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全球气候变化是影响人类社会变迁的重要因素。从比较视野出发，把气候变化导致的农业稳态社会和游牧流动民族之间的长期互动、亚洲大陆气候地理的多样性等因素纳入思考，可以更深刻地理解中国的国家政治形态、文化延续性、乡土中国的低成本自治等的内在逻辑，从而更充分地把握生态文明战略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历史意义。对于当下中国而言，只有通过补短板、再平衡，全面贯彻生态文明、乡村振兴等国家重大战略，加强中央政府逆周期的综合协调能力和基层政府夯实乡土基础应对软着陆的能力，才能使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保持平稳。

关键词：气候变化；多样性；生态文明；乡村振兴

中共“十九大”之后，海内外都在讨论关于生态文明与乡村振兴的一些新提法，本文主要对两者内涵及其相关性做出阐释。

一、全球气候变化对人类农业文明演化的决定性影响

近年来的科学研究表明，人类社会的变迁主要受到气候冷暖变化的制约。

竺可桢是民国时期学业有成的科学家，新中国就任中国科学院的院长，他在半个世纪之前中国人普遍相信“人定胜天”的时候就提出过历史沿革受气候变化直接影响的论断。他提出的朝代周期理论在当时还未得到充分论证，但却被近年来世界上对全球气候暖化高度关注从而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所证明，人们已经研究出了气候变化的长周期。只要把气候变化周期和人类发展变化周期结合起来就能发现，今天的很多说法几乎都可以作为“八卦”来看——比如说商朝的陷落是因为商纣王宠幸妲己的荒淫无道。那么，历史真实是什么？

人类在漫长的农业文明之中，气候只要变暖，就会导致农耕文明向北扩张；相反，气候只要变冷，就意味着游牧民族全面南下。人类不同生存方式的向南和向北的移动，带来了人类社会的根本性变化。

农耕文明在亚洲是灌溉农业，人们要聚落而居，需要大量劳动力共同劳作，因此多子多福，安土重迁。这本来不是一个负面的概念，而是一种生态、生活、生产三位一体的农耕文化存在的方式。而北方的游牧民族在宽阔的草原上一定是移动的，逐水草而居就不能常住。一旦北方变冷，地面冰雪覆盖的时候，北方游牧民族就得全面南下，抢掠农耕民族贮藏的粮食——同时还砍人，把地留下来放牧牲口。不过，由草原而来的游牧文化到山边就不走了。中华民族的农耕社会为什么能够长期存在？因为游牧民族南下挤压农耕社会，逐渐向南进入山区，中原大族举家南迁，进山进沟，躲开了杀戮灾难。所以南方的大姓，如广东的陈姓源于陈县，福建林姓源于林县，都能在中原找到根。

客观地看，农业稳态社会和游牧流动民族之间是一个长期互动的过程。每当气候暖化，农业社会也会发生对游牧民族的驱逐。比如汉武帝逐匈奴于大漠以北之后，匈奴部族事实上沿着亚欧大陆往西边去，把欧洲北方部落向西南部不断地挤压，进而西欧北方的日耳曼人被挤压进入了意大利半岛，成为病入膏肓的罗马帝国灭亡的“最后一根稻草”。演化出东西两大文明早期互动的起因，在于气候变化造成南北两大文明的互动从而导致世界发生了结构性改变。这些随着气候变迁研究而提出的人类历史演变的新假说，仍然需要大量研究来证明。

为什么说气候冷暖变化与人类社会变迁的研究和生态文明相关？因为，生态文明本身就是由气候变化所形成的人类社会结构变化而引起的生态变迁。中国东部的农业如何由原生农业不断拓展，最后演变成了东北亚和东南亚的次生农业？原因就是生态条件：人类最早是在亚洲大陆的两端形成早期农业的生产方式。

