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前伟大的红军长征，不仅给后人留下了大气磅礴的长征精神，也留下了毛泽东精湛的军事指挥艺术。长征途中，面对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毛泽东运筹帷幄，指挥若定，在中国革命史和毛泽东军事思想发展史上谱写了辉煌灿烂的篇章。

关照全局，把握方向，正确实施战略指导

毛泽东指出：“指挥全局的人，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战争的全局上面。”“须知敌人的统帅部，是具有某种战略眼光的。”（《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76、222页）中央红军的长征是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被迫进行的战略转移。要取得长征的胜利，必须首先解决“到哪里去”的问题。能否正确选择前进的方向，直接关系到党和红军的生死存亡。毛泽东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首先表现在总揽战争全局、正确选择长征的落脚点上。

万里长征，关山重重，险象环生。长征初期，由于“左”倾错误领导者实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采取大搬家式的转移和甬道式的开进队形，行动迟缓，致使红军突破湘江后由8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使党和红军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然而，“左”倾错误领导者仍然执迷不悟。他们不顾蒋介石已经察觉中央红军要与红二军团、红六军团会合的战略意图，在湘西早已布下重兵、张网以待的客观形势，坚持按原定计划前往湘西。在可能招致全军覆没的危急关头，已经失去了军事指挥权的毛泽东挺身而出，力主红军应改道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经过黎平等会议的激烈争论，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最终被中央大多数人所接受，使红军第一次跳出了敌人围追堵截的包围圈，粉碎了蒋介石在湘西消灭红军的企图。

审时度势，把握时代的脉搏，使红军前进的大方向与全国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形势和党的政治任务紧密结合，是毛泽东实施军事指挥的又一大特色。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军国主义企图灭亡中国的发端，1935年的华北事变则是日本即将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前奏。从此，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抗日救亡成为全民族最紧迫的任务。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以谋求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为己任，又一次提出了“对日作战”和“北上抗日”的政治主张。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根据形势任务的变化和在川西地区不宜建立根据地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北上抗日、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毛泽东的这一正确主张，在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的中央政治局两河口会议上得到通过。但张国焘夸大敌人的力量，轻视自己的力量，以致丧失了在抗日前线的中国西北部创建新根据地的信心，主张南下川康边，反对中央的北上方针，最后走上了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道路。为坚决贯彻北上抗日方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毅然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先行北上，把战略退却转变为向抗日前线的伟大进军。9月中旬，中共中央根据张国焘分裂后的情况，在甘肃迭部县的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在靠近苏联的地方建立根据地。下旬，毛泽东获悉陕北有红军刘志丹部活动的消息，在榜罗镇会议上遂决定把党和红军落脚点放在陕北。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和党中央又进一步确立了保卫和扩大陕北苏区，以陕北苏区领导全国革命的战略方针。随后，根据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会议上确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和“以发展求巩固”的军事战略方针，毛泽东指挥红一方面军先后进行了东征和西征作战，推动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转变，巩固和扩大了陕甘苏区，为实现三大红军主力会师、夺取长征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敌变我变，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灵活实施战役指挥

战争既是物质力量的较量，也是主观指导能力的较量。毛泽东从来都认为，战争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等客观条件，只是为双方的胜负提供了某种可能性，而要决出胜负，还要加上主观的努力。战争指导者要充分发挥自觉能动性，在客观条件许可的范围内，去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军事指挥艺术的最高境界是调动敌人，达到自己的作战目的，毛泽东正是这样一位大师。在四渡赤水战役中，他以高度的机动作战、高超的谋略和灵活多样的战法调动敌人，充分展示了其卓越的军事指挥才华。

遵义会议期间，蒋介石重新调整部署，调集40万大军，企图围歼红军于乌江西北的川黔边地区。蒋甚至狂妄地认为，红军“流徙千里，四面受制，下山猛虎，不难就擒”。面对比长征初期更为险恶的形势，刚刚回到党和红军领导岗位的毛泽东，首先要解决的是如何摆脱国民党军的重兵围堵，使红军从战略被动转为战略主动的问题。为此，他要求红军必须摒弃“乞丐与龙王爷比宝”的阵地战战法，充分发挥自己运动战的优长，不断变换作战区域，要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小路，有时走大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机动灵活地调动和歼灭敌人。正是在毛泽东的指挥下，红军改变了长征初期被动挨打的局面，完全实现了主动作战。

