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一青（以下简称谭）：李际均将军，我拜读过您写的《论战略》、《军事战略思维》、《军事理论与战争实践》、《军事科研思考与学术对话》等著作，从中看到您对毛泽东军事思想很有研究。今年是毛泽东诞辰110周年，人们至今仍在怀念他，包括国际上曾反对过他的人，和国内在他晚年所犯错误中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都依然对他怀着崇敬的心情，您能谈谈自己的感受吗？

李际均（以下简称李）：毛泽东是伟大的，中国人民同样伟大。宋代的《何博士论》中说：“韩信未解垓下之甲，而高祖夺其兵；不旋踵而又夺其齐。然而智者不非，而义者不罪者，以其天下为重，而负人者轻，故也。是以不顾义气之微恩，而全社稷之大计也。”对刘邦尚且如此，何况毛泽东远比刘邦伟大。人类社会从来都是历史造就改变历史的伟人。中国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使饱经忧患、遭受百年屈辱的中华民族站立起来，同时也改变了世界政治版图，带动了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毛泽东具备政治家的胆识，军事家的韬略，思想家的睿智，诗人的浪漫与洒脱。然而毛泽东一生最成功、最辉煌的成就，要算是他的军事业绩。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菲利普·戴维逊在他的《毛泽东的战略》一书中，公正而客观地说：“毛何止是一位游击战士！他是一位伟大的战略家。在本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期，他在一系列辉煌的游击作战中，把蒋介石及其国民政府弄得苦恼不堪。10年后，他以游击战和运动战相结合，在中国打败了日本人。40年代后期，他在一系列得心应手的运动战中征服了中国。最后，他的部队在朝鲜阵地战中顶住了美国。哪个领袖能像他这样在这么多的不同类型的冲突中长期立于不败之地。”毛泽东以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的恢宏气度指导战争，即使在力量对比极度悬殊的情况下仍能挥洒自如。他不愧为把握战争艺术的巨匠，他的思想闪烁着的智慧之光并没有因为时代的变迁而显得暗淡。他为中国人们缔造一个崭新的国家基础，中国人民至今仍在他当年建造的“两弹一星”的“核保护伞”下安居乐业。中国人民不会忘记他伟大的历史功绩和宝贵的精神遗产。如果说，毛泽东健在时，人们对他的崇敬多是出于感性认识和社会政治环境的濡染。而如今对他的怀念和尊敬，则是经过历史反思和人生省察后的理性认知。我觉得现在的认识和评价更真实些。

谭：在世界军事史上，出现过许多叱咤风云的统帅人物和军事理论家。与其他人相比，毛泽东具有怎样的地位，他最突出的特点是什么？

李：军事史上几乎成为定论的是：著名的军事统帅大都没有系统的军事理论著述，而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又大都没当过统帅。只有毛泽东是个例外，他是兼而备之。从1927年发动秋收起义到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他连续领导进行26年的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和反侵略战争。在世界战争史上，很少有像毛泽东那样集军事统帅与理论家于一身的。这使得他既有可能从亲自领导的战争经验中总结出军事理论，又可以把自己提出的理论付诸实践和反复验证。这个实践的特点是古往今来许多军事家所不具备的。任何一个在军事思想史上有影响的军事人物，不论就其世界观、方法论的科学性和进步性，还是就其战争实践范围的深度广度和复杂程度来说，都难以同毛泽东相比。毛泽东有丰富的军事实践经验，但从人的知识结构的总体来说，间接实践还是主要的。毛泽东有选择地汲取和改造前人有益的经验，做到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相结合，有继承更有超越，熔古今中外军事思想于一炉。

除了实践特点外，毛泽东的军事理论的另一个特色是以弱胜强。这是军事上最难做到、又是军事家追求的最高境界。毛泽东的军事生涯始终是同强敌作战，他的军事理论与实践都是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为基点的。在和平建设时期，他始终针锋相对地与大小霸权主义作斗争。抗美援朝战争、援越抗法战争、金门炮战（实际是对美国）、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间接对苏联）、援越抗美战争、珍宝岛自卫反击作战等，都体现了这种战略风格。他做到在没有实力的情况下决不虚张声势；在具备实力的情况下决不犹豫退缩。不打则已，打则必胜。驾驭战争的自由，来自认识战争的必然。毛泽东的成功与伟大正在于此。

谭：您说过，军事艺术的最高殿堂是战略思维，那么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思维主要包括哪些方面？

