争，其规律都是可以认识和把握的。人们认识了战争规律，就能用以指导战争，并从中把握实施这种指导的规律。据此，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了战争指导规律的概念。

那么，如何认识和把握战争规律的战争指导规律呢？毛泽东的作战指挥理论与实践告诉我们，最根本的方法，就是唯物辩证法的法则。

第一，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那就是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找出其行动的规律”[2]。这种方法是从敌我实际情况入手，研究战争和作战特点，找出规律，并应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这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方法，其核心在于，在为认识战争规律而研究战争和作战特点时，必须注意“这些特点是事实上存在的，不是虚造骗人的；是战争的全部基本要素，不是残缺不全的片段；是贯彻于双方一切大小问题和一切作战阶段之中的，不是可有可无的。”[3]毛泽东作战指挥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总是从熟识敌我实际情况着手，一贯强调“知彼知己”，分析战争特点，并从中引出规律，然后据以确定战略战术，因此，他的决策就符合历次革命战争的实际，指挥我军作战总是取得胜利。

第二，把握从现象到本质的认识方法。人们认识事物，总是先接触现象，尔后透过现象了解事物的本质，认识和把握事物的规律性。毛泽东有一著名论断：“不论做什么事，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的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那件事的规律”[4]。这段话，深刻地揭示了人们从现象到本质认识规律的方法。其中，“情形”是事物的形象，属现象范畴；“和它以外的事情的关联”，是事物的外部联系，是规律存在的条件；“性质”则是人们通过抽象思考后对事物本质的认识，即事物的规律性。认识一般事物的规律是这样，认识战争规律也是这样。

第三，把握一般与特殊的关系。与其他事物一样，战争规律也有一般与特殊之分。敌与我、人与物、主观与客观、攻与防等等，既互相联结又互相排斥的矛盾现象，这是战争的一般规律。然而，不同时间、地域和性质的战争，又有其特殊规律。因此，要正确地认识战争规律，就必须像毛泽东所强调的那样：“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5]不懂得这一点，就不能在中国革命战争中打胜仗。

第四，坚持发展的观点。运动、变化、发展，是物质的根本属性，也是战争的根本属性。这一根本属性决定了一切战争指导规律，必然依照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依照战争的发展而发展。因此，毛泽东强调，研究各个不同的战争的指导规律，应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要不断地研究战争中出现的新情况，从战争的时间、地域和性质的差别等情况出发，把握战争和战局发展变化的规律性，探求战争指导规律。

第五，坚持实践的原则。战争实践是战争认识的来源，只有在实践的基础上，才能认识战争指导规律。同时，也只有通过战争实践，才能检验对战争指导规律认识和运用的正确与否。因而，从战争中学习战争，是指挥员认识和把握战争指导规律的根本方法。通过战争实践，“使他们能够理解贯串整个战争的内部的东西，即那个具体战争的规律性，懂得了战略和战术，因而能够有把握地去指导战争。”[6]这里所说有战争实践，有直接战争实践和间接战争实践之分。在相对和平时期，指挥员很难有机会人人进行战争实践，主要的办法是积极参加平时的军事实践，并认真、深入、系统地学习和研究间接的[前人的和他人的]战争实践经验。

今天，战争已步入高技术阶段，战争的形态、特点和规律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要正确认识与把握这种战争的规律和指导规律，仍然要像毛泽东那样，坚持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实事求是地辩证地认识战争。既要看到战争的高技术要素，又要看到战争的全部基本要素；既要看到战争的不利条件，又要看到战争的有利条件；既要看到战争的当前情势，又要看到战争的尔后发展。从而揭示高技术战争的战争规律和战争指导规律，能动地指导战争。

思考之二：主观与客观的矛盾，是作战指挥过程中最根本的矛盾。解决主客观之间的矛盾，做到主观指导与客观实际相符合，是实施正确作战指挥的关键所在

从战争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指挥作战，使主观与客观相符合，不仅是毛泽东作战指挥理论与实践的一个显著特征，也是毛泽东作战指挥理论与实践的精髓和立场、观点、方法的哲学基础。

（一）主观与客观是否符合，是作战指挥的根本问题

主观指导与客观实际，是贯穿于作战指挥认识和实践活动全过程的一对基本矛盾。主观指导与客观实际的对立统一，推动着作战指挥问题的解决。客观实际是独立存在于指挥员意识之外第一性的、决定性的东西。正确认识客观实际，尊重客观实际，是实施正确指挥的基础。意识是客观实际的反映，是第二性的东西。主观指导依赖于客观实际，有什么样的客观实际条件，就应有什么样的作战指挥。指挥员只能在充分认识战争规律和全面了解战场实际的基础上，因势利导，而不能违背战争规律和无视敌我实际，一厢情愿地企求作战的胜利。

