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支中国共产党缔造和领导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军队，从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建军以来，已经走过了70年的光辉历程。70年来，我军历经艰难曲折，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战胜国内外的强大敌人，成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和捍卫社会主义祖国的钢铁长城，归根到底，是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的结果，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胜利，也是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的伟大胜利。

江泽民同志精辟指出：“小平同志关于新时期军队建设的思想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与新时期我军建设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反映了新时期军队建设的基本规律，是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搞好军队建设和改革的根本依据和指导思想。”我们只有认真学习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弄清它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继承和发展的关系，掌握它的根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它在新时期的指导地位，才能在进一步推进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确保国家安全和捍卫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斗争中，夺取新的更大的胜利。

一、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渊源于毛泽东军事思想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使我们党痛切地认识到组织军队和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从1927年8月开始的短短两年多时间内，我们党领导了南昌起义、湘赣边秋收起义、黄麻起义、广州起义等100多次起义。在武装反对国内外强大敌人的斗争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成功地开辟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科学地总结了中国革命战争和我军建设的宝贵经验，批判地吸取了古今中外各种军事理论的合理内容，集中全党和全军的智慧，创立了毛泽东军事思想，把中国革命战争引向胜利。毛泽东军事思想以一系列独创性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学说，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科学体系。它包括人民军队、人民战争、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军事哲学（含历史唯物主义的战争观、军事认识论、军事辩证法等）等基本组成部分；建国后又增加了国防建设理论这个重要组成部分。

真理是过程。毛泽东军事思想便是一个有着旺盛生命力的、发展着的真理体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毛泽东军事思想推向新境界、使之达到新高度的杰出代表，就是邓小平。邓小平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我们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是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在革命战争年代和建国后的前17年，邓小平作为杰出的军事家和我军的重要领导人，参与了创立、拓展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理论和实践活动，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70年代中期、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作为我们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和我军最高统帅，集中全党和全军的智慧，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立场、观点和方法，客观地分析了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特别是时代主题的变化，实事求是地总结了我国国防建设、军队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根据现代战争的新要求和我军的实际状况，精辟地论述了我军建设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并逐步形成和创立了一整套内容极其丰富的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军事思想。

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有一整套崭新的内容，但它并没有离开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发展轨道，而是坚持和继承了毛泽东军事思想中最根本的东西。邓小平反复强调，在新时期必须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我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必须发扬我军光荣传统，永远保持我军政治本色；要严格训练部队，努力提高部队军政素质；要正确处理我军建设中政治工作与军事工作、官与兵、军与民的关系，等等。他多次指出，我赞成毛主席制定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思想，只是历史条件不同，人民战争的手段、打法和表现形式将会有不同。他还全面继承了毛泽东独立自主、加强国防现代化建设，在任何时候国家安全都不能受制于人的思想。在指导军队建设的哲学基础，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历史唯物主义的战争观和科学的军事认识论方法论方面，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同毛泽东军事思想更是一脉相承，一脉相通。所以，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绝不是一种无根无源、悄然自生的思想体系，而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与新时期我军建设实际相结合的实物，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在我国新时期的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是它的母体，是它的主要理论来源。它直接渊源于毛泽东军事思想。

二、对时代主题转变的敏锐把握，是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的生长点和崭新起点

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渊源于毛泽东军事思想，只是二者关系的一个方面；更重要、更有现实意义的方面是，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性地发展了毛泽东军事思想，把毛泽东军事思想推向了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

所谓“新的历史条件”，主要指时代条件、时代特征。这从世界范围来看，就是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主题，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从本国范围来看，就是我国已进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毛泽东军事思想虽然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科学体系，但它主要是在以战争与革命为主题的时代，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为了完成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和建立新中国的历史任务，所长期进行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建国后毛泽东军事思想虽又有了许多重大发展，特别是增加了国防建设理论这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及至毛泽东辞世，他并未意识到历史已步入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并未提出军队建设指导思想要实行战略性转变，要转入和平时期建设轨道上来的问题。提出这个问题，指导我们党作出这个重大决策，并系统地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军建设如何以现代化为中心，正确处理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三者关系，如何加强质量建设，走有中国特色精兵之路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从而创立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的，正是邓小平。

