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最重要特点就是它的高度灵活性，具体体现在能一切从实际出发，把军事理论、军事思想和具体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灵活掌握、灵活运用。尤其在解放战争后期的决战中，更是创造了军事史上的奇迹。

关键词：毛泽东；军事思想；解放战争；灵活性

毛泽东军事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集体智慧的结晶，也是世界军事思想宝库中的一朵奇葩。中国革命有着自己的特点，中国的军事斗争也必须走自己的道路，符合中国国情。以毛泽东为首的老一代革命家正是根据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情况，灵活地调整我党的军事战略思想，把中国革命一步一步推向胜利。它的实事求是和高度灵活性，尤其表现在解放战争后期的决战中。从三大战役我军以伤亡245179人的代价消灭国民党军的173个师1548099人，基本上消灭了国民党军的主力，到渡江战役及江南作战，基本上解放大陆全境，[1]（p482）其战略思想、战术原则都是根据敌我力量变化的对比、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江南江北的不同情况而制定的，从而把毛泽东军事思想发展到最高峰。下面我从四对不同的战略战术的运用，来具体分析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灵活性。

一、武装斗争与和平解放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使我们党对领导革命战争的主动权和创建由自己掌握的革命军队有了深刻的认识，毛泽东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科学论断，此后便开始了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时期，武装夺权成为毛泽东思想的核心之一。

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战胜利后，中国又面临着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选择。当时，国际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民主大趋势，国内也出现了和平的可能，1945年8月2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通知中，对国内形势的发展前途首次提出“民主和平发展的新阶段”[2]（p1051）的设想，通过和平斗争的方式逐步掌握全国政权，但同时又强调做好进行内战的准备。他指出：“如果国民党还要发动内战，它就在全国面前输了理，我党就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击破其进攻。”[2]（p1052）后来，终因国民党扩大内战使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不得不再起烽火。但这一时期的军事斗争有着区别于以往国内革命战争和民族战争的新特点，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在实践中总结出一整套和平谈判和武装斗争相结合的策略，在毛泽东军事思想发展史上写下了辉煌的新篇章。

在经过两年的作战后，全国的基本形势表明，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到来，但是国民党的兵力还有其一定优势，并实行重点防御，试图与解放军进行大兵团作战。这时和平解放的可能性较小，只有大量地歼灭敌人的机动兵力才能加快战争的进程。为此在辽沈、淮海两大战役中是以打为主的，共歼故1025000多人。只有长春的国民党第60军曾泽生部队和淮海战场上的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何基沛、张克侠率领三个半师、第85军110师廖运周部队在解放军强大的武力攻势和政治攻势下率部起义。在平津战役中，我军在以优势兵力为后盾的条件下“和”“打”结合，产生了“天津方式”、“北平方式”和“绥远方式”，天津守敌有蒋嫡系86军、62军、94军9个师及地方兵团共13万余人，工事坚固，防守司令陈长捷自夸为“大天津堡垒化”，固守顽抗，断然拒绝投降。人民解放军以优势兵力，经过29个小时的激战，全歼守敌l3万余人，活捉陈长捷，这一战役主要是打。而后，遵照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指示，“积极准备攻城”和“进行和平谈判”，东北野战军和华北野战军共90万大军兵临北平城下，将20万守军团团围住，人民解放军秣马厉兵，只待攻城。在施加军事压力的同时，为了减少损失，保护古都，我军积极争取北平接受和平改编，争取北平和平解放，通过努力，终于实现了和平解放，所创造的不流血的斗争方式——“北平方式”，就成为以后解放湖南、四川、云南、新疆的范例。在北平和平解放以后，党中央、毛泽东又开始了“绥远方式”，其战略战线更长，它“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上不动，就是说向这一部分军队作暂时的让步，以利于争取这部分军队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便我们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中的主要部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之后（例如在几个月、半年或后一年之后），再去按照人民解放军制度将这部分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2]（p1315）根据这一精神，我党充分发挥统一战线政策的作用，争取傅作义、邓宝珊做董其武的工作。1949年6月8日，签订了《绥远和平协议》（绥远暂由董其武部负责管理，待条件成熟时按我军原则进行改编，所辖区内由不同于蒋介石反动统治的国民党方式，逐渐向解放区模式过渡），9月19日，国民党绥远省主席董其武、兵团司令官孙兰峰宣布起义，所部6.5万人改编为人民解放军。

这样，在大决战及大决战后，毛泽东的“武装夺取政权”的军事思想得到辩证运用和发展，它为减少人民生命财产损失，迅速医治战争创伤，进行和平建设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特别是在倡导“一国两制”的今天，重新研究和发展这一战略思想，对和平统一祖国大业，是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

二、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与不惜代价消灭敌人

我军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从上井冈山的数千人到战略决战时的近三百万人，其间经历了艰难困苦的创业历程。红军时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诱敌深入”战术，以及抗战时游击战为主的战法，及至解放战争初期的运动战为主，都是这一原则的贯彻和实施。毛泽东同志一再强调：“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原则”，是我军“一切军事原则的根据”。[2]（p376）对于我军来说，打仗就应得多失少，得失相当或得不偿失的仗，应极力避免。我军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一直服务于这个宗旨。