正确解决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矛盾，是夺取作战胜利的关键。毛泽东指出：“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7]如同工作一样，多打胜仗的关键，就在于使主观与客观相符合；而败者主要是因为战争、战役或战斗的指挥不适合于当时当地的情况，主观指导与客观实际不相符合，或者说没有解决主观与客观之间的矛盾。

（二）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实现主观指导与客观实际相符合的前提

战争实际，是分析认识战争、制定作战决策的出发点。正确地科学地分析认识战争实际，既是实现主观指导与客观实际相符合的前提，也是实现主观指导与客观实际相符合的根本途径。没有对战争实际的正确认识，就不可能有正确的作战指挥。在这个问题上，从来就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把主观当作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出发点，只知根据理论原则、文件指示，主观地来分析解决作战问题；一种是把战争实际作为分析、解决问题的出发点，根据对于战争实际的研究，制定出正确的作战方针和指导原则。毛泽东一贯倡导的是后一种态度。

毛泽东的作战指挥理论与实践告诉我们，要真正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实现主观指导与客观实际相符合，一要尊重战争实际的客观性。对它既不漠视或否认，也不夸大或缩小，而是如实地反映其本来面目。否则，只能导致对战争形势的错误判断，造成作战指挥的失误。二要全面地分析战争情况。主要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形势，战场兵力、战场态势、各战场间的相互联系与影响、后方条件和支援作战的能力、天候地形情况等及其相互关系，以及军心士气、内部关系、战斗力水平、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等。要把直接与间接、近期与远期、前方与后方等方方面面的情况连贯起来分析，而不是片面地观察个别现象。三要注重战争实际的实质。要注意研究战争实际的总体，深入研究其内部联系，抓住实质，防止表面地看问题。四要辩证地看待战争实际。对强与弱、大与小、优与劣、主动与被动等形势，要辩证地看，要看到它们双方互相包含、互相渗透、互相联结又互相对立，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向各自的对立面转化。五要着眼于发展变化。要用发展的观点去认识战争情势，科学预测其发展。

（三）实现主观指导与客观实际相符合，必须坚持辩证唯物论由浅入深的认识发展过程的理论

主观符合客观是一个辩证的发展过程。通过这一过程，较好地解决认识情况中本质与现象、真相与假相、全局与局部、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等诸矛盾，为制定正确的作战方针和作战计划奠定基础。在如何实现主观符合客观问题上，毛泽东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他的作战指挥理论与实践表明，实现主客观一致的认识过程的主要要求是：1、坚持“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8]的标准，即摸熟自己部队的脾气，摸熟敌人部队的脾气，摸熟一切和战争有关的其他条件。2、掌握从侦察、判断、决心到部署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程序和方法。这就是“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9]3、把握“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10]的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思维过程。4、坚持作战指挥认识的两个过程的思想。第一个过程，是作战计划确立之前，侦察敌情、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的过程。第二个过程，是作战计划付诸作战实践，并在作战实践中检验、修正和发展认识的过程。经过实践——认识——实践的多次反复，在作战过程中，逐渐实现主观与客观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上述要求给了我们这样的启迪：敌对双方战争认识优劣的比较，就在于哪一方比较地更接近于实际，以及哪一方更善于及时地发觉已有认识中不符合于实际的部分，并迅速地作出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未来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中，指挥员认识过程的长短，作战决策和指挥过程中对重大问题处置的正确与否，同指挥员对战争情况的反应能力，同作战指挥的灵活性是完全一致和密不可分的。

思考之三：人是进行战争的主体力量，战争就是作战双方以军力财力等物质基础作地盘，互争优势和主动的主观能力的竞赛。在客观物质力量基础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把胜利的可能变为现实，是作战指挥的本质要求

主观能动性，是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和人对世界的认识和改造。战争中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必须以客观物质为基础，以遵循战争规律为前提，同时也受主观条件的制约。因此，人们不能脱离客观物质条件企图去争取战争的胜利；但在一定条件下，人的主观能动性，对战争的胜负可以起决定作用。就作战指挥来说，战争是两军指挥员以军力财力等为基础，互争优势和主动的主观能力的竞赛。竞赛结果，有胜有败，除了物质条件的优劣以外，胜者多由于作战指挥的正确。败者多因为作战指挥的错误。这一点，过去是这样，今后还是这样。在未来的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中，尽管战争的物质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技术对战争的影响有增大的趋势，但要夺取战争的胜利，从作战指挥来说，指挥员在既定客观物质力量基础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仍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指挥员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过程，可概括为制定计划和实施计划两个环节。