在亚洲西端是两河流域（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约10000年前形成的原生农业，伴随气候暖化而向欧洲拓展成为次生农业。因为西亚两河流域面积狭窄，所以形成的是以单一作物小麦为主的食物体系。今天这个世界上，由于西方殖民化扩张，造成整个北美、南美乃至于整个澳洲、大部分非洲，都以小麦粉为主食，其根源就在西亚两河流域原生的小麦农业。

在东亚则是四河流域，即江淮河汉，也可以用“四河文明”的稻、黍、豆、桑四大作物来代表东方对人类农业文明的四大贡献。这主要是因为东方四河流域面积宽广，又是沿着三级地理台阶而下，且被五大气候带所覆盖，所以东方农业在距今12000年前的起源之初就是多样化的。原生中国的农业品种占全球20-25%。但在向东北亚和东南亚拓展出去的次生农业地区，则是稻米为主。

亚洲大陆之所以长期是多神崇拜，多教融合，可能与气候复杂变化之下农业资源丰富，家庭男耕女织种养兼业，村社能工巧匠、十业并举的多元化生存方式相关。例如，重庆市北碚区有“巴渝农耕文化陈列馆”，这个陈列馆创办人家里有座小庙，庙里面什么神都有。这个西南地区的情况，与十多年前在河南看到的情况一致。这些现象说明本来具有多样性的农耕社会的民间信仰就没有西方一元论宗教所具有的那种极端排斥性。长江上游的巴渝山区如此，长江下游的“天下第一村”华西村也如此。村内的公园也是什么神都有，耶稣和穆罕默德在农民那里不对立，都同样可爱，这就是与自然界多样性协调一致的农耕文化中的多元崇拜。在亚洲东部儒家文化地区，至今都是儒道释不分家，与各方面的神都和平共处。

农业社会的多元性，决定了人们精神信仰的丰富多彩。伴随近代西方殖民扩张，单一神教强势传入中国，内在地排斥民间多元信仰，不断引发“教案”，恐怕也有东西文化差异的因素。从万年农业的根上看，人类文明大致分为两大类：西方是一元论的，信奉一个绝对真理；东方是多元论的。

我们所讲的生态文明之多样性内涵，正来源于在早期人类告别蒙昧进入农业的生存方式初立之时，东亚多元化的气候地理环境派生了农业社会的多样性。这与西方文明在根源上就不同。

二、世界农业的异质性在西方殖民化扩张期间发生突变

欧洲告别蒙昧之初本来是在次生农业地区，相比西亚，形成的是次生文明——本来是在西亚两河流域周围形成的小麦为主的农业带，随着气候逐渐暖化，欧洲冰雪退去，那里的次生农业文明逐渐形成。

此后，罗马海盗文化长期捋掠财富形成的奴隶制的政治国家灭亡后，欧洲经历了漫长的千年黑暗。其间没有完整意义的国家，极易受到各种冲击。一场疾病或者北方维京人南下，都意味着灭顶之灾。欧洲历史上多次出现大规模的人口减少，因此把那段历史定为封建主义。我们19世纪被西方列强打得晕头转向之际错用了欧洲封建主义概念，把自己辉煌的几千年文明也说成是中世纪。其实欧洲因为中世纪以来形成的贸易逆差一直没有缓过来，所以在因互相战争而造成筋疲力尽之后去抢西亚北非，接着往美洲去捋掠，就把罗马奴隶制移植于殖民地大陆。

概言之，欧洲因长期的贸易和财政双逆差导致贫困，那就要走出去捋掠。这一跨越大洲的冒险所形成的是奴隶制三角贸易，贵金属白银流入中国。

直到十八、十九世纪，中国一直是第一经济大国、贸易大国以及第一白银储备大国——占有全球白银的百分之六十以上。殖民化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结构性变化，即欧洲人到了美洲和澳洲，把在欧洲形成的农业生产方式也带了过去。欧洲气候好、多雨，基本上找不到灌溉农业的历史遗迹，大多是“漫坡种地”。这种方式到了美洲和澳洲，使得那里的早期殖民者占据的农场几乎找不到水渠灌溉模式。

