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问人：记得您曾经讲过：毛泽东军事思想在古今中外军事家的军事理论中是无与伦比的。您能不能比较展开地谈一谈毛泽东军事思想在世界的地位？

姜思毅：研究这个问题，是我几年来的一个心愿。我正在写一本书《军事家毛泽东》。这里可以粗浅地谈谈我的一些看法。

访问人：进入主题之前，您能否谈谈毛泽东军事思想大体包括哪些组成部分？

姜思毅：1990年9月，我在全军毛泽东军事思想学术讨论会的开幕词中指出：“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科学体系。这一体系，至少包括：（一）人民战争及其战略战术，（二）人民军队建设，（三）国防现代化建设理论，（四）战争观及方法论，即毛泽东军事哲学、军事辩证法这样四个组成部分。”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关于我国国防建设和军事建设的思想理论，为毛泽东军事思想增添了新的时代内容。

访问人：伟大的理论来自实践。您能谈谈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实践基础吗？

姜思毅：对。实践出真知，实践产生伟大的理论。战争实践是各种军事思想理论价值最公正的检验。

大家知道，战争是力量的竞赛。据目前享誉很高的一部世界军事史著作、美国人杜普依主编的《世界军事史百科全书》统计，从公元前3500年到本世纪70年代，世界上发生过数千场战事。其中，大多数是在力量对比上本来就强大的一方获胜。这类胜方的军事将帅及其战争指导艺术，很少能在军事思想史上占得重要的席位。也有一些战事，是在双方势均力敌的条件下发生的，这类战争获胜一方的军队将帅及其指导艺术，大都能名垂军事史册。欧洲战史上的古斯塔夫二世（三十年战争中的瑞典军队统帅）、马尔伯勒（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的英军统帅）、彼得一世（俄瑞北方战争中的俄军统帅）、弗里德里希二世（七年战争等战争中的普鲁士军队统帅）、库图佐夫（1812年俄国抗法战争的军队统帅）、纳尔逊（十五世纪初英法海上战争中的英方舰队司令）、卡尔大公（十九世纪初欧洲反法战争中的奥地利军队统帅）、惠灵顿（滑铁卢之战中的英军统帅）、老毛奇（普法战争中的普军首脑）、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法军统帅霞飞和福煦、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德法战争中的德军将领古德里安，苏联卫国战争中的军队统帅斯大林、朱可夫等人，便属于这种情况。还有一些战事，则是以弱胜强性质的。唯有这类战事获胜一方的军事统帅及其战争指导艺术，往往在军事思想史上享有最高的荣誉。这类战例，中国历史上的我们比较熟悉，西方战史上也可列举出若干。最著名的，如希波战争中希腊联军统帅小米太亚得指挥的马拉松之战，雅典海军统帅地米斯托克利指挥的萨拉米斯海战，古希腊底比斯——斯巴达战争中底军名将埃帕米浓达斯指挥的留克特拉之战，古代马其顿军队统帅亚历山大三世指挥的伊苏斯、高加米拉等次会战、汉尼拔在布匿战争中指挥的特拉西米诺湖、坎尼等次会战，拿破仑一世指挥的马伦戈、奥斯特里茨等会战。其中，后三位在西方军事思想史上地位最高，分别被推崇为“战争之王”、“战略之父”和“战争之神”。然而，与毛泽东及其军事思想的战争实践成就相比，不要说上述第二类人物，就是西方历史上的“战略之父”、“战争之神”们，在许多方面也显得逊色一筹。

