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实践中，毛泽东把矛盾学说和战争指导融为一体，创立了具有中国特点的军事辩证法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理论宝库。毛泽东在战争指导上涉及到矛盾斗争的诸多方面，以其特有的对矛盾规律的娴熟驾驭和独具匠心的运用，显示出他在军事指挥上的雄才大略和高超艺术。本文就以下几个方面谈谈自己的认识。

一、关于强与弱的思想

纵观我国革命战争的历史，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敌人的强大而又集中，我军的弱小而又分散。在敌我双方强弱势力悬殊的情况下，采取什么样的斗争方式才能更好地战胜敌人，始终是我们面临和必须解决的问题。毛泽东认为，敌对双方力量的强与弱是绝对性与相对性的统一，这种强弱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是可以转化的。这种转化需具备的条件是：第一，战争双方强弱的对比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内，作战双方总有一方强另一方弱的事实。但构成战争力量诸因素中往往都是有强有弱，强弱并存，强中有弱，弱中有强，总体上强，某些局部上弱，总体上弱，某些局部上强。第二，主观指导必须正确。毛泽东在指导弱小的人民军队在对抗强大的反动军队时，通过巧妙的指导艺术，力求抑制和削弱敌之强点，扩大和利用敌之弱点，并努力增加和扩大我之强点。第三，必须通过双方进攻与防御的作战活动。对我来讲就是集中优势兵力，利用打歼灭战的形式，有效而迅速地减杀敌之强的因素和破坏其优势。

除上述条件外，还需经过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这需要利用我军局部之强，打击敌人局部之弱，逐步削弱敌人之强。毛泽东指出：“战争过程中，只要我能运用正确的军事的和政治的策略，不犯原则的错误，竭尽最善的努力，敌之不利因素和我之有利因素均将随战争之延长而发展，必能继续改变着敌我强弱的原来程度，继续变化敌我的优劣形势。到了新的一定阶段时，就将发生强弱程度上和优劣形势上的大变化，而达到敌败我胜的结果。”这说明，战争中敌我双方强弱地位的转化，需要经过长期的主观努力，经历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渐进过程。

二、关于进攻与防御的思想

毛泽东指出：战争的过程“就是敌对的军队互相使用有利于己不利于敌的战略战术从事攻击或防御的一种特殊的社会活动形态”。进攻与防御是战争矛盾运动的基本形式。进攻，是一种为了歼灭敌人，采取主动攻击敌人的作战形式，要消灭敌人，就必须采用进攻手段；防御，是一种避免敌人杀伤，抗击敌人进攻的作战形式，要保存自己，就必须采用防御手段。毛泽东认为，战争的根本目的在于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在战争中，如果不采取进攻和防御手段，就无法实现保存自己和消灭敌人之目的。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运用唯物辩证法思想，具体分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斗争方式，提出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他所说的积极防御其实质就是一个“攻”字，“积极”二字本身就体现了攻势行动，即防御当中包含着进攻的辩证法，把进攻与防御放在战争的统一体中进行考察，使两种作战形式紧密结合，适时转换。由于敌强我弱，我军在战略上必然处于防御地位，但在战役战斗上必须实行有利条件下的进攻。通过战役战斗上的进攻实现战略防御的目的，在战略防御中实现敌我力量强弱的逐步转换，使我军由战略防御走向战略进攻，以求彻底赢得战争。

三、关于主动与被动的思想

主动和被动是自觉能动性在战争中的主要表现形式。战争中的主动地位指的是军队的行动自由权，而行动自由权是军队的命脉；被动指的是军队被客观形势所摆布，被迫处于不自由的状态。所以，毛泽东说“军队失掉了主动权，被逼处于被动地位，这个军队就不自由，就有被消灭或被打败的危险”。因而在战争中敌对双方斗争的焦点就是互争主动，力求摆脱被动。

主动权不仅有客观物质条件基础，也有主观指导的能力作为。毛泽东指出：“战争力量的优劣本身，固然是决定主动或被动的客观基础，但还不是主动或被动的现实事物，必待经过斗争，经过主观能力的竞争，方才出现事实上的主动或被动。”因此，在一定的物质条件基础上，主观指导正确与否，是夺取战争主动权的决定性因素。在长期战争实践中，毛泽东摸索出了主动与被动矛盾的转化规律，提出了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的一整套行之有效的作战原则，这就是当敌人以优势兵力向我进攻，主动权在敌人那边时，我们避开敌人锋芒，“人工地造成我们许多的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地位，去剥夺敌人的许多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地位，把他抛入劣势和被动”。这样使敌人在丧失局部的主动权中一块一块被我分割，一部分一部分被我消灭，从而使敌在丧失许多局部主动权和优势的积累下，最终丧失战争全局的优势和主动，而我军则在夺取许多局部优势和主动权的基础上，“就成了我们的战略优势和战略主动，敌人的战略劣势和战略被动”。这正是毛泽东能动指导战争由被动转化为主动的辩证过程。