1935年1月28日，为实现遵义会议确定的渡江北上的战略方针，毛泽东指挥红军在赤水河边土城镇的青杠坡与川军展开激战，以便为渡江北上扫清障碍。但由于对敌情判断有误，战斗失利，国民党援军也迅速赶来。为避敌锋芒，毛泽东指挥红军于29日西渡赤水河，向四川南部的古蔺和云南的扎西地区前进，寻机北渡长江，即一渡赤水。当红军进入川南时，国民党军以重兵封锁了长江两岸，蒋介石调集各路人马拼命追击，妄图南北夹击，聚歼红军于云南扎西及其附近地区。敌变我变。毛泽东果断放弃渡江计划，决定在川滇黔边地区建立根据地，并抓住黔北国民党军兵力空虚的弱点，出其不意，于2月18日至21日挥师东进，二渡赤水，重入贵州，将国民党军主力甩在了赤水河以西。随后，红军在5天之内连克桐梓、娄山关，重占遵义，歼灭和击溃国民党军2个师又8个团，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连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这是“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3月2日，蒋介石飞抵重庆，亲自指挥对红军的围攻。他重新调兵遣将，妄图围歼红军于遵义、鸭溪狭窄地区。毛泽东将计就计，故意在遵义地区徘徊寻敌，诱使更多的敌人前来。当敌军逼近时，毛泽东率红军于3月16日至17日三渡赤水，重入川南。蒋介石误认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马上调集各路大军向川南急进，并命令部队赶筑碉堡，形成堡垒封锁线，企图聚歼红军于长江以南的古蔺地区。在敌人的包围圈尚未形成之时，毛泽东当机立断，决定挥师东渡。3月20日，为迷惑、调动敌人，毛泽东以红一军团1个团伪装主力，大张旗鼓地向古蔺前进，诱敌向西，而红军主力则于21日晚至22日秘密、神速地东进，四渡赤水。红军的行动令敌人惊慌失措，蒋介石以为红军又要进攻遵义，急忙调集各路人马向遵义地区开进。乘蒋介石还未弄清红军意图时，毛泽东以红九军团在乌江以北牵制敌人，指挥红军主力迅速南下，渡过乌江，巧妙地跳出了蒋介石苦心设计的包围圈。

四渡赤水后，红军在川滇黔边建立根据地已无可能，毛泽东决定经云南北渡金沙江，到川西建立根据地。这时，红军虽然把国民党军甩在了乌江以北，但要彻底摆脱国民党军的重兵追堵，还必须打开入滇的大门。这样，如何把滇军主力调出云南，就成了扭转局面的关节点。毛泽东看准了这一关节点，指挥红军直驱贵阳，并在沿途到处张贴“南下贵阳，活捉蒋介石”的标语。当时，国民党军在贵阳及其附近只有4个团。毛泽东这一攻其所必救的妙棋，果然逼使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急忙调滇军前来保驾，致使云南空虚。为进一步造成蒋介石的错觉，毛泽东继续示形于贵阳以东，以一部兵力东渡清水江，并在江上架设浮桥，作主力即将东渡的姿态。蒋介石判断红军将东进湖南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因此命令各部东进围堵，严令滇军加快前进速度。正当国民党军疲于奔命地向贵阳东北的余庆一线布防之际，毛泽东却指挥红军主力从贵阳、龙里之间，迅速穿过湘黔公路南下，以每天60公里的速度向云南疾进，形成与增援贵阳的滇军背道而驰的战争奇观。当蒋介石发现红军西进云南后，急令各部追击，但为时已晚。这时，国民党军由于长时间往返奔波，已疲惫不堪，士气低落，行动十分缓慢。红军进入云南后，为继续调动滇军，毛泽东再出妙计，指挥红军一部直逼昆明，迫使滇军余部集中昆明守城，从而削弱了其在滇北各地和金沙江南岸的防御力量。随后，红军虚晃一枪，迅速转向西北，利用争取到的9天宝贵时间，靠7只木船，至5月9日全部渡过金沙江。第2天，当国民党军大队人马赶到江边时，船只已被烧毁，只能望江兴叹。与此同时，活动在乌江以北的红九军团，也在会泽以西渡过了金沙江。