在制定计划的环节上，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科学地进行作战决策，实现由物质变精神的第一个飞跃。作战决策，是作战指挥的重要一环。正确的作战决策，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战场情况假相的大量存在，偶然因素的作用，使得战场情况呈现出不确实的特征；加之人们受自身认识能力的制约和客观事物本质暴露程度的影响，给周密计划带来了一定的困难。然而，这并不否定制定计划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毛泽东指出：“‘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没有事先的计划和准备，就不能获得战争的胜利。”[11]战争没有绝对的确实性，但有某种程度的相对确实性。我方是比较确实的。敌方很不确实，但也有征兆可循，有端倪可察，有前后现象可供思索。这就使战争的计划性有了客观基础。指挥员完全可以在此基础上制定出作战计划，能动地去争取胜利。为此，指挥员必须清醒地估量、对比敌我情势，从战场上纷繁复杂、纵横交错的矛盾中，区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审时度势，区分轻重缓急，精心筹划作战。这一点在未来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中显得尤为重要。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突然性增大，交战时间缩短，战争进程加快，战役往往具有战略决战的性质。作战决策是否快速、及时，作战计划是否符合实际，对战争胜败具有重要意义。

毛泽东强调，战争、战役和战斗计划，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如果把计划建立在一厢情愿的基础上，这种计划肯定会遭到失败的。古今中外战争史上，违背实事求是的原则，主观主义地进行作战决策，而导致打败仗的例子是不少的。我军历史上就有过这样的教训，如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博古、李德等无视敌之持久作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摒弃过去几次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反对红军战略退却，主观地作出了一系列错误决策：先是推行军事冒险主义，企图“御敌于国门之外”；继而推行防御中的军事保守主义；当不能打破敌之“围剿”而被迫实施战略转移时，又推行逃跑主义，结果遭到了失败，最后不得不退出江西革命根据地。现代战争中也不乏其例，如英阿马岛战争，阿根廷当局主观地作出“英国不会劳师远征”的错误判断，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出兵收复马岛，结果被英国所战败。从哲学的角度来考察，上述失败是他们主观主义战争指挥的必然结果。

在实施计划的环节上，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灵活地实施作战指挥，实现由精神变物质的第二个飞跃。指挥员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不仅体现在制定计划的环节，更体现在实施计划，即实施作战指挥的环节。前一个环节的核心是“计划性”问题，后一个环节的核心是“灵活性”问题，或者说是灵活地实施作战指挥的问题。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人的认识反映作战情况及其规律，是有效的但又是有限的，因而人们应当而且能够制定作战计划，而又不能机械地执行作战计划；作战过程是急剧变化、错综复杂的，确实性与随机性、有序性与无序性、必然性与偶然性同时存在。指挥员只有将计划性与灵活性结合起来，随时掌握、准确预测并临机处置作战过程中出现的情况，才能夺取作战的胜利。灵活的作战指挥，是指挥员主动性、积极性和聪明才智的展现，是其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具体体现，是其“基于客观情况，‘审时度势’[这个势，包括敌势、我势、地势等项]而采取及时的和恰当的处置方法的一种才能，即是所谓‘运用之妙’。”[12]实现作战指挥的灵活性，主要靠实践经验和理论知识的日积月累，这就需要极大的主观努力。

毛泽东作战指挥的灵活，是举世罕见的。其奥妙集中体现在一个“活”字上。在毛泽东的作战指挥“法典”里，一切都是活生生的，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他说过，共产党打仗，是没有什么老样的，要根据对象、战场等不同的具体条件采取不同的战法。“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13]对于毛泽东这种唯物主义的用兵艺术，朱德作了科学的概括。这就是“有什么枪打什么仗，对什么敌人打什么仗，在什么时间地点打什么时间地点的仗。”[14]兵无定势，谋贵从时；战无常规，战胜不复。仗要打得巧，打得好，关键就是一个“活”字。

从毛泽东的作战指挥理论与实践看，实施灵活的作战指挥，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灵活地使用兵力。毛泽东称它“是战争指挥的中心任务”[15]，“是转变敌我形势争取主动地位的最重要的手段。”[16]其主要做法是因时、因地、因情集中、分散和转移兵力，并辩证地处理好集中、分散和转移的关系。二是灵活地运用和变换作战形式。游击战、运动战、阵地战三种基本作战形式，灵活选用，紧密配合。这种配合不是三者之间平分秋色，而是依照战争情况和战争进程，有主有次，互相结合，互相变换。三是恰当地运用和灵活地变换战法。把时机、地点、部队作为灵活运用和变换战法的三个环节，根据不同情况，不拘一格。

