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传统价值观所依托的系统性思维方式搭建起了自然与人文、个人与社会的系统联系，实现了与现代生态文明和谐主旨和生态民主的哲学契合；传统价值观崇尚“天人合一”，消解了人对于“天”的恐惧，促成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为现代生态文明提供了有益的观念借鉴和价值警醒；传统价值观由“贵生”而“贵人”的道德价值系统以及由“内圣”而“外王”的生命价值目标，使人徜佯在与外在生命和自在自然共生共荣的观念境界中，为现代生态文明塑造了特有的人文观念基因。

关键词：生态文明；传统价值观；系统性思维；自然观念；人文观念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意义和目标指向：“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在地包含了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和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精华的提升、转换与传承。无论是在哲学思维的形态和方法上，还是在自然观念以及人文观念上，中国传统价值观都为现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丰富的有益资源。

一、现代生态文明与中国传统哲学思维

中国传统哲学思维的鲜明特性是其系统性特征即将个人、社会、世界、宇宙诸多方面构建起紧密的联系，从整体上把握事物，运用发展的视角探索事物的规律性特征，通过揭示各层次、各要素之间的联系来整合出新的功能，既而构建起对宏观宇宙的整体性认知、对中观人世的整体和谐理念、对微观物质的综合性思维。如《周易》所言，“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逸周书》里讲，“风不解冻，号令不行；蛰虫不振，阴奸阳；鱼不上冰，甲胄私藏。……獭不祭鱼，国多盗贼；鸿雁不来，远人不服；草木不萌动，果蔬不熟”。中国传统价值观这种天地相应、万物同构的认知，指引人们去发掘事物间的联系，进而加以类比和推导。

第一，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哲学基础是“天人合一”的宇宙整体观，将系统性思维植入对宏观宇宙的整体性认知，确立了自然与人文的系统联系，与生态文明的和谐主旨有着高度的认识论契合。“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人要对神秘的“天道”展开探究和认识，是很难进行的。中国传统哲学进行了思维转换，从“天人合一”的宇宙整体观出发，认识到“人道”属性与“天道”有着类比的必要和可能。所谓“知其性，则知天矣”，“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在作为整体的宇宙当中，天地与人具有统一性，而且以人为中心构成“天人合一”的整体。认识“天道”不需要向外超越，只要向内探求便可，如此便实现了作为价值主体的人与作为价值客体的外在物之间的和谐统一。并且，这种和谐统一不是主体通过粗暴的、简单的支配客体方式来达到的，而是通过观照自我、强调主体修养来实现的。

作为现代生态文明的科学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的哲学认知突出了人的实践性本质，强调通过实践来提高本体的认知能力进而增强人们改造和利用自然的能力。马克思指出，人“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这与中国传统哲学思维通过“天人合一”确立自然与人文的系统性联系有着思维上的契合之处，更加证明了中国传统哲学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的观念早就从根本上摆脱了“神”的羁绊，从而发现人具有不受“神”的束缚而能够自主与天地沟通的能力。

第二，中国传统价值观所依托的系统性思维方式把具体的事物看成是无数的细小部分组成的复合体，建立起了个人与社会的系统联系，通过个体的“反求诸己”而达到“定纷止争”，与现代生态文明建设中倡导的生态民主实现了哲学方法论的契合。现代生态民主要求公民实现权利的平等、广泛的参与和有序的自治，通过展现实践主体的多层面特性和多向度要求，经过充分评议和协商来实现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的协调与平衡，进而降低或规避生态风险，维护生态秩序。这一理论与实践的起源是西方的现代公民权利观念。在此观念之下，个人的权利被认定“天赋”的，因此具有天然的、无须论证的合法性，并以此为依据，强调国家权力不得僭越个人权利的领地，当然更不可以利用国家的强制力量对符合个人权利的价值诉求进行随意的漠视和剥夺。但是，体现公平正义的个体平等更不能缺失群体间的系统联系；寻求利益最大化的公民参与更不能缺乏内在的道德自觉；有序的个体自治同样不能脱离对国家与社会的责任。对此，中国传统价值观有其难能可贵的现实价值。

中国传统价值观是一种道德本位观念系统，着重强调的不是每个人与生俱有的“天赋”权利，而是每个人所应承担的不可逃避的伦理责任。如果说，现代公民平等意识起源于一种契约观念，而中国传统价值观则强调个人依身份、地位必须要承担的不同程度的伦理责任。如果说，现代公民参与意识起源于权利观念，而中国传统价值观则强调对理性和权威的服从以保障群体利益与整体和谐。如果说，现代公民自治观念起源于对自我的高度认同，而中国传统价值观则通过每个人“反求诸己”的道德约束，来换取国家的安宁和社会的秩序。中国传统价值观熏陶之下的公民个体并不是如西方社会中所看到的孤零零的而与国家或社会对抗的个人存在；相反，个体深深地浸润在群体的脉络与精神网络之中。“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个人的生命虽有时而穷，但是社会整体却绵延不绝，而个体生命的意义正是在群体的前行中彰显。