抗战胜利后，我军虽有发展，但120多万兵力对于370多万的国民党美械部队，仍处于明显劣势，无怪乎蒋介石要在3到6个月内消灭共产党，就连我们党内的有些同志，也认为打不赢国民党，斯大林竟然要求我党服从蒋介石的领导，认为“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3]（p469）。可是经过两年的运动战，到了1948年我军已有相当大的发展，是素质优良的280万人对抗士气低落的365万国民党军。此时，再执行避敌主力的作战原则，势必就要贻误战机，拖延全国解放的日程，一切表明战略决战已势在必行。

战略决战本身就是双方主力的大会战，大有“生死存亡，在此一举”之势。在三大战役中，“中央军委、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已有了很大的变化，已不再提转战陕北时的口号‘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而是提出‘不惜一切牺牲，力图大战取胜’，在江北解决问题。”[3]（p478）这是我军在发展壮大后军事战略思想的一次重大发展。

为了保证决战胜利，我军在辽沈战役中进行了塔山、黑山顽强的阻击战，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终于挡住了敌人的增援部队，保证了夺取锦州和全线战役的胜利。淮海战役时为了歼灭黄伯韬兵团，我华东军原计划用三五天的时间，结果从12日战到22日，“伤亡颇大，进展不快”[3]（p502）；我中原军为歼灭黄维兵团，不惜牺牲杨勇兵团，最后只剩下编制为60人的9个连，可见付出代价之巨。但局部的牺牲终于赢得了全局的胜利，淮海战役基本上奠定了江北的局势。平津战役时，我军为攻取天津，伤亡了2.3万人，是此次战役总伤亡的60%。这种牺牲局部换取全局胜利的斗争是我军战略战术的新发展，也是战争发展的实际要求。

从我军弱小时以“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为主，到我军强大时为夺取重大胜利“不惜牺牲，消灭敌人”，是我军战略战术在实际发展中的灵活运用，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发展的巨大飞跃，其结果是，我军赢得了决战的胜利，缩短了解放战争的进程，使全中国的解放进程大大提前。

三、农村包围城市与攻占城市解放乡村

向农村进军，积蓄力量，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这是我党在革命处于低潮时期的秋收起义后，毛泽东倡导的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一直到战略决战和渡江战役，我党我军都是围绕着这一思想而斗争的。

红军时期，几个根据地都是数省交界、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地区，其中心至多是几个县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府瑞金只不过是一个几千人的小镇。我军当时的力量还无力夺取大一点的城市，王明路线、李立三路线的教训也说明了在农村建立根据地才是中国革命的出路；抗日战争时期，面对强大的日本侵略军，我党提出了发展大后方的战略方针，其根据地仍在农村，延安是当时的抗日中心，可当时还不如南方一个县城的规模。到了最困难的1941年，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日伪军的“蚕食鲸吞”，华北根据地只有两个县城，属我军掌握。直至1945年大反攻时，我军在苏联红军的帮助下收复张家口，算是我军夺取的最大城市。

解放战争初期，敌强我弱局面还未改变，人民解放军仍要先夺取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这样才可以不断缩小敌占区，扩大解放区。在解放区广泛发动群众，支援前线，又可以逐步削弱敌人，壮大自己，使敌人在大城市陷于孤立。鉴于此，我军提出了“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不以保守和夺取地方为主的”[2]（p1095）方针，连续撤出了很多城市，包括张家口、延安在内。而到了战略决战前，我军的力量已有很大发展和壮大，我军的战略原则也随之发生变化。在1948年中央召开的九月会议上，确定了要在主要将领中树立起打决定性的攻坚战以及一次消灭敌人两三个兵团的大会战的思想。1948年9月11日，毛泽东在对前线指挥员的指示电中强调，“此次作战（指济南战役）的目的，主要是夺取城市，其次才是歼灭一部分援敌”。粟裕对此心领神会，他说：“在中国革命战争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上，已发展到了最后夺取大城市的新时期。”[3]（p431）

随着战略决战的进行，直至最后胜利，长江以北的城市基本上为我军所有，标志着我军已由在农村发展转入到以城市为主的发展道路。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明确地表述了这一点。

渡江战役后，国民党的统治已名存实亡，我军这时解放国土主要是以点带面，也就是以解放大城市和交通干线为主，农村则用兵较少。到1949年底，江南的主要城市和经济重心都为我军掌握。新中国刚刚成立时，北方老解放区的各项工作已正常运行。在江南及其他新解放区特别是渡江战役后解放的地区，国民党残余势力的反抗在农村远甚于城市，各种土匪及游击武装主要活动于乡村，城市则不多，在城市以稳定人心和恢复生产为主；在农村则以消灭土匪和土地改革为主。这些足见我党我军在决战后期工作重点的转移，这本身就是革命战争形势的需要，以城市的攻占带动乡村的解放，不给残敌造成喘息之机，同时，也使所取得的城市和乡村逐步巩固。