所以，亚洲的灌溉农业生产和聚落而居的村社制度，在欧洲人复制的美洲和澳洲都不存在，在欧洲人复制的非洲也不存在。当西方人占领了北美洲、南美洲以及非洲这些大陆的时候，这些殖民地大陆主要采用了欧洲的生产模式，开始了简单的生产力扩张，即土地规模经营。

这套经验及其理论被我们照搬过来，成为高校教科书。可中国出去得了吗？我在世界上考察了几十个国家，开始去美国考察大农场，没找到原住民做农场主。后来到了加拿大、墨西哥、澳大利亚，哪儿都找不到。为什么没找到哪个殖民化国家的农场主是原住民？为什么全是外来殖民者当农场主？殖民政府不给原住民财产证书，只让外来殖民者去抢地盘，然后把所谓合法的土地证书发给外来殖民者。殖民地的白人政权不会给印第安人发任何资产证明。因此美洲就演变成西方殖民者的大农场农业。这是靠大规模减少原住民人口而形成的规模化农业。

这种规模农业，我称之为“农业1.0”。什么叫“农业1.0”？请问：在殖民化之前农业可曾被作为产业？什么叫做第一产业？没有殖民化，哪有农业作为第一产业的历史？

欧洲农业的异质性，其实也产生于西方人的殖民化。

随着殖民化的扩张，欧洲向外大量迁移人口，从而形成欧洲自身土地资源的相对宽松，就从过去的所谓田园诗般小农村社，转变成小农场经济。欧洲就形成了典型的殖民地宗主国的小农场经济。因为没有办法与其派生的殖民地大农场竞争，所以宗主国小农场经济变成了我们今天所说的绿色农业、市民农业、休闲养生旅游景观等农业。农业“三产化”率先在欧洲实行，就变成了一种国际经验。又因为它是以市民作为农场主的一种农业，也就是说农场不再由农民经营，60%以上的农场变成了由市民经营。因此，它的农产品消费者也会对外来农产品有强烈的排斥，这是社会文化的保护，而不是技术壁垒或是贸易壁垒。所以，现在中国的农业生产尽管过剩了，但凡向欧洲出口，均遭拒绝，因为他们认为中国整个发展都是一种不人道的，所以他们认为中国农业也没有基本的道义，就坚决不买我们的农产品。比如，鸡本来是飞的，非把它弄在笼子里，不讲鸡道；猪是聪明的动物，非弄在狭窄的空间里面催肥，不讲猪道。这是欧洲的一种社会文化。一般而言，莱茵模式比较讲社会性。因此欧洲的绿色农业、绿色政党，变成了欧洲的一种社会趋势。

这个由西方推进的殖民化过程，实际上已经把世界农业分化为三大类：一是殖民地农业，二是宗主国农业，三是原住民农业。三种农业的形成过程不一样，各自的政策和理念、运作经验也都是不可转换的。中国农业发展过程中政策制定者不了解农业模式发展的文化内涵与历史意蕴，很多人去美国回来就说我们什么时候能像美国那样实现农业现代化。真有本事你先把中国人口大规模减了？

东亚农业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小农村社制，这种制度完整保持下来的是日本和韩国。中央刚提出新农村建设的时候，很多官员到韩国去学习新村运动。其实学来学去，学到的是我们传统的小农村社制度。因此还是要回到自己的历史文化传承来，多一点文化自信——那一套本来是从我们这儿传过去的。中国的原生农业乃“江河淮汉”，东北亚那儿叫做次生农业地区，整个农业的演化过程晚于长江流域稻作农业。到后来，政治、文化、社会教育等也对他们产生了重要影响。

由此，可以丰富我们对华夏文明数千年的积淀成就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论断的理解。

三、东西方国家形态的政治文明之形成及其演化

当人们思考东亚“四河文明”和西亚“两河文明”形成差异化的文化传承时会发现，在以农业形成社会生存方式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中，只有中国的华夏文明一直延续着。相对而言，古代埃及曾经是长期依存于多元化农耕社会而延续下来的，但，埃及作为国家形态延续了几千年之后，还是中断了。