李：概括地说，第一，是战争哲学思维，即关于战争的认识论与方法论，这是战略思维的最高层次，具有稳定性和长远指导作用。第二，是战略全局思维，即从世界、国家、战略区的角度观察和处理问题，正确解决局部与全局的关系，并使两者构成有机的整体。第三，是战争艺术思维，即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如：你打你的，我打我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主动性、灵活性、计划性；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不打无把握、无准备之仗；实行有利决战，避免不利决战等等。第四，是战争力量建设思维，即人民军队的建军路线，包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惟一宗旨；党指挥枪的原则；政治工作生命线；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铁的纪律等。第五，是统一战线思维，在每一个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都建立不同形式、不同内容的统一战线，以对付共同的敌人，并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和独立自主原则。第六，是强国与统一思维，即把中国建设成统一的、强大的、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国家。中国的国家独立、统一、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不容任何人侵犯。如果不是朝鲜战争爆发，毛泽东关于以武力或以和平的方式实现中国的完全统一，是50年代中国革命发展的必然结果，从而也不会有今天台湾的李登辉、陈水扁这些民族败类登台表演。这不能不说是个巨大的历史遗憾。“一国两制”原则是邓小平根据毛泽东的对台政策（当时表述为“一纲四目”）提出的，并首先运用于香港回归的成功实践。第七，是忧患意识与国家安全思维，即警惕注视国家安危，对于侵略威胁，提早做好应战准备。毛泽东把忧患意识与必胜信念结合起来使之具有积极意义。第八，是国际战略与反霸思维，包括提出“一边倒”、“一条线”、“一大片”、“两个中间地带”、“三个世界”等，反映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国家和民族为了生存与发展，在国际战略上的明智选择。

谭：您刚才把军事哲学思维放在首位，并说它是军事科学中的最高层次。军事哲学的本质是什么？希望能展开讲一讲毛泽东军事哲学思维的内容。

李：军事哲学是军事领域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它是对军事问题“认识的认识，方法的方法”。它不是单纯思辩的产物，而是军事实践经验上升的思维观念。军事学术中抽象的理论并不是战斗力的因素，而实践着的理论才是战斗力的因素。产生于战争实践的军事哲学超脱了厮杀的原始形态，具有战争智慧的美感。毛泽东是从军事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展现军事哲学的内容。在中国现代史上，当文化和思想战线进行两种哲学论战的时候，在广阔的战场上，毛泽东和蒋介石按照各自的哲学基础所建立的战略思维，指导着两军进行决定中国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一系列决战。结果是毛泽东的军事辩证法战胜了蒋介石的军事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毛泽东的军事哲学概括地说，第一，阐明对战争本质的认识和战争因素内在运动和外部表现形式的关系。包括战争的本质及其主要矛盾；对战争规律的认识与应用；战争中诸因素的相互作用及其转化；战略战术中的相反相成等等。第二，强调在既定的客观物质基础上能动地争取胜利。战争的胜负主要取决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同时还取决于作战双方的主观指导能力。战略上的以弱胜强必须通过战役战斗的以强击弱来取得，这就是通过正确的主观指导，集中兵力、兵器，制造敌人的错觉和不意，形成局部优势，从而具备了在一定时间空间战胜敌人的物质基础。强调在既定客观物质基础上，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去夺取胜利。这是毛泽东军事哲学同机械唯物论和唯意志论军事哲学的根本区别。第三，提出研究和指导战争的根本方法，就是“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找出其行动的规律，并且应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第四，确立从侦察、判断、决心到部署的一系列互为前提的军事认识与指导战争的逻辑程序。指出：“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连贯起来的思索。”这是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的统一在战争指导上的体现。第五，强调认识情况的两个过程，即：“认识情况的过程，不但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前，而且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后”。作战发起之后，依据新的情况、新的认识调整甚至改变作战计划。第六，作战计划要建立在能够对付出现最困难情况的基础上。指出：“在研究部署时，除根据当前情况，还要估计到情况的某些可能的变化。要设想敌可能变化的几种情况，其中应包括一种较严重的情况，要准备在这种情况下有对付的办法。”这不仅是部署原则，也具有方法论的意义，是解决主观指导的计划性与客观变化的盖然性之间矛盾的正确方法。第七，研究战争规律要着眼特点和发展，军事领域是继承与变革的统一，在辨证否定中前进。“战胜不复”，兵法被认为是一种艺术，创造性运用是它的灵魂。第八，战略上藐视与战术上重视的辨证统一。指导战争是胆略与科学、审慎与果决、勇敢与谨慎、大胆行动与周密部署的统一。例如，对霸权主义的威胁，一是反对，二是不怕。只有加强战备才有可能推迟战争；只有赢得自卫反击的小战才有可能避免大战。这是毛泽东留给我们的伟大遗训。