思考之四：战争领域充满着敌对双方相互对立、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辩证规律。把握这些规律并从中寻求制胜之策，促使战略上相对的敌优我劣向着我优敌劣的方向转化，是实施正确作战指挥的着力之处

战争是一个多种矛盾激烈冲突的统一体，是敌我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整体对抗。敌对双方斗争的焦点是互争优势和主动。斗争的结果，使取得主动、优势的可能变为现实，或使主动和被动、优势和劣势发生转化。主动权即军队的行动自由权。行动自由是军队的命脉，失去了这种自由，军队就可能被打败或被消灭。然而，主动或被动是和战争力量的优势或劣势分不开的。战争力量的优势或劣势，是主动或被动的客观基础。但是，它还不是主动或被动的现实事物，现实的主动与被动还和作战指挥的正确与错误密切相关。作战指挥的正确或错误，可以化劣势为优势，化被动为主动；也可以化优势为劣势，化主动为被动。

优势与劣势、主动与被动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这种相对性，就是优势与劣势、主动与被动转化的条件。战争双方的客观条件是优势与劣势、有利与不利相互包含、相互渗透的统一体，优势一方优中有劣，劣势一方劣在有优；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同时存在。作战指挥的着力之处，就是要辩证地分析敌我双方的优劣长短，把握诸客观条件对敌我双方作战行动的影响和利弊得失，利用和创造有利条件，同时破坏敌人的有利条件和抑制敌人优势的发挥，以己之长，克敌之短，趋利避害，促成战局向着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方向转化。

第一，在战役、战斗中对敌形成优势，夺取战场主动权。战场上，敌对双方的作战力量始终处在不断变化之中，作战指挥需解决的基本问题，无非是将这种变化导向己长彼消、己强彼弱的方向。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关键在于战役、战斗中集中力量，形成优势。尤其是在战略上处于劣势的军队，只有在关键时机和重要地点集中力量，形成优势，才能变不利态势为有利态势，脱出被动地位而取得主动权。毛泽东为我军制定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深刻地揭示了集中力量与夺取战场主动权之间的关系。他指出：“主动地位不是空想的，而是具体的，物质的。这里最重要的，是保存并集结最大而有活力的军队。”[17]从毛泽东的作战指挥理论和实践可以看出，他在集中力量问题上，不仅有“量”和“度”的规定，而且在力量集中使用的方式上更具特色。这主要是：集中力量于一个主要战场或一个主要作战方向；适时转用和连续使用力量；集结和保持强大的机动力量，灵活地变换作战方向等，以形成局部优势，一战而胜，再及其余，各个击破。

第二，积小胜为大胜，通过战术上量的积累而最终达到变战略上的被动为主动，战略上的劣势为优势。这是毛泽东关于弱军战胜强军的基本指导思想。他指出：“集合很多这样的歼灭战，才能转变敌我形势，将敌之战略包围，即敌之外线作战方针根本击破，最后配合国际的力量和日本人民的革命斗争，共同围剿日本帝国主义而一举消灭之。”[18]按照这一思想，在战略上，采取积极防御的方针，实行内线的持久作战。在战术上，在具体战役、战斗上，实行进攻战、速决战和外线作战，即：当处于战略防御的被动状态时，通过战役、战斗的进攻夺取主动；当处于战略内线的被动态势时，通过战役、战斗的外线作战夺取主动；当处于战略持久态势时，通过战役、战斗的速决争取主动。集合了许多战场作战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的胜利以后，就逐浙增强了自己，削弱了敌人，于是战略上相对的敌优我劣、敌主动我被动的形势，将向相反的方向转化。

在未来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中，我面临的将是武器装备上相对的敌优我劣的形势。要战胜敌人，从作战指挥来说，仍然需要像毛泽东那样，切实把握敌对双方相互对立、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规律，并从中寻求扬长避短、趋利避害，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敌人的制胜之策。

思考之五：只要有战争，就有战争的全局。全局与局部密切相关。关照全局，掌握关节，从战略的高度指挥战役，从战役的高度指挥战斗，是作战指挥的主要问题

“只要有战争，就有战争的全局……凡属带有要照顾各方面和各阶段的性质的，都是战争的全局。”[19]战争的全局决定局部，局部要服从全局。关照战争全局，反映了抓住战争这个事物中的主要矛盾。作战指挥中，能否关照好战争全局，正确处理全局与局部的关系，是决定战争和作战胜败的主要问题。只有抓住主要矛盾，从全局上把握战争的特点和规律，统筹兼顾，妥善照顾战争各个方面与各个阶段之间的关系，才能自如地驾驭战争。因此，指挥员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照顾战争的全局上面。