其实，应该讨论的是中华文明作为国家形态长期存续的原因到底在哪儿？

把与秦汉同时代的西罗马地图拿来比较，可以看到那是沿着地中海形成的环状帝国，因为罗马是一个以占有奴隶制劳动剩余为基础而形成的商贸帝国。它的所谓自由城邦周围地区都是奴隶地区。上层社会直接占有奴隶劳动贡献的最大化农业剩余，通过控制沿海的商贸城市来形成收益。所以，罗马的崛起在于打败了与之争夺地中海贸易航路控制权的埃及和迦太基。这两个背后被广袤沙漠包围、人民根本无处逃生的国家逐渐失去了优势。罗马人首先征服埃及，因为那是一个沿着尼罗河、靠绿洲农业生存的条状国家，没有形成广大地域纵深防御的条件。后来征服了半岛型的迦太基（现为突尼斯），这个国家也没有防御纵深。罗马人这才完全控制了地中海的商路，达至鼎盛期。

罗马人最难征服的是迦太基，历史上有名的“汉尼拔东征”，其名将汉尼拔率领迦太基军队曾经跨海打进了西班牙，再翻过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半岛，就差不多要灭亡了罗马。但最后还是罗马打败了迦太基，屠城之后70万人仅剩3万！

罗马帝国完成了对跨亚欧非大陆的环地中海周围的完全控制，建立了因控制地中海商贸航路而形成的环形帝国。此后，罗马因为再也没有敌人，内部明争暗斗、骄奢淫逸而逐渐没有战斗力了；加上环形国家缺乏地域纵深，没有防御条件，加之其周边都是奴隶占据的地方，奴隶不可能替罗马人打仗，于是最终被蛮族从罗马核心区给灭亡了。从此，欧洲长期没有大一统国家，进入成千上万个小邦林立的“千年黑暗”的所谓封建制时期。

在东亚，国家基本制度不同于欧洲：一方面是农业立国；另一方面秦汉帝国是饼状的，有用于防御的地域纵深。

现在我国提出重新认识小农经济，因为小农村社制将长期存在。历史上的小农村社制度是和东部太平洋季风降水的不平衡从而迫使中国人建设水利系统高度相关的。中国地处多个复杂气候带，要想形成农业的长期生产，就一定要有水利。没有灌溉便不叫做田——也就是一块地上面有纵横的渠道，由干、支、斗、毛构成的渠系而产生社会结构的复杂性。于是，村社的自治是以水利共享而形成聚落而居，这与间作套种的农业管理又是高度相关的。几千年来，我们不仅有因水利成村的聚落，我们还有以水立国的德治传承。中国人都知大禹治水的故事，大禹因治水有功而成为部落首领，之后便把国家政权传给自己的儿子，由此禅让制转变成了父子相传的皇权体系。

农业社会延续到春秋战国时期，为什么北方诸侯都得修长城？因为那时气候冷化，长城是当年的信息传输系统，所传递的主要是游牧部族骑兵南下的攻击信息——烽火台一路放烟火传递军情，这才来得及利用地域纵深的条件组织抵抗。有人说，为什么中国古人那么蠢？劳民伤财修长城挡得住敌人吗？这恐怕是不太了解古代社会。为什么秦要为全国郡县修驰道？那是便于调兵协防郡县政权。据此看，世界上第一套对开双车道的高速公路，即驰道，就是在秦朝建立起来的。接着，为了对开就得“车同轨”，得罪了一大批“大马宽车”的旧贵族。为了从内地到边关都认识官方文件，就得“书同文”，也就引起了全国知识分子的愤怒，于是秦始皇杀了一批文人。为了货畅其流就要“统一度量衡”，那又得罪了商人……再加上大规模征集徭役修长城，势必得罪老百姓。社会各阶层都被得罪了，这是秦朝不仅“二世而亡”，而且还至今被痛骂几千年的重要原因。