访问人：何以见得呢？

姜思毅：仅举几例，就清楚了。在中国革命战争中，敌我力量对比的悬殊程度，为世界战争史上所罕见；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我军历次重大作战的兵力劣势倍数，远远超过西方战史上那些最著名的以弱胜强战例。如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中央苏区头四次反“围剿”，敌我兵力分别为10万人比4万人，20万人比3万人，30万人比不足3万人，和50万人比7万人，平均比差为6.5倍，最大的一次达10倍之巨。而马拉松战役弱强两军队的兵力对比为1万人比4万多人，留克特拉战役为0.75万人比1.1万人，伊苏斯战役为5万人比10万人，坎尼战役为5万人比8.6万人，马伦戈战役为2.7万人比3万人，奥斯特里茨战役为7.3万人比8.7万人。平均比差仅1倍多，最悬殊的一次也仅达4倍多。然而，在毛泽东等精湛战争艺术的指导下，我军在长达20年的烽火岁月里，就是以如此劣势的力量，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以弱胜强的战场奇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亲自指挥的中央苏区头三次反“围剿”，分别歼敌1.5万人、3万人、3万余人。同时期我鄂豫皖、湘鄂赣、川陕等根据地的反“围剿”、反“围攻”，抗日战争时期我八路军、新四军的大量战役战斗，解放战争时期我军战略防御阶段的一系列大规模歼灭战，也都是如此。如解放战争前期的苏中战役，我军以3万余人迎战敌军12万余人，七战七捷，歼敌5.3万人。定陶战役，我军以5万人迎战敌军30万人，歼敌1.7万人。陕北三战三捷，我军以3万人迎战敌军26万余人，歼敌1.4万人。我军以劣势兵力，数十次、上百次地创造了战绩辉煌的战争奇观。

访问人：的确很说明问题。除了兵力上的对比外，还有其他可比之处吗？

姜思毅：当然有。比如说武器的对比。西方战史上的以弱胜强，其含义基本上限于兵力的以少胜多；双方军队的武器装备，则大都同属一个水平。而中国革命战争除在军队数量方面长期处于敌众我寡的地位外，在武器装备上也处于敌优我劣的境况，是以“小米加步枪”对付“飞机加大炮”。特别是抗美援朝战争，我军装备较之过去虽然有所改善，但较量的对手是世界头号帝国主义强国及其仆从，敌人除了原子弹，所有最现代化的军事技术手段全都使用了。敌我双方装备优劣差距之大，远非西方历史上的战争所能相比。我军入朝后的头两次战役，便一举打出了国威军威，将已经把战线猖狂推至我国国门之下的侵略军打得风声鹤唳，雪崩般地溃到三八线以南。两战共歼敌4万余众，其中包括美军王牌陆战1师等部所属部队。五角大楼惊呼，这是“美国陆战史上前所未有的惨败”。三年朝鲜战争较量的结果，拥有世界上最现代化武器的美军，只能第一次在“没有胜利的”停战协议上沮丧地签字。

访问人：实践证明，毛泽东军事思想非常伟大。如果对比西方各种著名的军事理论、军事著作，毛泽东军事思想又有哪些博大精深之处呢？

姜思毅：战争和军事活动是一种极为复杂的特殊社会活动形态，涉及的问题十分广泛。借用若米尼的一句话说，“至少有一千种因素与战争直接相关”。对于一种军事理论来说，从本质上规律上说明的问题越多，越深刻，它凝结的真理性认识成果就越丰富，其适用范围就越广，对军事实践的指导作用就越大，其科学成就也就越高。在这方面，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成就，大大超越了中外以往的各种军事理论。古代的军事理论不说，仅以近现代西方比较著名的军事学说为例。菲德烈二世的军事理论，基本上限于战术层次，为完善当时的线式战术做出了贡献。沃邦的学说主要是研究军事筑城、射击弹道等方面的技术学理问题，严格地说还够不上军事理论。劳埃德、比洛等人的军事理论主要是研究战前军备建设、军队作战队形，作战基地与作战线的关系等军事学术问题，大量观点是形而上学的。拿破仑的军事活动不乏伟绩，但只留有百把条由别人整理的零散语录，军事理论上的成就甚微。吉伯尔特的军事理论成就只是提出并论证了“公民军队”的思想，为法国大革命时期组建人数众多的民族国家军队提供了理论准备。克劳塞维茨和若米尼的军事理论，在内容的丰富性和思想的深刻性上大大前进了一步。不过，在有关战争和军事活动的许多重要方面，却留下了认识空白。德尔布鲁克的军事著作评述了大量战争史实，得出的本质性规律性认识很少。帝国主义时代以来出现的马汉的海权论，史里芬的大迂回机动作战理论，福煦的“短促战争”论，麦金德、豪斯浩佛的地缘政治论，杜黑的“空中战争”论，富勒的“九大军事原则”说和机械化战争论，戴高乐、泽克特的“小型职业军队”说，贝当的阵地防御战理论，鲁登道夫的“总体战”理论，利德尔·哈特的“间接战略”论，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出现的新地缘政治学、核战争理论、有限战争理论、威慑理论、“特种战争”理论、“空地一体作战”理论等等，有些虽然反映了现代战争和军事活动的某些发展规律，但就它们所考察、所回答的问题范围而言，也都是有限或比较有限的。毛泽东军事思想则贯通古今，博采中外，由此而产生的指导理论，也就具有格外博大精深的特色。