从系统性哲学思维出发的中国传统价值观，强调责任重于权利、职分先于契约，对于当前通过推进权利平等、民主参与、公民自治来建设现代生态文明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将其融入现代生态民主的观念提升和价值引领过程中，有助于提高公民个人、社会组织参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积极性和活跃性；将其融入现代生态文明的制度建设当中，有助于降低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协商成本，提高生态民主的决策力和执行力，进而在实践中展示出传统哲学思维方式与现代生态民主观念相结合的生命力。

二、现代生态文明与中国传统自然观念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层面，中国传统价值观精华以及对全人类的贡献在于其“天人合一”的价值认知和“因任自然”的价值理念。

第一，作为中国传统伦理价值观念的主导，儒家通过“尽心”、“知天”建立起人与自然的平等观念，消除了人对自然的恐惧，促进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在自然面前，人与人之间没有高低贵贱；在自然面前，人的力量微不足道。“所贵乎用天之道者，则指星辰以授民事，顺四时而兴功业”。只有认识到“天人合一”，才能从思想到行为做到人与自然的协调和谐。只有“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时，与四时合其序”，与自然界相互适应、相互调谐，“奉天”而“弗违”，以人的主体性来适应自然，人才能获得长久。在注重尊尊、亲亲的人际“和合”的同时，在天人关系中，儒家伦理价值观也注重天人之“和”。“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在孔子看来，尧之所以具有高大无比、别人望尘莫及的道德品行，是向天学习、效法天道的结果。孟子则直接将“天性”等同于“人性”，“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人是自然造就的万物之中的独特个体，由己出发来顺应和体认自然是人能够达致长久、获得自由的不二门径；顺应自然，而不是盲目地过度干预，人与自然的和合、调谐必能实现。经过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进一步发展到宋明理学中的“天人合一”观念，儒家不仅构筑起了“天人合一”的理论基石，而且明确了“天人合一”的实现路径。“义命合一存乎理，仁智合一存乎圣，动静合一存乎神，阴阳合一存乎道，性与天道合一存乎诚。”“天道”的“诚”就是天德，“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即需要通过“明”来达到对“诚”之天德的把握，以实现“天人合一”。实现这种“天人合一”的至善境界的关键在于人的“因明致诚”，即儒家所讲的仁义道德，人与自然在道德价值的会通中合为一体，融为一片。

第二，道家强调人对自然的尊重和敬畏，认为只有消解人在自然面前妄自尊大的主宰意识，破除人类自我中心思维，认识到“吾在天地之间，犹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人才能以自身之小体悟自然之大，以生命之短来丈量自然之长。与儒家不同，道家对“礼乐”从根本上是给予否定的。老子就亲眼看见了诸侯背盟、臣下弑君等僭越行为，认为这一切均是由于倡导“礼乐”而导致人性欲望恶性膨胀的结果。在儒家看来，礼可以让百姓各安其位、各尽其职，从而减少由于秩序的不完善和不确定带来的争夺和混乱。而老子恰恰认为正是礼的等级性和秩序性才是产生祸乱的根源；如果为政者不去硬性地划分等级秩序，而是顺其自然，百姓也会按照其淳朴的本性来达到“自化”、“自正”、“自富”和“自朴”。正所谓，“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道法自然”，以自然为法则，因任自然，就是无为。自然界的万事万物，没有人为的干涉和控制，各按其性，显现出来的便是一片繁荣锦绣和井井有条。如果统治者也能做到让百姓“任自然”式的生产、生活，百姓自然就能安居乐业，这样也就实现了整体和谐。可见，在老子看来，天人和谐恰恰才是社会生态整体和谐的理论前提和实践参照。

庄子承接了老子“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的观念，同样认为礼是扰乱正常社会秩序的根源。“礼者，道之华而乱之首也。”既然自然无为而万物葱茏，那么，人也应效法自然，废弃仁的做作、义的亏缺和礼的伪诈。但是，现实的世界是充满操纵、控制和压迫的，因而，要想获得纯粹的“天人合一”，只能是“游乎尘垢之外”，作精神上的“逍遥游”。在那样的“无何有之乡”，人才可以尽情享受天人和谐的精髓。“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庄子将老子以天道和谐引证人与自然和谐的价值观念升华到了极致，“将磅礴万物以为一”，追求人与自然的同一、融合。这样的境界正是道家畅想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最高理想境界，同时也反映出庄子的观念是在现实世界寻而不得的一种精神寄托。但是，换言之，如果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有这样一种美好的天人合一、融洽无二的和谐图景，并在实践中尽自己的义务和责任来维护自然万物的本性，而不是去扼杀、强迫、掠夺，人与自然之间不也就少了许多隔膜和疏离？