但是，接着秦亡而发生的却是“汉承秦制”，汉朝继续完成这个大饼状的、有战略纵深的帝国。历史上只要有大一统，就能够抗击北方的游牧民族南下，遇到气候暖化时，农耕社会还能不断向北反扑。所以有当年汉武帝击匈奴，把匈奴压到欧洲去了。而到唐代，则先后灭了两大突厥。南匈奴和北匈奴是在汉代被消灭的，东西突厥是被唐代消灭的。突厥哪儿去了？突厥西进形成著名的“突厥走廊”，其中的一支向西南经略，攻入了君士坦丁堡，导致继承东罗马的“拜占庭”走向灭亡。东罗马及拜占庭不曾经也是横跨欧亚非的大帝国吗？却是被唐代打出去到了中亚、再转向西亚的突厥部族中的一支军队所击败，最后走向灭亡。

中国以国家形态存在的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够不中断，取决于秦始皇当年构建的一个大饼状的、有地域纵深的、能够防御北方骑兵南下的广大空间。因此，对照环形国家罗马的灭亡，汉唐以来的中国统治阶级无不试图追回大一统，形成一个地域纵深广大的国家。如果没有形成大国，就会出现乱世，乱到什么程度？西汉最强盛的时候人口达九千万，到东汉末年三国两晋战乱之后，只剩下三百万。

纵看历史，没有一个广大的地域纵深的国家，就没有不中断的历史文化传承，农耕民族人口众多，但分散的小农村社无法保护自己。亚洲大陆气候地理的多样性，决定了中国的国家政治形态，国家也是社会文化的多样性传承的载体。

我们认识到，由气候和地理所决定的生存文化内在的差异性，在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乃至于精神信仰方方面面都有表现。据此可知，中华文明数千年传承说明一个新时代的转型概念：坚持生态文明，是中国五千年来历史演变的客观结果，不是主观选择，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拥有多样性的生存方式，包括社会方式、经济方式、文化方式。

进一步看，战国时期的长城主要是沿着四百毫米等降水线修的。为什么？因为四百毫米等降水线以南以东，是典型的农耕区域，往北往西，就是半农半牧区，再往北，则属干旱游牧带。所以，从气候带所决定的两条线，促使中国早期大一统国家的形成。

国家（state）是什么？首先要有一个足够调控社会资源的权力，其次就是对外作战的军队。战国时期，六国都要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南压，而在周朝封建制之下，诸侯有私家军而没有国军。可是，北方六国修筑长城必须调度人力和资源，强大些的就自立霸主，演变为封建诸侯，因建立早期国家形态而自发地告别所谓封建制。

所谓封建制是什么？主要是分封，帝王把自己的族人亲友全部封出去做诸侯。中国自秦汉以来实现的主要是郡县制，也早就不“封建”了。当然也有个别朝代实行分封，但是每次分封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所以在秦朝郡县制以后差不多经过上千年的完善，到宋代最终改为三权分立、科考取士，形成以郡县为基本政权框架的、中央集中管理的国家体制。

据此，我们认为，中国并没有漫长的封建社会。只有夏商周约两千年是部落联盟过渡而成的封建制，而到了周代晚期、秦汉大一统国家组建之后，就已经告别封建进入统一，成为了权力统一于中央的郡县制国家。

四、乡土中国低成本的村社自治成为国家政治的稳定基础

就下层社会的乡村治理而言，与中央王权集中管理的上层制度有实质性差异。上层社会主要是通过郡县来实现国家对社会的控制与协调，而郡县以下的乡村，长期是低成本自治的自给自足社会。

上层社会是官治，下层社会是自治，才能构建低成本稳定的国家二元体制。

因为乡村是一个自治社会，它可以长期封闭性地自主存在。很多从古到今的案例告诉大家，乡土社会实现自治是一个国家最节约成本的治理方式。如果一定要把官员体系安排到乡村基层，要搞一个与正规城市同样的治理，那就得支付很高的制度成本。即使在发达国家也没有这样的成功典范。很多国家都已因治理成本过高而引发社会动乱。有的人动辄要求在农村建立现代法治，真对吗？关键是谁来支付制度成本？且不说目前县级财政三分之二严重亏损，很多地方占地套取70%现金用于填补把旧贷转为新贷的利息差额，否则拿什么支付庞大的制度成本？