四渡赤水战役，是中央红军长征中最惊心动魄、最精彩绝伦的军事行动。在这一行动中，毛泽东根据“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作战指挥原则，巧计频出，奇谋不断，以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声东击西，避实就虚，于劣势中造优势，于平势中造险势，于常势中造奇势，指挥红军纵横驰骋于川黔滇广大地区，穿插迂回于敌重兵集团之间，把“打”与“走”科学地结合起来，以“打”开辟道路，以“走”创造战机，“打”则使敌闻风丧胆，“走”则令敌望尘莫及，把战法的灵活性发挥到了淋漓尽致、出神入化的程度，完全掌握了战役主动权，使敌完全处于被歼或疲于奔命的被动状态，从而使红军跳出了国民党40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实现了渡江北上的战略目标，取得了长征以来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善抓关键，以关节点上的突破促使战争形势转变

众所周知，全局是由局部构成的，而影响全局的关键性局部，往往对全局起决定性作用。抓住了这个关键性的局部，也就抓住了关节，整个全局就活了。所以，毛泽东历来主张，战争指导者必须以自己的主要精力“注意于那些有关全局的重要的关节”。（同上，第1卷第177页）长征中，毛泽东不仅善于实施正确的战略指导和灵活的战役指挥，而且善于从复杂多变的战争局势和战场态势中，抓住那些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性问题，集战略指导与战役战斗指挥于一身，在统筹全局和抓重要关节点方面得心应手，从而使红军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在抓重要关节点的问题上，除了四渡赤水战役中为打开入滇大门而将滇军调出云南的经典战例外，毛泽东指挥红军强渡大渡河以及在直罗镇战役中要求打歼灭战，都值得后人很好地体味。

1935年5月下旬，为阻止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蒋介石调集兵力加强川西和大渡河沿岸的防守，同时派部队尾追中央红军，妄图凭借大渡河天险，使中央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5月25日，红军17名勇士在安顺场强渡大渡河成功，为红军北上开辟了一条通道。但此处高山耸立，水深流急，险滩密布，不便架设浮桥，部队只找到4条渡船。全军数万人马要在几天内全部由此渡河是不可能的，况且国民党追兵正向大渡河昼夜赶进。这样，如何使红军顺利渡河，即成为全局的关节点。26日，毛泽东赶到安顺场，在听取了部队的汇报后当即决定，红军主力火速抢占大渡河上游距安顺场160公里的泸定桥。据此，部队分左右两路夹河而上，29日抢占了泸定桥并攻克了泸定县城，至6月2日红军全部渡过大渡河，粉碎了蒋介石使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的迷梦。

1935年10月，红一方面军主力长征到达陕北时，国民党军正对陕甘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由徐海东、程子华率领的红十五军团接连取得了劳山、榆林桥战斗的胜利，为粉碎敌人的“围剿”创造了条件。11月3日，红十五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全军1万余人。然而，蒋介石不甘心失败，调集东北军5个师3万余人，企图乘红军长途跋涉、尚未得到休整和立足未稳之机，一举消灭红一方面军，彻底摧毁陕甘苏区。在此形势下，能否粉碎敌人的进攻，并将敌人打狠打痛，长红军和根据地人民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进而使红军能够在陕北立足，即成为全局的关节。为此，毛泽东亲自部署指挥直罗镇战役，准备歼灭敌人一至两个师。战斗打响前，毛泽东特别指示各部队负责人，一定要打歼灭战。战斗发起后，又一再嘱咐说：“要的是歼灭战！”在毛泽东的精心指挥下，红军在此次战役中共歼灭东北军1个师又1个团，其他敌人则四处逃窜。直罗镇战役彻底粉碎了敌人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为中共中央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历史雄辩地证明，毛泽东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是红军夺取长征胜利的重要保证。今天，我们重温毛泽东的军事指挥艺术，就是要学习和运用他指导战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研究解决信息化战争条件下我军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就是要充分认识人的主观能动性在信息化战争中的作用，牢固树立立足现有装备打赢未来战争的信心；就是要根据信息化战争的特点和规律，探索打赢信息化战争的谋略和战法。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把我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不断推向前进。

来源：《求是》2006年第2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