访问人：这么说来，上述诸人在军事理论方面多是解决了某一方面问题的专家，毛泽东则是对战争规律、战争本质都做出了全面回答的大家。

姜思毅：是这样的。总观毛泽东军事思想这座理论宝库，既有中国革命战争及其军队建设特殊规律的完整理论，又有关于整个战争和军事领域一般本质，一般规律的大量普遍原理；既有作战理论，又有建军理论；既有关于武装夺取国家政权的战争理论，又有关于掌握全国政权后进行国防建设的理论；既有关于人民革命战争的指导理论，又有关于民族解放战争和保卫国防的国际武装斗争的指导理论；既有“小米加步枪”条件下的战争指导理论，又有打现代装备条件下战争的指导理论；既有对诸多军事规律的深入揭示，又有关于如何研究和运用军事规律的认识论、方法论；既有军事战略理论，又有统摄武装斗争和各种非武装斗争的综合战略（西方称“大战略”）理论；既有战略防御理论、战略进攻理论、战略决战理论和战略追击理论，又有战役战斗指导理论；既有游击战理论，又有正规战理论；既有军事工作理论，又有军队政治工作理论，以及军队后勤工作和军事科研工作理论；既有战时经济工作理论，又有和平时期国防经济和国防科技工作理论；既有常备军建设理论，又有民兵工作理论。凡此种种，从各个不同层次和方面，揭示了战争和军事活动中的本质和规律。如此丰富多彩的真理性认识成就浑然一体，构成了一座雄伟瑰丽的军事理论体系大厦。

访问人：毛泽东这位军事大家是如何将军事理论更加深化、更加系统化的呢？

姜思毅：军事思想的根本作用之一，是帮助人们对战争和军队这一特殊的社会现象建立正确的总看法、总态度。所谓对战争的总看法、总态度，涉及一系列有关基本问题。如：战争的本质，战争产生和根除的社会历史条件，战争的根源，军队的本质，军队的社会功能，军队结构及其作战方式发展演进的基本前提，战争性质的区分标准，对战争应持的态度，决定战争胜负的诸因素及其相互关系，统帅人物与兵民群众在战争中的地位作用，等等。正是在这些基本问题上，千百年来笼罩着种种认识迷雾。毛泽东则第一次完整而深刻地阐明了战争的本质。他指出：人类文明史以来的战争，从来是与政治紧紧相连的；战争本身就是一种流血的政治行为，用以扫除政治前进路上的障碍，障碍既除，战争结束。他又指出：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是贯彻于一切战争行动（从战术到战略）过程始终的根本军事目的，也是战争特有的军事本质所在。其中，消灭敌人是第一位的，非如此不能真正有效地保存自己。这一系列观点，是迄今关于战争本质问题最全面、也最科学的完整看法。除这个问题外，毛泽东军事思想对于战争和军队其他有关基本问题，也都给予了科学说明。所有这些，构成了一整套关于战争和军队问题的基本原理。而这些原理无论是从内容的完整性上看，还是从认识的科学性和观点的明晰性上看，在中外军事思想史上都是前人尚未达到的。实际生活表明，人们要正确看待战争和军队这种社会现象，并据以正确地进行军事斗争和军事建设活动，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有关基本观点，是迄今最可靠的认识支点和理论指南。

访问人：据我们所知，关于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以及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很多人有着不同的认识。而这个问题又是人们在战争中根本无法回避的大问题。请您谈谈。毛泽东军事思想关于决定战争胜利的因素，做出了哪些高于前人的新的概括？