无论是儒家“天人合一”的价值认知，还是道家“因任自然”的价值理念，均是立足于人本身的可持续发展本位，竭力去构建人的生产生活实践与自然生态相协调、相促进的和谐之境。现代生态文明是人维护自身可持续发展利益的实践运动，也是人们在先进思想指导下对先贤们的预示和告诫的醒悟和反思。

三、现代生态文明与中国传统人文观念

中国传统价值观在价值取向上，注重人的内在价值；在价值追求上，由于人伦礼制与法律规制高度合一，也构成了先“内圣”然后“外王”的人生之道。在传统的重人文、重生命的人文精神之中，蕴含着极为丰富的价值观资源，使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在对真、善、美的追求中呈现出来的多姿多彩的历史画面。

第一，由“贵生”而“贵人”的道德价值系统。“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这里的“贵”意指价值的崇高。可见，中国传统文化始终伴随着对价值观的审视和考量。由中国文化的基本特性出发，传统价值观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就是个体生命的安身立命之道，也就是说生命价值的取向问题。具体来说，中国人的生命价值观，是一种“贵生”的价值观。由“贵生”而言“天道”和“人道”，就必然将“天道”回落到“人道”。所以，这种价值观的根据虽然是建立在“天道”（宇宙）之上，但是，对生命的肯定、对生命价值的高扬，必然使其最终落实在具体的“人道”上。因而，中国传统价值观由“贵生”而“贵人”是一种必然，这其中也显示出中国人对精神生命的一种高度自觉。

“人之生，真可谓之贵矣。”这样的话语是古代的文化精英们真切体悟到的价值观念。传统价值观高扬人的价值、将人的价值视为至上的思想，影响极深。儒、道、释诸家，人之贵已成为天下之通义。而儒家价值观，无论从形式还是内容上，其最根本之处，就是对人的生命价值和精神价值的探讨和张扬。而精神价值之核心，又是人的德性问题。因此，人的精神价值，即人的道德价值之实现是贯穿传统价值观始终的核心。由此而言，中国传统价值观由“贵生”而“贵人”，乃至于从人的德行修养去解释和成就人生智慧和人生价值，进而又由道德人格和人生境界出发来反观自然、社会和人生，从而形成了以道德价值为核心的价值观体系，可以说为生态文明理想的构建提供了人文前提。

第二，由“内圣”而“外王”的生命价值目标。一般而言，每个民族都有其独特的文化系统，而每个民族的文化系统中最能代表其文化精神的就是核心价值观。中国传统价值观既然是一个以道德价值为核心的系统，那么，这一价值观最关心的自然是人的生命价值问题，表现为以关心人的生命价值、人生境界为其终极价值目标。人及其生命价值便成为传统价值观的第一要义。这种关注内在生命绵延的价值观即是传统文化中的“内圣”之学。对生命价值的精神升华，也是个体生命和群体精神的交互作用在观念意识中的沉淀和反映。与之相对应，宇宙和自然也摆脱了冷冰冰的、没有生机的状态，而成为中国传统价值观念当中充满“生”之道和“仁”之道的生生不已的宇宙与自然。“水满田畴稻叶齐，日光穿树晓烟低。黄莺也爱新凉好，飞过青山影里啼。”这种以“物境”来衬托“心境”，用“心境”来体验“物境”的和谐，正是中国人着眼于个体生命的延续，进而达致与外在生命和自在自然共生共荣的观念境界。在传统价值观的目标追求中，“内圣”只是价值目标的起点，所谓“外王”并不是称霸、占有或消灭另一方，而是走向统一的群己达一、物我为一、天人合一。在这一价值观培育过程中，自主的我走向了自为理想的我，实现了返朴归“真”；他人与自我的矛盾，也通过提升自我的人格（修己）达到了与人为“善”；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在以“人道”上合“天道”，以“人生”透显“天命”的自我修养历程中实现了两全其“美”。可见，“真”是自我真实价值的流露，“善”是修养境界的提升，“美”是精神追求的充实。中国传统价值观注重从内在本质力量出发，以履行道德使命为通道，达到内外、物我的和合统一。“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外王”的理想，即治国平天下，只有在“内圣”，即内在品格足够完善的前提下才变得合乎逻辑。因而，传统价值观的目标实现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人生理想执著追求的过程，一个对真、善、美的不断向往和趋近的过程，也是个体生命价值不断提升而达到与社会价值高度统一的过程。

传统价值观倡导通过个体生命的感悟力去体验外在自然的创造力，以自我之小体悟宇宙之大，以个人之狭促感悟自然之宏广，由内而外渐变为融合、汇通、合一，构成了一种天人合一的精神价值和文化观念，从而为人认识自然、贴近自然、改造自然提供了观念路径和思维方法。这种由“内圣”而“外王”的传统价值观给民族心理和文化精神增添了自信自强和不屈不挠的基因，也为当代生态文明建设塑造了刚健有为、奋进不息的观念基因和民族品格。

参考文献：略。

（温小勇，河北经贸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师，法学博士）

来源：《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