谭：今年是抗美援朝战争胜利50周年，现在有人对抗美援朝战争的必要性提出质疑，您作为当年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一位老战士和对这场战争有深入研究的学者，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应该如何正确评价这场战争？作为对手，美国又是怎样评价这场战争的？

李：抗美援朝战争的重要性、必要性是不容质疑的。当时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建立，百废待兴，人民解放军正在向西藏进军，并抓紧渡海训练，准备利用有利时机解放台湾。中国是极不愿意看到朝鲜爆发内战的。但是，这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朝鲜内战爆发后，美国即派第7舰队封锁台湾海峡，把中国领土台湾置于美国占领范围之内，武力阻挠我解放台湾。麦克阿瑟指挥美军在仁川登陆后，率领连同美军在内的17国军队，越过38线大举北进，其先头已经打到鸭绿江边，隔岸向我国炮击，美军战机越界轰炸我国边境地区。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已危在旦夕。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任凭美国灭亡朝鲜，与我国隔江对峙，并与南面的台湾蒋介石集团、法国和越南的反华势力遥相呼应，就将置我们新生的共和国于战略上两线作战的不利境地，那时我国的国际环境、战略态势、国内建设和东北地区东南部边境地带的民族关系都将出现极大的困难和麻烦，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中国人民派出自己的优秀儿女参战，是面对侵略威胁，不得不打、别无选择。我们不是挑战而是应战。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结局，不仅保卫了祖国的安全，挽救了朝鲜，而且促进了亚洲乃至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半个世纪的总体和平的确立，和国际格局的形成，都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毛泽东在历史转折的严重关头，表现出非凡的战略气魄和胆识。抗美援朝战争是新中国成立后，确立大国地位和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奠基之战，是中华民族重新崛起走向繁荣富强的里程碑。总之，从维护世界和平，从打出国威军威、建立中国人民的自信与自尊，从创造有利的地缘安全环境，以利国家长远建设的角度看，不论怎样评价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功绩都不过分。朝鲜战争，中国人民做出了重大的民族牺牲，不仅是人员的伤亡和物资的损耗，更主要的是失去了解决台湾问题的最佳时机。

朝鲜战争以其惨烈、艰苦（尤其对中国人民志愿军而言）而载于战争史册。美国一位著名学者说：“朝鲜战争是一部值得纪念的充满人类悲剧和洋溢着交战双方英雄们的英勇气概的传奇历史，是一部难忘的世界性的重要史诗。”美国在朝鲜战争遭到失败后，对这场战争几乎沉默了几十年。但从2000年到2003年连续举办纪念朝鲜战争的各种活动，宗旨是：“向朝鲜战争老兵及其家人表明，一个知恩图报的国家记住他们50年前所做出的贡献和牺牲”，“我们的国家向她响应召唤去保卫一个他们从不知道的国家和他们从未谋面的人民的儿女们致敬”。而这个时候，在我们国内却出现否定抗美援朝战争的论调。难道我们不更应该记住为刚站立起来的中国人民争得生存权、发展权而浴血奋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吗？美国华盛顿朝鲜战争纪念碑落成后，我曾到那里参观过，作为当年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一员，我心里默念着：血战三年，各为其主。你们为美国错误的战略付出代价。我们为人类正义和祖国安全做出牺牲。