姜思毅：战争是一种极为复杂的矛盾对抗活动，决定胜负的因素历来纷杂多样。自军事成为一门科学以来，人们一般都把有关因素归结为两大类，冠以不同的称谓。如物质因素与精神因素，物理因素与心理因素，有形因素与无形因素，等等。不过，怎样看待两类因素的作用及相互关系，中外军事思想界始终众说纷纭。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不可能正确地进行战争准备和战争指导。在这个问题上，不少人各持一端，形成了两种谬见。一种是极端夸大精神因素的作用，搞战争问题上的唯意志论。如欧洲中世纪把骑士们的“荣誉心”、“英武气概”视为战争的第一甚至唯一的决定因素。俄国近代军事思想代表人物之一的苏沃洛夫，在战争已进入热兵器时代的18世纪后期，仍然把“刺刀才是最光荣的，枪弹是最没出息的”作为治军作战的格言。本世纪初，日俄战争决战关头，当前线俄军亟盼弹药补充时，大本营送去的却是一节节车厢的神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军国主义者信奉的“武士道”和德国纳粹主义者鼓噪的“元首意志”说，更是把这种谬见膨胀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另一种则片面夸大物质因素的作用，搞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这种思想有两种主要表现形式。一种是单纯根据双方兵器兵力的数字简单对比，断定战争胜负，进行军事决策。另一种是随着军事技术的日益发达、越来越大量出现的唯武器论、唯技术论。自工业革命时代起，每发明和应用某种新型兵器，从当年的远程火炮、速射后膛枪、蒸汽铁甲舰、飞机、坦克，到现代的核弹、导弹、电子装备，几乎都随之出现一种相应的理论或说法，宣布这种武器的威力是无法抗御的，是决定战争进程与结局的最高主宰。这类观点，客观上有重视战争物质技术手段的一定合理成分，可以刺激军事技术的发展；但把武器和技术的作用绝对化，这就走到了科学的反面。

关于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毛泽东提出了战争的“客观物质基础”和人的“自觉能动性”两个新的军事理论范畴。前者包括政治、军事（军队的数量、结构、装备等等）、经济、科技、自然、国际援助等方面的条件。后者则不仅包括一般人所说的勇气、士气、指挥才能、军事技能，还包括广大人民支持和参加战争的热情，官兵群众的主动性、创造性。这样两个范畴的提出，是辩证唯物论在军事认识领域的创造性运用。对这两个范畴涵义的解释，浸透着唯物史观特别是群众史观的精神。毛泽东深刻揭示了两类因素作用的实质所在。客观物质因素为战争胜负提供了可能性，人的能动作用则在于把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真正决出胜负。毛泽东指出两类因素的作用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客观物质条件只有通过人的作用才能产生效用，人的能动性必须依据一定的客观物质基础才能发挥作用，人的因素与物的因素必须紧密结合起来，而不是彼此割裂，在一定的时间空间也各有侧重。其中，武器是重要的因素，但决定因素是人而不是物。这种强调人与物的结合，强调在一定物质基础上充分发挥人在战争中的能动性的科学观点，真正反映了战争胜负两类因素之间固有的本质联系。毛泽东还提出并阐明了战争中发挥人的自觉能动性所必须遵循的两大原则。一个是不能超越既定的客观物质条件去主观地企求战争的胜利，必须而且可以在一定的客观物质基础上，能动地争取胜利。再一个是必须坚持主观与客观相符合，战争指导与战争实际相一致。也就是自觉地按照客观军事规律办事，不做一厢情愿的战争鲁莽家。这些原则既抛弃了那种放弃主观努力的机械论思想，又划清了“能动”与“盲动”的本质界限，抛弃了一切不顾客观实际的唯意志论思想，为人们正确发挥战争中的自觉能动作用，积极地争取胜利，指明了根本途径。最后，还需指出，毛泽东绝对不是不重视武器装备、军事技术的作用，尤其是建国以后，正是毛泽东特别重视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重视新式武器装备的研制的。包括国防现代化在内的四个现代化，首先是由毛泽东提出来的。1959年底至1960年春，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纪录的论点汇编》中谈到：“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早在1952年7月10日给南京军事学院的《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训词》中，毛泽东强调提出：“……我们现在已经进到了建军的高级阶段，也就是进到掌握现代技术的阶段”。1955年秋，刘伯承在南京军事学院向高级系学员作报告中讲到：毛泽东最近在北京与他说，过去我们讲人的因素第一，现在还是人的因素第一，我们反对唯武器论；同时也必须重视发展新的兵器、新的科学技术，特别是空中的打击武器。对于搞一点尖端武器，1958年毛泽东要求“一年不是抓一次，也不是抓两次，也不是抓四次，抓它七八次”。1965年，他还认为：“三线建设，我们把钢铁、国防、机械、化工、石油、铁路基地都搞起来了，那时打起来就不怕了。搞不成，打起来怎么办？我们就用常规武器跟他们打”。