中共“十九大”报告不再强调村民直选，而是强调由自治、法制、德治结合起来的有效治理。

治理与管理的最大差别在于：管理是自上而下的执行体系；治理是多种群体通过多元互动才能达到的稳态结构。信息的充分表达，才能构成良治。今天，大多数人研究乡村治理，其实是以管理概念为核心，最终落实到建议上无外乎是加强规范法制。具有强制性的法制难道是治理吗？当然不是。治理是因地理、气候等多样性而导致社会结构的多样性，通过这一自然多样性形成多元化群体基础上的经济文化活动，形成结构化的良性互动关系。

“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20字方针就是针对此的。

中国下层社会长期存在良绅自治，其中“文”与“治”一般是一体的，维护文明的一定是良治。没搞社会广泛参与的良治能形成文明吗？“十九大”提出的“20字方针”，可以理解为“三生”（生产、生态、生活）+“文治”（文明、治理）。这和我们开展的生态文明试验及长期以来的乡村建设实践的内涵，都是高度吻合的。据此，怎么理解以生态文明内生多样性来构建我们的“三生+文治”，应该是我们每个人特别是我们搞“三农”研究的人应该关心的。

自古以来，当我们形成国家的时候，当秦汉从封建制演变成一个郡县制国家的时候，乡村作为稳态社会的基础结构，与之共同形成了农业社会的二元治理，上层社会叫官本位管理，下层社会叫乡村自治。

五、化危为机的投资拉动与三大差别再平衡

生态文明作为新世纪战略转型方向确立以后，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就成为了主要矛盾。所谓不平衡、不充分，在中国主要表现为三大差别，即沿海与内地的差别，城乡之间的差别和贫富之间的差别。

1985年，笔者曾经沿黄河走过四个多月来实地调研考察。因为在1985年中国政策界的一部分人强调梯度发展理论，那意味着“差别”扩大在某种意义上是人为的。在此之前，中国内陆的发展其实是有特殊条件的，比如重庆、贵州、四川、陕西等都是当年国家三线建设投资的重点地区，大量的国家资本流向中西部。但在1985年走向另一个极端，人为地确定要按照梯度理论推进不平衡———先发展沿海一条边。

当时我的批判性还比较强，中国这么大怎么可能只发展沿海一条边？那时候提出的不同意见是，中国应该是“π形”战略，除了沿海一条边以外，还有长江流域、黄河流域。我原本的想法是能够把长江黄河都跑下来。当时我就组织了一个摩托车队，从青藏高原，沿着黄河一路跑了八个省两万多华里。这样做其实是想向人们说明我国地大物博，不能只是单边式的不平衡发展！

当然我们的努力没奏效。中国沿着不平衡发展模式去追求短期的快速增长！如今看，既无可厚非，也没有对错。因为它已经成为过去了，现在基本实现了区域再平衡和城乡再平衡。这也是对中国坚持“四个自信”的经验支撑。

20世纪80年代我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搞政策调研的时候，特别强调农民在农村经济的自主发展权。诚然，那个时候中央政策也讲要赋予农民自主发展权利。所以那个年代出现过农民收入增长速度快于城市，主要因为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速度快于城市，短短十年农村工业化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

我们的教科书写着资本原始积累充满了血腥。请问20世纪80年代农村工业化的时候有血腥吗？有人上访吗？没有，连告状信都很少。为什么这里的资本积累静悄悄，因为农民得到自主发展权，自己解决非农就业。短短十年中，农民自主工业化解决了一亿多农民就业，带来了农民收入增长，也带来了农民内需扩大拉动城市经济增长。那个时候，可以说不存在严重的城乡差别。而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政策调整，其实意味着农民失去了发展权利。