毫无疑问，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基本原理在今天依然是完全适用的，依然是我军建设的指导思想。但60-70年代以来，世界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世界范围内科学技术有了新的巨大突破和革命性发展，科学技术和经济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愈来愈重要；二战后形成的世界政治的两极格局逐渐松动，多极化趋势开始荫生，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地位在各自的营垒内和世界范围内都受到了削弱和挑战；美苏两家虽有打世界大战的资格，但他们所竭力进行的全球战略部署都受到了挫折，都没有完成，加上他们都拥有毁灭对方的核力量，所以谁也不敢先动手；世界人民，首先是第三世界的人民，也包括第二世界的人民和美苏两国的人民，都反对战争，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邓小平客观地估量了世界形势发生的这些重大变化，明确指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我们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7页）在邓小平宽阔深邃的全球性战略视野内，除了和平这个大问题，还有发展这个大问题。他认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在他看来，和平与发展既是当今世界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又都仍然没有得到解决；这两个问题有关联，但相比之下，发展问题是更重要、更核心的问题。中国处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尤其需要很好解决发展问题；发展主要是经济、科技的发展，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包括军事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我认为，邓小平的全部理论，包括他的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都是构筑在这个时代国际国内的大背景下的，都是以此为客观的、逻辑的前提的。

从这个客观的、逻辑的前提出发，邓小平不仅指导我们党作出了把全党全国工作中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轨道上来的重大决策，他还指导我们党作出了新时期国防建设、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的重大决策。在他的带领下，军队由随时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准备状态，真正转入和平时期建设的轨道上来了。邓小平指出，一定要抓紧利用当前和平时期这个良机，先把经济搞上去；同时，不失时机地、认真地搞好以现代化为中心的国防和军队的长期性根本性建设，为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坚强有力的安全保证。

从这个客观的、逻辑的前提出发，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就要重新规划，从长计议，并且相应地就要有一系列新认识、新要求。过去由于受世界大战迫在眉睫的思想的影响，我们的国防建设、军队建设一直处于应急状态，实际上并不利于我们国防和军队的长远建设。例如，过去由于受“精神万能”、愈“左”愈革命的思想的影响，我们不承认我们军队打现代化战争的能力不够，部队的军事素质比较差。邓小平实事求是地指出，要承认这些现实。他还指明，现代战争的客观需要同我军现代化水平比较低的矛盾是我军建设的主要矛盾；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要解决现代化问题，要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军队要始终不渝地坚持自己是党的军队、国家的军队、人民的军队的性质；在不打仗的条件下，部队军事素质的提高就得靠训练，要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军队领导干部要努力掌握现代科技文化知识，不断提高组织指挥现代战争条件下诸军兵种协同作战的能力；要从严治军，以法治军，努力提高部队管理水平；要坚持科技强军战略，坚持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技术领域占有一席之地；要区分轻重缓急，有计划地改善军队的武器装备，既要有近期要求，又要有长远目标；要改革军队的装备管理，改革军工体制……邓小平的这些指示和思想，充满时代气息，完全符合和平时期我国和我军的实际。贯彻邓小平的这些指示，有力地促进了我们国防和军队的长远建设、根本建设。

马克思曾深刻指出：“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新版第1卷第146页）由于邓小平敏锐地把握住了时代发展的脉搏和契机，把握住了时代条件的发展变化和时代主题的转变，由于他把敢于开拓马列主义军事理论、毛泽东军事思想新境界的革命胆略、理论勇气同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科学态度结合起来，这样他便正确地认识和分析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所面临的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并在解决这些新问题、新矛盾的过程中，创立了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

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军事哲学思想，是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的基石、主脉和精髓，也是邓小平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根本思想方法

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十分丰富和深刻，但其基石和贯穿于其中的主脉则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文化大革命”后期邓小平第二次复出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他为恢复和重新确立毛泽东所倡导的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他反复强调，只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我们党的事业才能顺利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才能顺利发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正是由于邓小平创造性地运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哲学，观察、分析和研究我国国防建设、军队建设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所以，他才指导我们党顺利和成功地解决了这些问题。我军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这个重大决策，是根据时代主题的转变和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实事求是地作出的；新时期军队建设要服从整个国家建设大局这个总要求，是根据局部与全局的关系、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实事求是地提出的；我军建设必须以现代化为中心，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等方针，是从我军现代化水平不高，打现代化战争的能力不够的实际情况出发实事求是地制定的；继承和发扬我军优良传统，军队改革既要大胆，又要细心谨慎等方针，是从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情、军情出发实事求是地规定的……这些都表明，在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中，所贯穿着的根本精神便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邓小平同伟大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一样，是杰出的辩证法的大师。他对辩证法的运用得心应手，娴熟自如，炉火纯青。透过他对国际战略格局、时代主题转变的科学分析，对军队建设与整个国家建设大局之间相互关系的精辟论述，对我军建设主要矛盾的准确揭示，对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三方面关系的正确处理，对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二者之关系、继承和发扬我军优良传统二者之关系的全面阐释，对努力办好军队院校、培养适应现代战争需要的各类军官和专业人才的高度重视，对认清军队改革必要性和特殊性两个方面的充分强调，等等，我们都可发现在他的深邃智慧中闪烁着辩证法思想的灿烂光辉。特别是他对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三方面关系的辩证阐述和正确处理，构成了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的鲜明特色。一是自觉运用辩证法普遍联系的观点，阐明了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是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二是自觉运用辩证法抓主要矛盾的观点，揭示了我军建设必须以现代化为中心；三是自觉运用辩证法发展的观点，强调了改革是加速我军革命化、现代化和正规化建设的必由之路；四是自觉运用辩证法两点论的观点，指出了军队改革要注意防止“左”、右两个方面的干扰。邓小平熟练运用辩证法解决军队建设问题而为我们垂范的思维方式和思维方法，尤其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研究和领会。