访问人：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毛泽东一生打了不少这样的漂亮仗，并因此而著称于世。同时，毛泽东不仅善于作战，而且善于总结。关于战争的强弱转化规律和在战争中如何促成强弱转化的行动规律问题，他是怎样阐述的？

姜思毅：大家知道，战争矛盾运动的物质内容，表现为敌对双方之间的力量竞赛及其消长变化；运动的基本规律，是强胜弱败。因此，古往今来，军事家们无不力求在拥有强大优势力量下进行战争。在包括孙武、克劳塞维茨和马克思、恩格斯在内的千百军事思想家的著述中，譬如“多兵之旅必获胜”那样的名言，可以说俯拾皆是。然而，对于交战双方力量的强弱地位在战争中的相互转化问题，则很少有前人做过深入的理论探讨和回答。毛泽东指出，战争是力量的竞赛，但双方力量的最初对比在战争中可以改变其原来的形态，这是因为，客观物质条件所决定的战争力量强弱固然是赖以进行战争的物质基础，但人在战争中的主观努力即能动性，对战争力量的消长变化又具有反作用。由于敌对双方的能动性在发挥的性质上（发挥得是否正确）和发挥的程度上（发挥得是否充分）存在着不同，所产生的反作用也就各不一样。一般说来，凡是能够正确而充分地发挥主观努力的一方，可以推动战争不断朝着有利于己不利于敌的方向演化，直至胜利。在人的能动作用诸因素中，对战争力量消长变化影响最大的，是对战争的主观指导能力。战争指导能力高明的一方，即使起初处于弱小地位，但因其善于恰当使用既有力量，能使之最有效地充分发挥效用，就可以做到多打胜仗，少打败仗，使己方的战争力量呈上升的发展趋势。相反，主观指导能力低劣的一方，即使拥有优势的战争力量，但因其犯战争指导上的错误，战场上不能充分地有效地发挥既有物质技术力量的效用，结果势必是败多胜少、败大胜小，这就导致该方力量呈现向下的变化趋势。当双方战争力量这种此消彼长的变化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发生整体质变，强方变弱，弱方变强，战争胜负由此揭晓。毛泽东特别指出，从事正义战争的弱小革命军队，最有可能做到实现战争中的强弱转化。这种可能性是由它自身的先进性质、战争的正义目的、以及由此而来的人的因素上的种种优势所提供的。毛泽东军事思想还进一步回答了战争中怎样才能促成强弱转化的行动规律问题。主要是：（1）制定并实行一条正确的战争指导路线。这条路线必须能够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中的战争伟力，使之投入到正义战争方面来。做到了这一点，就可能使战争力量对比的天平，逐渐发生根本性的变化。（2）善于把武装斗争与各种非武装形式的斗争结合起来，从各个方面的努力中减杀敌人的战争力量，增加正义战争的物质力量。（3）在武装斗争中，善于巧妙地使用武装力量，把战争总体上的以弱对强，变成各个战役战斗局部上的以强对弱。这种战争局部上的以强胜弱积累到一定程度，战争全局的力量对比就会由量变达成质变，最终实现己彼双方战争力量的强弱易位。这是促成强弱转化最主要的途径。正义弱军的一切战略战术，都应着眼于此；一切非武装形式的斗争，都要为此做出配合。（4）建立巩固的战略基地，创造社会环境良好的战场。有了这样的基地和战场，当强敌压迫时就能有效地保存、积聚和发展己方的武装力量；作战时就易于造成战役战斗上的局部优势和主动，达成集中兵力，以强歼弱。（5）制定并实行一条正确的建军路线，把既有武装力量建设成为一支军政素质优异，凝聚力、战斗力很强的军队。这样，战争中就能以军力质量上的优势，弥补兵力数量上的不足，以政治精神上的优势，弥补武器装备上的劣势，使己方武装力量在作战中能够“以一顶十”。同时，利用并扩大敌方内部的各种固有矛盾，瓦解敌军，使之军心浮摇，士气低落，离心离德。这样，就能通过降低其军队质量、扩大其政治精神上的劣势，折杀对方在军力数量和武器装备上的优势因素。（6）善于以战养战，尤其是通过歼灭敌人，补充和壮大自己，使己方力量越战越强。总之，通过上述各个方面的综合努力，就能不断推动并最后实现敌我战争力量强弱对比的总体转化。