四、关于打与走的思想

在长期复杂的革命战争中，毛泽东总结了一套“打”与“走”的经验，揭示了“打”与“走”的规律。为了调动敌人，保存军力，待机破敌，就必须学会“走”。“走”是以“打”为条件的，因而走是手段，打是目的，所以，“我们的一切战略战役方针都是建立在‘打’的一个基点上”。如在第二次反“围剿”中，面对敌军大兵压境，毛泽东采取诱敌深入，持重待机的方针，从赣江之畔一直打到闽北山区，“七百里驱十五日”，“横扫千军如卷席。”半个月走了700里，接连打了5个胜仗，消灭敌人3万多，粉碎了敌人的“围剿”。没有“走”就实现不了“横扫千军”的目的，打不破敌人的“围剿”。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就是“走”出来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在“走”中趋利避害，争取主动，求得“打得赢”之目的。

五、关于进与退的思想

进和退是和进攻与防御这一基本形式紧密关联的，是一对重要的军事辩证法范畴。如1929年春，毛泽东根据红军初期作战，只有充分利用农村的政治、经济和地理条件趋利避害，求得有效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战略方针，提出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作战方针。其中就包含着进与退的辩证关系。当“处在强敌的进攻面前，若不退让一步，则必危及军力的保存”；如敌退我不追，就是放敌以生路，纵虎贻患。因此，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只能以退克敌以进，求得我存；以追克敌以退，求得敌亡。这就要当我进时，须充分发挥进的长处，以加剧敌退的短处；当我退时，则须充分发挥退的长处，促使敌进之短处的暴露和发展。进与退，二者之间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如中央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就是由退转化为进的范例。

六、关于持久与速决的思想

战略内线持久的防御战，战役战斗的外线速决的进攻战，是毛泽东提出的两个同时并重的原则，不论国内战争还是民族战争，都是普遍使用的。如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曾依据敌我双方的客观实际，从分析中日双方相互矛盾的基本情况入手，抓住了四个特点：第一，敌强我弱；第二，敌小我大；第三，敌退步我进步；第四，敌寡助我多助。由此得出了令人折服的结论：“这些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双方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以上结论既驳斥了“亡国论”者，又驳斥了“速胜论”者，揭示了抗日战争的基本规律——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是中国的。

毛泽东指出：“只有战略的持久战才是争取最后胜利的唯一途径。”但在战略持久的防御阶段欲要赢得主动，必须促使持久与速决这对矛盾相互转化。这就要使“我之战略的持久战争，到战场作战就变成速决战了。敌之战略的速决战，经过许多战役和战斗的败仗，就不得不改为持久战。”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交待得非常具体，如可以“以几个师对他一个师，几万人对他一万人，几路对他一路”，对其“包围而攻击之，打他一个措手不及，迅速解决战斗”。通过这样战场速决的进攻战，不断消耗和歼灭敌人局部的有生力量，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改变敌我力量的对比和整个战争形势。

七、关于外线与内线的思想

毛泽东领导的人民军队曾长期处于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战争态势下，这样在战略形势上，敌人自然处于外线作战的有利地位，而我军处于内线作战的不利地位。要使我军变被动为主动，就必须认真研究外线与内线的关系，促使矛盾向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方面转化。如前所述，由于人民军队的数量和装备长期处于弱者的地位，并且众寡强弱悬殊较大，在这种情形下怎样改变我之内线作战的被动地位呢？那就是毛泽东讲的：“将敌军对我军的一个大‘围剿’，改为我军对敌军的许多个别的小围剿。”即将敌军战略上的分进合击和战略优势，改变为我军战役战斗上对敌军的分进合击和战役战斗上的优势，使战略上处于强者地位的敌人，在战役战斗上则陷入弱者的地位。同时，将自己战略上的弱者地位，改变为战役战斗上的强者地位，这就是“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围剿’中的围剿，封锁中的封锁，防御中的进攻，劣势中的优势，弱者中的强者，不利中的有利，被动中的主动”。在这里，毛泽东的军事辩证法思想体现得是何等强烈与鲜明。

八、关于全局与局部的思想

战争全局是由它的一切局部构成的，没有局部就没有全局。但全局决定局部、统帅局部，因为“战争的胜败的主要和首先的问题，是对于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得好或关照得不好。如果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有了重要的缺点或错误，那个战争是一定要失败的”。也就是说，全局的存在和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正因为全局如此重要，因而，毛泽东一再强调，了解战争的全局不仅是战争指导者的事，战役战术指挥员也应该有所了解，因为根据局部隶属于全局的原理，懂得了全局性的东西，就更会使用局部性的东西。所以，毛泽东历来要求战争的指导者和一切指挥员要有全局观念，自觉树立和服务全局的意识，使自己的言行符合战略全局的要求。

注释：略。

来源：《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