四、捍卫国家的主权和安全，维护中国人民的利益，是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的最高原则，也是邓小平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根本立场

邓小平和毛泽东一样，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伟大的共产主义者。青少年时代，他们都目睹祖国备受帝国主义宰割和欺凌、人民群众备受三座大山压迫和剥削而困苦不堪之惨状。为了探寻救国拯民的真理，他从一个赤忱的爱国主义者走上了共产主义道路。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人民利益和国家利益至上的思想，在他那里是最基本的和根深蒂固的东西。党的十二大上，邓小平代表全党庄严宣告：“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页）直到晚年，邓小平还动情地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大型文献纪录片《邓小平》片头语）当他听到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决定制裁中国的消息时，马上就联想到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历史，他愤怒地说：“我是一个中国人，懂得外国侵略中国的历史。”（《邓小平文选》3卷第357页）这种强烈的中国人的意识、强烈的维护中国利益和中国人民利益的意识，是潜藏在邓小平思想最深处的东西，也是我们学习、理解、领会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的一把钥匙。

可以说，邓小平一生的理论和实践活动，包括新时期他的军事理论和军事实践活动，都是从维护中国利益和中国人民的利益出发的。邓小平指出，我们“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强调“国家的主权和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同上，第330、347页）。在坚决捍卫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坚决维护自己国家利益上，邓小平与毛泽东是完全一致的。最突出的是，他们在中国必须建立独立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包括战略核武器方面的观点和立场，是完全一致的。毛泽东在50-60年代，邓小平在80年代前后，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坚决顶住来自国外的压力，坚决克服国内经济等方面的困难，坚持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包括战略核武器。毛泽东在谈为什么要搞原子弹时说：“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论十大关系》）邓小平说：“过去也好，今天也好，将来也好，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9页）

邓小平与毛泽东在上述问题上观点和立场的一致还表现在，他们都深切认识到：你对原子弹“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经济建设”（《论十大关系》）。邓小平把这个思想贯彻得更坚决、更彻底，在具体做法上更有创新性。早在1975年初，邓小平就针对当时“军队臃肿不堪”等现状，提出“军队要整顿”，“军队的总人数要减少”（《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页）。《军队要整顿》是《邓小平文选》第2卷的压卷之作，“精简整编”、“消肿”是新时期军队改革和建设的破题之笔。1985年，在邓小平的主持下，中央更是果敢地决定裁减军队员额100万。这样做，丝毫没有影响我们国家的安全，而是进一步贯彻了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有利于我国经济和教育科学文化的发展；同时，也进一步促进了军队的改革和建设，促进了我军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走科技强军之路。裁减军队员额100万，还使我们有可能把有限的军费更好地花在“刀刃”上；我们在科技强军，独立自主发展国防尖端科技方面的决心更坚定了，步伐迈得更大了。这些，都有利于进一步增强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进一步增强我们的国防实力。

五、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下，坚持用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武装全军，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

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和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应当同学习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党中央、中央军委领导集体有关新时期军队建设的论述结合起来。在这跨世纪的年代，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中央军委继往开来，深刻论述了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对我军建设的指导地位和指导作用，并依据这个思想，为推进我军革命化、现代化和正规化建设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特别是，提出了“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的总要求；发出了“军队要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方面起带头作用，走在全社会的前列”的重要号召；制定了我军新时期的军事战略方针；作出了“两个根本性转变”的战略决策（即在军事斗争准备上，由打赢一般条件下局部战争向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转变；在军队建设上，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有力地全面地推动了我军的质量建设，使我军建设跃上了新台阶。我们一定要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中央军委的统率下努力搞好以现代化为中心的我军全面建设和改革，在改革中不断迈出新的步伐。

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以来的70年，是中国和世界天翻地覆的70年。在毛泽东军事思想和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的指引下，我军已发展成为一支强大的、举世无双的、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新型的人民军队，现在正肩负着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有力的安全保证的历史重任。我们一定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周围，坚持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武装头脑，不断提高“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的坚定性，积极支持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的各项改革，大力加强军队的政治思想建设，继承和发扬我军光荣传统，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只要我们这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坚定不移地贯彻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并同全国人民一道，沿着邓小平指引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奋勇前进，我们这个东方大国和古老民族就一定会大有希望。

（卢冀宁，国防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教授）

来源：《求是》1997年第17期