访问人：毛泽东不仅是军事家，也是哲学家，他最精彩的军事著作，同时又是哲学著作。所以毛泽东在军事辩证法方面，也取得了很大成就。

姜思毅：准确地说，是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我军武装斗争的实际，运用于指导战争，创立了迄今最完整可靠的战争和军事问题的认识论、方法论。其思想要点包括：（1）战争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必须把它放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社会矛盾运动中去考察。（2）战争有着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些规律是可以认识、可以用来指导战争和军事活动的。（3）战争规律是客观实际在人们头脑中的正确反映，军事实践既是对战争规律认识的来源，又是检验这些认识的真理性程度的标准。认识战争规律，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不可或缺。尤其要重视通过自己的直接经验，验证前人已有的认识，从中吸收或拒绝有用或不适用的东西，增加自己所特有的东西。（4）战争规律有一般与特殊之分，研究战争必须着眼其特点和发展。不但要研究一般的战争规律，尤其要注重研究当时的特殊的战争规律，这样才能发挥军事认识对于具体军事实践的指导作用。（5）研究和指导战争的根本方法，是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从中找出其行动的规律，并应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也就是说，战争认识的对象必须是双方而不是单方、是各个方面而不仅是某一方面的情况；认识的任务在于从“情况”中找出“规律”；认识的目的必须落脚于指导己方的行动。战争迫使军事家一旦发现客观规律，就必须努力发挥自己的能动性，抓住规律，利用规律为各自的战争目的服务。（6）战争中的认识活动应当遵循辩证的逻辑程序。即在周到和必要的侦察基础上，对侦察得来的情况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联贯思索，做出正确的判断，然后依次定下正确的决心，做出正确的部署。（7）计划作战和实施作战是战争中认识活动两个紧密衔接的前后过程。要根据第二个认识过程中不断发展变化的客观情况，及时修正改变第一个认识过程所确立的军事计划。如此循环继变，不断解决好主观认识与客观对象之间、作战企图与作战实践之间的矛盾，实现正确的战争指导。（8）研究和指导战争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具体来说，要反对下述倾向：明于知彼暗于知己，或者相反；离开客观条件，毫无根据地瞎说盲干；把一时的情况或情况的某一侧面，当做情况的总体；把军事计划建立在一厢情愿的基础上，而不是立足最坏情况、争取最好结果；受敌方的欺骗或一时表面情况的诱惑；受自己部下不负责任的、无真知灼见的建议所鼓动；过于乐观而随之冒险，或者过于悲观而随之消极；客观情况变化后仍保守原来的认识和战法；把进攻与防御、内线与外线、集中与分散等矛盾双方彼此割裂开来看待，不知道相辅相成地运用这些作战形式和手段；照搬照抄外国军事条令和自己过去的军事经验，等等。（9）研究军事理论必须坚持继承与发展的统一，贵在创新发展。军事理论必须面向军事实践，易于被广大兵民群众所掌握，便于应用于实践。反对那种从书本到书本、从思想到思想的研究，既不用唬人的形式和繁滥的引证加以炫耀，也不用晦涩费解的词句加以涂饰。