谭：有人说，毛泽东军事思想来源于克劳塞维茨，这个论点是否有根据。您如何评价毛泽东和克劳塞维茨？

李：说毛泽东军事思想来源于克劳塞维茨，这个论点没有根据。毛泽东在看到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之前，就已经领导进行了十年的土地革命战争包括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并写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比较完整系统的军事理论著作。到延安后，他才第一次读到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这是有据可查的。毛泽东在1938年5月写的《论持久战》一书中，才第一次援引克劳塞维茨的个别提法，即“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和“盖然性”。但是，毛泽东对上述观点的吸收，恰如马克思对于黑格尔“倒立着的辩证法”一样，是取其合理的内核，结合自己的战争实践，把它改造成新的理论原则。其一，关于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克劳塞维茨强调政治是战争的根本动因，而实际上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战争的本质是经济（包括生存条件）利益发生矛盾冲突的最高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在其著作中曾多处提到克劳塞维茨及其《战争论》，惟独没有提及“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个重要论点，反而说，“天才的克劳塞维茨的著作，其中虽然有些很好的东西，但并不完全合我的口味”。就是因为马克思恩格斯从经济方面研究战争的根本动因，早已超越克劳塞维茨的认识深度。其二，关于“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克劳塞维茨是在两个地方分别论及的。毛泽东把两者结合在一起，作为一个命题，并阐明其辩证关系。其三，关于战争中的“盖然性”（亦称概然性，指依据大量现象估计偶然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在军事上通常指战争中的不确定性）。克劳塞维茨认为，“战争无论就其客观性质来看还是就其主观性质来看，都近似赌博”，“在这里只有各种可能性、概然性、幸运和不幸的活动”。这已经接近战争问题的不可知论了。毛泽东把盖然性作为他已经阐述过的战争运动必然性的一种补充，认为“战争现象是较之任何别的社会现象更难捉摸，更少确实性，即更带所谓‘盖然性’”，但是“先之以各种侦察手段，继之以指挥员的聪明的推论和判断，减少错误，实现一般的正确指导，是做得到的。”战争中的不确定性即通常所说的“战争迷雾”，是客观存在的。不明智的战争指导者从中看到的是困难和不利，因而迟疑不决。而高明的战争指导者则能从中看到战机，因而积极努力去创造、把握、利用。毛泽东在指导战争中，对不确定性的把握与利用，常令人拍案叫绝。

不可否认，克劳塞维茨是在世界产生巨大影响的普鲁士军事思想家、军事改革家。19世纪初，普鲁士军队在耶拿和奥尔斯泰特战役中被拿破仑打败后，举国上下有一种强烈的军事改革要求，威廉皇帝任命普鲁士名将沙恩霍斯特出任军队改革委员会主席，克劳塞维茨被任命为军队改革办公室主任。在他们的领导下，普鲁士军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后来遭到宫廷保守势力的抵制，称改革派为“雅各宾式的阴谋家”。滑铁卢之战后，反拿破仑战争胜利，普鲁士宫廷保守势力进一步抬头，改革派受到排挤。克劳塞维茨被调任步兵学校校长，坐了12年的冷板凳。作为人生的最后一搏，他写出了不朽的著作《战争论》，死后由他夫人整理发表，在世界特别是西方产生很大的影响。当然，对任何一种理论创新，人们都会是褒贬不一。西方学者自不必说。苏联的列宁就很欣赏，在书中批：“妙极了！”。斯大林则不以为然，他在给拉俊的信中武断地说：“在批判克劳塞维茨的军事学说这件事上，列宁的任何指示也没有束缚我们”，“德国向世界发动了两次流血的战争，而且两次都是德国打败了，这是偶然的吗？当然不是。这是不是说明了整个德国，就连同他的军事思想也经受不起考验呢？毫无条件是这样。任何人都知道，全世界的军人，我们俄罗斯的军人也在内，曾如何尊重德国的军事权威家，是否必须结束这种不相称的尊重呢？”。这种见仁见智的事，我们不去评说。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们解释的任何历史都是现代史，人们解释的任何理论都是各取所需。我认为克劳塞维茨不仅在理论上有值得斟酌之处，他的缺憾还在于长期做军中高级幕僚，没有当过主官和独当一面地指挥过作战，因而他的军事理论不能不侧重于“哲理推究”的方法。这种局限性使他的战争理论无法与毛泽东军事思想相比。

谭：今年美英联军攻打伊拉克，很快就取得了胜利。有人说，萨达姆发动的人民战争遭到惨败，说明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已经过时，不再适用于高技术战争，这种看法对吗？您怎样评论近几场战争？

李：伊拉克根本谈不上进行人民战争。萨达姆政权没有资格也没有能力进行人民战争。不是任何受到侵略的国家其政府都能领导进行人民战争。中国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政权就发动不了人民战争，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进行人民战争。这就是毛泽东当时指出的，政府越民主，抗战越彻底。进行人民战争必须有人民真心拥戴的领袖和政府，并且实行正确的政治和军事路线，具有坚强的组织力和凝聚力才行。伊拉克是涌入了西方文化的脆弱的伊斯兰社会，萨达姆接受过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培养训练并为之服务过，萨达姆同美国先密后疏、被利用被愚弄的关系注定了这个政权先天的脆弱性。他周围的一些亲信已被美军收买，相当多的人民群众对萨达姆的统治政权离心离德。可以说，当时伊拉克不具备人民战争的基本条件。美军以火力打击和信息心理作战，双管齐下，迅速瓦解了伊拉克军民的斗志。巴格达开门揖敌、不战而降才是符合逻辑的。