其一，要注意把握构成战争全局各个局部之间的关系。战争如同一盘棋，盘中诸子密切关联，相互影响。作战指挥就是要从战争全局的利益出发，巧用诸子，把各个战场、各个战役和战斗及其各个作战阶段有机地联系起来，发挥各个局部的作用。为此，作战指挥应通盘筹划、全面安排，像毛泽东要求的那样，主要是依据情况，照顾部队和兵团的组成问题，照顾两个战役之间的关系问题，照顾各个作战阶段之间的关系问题，照顾我方全部活动和敌方全部活动之间的关系问题。

其二，要抓住对全局具有决定意义的关键环节。全局性的东西，不能脱离局部而独立，全局是由它的一切局部构成的。因此，作战中对局部问题处理得好与不好，直接关系着全局。有的时候，有些战术上或战役上的失败或不成功，常常不至于引起战争全局的变坏，但具有决定意义的某一、二个战斗或战役失败或胜利了，却会对全局产生决定性影响。为此，毛泽东强调，指挥员应把自己注意的重心，放在那些对于他所指挥的全局说来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或动作上。什么是关键，什么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东西，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抓关键环节，实际上是抓战争全局中的主要矛盾，它可以是主要战场、主要方向，也可以是主要的战役、战斗。

其三，要善于照顾战争、作战的全过程和各个阶段。战争的发展具有连贯性，作战指挥要通观战争全过程，既要看到各个阶段的相对独立性，又要认清各个阶段的相互联系。一场战争是这样，一次战役和战斗也是这样。为此，毛泽东强调，在打第一仗之先，就要想到第二、第三、第四以至最后一仗的大体打法，不能走一步看一步。同时，注意搞好各个阶段的相互衔接，做到上一阶段为下一阶段进行必要的准备，创造有利条件；下一阶段又能及时、充分地利用上一阶段的作战成果，使战争和作战一环扣一环、有条不紊地进行。

其四，要从战略的高度指挥战役，从战役的高度指挥战斗。关照全局，必须用全局统帅局部，使局部完全服从并服务于全局。毛泽东认为，懂得了全局性的东西，就更会使用局部性的东西。因此，他要求战役指挥员和战术指挥员都应了解某种程度的战略上的规律，将自己所指挥的局部与战争或作战全局联系起来，把局部置于全局中的正确位置上，并站在全局的高度，“抓住战略枢纽去部署战役，抓住战役枢纽去部署战斗”[20]。未来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受政治、经济、外交等因素的制约更强，局部服从全局尤为重要。指挥员不仅要站在战争的全局上，而且要站在国家全局的需要上考虑问题，每一个行动，每一个局部情况的处置，都应符合和服从中央军委的意图和决策。

此外，关照全局，还要认识全局与局部的相对性，防止把全局与局部的区分绝对化。在一定条件下被认为是全局的东西，在另一条件下则可能只是一个局部。据此，指挥员要随着战争全局的变化，把自己的注意力自觉地由一个中心环节转移到变化后的中心环节，将战争和作战从一个阶段推向下一个阶段。

毛泽东作战指挥理论的科学性已为战争实践所证明。它虽然没有穷尽真理，其中的某些东西也许需要补充，更需要发展，但融汇于这一理论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诸如认识、把握战争规律和战争指导规律，主观指导与客观实际相符合，在客观物质力量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从敌对双方相互对立、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辩证规律中寻求制胜之策，以及关照全局和掌握关节，等等，仍是我们揭示未来战争作战指挥规律和实施正确作战指挥的指南。随着历史的前进，特别是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必然使战争情况，特别是武器技术装备等方面的情况不断发生重大变化，作战指挥也将呈现出新的特点和规律。我们的任务就是要运用毛泽东作战指挥的立场、观点、方法，揭示出未来战争的作战指挥特点和规律，并运用这些规律于未来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中的作战指挥。这正是融汇于毛泽东作战指挥理论与实践之中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强大生命力之所在。

注释：

[1][2][4][5][6][7][8][9][10][13][17][19]《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71页，第178页，第171页，第171页，第289页，第284页，第178页，第179页，第180页，第187页，第223页，第175页。

[3][11][12][15][16][18]《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450页，第495页，第494页，第493页，第412页，第410页。

[14]《朱德选集》，第168页。

[20]《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战士出版社1981年12月第1版，第70页。

来源：《毛泽东百周年纪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