访问人：有人说毛泽东军事思想是“小米加步枪”的军事思想，是游击战争的军事理论，它不适用于现时代，不适用于现代战争，尤其是高技术条件下的战争，这对吗？

姜思毅：不对。关于这一点，我前面讲的已经作了回答。毛泽东军事思想崇高的世界地位，不仅属于过去，而且属于今天。在当代，在现代条件下，在高技术条件下的战争中，毛泽东军事思想仍然是最先进的军事思想体系。一位美国军界人士说得很俏皮：“尽管图书馆的书架已被那些颂扬毛泽东是一位游击战权威的著作所压弯，但是，他何止是一名游击战大师！”

我们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现代军事理论之林中，毛泽东军事思想在整体性质上是最科学的。我们不否认，就军事科学的某些表面性理论而言，特别是在现代化装备条件下的某些作战理论，西方发达国家目前走在前列。然而，判断一种军事理论体系先进与否，主要看它在总体性质上的科学性，看它是否具有博大的真理性品格；而它的整体性质如何，又取决于整个体系中那些最根本的东西。对于毛泽东军事思想体系来说，其理论内容大体可分作五个层次。居于最高层次的，是对战争和军事活动这一人类社会历史现象的总认识，和如何研究战争、指导军事活动的科学方法。其次，是关于战争和军事领域一般规律的理论。再次，是关于中国条件下我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和武装力量建设基本规律及其指导规律的理论。再往下，是关于各个不同历史时期我国革命武装斗争和武装力量建设阶段性规律及其指导规律的理论。居于最低层次的，是针对随时遇到的大量日常问题所做出的具体看法和对策。上述五个层次的内容中，适用范围最广、对毛泽东军事思想体系的整体性质最具有根本意义的，是前两个层次上的东西，包括战争观、军队观、认识论、方法论，和对整个战争和军事领域一般规律的科学认识。这些内容，构成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基本理论。正是这一整套基础理论，其科学性是当今世界其它各种军事理论无法相比的。

我们之所以这样说，还因为毛泽东军事思想最能指导人们正确看待当今世界战争和军事领域的重大现实问题。一般说来，每当历史条件发生重大变化时，原有理论的内容都会分化成两个部分。那些具有长期稳定指导价值的东西，将继续发挥作用；那些仅适用于当初一时一事的个别内容，将失去现实意义。军事理论当然也不例外。因此，无论是我们党，还是毛泽东本人，都反对对毛泽东军事思想采取教条主义态度，字字句句照抄照搬到今天。但是，反对教条主义的态度，丝毫不意味着毛泽东军事思想已经过时，恰恰相反，它的基本原则，它的立场、观点、方法，在当代条件下依然具有强大的活力。事实反复证明，要正确看待当今世界战争和军事领域的重大问题，最靠得住的还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科学观点。例如：现代战争的致胜因素问题。继50——70年代盛行核武器决定论之后，近年来世界上又出现了一种高技术兵器决定一切的说法。其实，未来战争既有科技、尤其是高技术的对抗，也有人的因素，即人力、人心、士气、人的技能素质的对抗。在现代战争中仍然是把物的因素和人的因素结合好，才能形成战斗力。我们在努力强化高技术、改善武器装备的同时，还要强化人民战争的观念、强化人民战争的政治优势。这才是一切正义之师需要遵循的军事思想。重视加强现代武器装备，重视新的科学技术的重大作用，重视空中打击兵器、电子技术的发展，正是毛泽东及时提出了这个问题。

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世界地位不但我们这样说，有些外国的有识之士，也声言毛泽东军事思想“开辟了战争理论的新纪元”；说他“掌握了打开现代军事奥秘之锁的成套钥匙”；有的说毛泽东的人民战争理论“在核时代也具有根本性意义”。

当然，毛泽东军事思想在当代世界军事科学领域的先进地位，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关起门来固步自封，或者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相反，我们必须发扬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开放创新精神，积极地有选择地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军事理论中的有益成分，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军事实践中，尤其在现代条件下，在高技术条件下，自觉坚持运用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创造性地研究和充实新的理论，促使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共同的国防现代化事业，继续沿着正确的航道破浪前进！

来源：《党的文献》199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