由城市领导乡村，这是中国革命的新情况，也是我党我军力量发展的必然结果。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我军一直在农村发展力量，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战略决战后，南方大半个中国及大西北大部分地区的解放，走的是以城市为主的道路，城市领导乡村，这是中国革命道路的转折和必然，是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前奏！由农村包围城市到城市领导乡村是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发展的重大标志之一。

四、军事进攻与政治瓦解及心理战法

三大战役连同其他战役共消灭敌人二百三十多万，这些辉煌胜利的取得，军事解决手段是主要的，是我军浴血奋战的结果，但我军也付出了较大的代价。直至渡江战役后，我军已对国民党军有了巨大军事威慑力，较之长江以北的解放，江南地区的军事进攻已不占主导地位，我军在乘胜追击的情况下，多通过政治瓦解和心理战法而进行。

我国古代军事家孙武曾说：“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如何才能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这是古今中外的军事家极力追求的。从晋文公的仁义之兵“德不可敌”到美国总统里根的“现实威慑战略”，都是为了寻求这一结果。

我军的战史表明，我军也需要军事进攻来征服敌人，其中本身就包含着政治瓦解等策略。90万大军兵临北平城下，对守军有了一定的军事威慑力，但北平的解放很大程度上也归功于政治争取。杜聿明集团的最后解决，政治瓦解也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过去我军政治争取的对象为敌人的下级军官和士兵，但效果和影响不十分理想。解放战争时，我军政治争取侧重于国民党上层人物，高树勋的起义、郑洞国的投降以及傅作义、程潜的和平起义，对革命的胜利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战略决战中的军事进攻与政治瓦解及心理战法的巧妙结合运用，使毛泽东军事思想发展到一个新高峰。平津战役中，天津的解放，我军伤亡2.3万人，而在军事威慑和政治争取下，北平的解放几乎没有牺牲而解决。辽沈战役中锦州是经过3l小时的激战攻克的，而长春和沈阳则是乘胜利的余威用较小的代价而取得的。至于江南的解放更为主要的是军事威慑和政治争取，加之国民党已呈土崩瓦解之势，国民党内部的分化大为加剧，使得我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席卷江南。首先是湖南的程潜、陈明仁通电起义；紧接着绥远的董其武、宁夏的马鸿宾、新疆的陶峙岳以及四川的刘文辉、潘文华纷纷通电起义，赞成和平，使我军兵不血刃。有人把江南解放比喻为“传檄而定”是较为形象的，但它不同于历代王朝的征战。因我党我军的政治争取与以往历代有着根本性质的不同。我军成功地改造了残存的反动因素，使他们加入革命阵营为新中国服务，这是历代统治者无法比拟的奇迹。“传檄而定”是中国革命的特殊产物，也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在这一时期辩证运用和发展的重要标志。

战略决战中毛泽东对心理战法的运用已达到炉火纯青，更充分体现了军事思想的灵活性。在这里仅以平津战役为例。辽沈战役结束前，傅作义已感到平津危机，但表现得很自信，他计算他还有充足的时间调兵遣将，所以他在等待和观望。包括我军四野将士也认为在辽沈战役结束后至少要休整两个月。可是毛泽东却抓住了傅作义的观望心理，在辽沈战役刚刚结束后，中央军委就急令四野迅速挥师入关，还没等傅作义有所动作就已被我军快速分割包围，陷于孤立。但是，这时傅作义的实力还在，在他的南边淮海战场上杜聿明也在作着顽强抵抗。于是傅作义又在南下西去的问题上犹豫不决，虽然蒋介石一再电令他与杜聿明部汇合，可是，傅作义却在打自己的算盘，在观望西部局势，幻想西逃回他的老根据地。为了制造假象，毛泽东、周恩来等决定下“毛毛雨”，电令徐向前、杨成武等部围而不打，隔而不围，暂停行动，使傅作义认为“西线无战事”；同时，又令淮海战场暂作休整，使傅作义做出错误判断，认为解放军已筋疲力尽，不可能马上攻打平津，他“安心”地留了下来。毛泽东导演的这场“下雨留客”正是心理战法取胜的范例。

通过以上的对比，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以毛泽东等人为首的老一代革命家，不拘泥于经验，不局限于兵书，而是能根据不同的条件、不同的变化随时调整自己的战略部署，赢得了时间，赢得了战机，更赢得了胜利。

现在的外国军事家们曾试图要为毛泽东军事思想找出一个理论根据，他们很难想象得到就只有一句话：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也正是我们今天再次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所应把握的实质性东西，他将会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有所启发和帮助。

参考文献：

[1]现代史编写组.中国现代史[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

[2]毛泽东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8.

[3]粟裕.粟裕将军回忆录[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5.

来源：《阴山学刊》200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