今天大家都谈土地制度，也有很多人研究土地制度，请问有多少人研究过80年代土地制度为什么有利于农村工业化和农村城镇化的高速增长？因为这两种高增长，所以在1998年中央文件总结20年农村改革经验的时候指出，农村改革是党领导下的农民的三个伟大创造：一是家庭承包；二是乡镇企业；三是城镇化。今天研究改革的人，还有几个人自觉把1998年的“三中全会”文件当做改革经验归纳呢？很少。在人们的心目中似乎只有西方制度转轨——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全球化，难道真有按照这“四化”成功进入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么？作为当年的政策人员，其实很清楚地知道我们在干什么。

这里只是说明，我们确实有过内需拉动型增长，有过城乡平衡的发展。

城乡之间的严重不平衡，是90年代政策导向下所发生的问题。所以我才很无奈地强调，这不是农业问题，而是“三农”问题，核心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农民的权利。这个建议与90年代的主流思想不一样，我就及时转型去读在职学位，做学术研究和国际项目，争取发表文章，为自己造点学术积累。

有过80年代提出到90年代实现的区域不平衡发展，也有过80年代之前的区域平衡发展，但这都不仅是客观的，也带有主观因素，所以才有后面的艰难调整。

因此，“十九大”说不平衡和不充分发展是主要矛盾，其针对性很强。

政策的发展随着事物客观矛盾性质的不断演化而不断做出调整，这才符合唯物主义历史观。“十九大”报告的最新思想关系到中国能不能引领21世纪的发展导向，进一步尽我们应尽的国际责任。

所以，战略调整、结构整顿，应该是新时代的必然选择。因为当今中国的问题除了大家常说的债务过高，污染严重之外，还实际上面临着第二轮生产过剩问题。

第一轮的生产过剩已经过去了。对此提出政策建议者是北京大学的林毅夫教授，他早在1997年东亚经济危机爆发的时候就明确提出：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叫“双重过剩（生产和劳动力过剩）条件下的恶性循环”。所以，40万国企倒闭，四千万国企职工下岗，就是那一轮生产过剩所形成的代价。这个代价谁承担了呢？城市产业工人和农村农民。

那一次危机应对，主要是靠林毅夫以及马洪、陆百甫等老一辈经济学家的政策建议。中国主管经济政策的官员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所以从1998年开始的强力调控，中央直接用财政增发国债，以国债来拉动投资，以投资来稳定中国经济增长。

对第一轮生产过剩的应对措施不仅有效，而且还调整了区域发展不平衡。1999年开始的西部大开发总投资3.6万亿，接着2001年起步的东北振兴总投资2.4万亿。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003年继任随后推出中部崛起政策，政府投资都是针对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重大调整。

不过，1998年中国正在推进金融机构的商业化改革。这时候，中、农、工、建四大行出现三分之一以上坏账，银行没钱怎么办？中央直接增发国债支援基建投资。例如西部大开发投入的3.6万亿中，三分之二是国债投资。

西方很多人对中国体制不满意，国内很多人也跟着唱和；可是，如果没有这种相对集中的能力，我们无法度过那场危机。很多人都说，东亚金融风暴危机直接影响中国，中国怎么能够幸免于难？其实本来不应该幸免，因为整个20世纪90年代中国主要是外向型经济发展、外需拉动型增长，突然外需陡然下降，立刻跌入危机。所谓中国经验，不外乎就是政府逆周期调控“直接出手做多”。类似的应对危机的做法，20世纪30年代美国总统罗斯福用过，而且采用后的效果非常显著。在那一场世界性的大危机中，欧洲所有坚持自由市场经济的国家全垮了。罗斯福的宏观调控，直接用国债上内陆基本建设投资，私人资本停掉，私人银行停掉，就是政府直接出手干预。当罗斯福这样救了美国之后，他给自己定义为“新国家主义”。