但伊拉克的事情还没有完。伊拉克战争也许会变为取胜最快、打扫战场最慢的战争。社会发展最终要靠各国人民自己解决，别人是不能代替的；注定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也是不能超越的。况且那些自称为解放者的价值观也未必是最合理的，更不要说动机的纯洁与高尚了。

美国想把全球化变为美国化，美国垄断世界上最新的战争手段，也垄断了发动战争的理由，这个理由就是不需要理由，想打谁就打谁，想怎么打就怎么打。我想世界上不喜欢这样的人不比讨厌萨达姆的人少，总不能看谁不顺眼就打谁。你用高技术手段打他，他就会用恐怖手段打你。以暴易暴、冤冤相报何时了？“暴力取得的，仍会被暴力所取代”，一个失去控制的世界比保留某些被认为不理想政权对人类的危害要大得多。要承认后者的存在是这个脆弱的世界秩序的一部分。须知，剥夺别的民族自由的民族是不自由的；侵害别国安全的国家是不安全的。维护自身安全的保证是尊重别人的生存权利。现在是呼唤大战略思维的时代，改变哲学落后于实践、人文科学落后于技术科学的现状，用毛泽东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解决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问题。

科索沃战争是“和而不平”；阿富汗战争是“消而不灭”伊拉克战争是“胜而不利”。正可谓：“夫乐兵者亡，而利胜者辱”。近观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打击，使用的武器是最现代化的，而战争的性质却像似原始的“血亲复仇”式的。正因为如此，很难得到世界的广泛认同。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美国政府要人对法国和德国的不合作态度表示不满，称它们是“旧欧洲”，其实正相反，这是“新欧洲、旧美国”。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早已把它们分清楚了。

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在高技术战争条件下仍然适用，但其内容、形式和手段要随着战争的发展而发展。人民战争是个大概念。广义的人民战争是指有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正义战争。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主要是动员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参加和支援战争，包括武装群众与非武装群众相结合；正规军和游击队、民兵相结合；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相结合；根据地的对敌斗争与敌占区人民的反抗斗争相结合；军事斗争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条战线的斗争相结合；本国的抗敌斗争与敌国内部的人民反战运动相结合等等。现代条件下的高技术战争，具有局部性和短期性的特点，而战争涉及的领域却很广泛，需要动员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技术、信息、传媒、交通、运输、资源等全社会的力量支援战争。例如，在进入交战状态的情况下，信息网络作战可能会成为人民战争的新形式之一。

谭：毛泽东的战略思维中是否包含系统的核战略？

李：毛泽东是世界上最高明的核战略家。第一，50年代到70年代，美苏的核讹诈曾喧嚣一时，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金门炮战、珍宝岛作战期间，两霸分别多次威胁要用核弹攻击中国，妄图用核讹诈压服中国。但毛泽东宣布原子弹是纸老虎，“美国的原子讹诈吓不倒中国人民”，《老子》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两霸的核讹诈终于灰飞烟灭了。第二，毛泽东是唯物主义者。他十分清楚“批判的武器，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因此他下令抓紧研制“两弹一星”。中国没有力量也没有必要与超级大国搞军备竞赛。超级大国声称具有毁灭地球几次的核武器。而中国只需发展在一旦遭受核袭击时，能进行局部反击，确保消灭既定目标一次的核力量。有限但是有效。对于有生力量来说，被消灭一次与被消灭多次作用是一样的，重复杀伤没有意义。这就叫“等效威慑”。具备这种能力和手段，不仅制约两霸不敢轻举妄动对中国下手，而且取得在核问题上的发言权。在核战略上，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国防效益，争取到最长久的国家安全。第三，宣布中国发展核武器纯粹是防御性的，中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不扩散核武器，主张全面彻底销毁核武器。体现了核战略的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做不到这一点。第四，立足可能出现最坏的情况，防止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对我国进行核打击，而提出“深挖洞”、建设大小三线工业基地。着手军事经济的战略纵深部署。毛泽东就是这样进退有据地展现他高明的核战略思维。