第一轮生产过剩危机，我们化危为机就靠大规模的政府投资，结果呢？中国形成了区域发展的再平衡趋势。比如重庆的崛起——如果没有国家大规模投资于山区的基本建设，重庆经济怎么可能起飞？现在重庆不仅是西部而且是全国GDP增长速度的领跑者，依靠的还是国家西部大开发的投资。

另一方面，自从2003年中央强调“三农”问题是全国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以来，国家于2005年启动了新农村建设，至今已经投进去十几万亿，针对的主要是城乡发展的不平衡。除了像重庆那种大库区、大山区等地区不少贫困问题还没解决外，全国农村中百分之98%至99%的地方行政村实现了五通（路、电、水、气、宽带）。中小企业现在纷纷兴起。如果说过去让农民放弃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他可能很高兴。那现在呢？劝他放弃农村户口则很难。很多地区出现的新情况是大量城里户口的人纷纷回村去要求返回农民身份，获得农村户口。

中国在90年代末期遭遇第一轮生产过剩的时候，采用国债投资拉动增长，实现的是区域发展平衡战略。也就是说，对于生产过剩危机，中国直接的调控手段是政府出手做多，而不是放任市场做空。在某种意义上这是罗斯福新政的中国版。

国家基本建设大规模投资带来的后果，是所有的实体性资产大幅增值。同理，国家大规模向农村大量通路、电、水、气、宽带，农村过去所有不计价的资源型资产随之水涨船高，全部计价升值。比如过去山上长了一棵好树，地里长了一田好油菜，只是个别背包客跋山涉水来看，有价格吗？没有。现在农村实现“五通”了，城里消费者开车来消费美景，于是景观农业就值钱了！但过去乡村是有巨大的潜在价值的资源，而不是价值化的资产。如果城里人来农村喝山泉水，乡下水值钱了；吸山里的清新空气，山区空气值钱了；上农家乐食宿消费，农民住宅值钱了。现在中国投资基本建设造成真正大规模增值的是实体性资产（physical property）。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大规模投资以前，农民的地产只有十万亿左右，而现在100万亿都不止。资产大规模增值使得每一个拥有资产的人包括下层社会的农民，手里的资源性资产都具有增值空间。

实体资产增值带来另外一个机会，即中央政府据此大规模增发货币：一方面是随着国际贸易和国外投资的增加，带动对冲增发；另一方面，随着资产增值和增值过程中交易大量发生，实际上也在拉动货币化，而货币化产生的铸币税收益归了中央政府。因为中国是一个本币不对外开放的国家，除非外汇是生产投资，否则不得直接进入来炒作中国的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

这点值得注意：恰恰是因为不开放本币、不开放资本市场，从而造成了中国自己的金融资本崛起。中国金融总量已经达到世界第一，世界大银行排名中，中、农、工、建全在前五位。

只要是中国人，有谁相信中、农、工、建各大行会破产呢？绝大多数不相信。为什么？是因为占据世界最大规模银行前五位的中、农、工、建四大行资本金的80%以上是国家给的，四大行背后是国家信誉，因此能承担长期负债。国家金融资本有很多值得批评的地方，但有一条，它是稳定的。如果它破产，意味着国家信用破产。

1998年当东亚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我国中、农、工、建四大行全都是1/3以上坏账，按说大大超过巴塞尔协议规定的8%。这在任何西方国家都必须破产，但在中国没破产，中央一条政策，把所有不良资产全部划出来组建四大资产公司去处置，使得银行债务归零，财政部下属的中央汇金重新注资满足巴塞尔协定的要求，然后把它推进股票市场去融资，这就是中国应对危机的办法。

总之，当中国加入全球化的时候，怎么才能让这个最大发展中国家立于不败之地？关键在于中央政府逆周期的综合协调能力和基层政府夯实乡土基础应对软着陆的能力。所以我们现在就要补短板，再平衡，从工业供给侧改革、农业供给侧改革，进一步过渡到全面贯彻生态文明、乡村振兴这些国家重大战略。这是中共“十九大”的重要精神体现。

来源：《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