谭：历史在发展，战争也在发展，与此相应的军事理论也必须发展。从与时俱进的观点来看，毛泽东的战略理论体系需要发展和充实哪些内容？

李：这个问题提得好。我认为除了已经和正在深入探讨的打赢高技术局部战争的作战指导外，还要重视战略管理问题的研究。这是因为，产生于战争和备战环境，特别是从游击战争发展起来的战略理论体系，侧重于战略思想与原则、战争指导规律的认识与运用、战争准备与实施、作战力量的建设与发展是必然的。而现在则需要增加战略管理的内容。这是军队正规化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例如，国家应变体制与运行机制；战略层次的组织体制和运行机制的标准化管理；国防与军事的法规和制度；国家边防体制的统一管理及其法规；军事职务资格标准；指挥机构的标准工作程序；军队作战能力评估标准；工作效绩评估标准等，都应列入战略理论体系研究的内容。从某种意义说，这是补从游击性向正规性转变这一课。从历史上说，军队的正规化，是在统一国家的形成，大兵团作战的出现，和产业革命以后，对军事改革提出的历史要求。许多国家从革命战争到取得政权以后，其军队都曾有过从非正规化向正规化转变的过程。对于旧时代已经停滞的军事制度来说，否定其正规性是一种进步的变革。例如北美独立战争，西班牙反对拿破仑统治的战争，苏联十月革命的武装起义及抗击外国武装干涉的战争，都带有这个特点。中国革命战争的游击战甚至具有战略地位。但是游击性毕竟是一种过渡形态，要取得最后胜利和巩固政权，必须建立正规军和进行正规战，进行国防正规化建设。华盛顿在北美独立战争开始后即提出“必须建立正规军”。列宁同“军事反对派”的主要分歧就是要不要军队正规化的问题。建国初期，我军在彭德怀的领导下着手正规化建设，但后来他受到错误地批判，加上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严重干扰军队正规化的进程。历史证明，从思想作风上改变不正规的惯性，要比从组织制度上改变还要难。从战略管理上适应信息时代战争的到来，是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历史要求。

谭：您曾发表过研究战略文化的专题论著。由此推论，有没有战略文学呢，也许您认为文学不成其为战略，但毛泽东的诗词里面是否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他的战略思维？

李：与其说毛泽东的诗词不如说他诗词中所反映的作者性格与战略思维的关联。中国古往今来有不少大军事家、政治家又是造诣极高的文学家，他们的军事文学作品，是经过金戈铁马的历炼之后，对生活的珍爱和人生的彻悟。中国军事文学参与了中华民族智慧的培育，和民族精神的锤炼与塑造，表现出历史非常时期民族精神的底力，情系天下兴亡，熔铸民族之魂。毛泽东的诗词也具有这样的特点。其大部分是战争年代的即兴之作。其中或写战争的场景，或抒发诗人军事家的胸臆，虽不是军事思维的逻辑表述，但它的确有大战略的雄浑气魄，携带作者的政治理念、革命情操和英雄气概。如他在《念奴娇·昆仑》一词中写的：“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赠美，一截遗欧，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其中抒发诗人的世界革命的理想主义、国际主义与人类大同的豪情壮志。这种超越现实的理想主义激情与现时的国家领土主权的划分当然是不能混淆的，在实践上也不是没有个别的教训可记取。但其天马行空的奔放气势，古今中外无人可比。毛泽东的诗词，绝然没有颓唐消极或吟风弄月、无病呻吟之作，它总是以磅礴的激情，振奋人们的革命精神，而且信笔拈来，引经据典，天衣无缝。有人说，不读名著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是说培育民族精神的重要。一个人的性格往往决定一个人的命运，一个民族的性格也往往决定一个民族的命运。中国先秦时代就有“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的精神。后来被儒家文化的消极成分给磨掉了，而儒家文化的积极内容又被文化大革命给打掉了。现在充斥文化市场的宫廷戏、武侠戏，久而久之会误导青年一代追求无限权力，勾心斗角；或寄托虚幻的行侠仗义，而不依靠民主与法制。要警惕腐败带来的文化粗鄙化、学术浅薄化、行为浮躁化。我认为如今的宫廷戏、武侠戏之类的文学与社会价值，甚至不如在中国文学史上没有多大地位的汉赋，其留给后世的精神财富是极其有限的。想到这些，不能不倍加珍视毛泽东所唤起的中华民族的自强、自尊、自信、自立的精神和留后人的宝贵文化遗产。

来源：《百年潮》2003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